[摘要] 保持精神上的主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内在要求，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就是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为赢得和保持精神主动而作出的整体谋划、理论创新和行动指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提供了基本前提，我们应从这两个基本前提中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思想前提和组织前提始终起着根本的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来之不易，其成就与经验是进一步推进伟大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进一步保持精神上主动的基础和动力。新时代保持精神上的主动，就是全党要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将党锻造成精神上始终保持主动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全党都要做到坚定信仰、理论自觉、敢于斗争。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指向；精神主动；意识形态；自我革命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人类活动，人类实践从来都离不开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即保持精神上的主动。具体到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保持精神上的主动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复杂的实践过程。保持精神上的主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动伟大实践的重要前提，没有精神上的主动，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就没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开创。保持精神上的主动就是始终能够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始终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始终能够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1]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就是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为赢得和保持精神主动而作出的整体谋划、理论创新和行动指引。

一、科学把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的两个基本前提

近代中国受尽列强欺侮，中国人民在物质上受掠夺，在肉体上受摧残，在精神上受折磨。在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下，中国人民在精神上陷入被动局面，苦于找不到走出黑暗的道路。改变这一被动局面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习近平深刻指出：“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2]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发生了历史性转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此踏上了走向光明的伟大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3]1514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提供了基本前提，前者是思想前提，后者是组织前提。

为什么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了5篇批驳美国政客和美国政府错误言论的评论文章，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3]1516在这里，毛泽东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后的精神启蒙意义。第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苦苦寻觅各种救亡图存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使这种寻觅有了结果，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有了依靠和支柱，精神上的被动局面开始改变。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与面貌，中国文化开启了复兴的伟大进程，这种文化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居于主动地位，因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3]1516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战士对历史的认知就在“艾奇逊之流”之上。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普通战士接受的是革命实践教育，革命实践教育是根本性教育、唯物史观教育。而“艾奇逊之流”接受的是唯心主义文化教育，他们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知不可能跳出唯心历史观的窠臼。正如列宁所说：“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4]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使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提供了思想前提，有了这个思想前提，中国人民就有了团结和前进的旗帜。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5]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主义对一个先进组织的重要性。中国人民要实现翻身解放，既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又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二者缺一不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传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它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决定于能否产生一个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如毛泽东所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3]1357

今天，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的两个基本前提，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我们还应从这两个基本前提中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思想前提和组织前提始终起着根本的保障作用。如果思想前提和组织前提出了问题，我们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就可能陷入被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遭受挫折，这也是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原因所在。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不断强化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党和人民在精神上的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为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推动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扭转一些领域在精神上的被动局面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这是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转变，是总体意义上的转变。我们不能将这种转变看成一劳永逸的转变，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出现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的问题，有的时候、某些个体、一些领域还可能出现精神上被动的问题和局面，这样的问题和局面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和扭转，将会给整个事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新时代伊始，我们党就面临精神领域、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6]5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存在使党内党外都产生了精神懈怠、思想滑坡、信仰动摇的状况，形成了以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的错误思潮，意识形态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被动，这个被动就是精神上的被动。为扭转精神上的被动、增强精神上的主动，“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6]10有了这个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更加自信、在精神上更加主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个转变来之不易，其成就与经验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伟大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进一步保持精神上主动的基础和动力。

通过唯物辩证分析，准确把握文化矛盾。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结合实际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在文化领域同样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需要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进行唯物辩证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重点辩证把握三对文化矛盾。一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文化实践要求与少数党员干部落后的精神状态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得出的结论。”^[7]123-124这一结论是对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史的经验总结，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丧失了文化先进性，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政权丧失。习近平尖锐指出了一些党员干部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方面存在的各种精神问题，比如知行不一、粉饰太平、唯我独尊、得过且过、官气十足、独断专行、拒绝批评帮助等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党内落后的精神文化，严重割裂先锋队与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严重影响党的先进性的发挥。为克服这一文化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多次主题教育，党内文化生态明显改善，党的先进性特别是精神文化先进性得到广泛发挥，落后文化在党内不断失去市场，后进与先进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二是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以后，这个矛盾就一直存在着。面对这一文化矛盾，长期以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倾向，一种是用社会主义文化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文化，这两种态度都将复杂的文化问题简单化了。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的具体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个“结合”的方法大大扩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广度，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保持精神上主动的前提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三是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超越，两者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侵蚀破坏，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此前提下，习近平强调我们仍要借鉴吸收人类在不同时期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正确处理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关系。

