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时之所以引起学界的困惑，在于它是一个跨学科概念，研究者所属的学科与所遵循的范式的差异是其作为学术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争论的实质原因。社会科学中，“全球南方”一词最初是作为一般隐喻，后被左翼理论家广泛使用，再后进入国际关系学科成为国际关系概念。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使用这一概念的研究可划分为两种理想型路径。第一种路径遵循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规则，遵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全球南方”在此路径下主要作为描述性概念。第二种路径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处于边缘地位，其理论基础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新马克思主义等左翼国际关系理论，不严格遵循主流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假定，“全球南方”在此路径下主要作为规范性概念。两种路径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学科差异奠定了二者对事实的选择和理解不同，范式之间难以融合，却在扩展中触及对方的领域并产生碰撞。“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的争论，也是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领域，抑或必须严格遵循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规则这一辩论的缩影。

【关键词】 全球南方；学术概念；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左翼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在现实与学术研究中都是一个充满争论的概念。这一名词在作为学术概念时为何存在诸多争论？争论的背后实质为何？其实，“全球南方”之所以引起较多困惑，更多是基于对这一特定名词的困惑。该名词自 20 世纪70 年代正式出现以来，很长时间之内鲜被美西方政界和主流学界提及。但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对该名词的讨论前所未有地激烈。目前，对“全球南方”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性界定，鉴于人们对经验现象的观察与研析总是与其经历的历史条件、面临的现实环境以及特殊的知识背景联系在一起，对“全球南方”的理解较为多元。

“全球南方”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相互交叉，但不完全相同。曾维燊敏锐地指出，尽管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使用这一术语，但研究者大多将它视为一种“已知的”或“给定的”概念，没有对其内涵加以审视，并进而出现三种误读：一是与其他概念混淆，二是对概念泛化并将各种无关的材料填充进研究，三是以为它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或概念。概念是使用者“观念的集合”，概念的建构来自思维想象（观念）上的共识。面对共识的缺乏，就需要进行概念史研究。国内一些学者系统梳理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源流。不过，虽然现有关于“全球南方”概念的研究已经十分细致，但对于“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使用时为何存在难以清晰言说的争论这一现象的解释仍存在补充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更加侧重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国将“全球南方”作为现实政治中的政策话语的争论（即各国的“全球南方”观）及其背后根源，二是“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等相似概念的渊源和区分。对于“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使用时存在的争论，则讨论有限。

本文的主要意图和基本观点是：探究“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的争论，需要将这一概念置于国际问题研究这一大领域中，研究者所属的学科与所遵循的范式的差异之中分析。换言之，本文描述和解释的主题，不是现实政治中不同行为体如何认识“全球南方”，而是不同类型的研究者如何研究“全球南方”。本文认为，“全球南方”最早作为一种一般隐喻，后来逐渐表现为一种左翼术语，再后来表现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但新的表现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表现的消失。基于此，“全球南方”的学术研究可划分成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带有左翼色彩和批判性色彩的研究路径，并不遵循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假定；另一种，是后来出现的在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畴内的研究路径，这一路径遵循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假定，研究中往往将“全球南方”还原为具体实体，“全球南方”一词更多作为一个标签出现。“全球南方”一词在两种研究路径中不同的意义，其实是国际问题研究应该作为一个宽泛的多学科领域，还是需要遵循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规则这一持久的辩论的缩影。概念是理论的基石，对概念的历史发现十分重要。下文将首先介绍“全球南方”一词在演进历史中形成的三种表现。

一、“全球南方”的概念演进：三种表现

广义上，所有对于世界上非发达地区和国家进行的研究，都是“全球南方”研究。“全球南方”是一个源于社会科学的名词，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含义不尽相同，彼此共存且竞争。“在时间序列上，描述性概念形成于事实之后，规范性概念则形成于事实之前。”因而，一些在古典语义中中性或褒义的概念可能逐渐被污名化，还有一些语词在历史变迁中反而被美名化，概念的发展、转变以及词性的变化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意义结构不可分割。“全球南方”一词的演进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最早表现为一般隐喻，之后表现为左翼术语，当前正在表现为国际关系概念，每一种新表现的出现不意味着旧表现的消失。

（一）作为一般隐喻的“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起初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隐喻。“全球南方”被用来隐喻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即某些属性在一组社会单元之间的不均衡分布。“南方—北方”的隐喻凸显的是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基于同质性的差异与矛盾，而将其内部的差异及其合作性隐藏起来。在使用“南方”这一隐喻时，凸显类别的不平等。如果说“发达—不发达”是一个存在着两端的连续区间，有变化和流动的可能性，但“南方”“北方”则边界牢固，不可更改。

用“南方”来指代那些处于等级制低位的对象，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南方的问题》一文中意大利南部被北部资本家殖民的观点。从此，“南方”开始指代结构中处于弱势和低地位的事物。目前认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一词是美国左翼活动家卡尔·普雷斯顿·奥格尔斯比（Carl Preston Oglesby）于 1969 年提出的。起初，对“南北差异”的探讨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它与殖民主义的关联在发展经济上得到重视。学者们使用“北方”指代那些经济发达、稳定、技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南方”指代那些较为落后贫穷、动荡的传统农业国家。“南方”“北方”的学术隐喻影响了一大批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批判的学者，如“中心—外围”话语就受此影响。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学者大多继承了这种学术传统，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中心国家以牺牲边缘国家为代价进行资本积累。“全球南方”这一词汇在英文期刊中最早出现是在 1975 年，20 世纪 90 年代后快速增多，21世纪以来该词的使用率更是不断增加。不过，“南方”成为一种被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提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出现。学术机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给出了南北分界线的描绘。报告根据“发展”程度，以北纬 30°为界划出“勃兰特线”（The Brandt Line）。至此，“南方”及其衍生词“全球南方”，作为一般隐喻开始流行。

不过，涉及国际关系的抽象层面时，几乎不存在“完美”捕捉国际关系行为体身份、规范、实践或行为本质的隐喻意象，但通过隐喻意象对国际关系进行概念化，是行为体自身用来构建国际关系主体间现实意义的重要步骤。“全球南方”这一隐喻在积极意义之外，也存在消极方面，其一就是起到了固定类别不平等的作用，加剧和固化既有等级结构。其二，“全球南方”同样存在着同“外围”“第三世界”等概念类似的反向隐喻作用，即同质化客观存在的真实差异，反而有利于突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进程这一潜在风险。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可以产生一种替代欧洲“主权主体”及其“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替代地理主义”，但后者其实维持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历史，会导致人们无法真正理解“全球南方的国家主题”，使“全球南方”成为一种主观性概念。尽管如此，在国际结构发生根本变革之前，“全球南方”仍是生命力旺盛的学术和政治隐喻。

（二）作为左翼术语的“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作为一般隐喻使用了其最低限度的含义，即只是用来隐喻不发达社会。左翼学者对这一名词表现出了最为突出的偏好，导致这一名词在学术研究中逐渐延伸出一种带有左翼规范的意涵：其一，加入了“被剥削、被边缘化”的特征锚定；其二，强调“全球南方”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历史产物，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是不可回避的背景；其三，强调“全球南方”面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强调全球“新自由主义”扩张的恶果；其四，强调“全球南方”与代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北方”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强调对等级制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反抗。

左翼（有时亦称为左派）是一个表达政治立场的宽泛术语，左翼学者指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并在理论渊源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者（也包括那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中左翼甚至自由左翼学者）。在“全球南方”研究领域的左翼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阿明批判“第三世界”一词，认为“全球南方”一词更科学，他称得上“全球南方”概念的扛旗人。他强调世界史中的西方叙事霸权是帝国主义对“全球南方”的压迫，并提出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全球南方”对现代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反抗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阿明认为，将全球南方国家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体系阻碍了它们优先考虑独立发展的能力，不应去适应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反而应该强迫“全球北方”纳入“南方”制定的发展议程。