通过战略整体谋划，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建设涉及面广，系统性、整体性特征显著，需要从战略上整体谋划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成败的高度，整体谋划、全面推进意识形态建设，解决了多年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难题，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第一，注重顶层设计。在新时代开局之时，就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党治国理政总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和顶层制度设计，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性成就。第二，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性，整体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乃至整个文化建设。在这一建设实践中，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防止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为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筑牢学科基础；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反对调侃崇高、颠覆历史、丑化英雄、以丑为美、低级趣味等不良创作倾向；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方向，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又强调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着力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使网络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没有这些全面而具体的实践推进，就没有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通过战术精准发力，有效遏制错误思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上一直有各种错误思潮不断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些受错误思潮影响严重的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精神上的被动，有的人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进入新时代，我们在过去总体批判的基础上，明确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公民社会”、西方新闻观及质疑改革开放等错误思潮，在战术上更加精准，真正遏制住了错误思潮严重泛滥的势头，在对待错误思潮问题上的某些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增强了我们在精神上的主动。错误思潮是“颜色革命”的工具，它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改变我国的政治颜色。因此，批判错误思潮是防范“颜色革命”的重要方面，如果错误思潮泛滥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我们在精神领域就会出现被动局面，文化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都会面临重大风险挑战。正如习近平所说：“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8]习近平多次对西方“宪政民主”思潮进行深入批判，指出其政治本质和现实危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保障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益，“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9]在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之下，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逐步降低，这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取得的重要成就。战略上整体谋划与战术上精准发力相结合是这场斗争最宝贵的经验。

三、用不断地自我革命锻造在精神上始终保持主动的核心力量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0]毛泽东首先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因为正义，所以是不可战胜的，而不可战胜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这样的历史自信和政治自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的主动和自豪。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7]101这一重要论述强调的仍然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主动和行动上的自觉在新征程、新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和演进深刻发展，世界百年变局引发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如果我们没有精神上的主动，就会在变局中迷失方向、偏离轨道。新时代保持精神上的主动，就是全党要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将党锻造成精神上始终保持主动的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全党都要做到坚定信仰、理论自觉、敢于斗争。

坚定信仰,占据精神主动的“制高点”。信仰问题是当代党的建设实践中的大问题，突出体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失去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只在乎一己私利。这样的共产党员不会自觉为伟大事业而奋斗。因此，加强共产主义信仰培育是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精神上主动的重要环节和根本任务。在信仰培育问题上，习近平首先强调要处理好远和近的关系，即要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既要胸怀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做好当下每一项实际工作。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社会理想、社会运动、社会制度的统一体，与空想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接续奋斗。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就是胸怀理想与脚踏实地相统一的过程，割裂两者的统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和有害的。有一位苏联学者曾经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观点：“社会存在从来都决定而且还将决定社会意识。因为，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不可能不依赖于在社会和所有一切社会关系中发生的那些过程。没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极深刻的改造，没有与此相关的社会关系而首先是经济关系的变化，就不可能形成新的社会意识。因此，一方面，我们党经常注意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另一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把创造保证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物质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主要任务”，^[11]555说明了胸怀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做好当下任务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次，要确立信仰是否坚定的衡量标准。习近平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12]在这里，习近平为我们确立了信仰是否坚定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将党的宗旨与工作态度、人生观与价值观、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立起了共产党人检视自身的“正衣镜”。最后，要充分估计共产主义信仰实践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习近平强调，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没有过时，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总趋势。但是共产主义信仰实现的具体实践复杂而艰巨，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还要长期合作与斗争，在合作过程中，还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在这一实践进程中，有的人就会因合作而忘记斗争，甚至忘掉初心使命。第二，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还存在抛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这些错误主张既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这些错误主张的斗争是坚定信仰、占据精神“制高点”的重要方面。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性也会成为某些人放弃信仰的“理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进步，曲折发展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探索性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不断阻碍干扰，必然使社会主义实践有时会产生失误、遭遇挫折，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必然要经历的磨砺。所以，因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甚至局部失败而丧失信心、放弃信仰是错误的，共产党人要同各种失败主义情绪作坚决的斗争。