总的来说，作为左翼术语的“全球南方”是一种结合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术语，它将不平等的地缘政治标志和全球化时代的特征相结合，这种结合浓缩起来可以称之为历史性，即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资本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世界历史是人类在资本空间扩张推动下摆脱孤立与分散状态，被世界市场的力量支配的过程。基于这种认知前提，“全球南方”的意涵在于冷战结束后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替代。左翼学者大多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强调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与殖民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历史被视为一种帝国对“全球秩序”塑造的历史，而对秩序的反叛同样也是一场全球性运动。不过，全球化降低了发展中国家之前那种被“隔离”的感觉，促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相互联系，反全球化又正是这种全球连通性的结果。全球联通造成了双重效应，“全球南方”概念、意识和身份的兴起亦是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全球联通的结果。

作为左翼术语的“全球南方”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存在着以下明确的研究指向：

一是强调“历史—结构”分析，认为世界秩序的基础是世界性生产体系，这种体系具有时代性的结构特征。“全球北方”相对于“全球南方”不平等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北方”主导力量控制国际贸易和协议的模式规范，也在于他们有能力借由规定的条款，将技术、外国援助和私人资本转移到“全球南方”。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就是基于等级制的分工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等级制。在全球层面上，工业化不平衡发展的地缘政治后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后来发展上的地理不平衡才逐渐得到缓解。

二是强调反依附，认为“全球南方”普遍面临依附性发展问题的现实急需打破。自 19 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就被视为国家层面已完成的劳动分工的重要延伸。随着全球生产分工的深入，产业链因素全面融入国家权力内涵并影响各方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控制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更多的价值从劳动密集型经济体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经济体，二者成为许多斗争的焦点。一是各国经济变得更加专业化而非多样化，二是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国家在贸易中相对收益少。左翼研究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生产薯片（potatochips）与生产芯片（micro-chips）没什么不同”，忽视了生产活动对经济增长前景的动态影响。但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全球南方”是垄断资本实现“空间修复”的重点区域，随着西方大国从工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主导，其政策也更具破坏性。

三是强调反“新自由主义”，认为 “全球南方”面临“新自由主义”下“去国家化”和“去工业化”的现实。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面临巨大债务负担的“全球南方”国家迫于从进口替代向出口促进转型的压力，不断地增加初级商品出口或推行经济自由化，允许跨国企业在其境内设立全球商品生产链，配合“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和国家权力限制的要求，管控却极为薄弱。“新自由主义”并非纯粹的经济政策，更是旨在恢复资产阶级权力的政治手段，使两极分化和经济不平等成为了一种全球趋势。“新自由主义”构建了一种关于“自由市场”的幻想叙事，预设了所有进步都是所谓“自由市场”的结果，危机则归咎于国家的失败。这种幻想将国家界定为“违法者”并施以惩罚。然而，国家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只是更多服务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新自由主义”的负面效应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出现的城市人口贫困和失业具备一定的解释力。去工业化指一国制造业的就业或产出份额下降的现象，制造业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被视为众多南方国家难以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贸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易导致多元化水平降低和过早的专业化，而“全球北方”正好反对所谓“资源国”的工业化。近年来，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实行产业政策已成为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获利的途径。不过，尽管在供应链的关键环节，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利用自身资源禀赋获得一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但这种地位提升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是外生的。

综上，在左翼学者看来，国际关系中的剥削可以与国内剥削类比。资本主义剥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单一资本家和单一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权力关系是阶级之间剥削关系的结果，因而马克思并没有在人际关系中而是在社会阶层中研究资本主义的强制性权力。在资本主义中，尽管工人没有义务用他的劳动力来交换特定的某个资本家的工资，但却有义务以劳动力来交换资本家阶级支付的工资。基于这种理论假定，作为左翼术语的“全球南方”超越了国家间关系与地缘政治，成为了一种政治意识，一种颠覆的、参与式的实践，试图重组全球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全球南方”是理解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分析工具。不过，作为左翼术语的“全球南方”虽然蕴含空间想象，但这一词汇的涵盖边界不明，对其的解释仍待研究。