理论自觉，找准精神主动的“定盘星”。理论自觉是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没有理论上的自觉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我革命，就不可能克服行动上的盲目性，就不可能实现和保持精神上的主动。做到理论自觉，首先要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武装头脑。客观地说，这种自觉性在我们的一些共产党人身上是缺乏的。缺乏科学理论武装的自觉，就会出现实践和行动上的盲目，就会将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就会将“全盘西化”视为灵丹妙药。丧失理论自觉必然导致群众基础的瓦解和精神上的被动，苏联解体的悲剧就是一部反面教材，“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还很强大和享有权威的时候，苏共也相应地成为具有权威的党，因为只有苏共才是这一思想理论的保卫者和诠释者。随着这一思想体系逐渐丧失它的权威，苏共也随之失去了威望。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了，这使表面看似强大的苏共陷入了困境”。^[13]其次，要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因此，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内在本质和实践要求，“理论为实践照亮道路，同时又被实践所滋养和丰富，对我们来说，这已是起码的真理。理论如果不同实践相联系，就会虚弱无力并变成教条。同实践相联系，就是深刻研究并创造性地概括活生生的现实的过程和事实，通过制定旨在完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提高人们实践活动的效率的有科学根据的政策、理论原理、建议、方案，来影响现实的发展。”^[11]709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要坚决反对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论。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深刻指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证实和新胜利。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又有一种说法，好像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东方国家，不适用于西方国家。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他们的仆从们的奇谈怪论。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不论在经济先进的国家，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每一次历史事变和每一次革命的经验，恰恰是反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各国人民群众的斗争和革命，都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但是，不管各国革命有多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一切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共同的历史轨道，正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不能离开自己的轨道一样。”^[14]

敢于斗争，击退精神主动的“拦路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可以说，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敢于斗争是精神上主动的重要表现，也是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列宁深刻指出了革命斗争的实践必然性，“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15]从斗争内容看，敢于斗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敢于同自己作斗争，即“革自己的命”。每个人都是不断成长的过程，不断与自己的不足、缺点作斗争，才能真正实现自我革命。青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过，“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16]马克思确实做到了对自己结论的无情批判，有了这个无情批判，才有无情批判当时一切反动当权者的武器和力量。第二，敢于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不仅有从旧到新、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而且有形形色色的倒退运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最擅长策动倒退运动，共产党人应当积极同这个倒退运动进行斗争，“科学上的意见争论是人的认识的规律性，它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任务不是在于设法使争论中止，而是不许在意见争论的幌子下偷运敌视科学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11]24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是敢于斗争的典范，他们总是坚决地同各种错误思潮、反动学说进行斗争。列宁在与高尔基的通信中曾经非常气愤地写道：“一个党员一旦认识到某种学说是极端错误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说。如果我不是绝对相信（我愈是阅读巴札罗夫、波格丹诺夫之流的著作，就愈相信）他们的著作从头至尾，从叶至根（直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完全是荒谬、有害、庸俗、说教的作品，我也不会来争论的。普列汉诺夫反对他们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懒于具体地、细致地、简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来吓唬这些人。我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17]第三，敢于同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腐败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巨大，在精神上、文化上造成的被动也是十分显著的。所以，反腐败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文化账。开展有力有效的反腐败斗争，可以为党和国家赢得精神主动、历史主动，“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18]思想上的不断进步、不断提升、不断革新是最根本的自我革命，腐败往往源自思想精神上的滑坡、塌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是我们在精神上赢得和保持主动的重要环节、重要方面。

把握好精神生活的规律绝非易事，这是因为，精神生活发展的规律性要比物质生产的规律性更加复杂。精神生活发展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在实现这个转变之后，中国人民就没有失去精神上的主动，有了这个主动，才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才有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进步。因此，我们要把握好实现精神主动的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更加有力地促进人类一切进步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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