（三）作为国际关系概念的“全球南方”

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普遍而持久的不平等是“全球南方”进入国际政治现实和研究的根本基础和底层逻辑。英文文献中，受到关注较高的是发表于 2021 年的文章《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全球南方”：概念审视》。此外，有研究指出了“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在国际政治中造成的困扰，认为“全球南方”虽有助于捕捉身份认同，但其常常被“工具化”以推进特定的国际议程，并认为这一概念蕴含着新兴中等强国对地位和权力的追求，这一概念掩盖了“南方”国家的异质性及其内部的不平等。也有学者研究全球南方国家在区域交往中遵循的不同区域主义（外、间、跨、泛）。有观点将中国剥离出“全球南方”之外，认为“全球南方”是“（集体）西方”与“东方”都试图拉拢的“第三体系”。有观念认为，“全球南方”包括哪些行为体是不明确的，这一概念应慎用。可见，在主流国际关系学科中，一般并不将“全球南方”视为存在内生性价值偏好的群体。相比于左翼视角，其更注重“全球南方”的异质性、分化和地位追求，并更倾向于将这一概念还原为具体的国家。

“全球南方”一词进入国际政治学科的进程中，逐渐衍生出作为国际政治“概念”的“全球南方”。这里的“概念”严格遵循社会科学对“概念”的规定。与政治哲学讨论的规范性概念不同，政治科学所建构的描述性概念应具有可操作性。规范性概念具有较高的价值引领和社会改造的作用，描述性概念则要求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这要求概念必须与其他名词可区分，且是可测量的。在第一个层面，“全球南方”面临规范价值的去留争议；在第二个层面，“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区分很模糊；在第三个层面，一旦涉及测量，“全球南方”既不能像一般隐喻那样可以任意使用，也不能像左翼术语那样仅强调其规范性。这是因为，研究者想要明确，哪些国家是“全球南方”？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全球南方”是物质性概念还是社会性概念？如果是社会性概念，如何操作化？

“全球南方”日益进入国际关系研究是时代需要，不同的主体根据自身的利益和文化使用这一概念。理论无法改变决策者的偏好，而决策者却青睐符合自己偏好的理论。“全球南方”一词日益“走向”国际实践，体现了对其的理解正向强调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转变。其中既有积极色彩，即发展中国家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又包括非中性色彩，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北方”旨在强化对“全球南方”的掌控来巩固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但后者却是此轮“全球南方”热背后的最重要驱动力。美西方回避“全球南方”一词中“伤及自身”的批判意义，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渲染“全球南方”的地缘意义和权力政治属性。

二、“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的争论实质：学科与范式差异

上文所梳理的“全球南方”名词的三个表现的出现虽存在时间的先后，但并非演化或迭代，后一种表现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之前表现的消失。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在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作为一般隐喻出现，让研究对象聚焦和文献梳理变得困难，而目前左翼理论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和国际关系学科之间交集则十分有限（见图 1）。

“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的争论，反映了哲学上对概念的思考。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人们必须先有关于某事物的概念，然后才有相应的判断、推理和论证。概念是关于本体论的理论，是关于现象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论，表明现象的核心特征及其关系，是对于“什么是？”的回答。概念总是表现为特定的词汇，沟通经验世界和观念世界。词汇指向经验世界，表明概念所能表示对象范畴的大小，词汇指向观念世界，则表明概念所表达意义的多少。如果某概念不指称某一特殊、具体的事物，而是以一种抽象、普遍的方式存在，是因为这一概念所把握的是对特殊事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普遍的条件或关系，它决定特殊事物作为具体经验对象出现的形式。关于任一具体事物的概念是思维分类、组织和抽象的产物，其在普遍条件和关系中重构事物，以此超越特殊事物的直接现象而进入它的实在，而在概念与直接事实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

然而，各门具体科学都是从客观世界统一体中，抽出某一个方面的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将“孤立”的事实或事实群的研究科学化，是学科划分所要达到的境界。各个学科对客观世界的研究都是“片面的深刻”，不同的研究范式，则限定了同一名词的不同研究需要。本文所谓学科，是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门学科要对基本要素有共有的主体间理解，学者之间必须拥有共同的话语来交流，即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取得最起码的一致。本体论（希腊语原意“存在的事物”）包含事物的本质、关键的性质及其相关关系，指示着承载利益的基本单位以及它们的关系。认识论（希腊语原意“知识”）涉及在认识上探索知识的方式方法的问题，即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这个世界，什么样的分析会提升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本文认为，范式是通过特定学术流派所主张的核心概念或研究视角来定义的。范式是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研究者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并确立某一科学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范式是学者把握研究“脉搏”的指向性工具，有利于形成学术共同体，范式变迁能够带来学术创新和进步。

根据学科和范式的不同，对“全球南方”的研究可归纳为两种理想型路径，两种路径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基于范式不可通约的观点，两种路径融合难度较大。同时，当两个关于同一研究对象不同方面的研究纲领相互竞争时，随着研究纲领的扩展，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到对方的领域。

路径 1 一般遵循国际关系理论界主流的研究规则，主要研究大国对“全球南方”的战略和政策、中小国家对于大国的战略选择以及中小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遵循国家中心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路径 2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处于边缘地位，其理论基础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其他批判性理论。在分析性意义上，“全球南方”主要是国际关系后殖民理论及其他后现代理论的一项批判工具。以路径 2 中较为典型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观举例，其研究方法上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法、阶级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定量法、比较法等。路径 2 往往同时综合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并不将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假定奉为金科玉律。近些年，西方一些对主流国际关系学进行反思的学者对路径 2 表示出一定的学术支持，而国内也有一些研究介于两种理想型路径之间。

在本体论上，路径 1 的研究内容遵循国家是国际关系最重要行为体的假定，聚焦国家间关系而不是全球资本主义，路径 2 则主要聚焦等级制国际体系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下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反抗，通常认为一国内部的不平等也可以纳入“全球南方”的研究范畴。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的抽象学说，指涉经验性政治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就是关于“国际关系”存在及其本质的学说，理论一旦在本体论上发生动摇，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也会随之改变。“不论是主流的还是批判性的国际关系研究都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下列本体论问题：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国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还是一定环境下政治互动的产物？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争夺的是什么？更进一步讲，国家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吗？如果不是，那应该是什么？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适用范围在哪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般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左翼国际关系理论则不同，如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跨国资产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是内在结构。依附论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分为中心和边缘国家，边缘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于中心国家的依附结构是本体性的。世界体系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层级结构，各个国家的地位是由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分工决定的。基于此，“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在上述两种路径中被赋予的意义不同，路径 2 强调“全球南方”对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抗，路径 1 却并不认为“全球南方”存在天然的反资本主义的动力。

在认识论上，路径 1 使用的是概念的意象维度，须明确“全球南方”指示出哪些行为体。概念的功能首先在于标示意象或形象（image），缺乏意象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概念。路径 2 要求“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不能仅是对所观察到对象的一般概括，也要注入或共有或个体的观念。认识论是探讨存在与认识关系的学说，主要分为机械的反映论、能动的反映论和发生学。机械的反映论把认识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直观的、映射式的反映，能动的反映论强调认识主体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发生学认为人的认识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演化的结果。路径 1 主要体现机械的反映论（以现实主义为主），关注涉及“全球南方”的事实，关注“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权力关系与地位，在对战略选择的研究中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对知识生产中的不平等关注有限。路径 2 更关注社会事实背后的意义，强调社会历史结构的重要性，认为国际关系知识是与世界经济结构紧密相连的。强调“全球南方”在实践中生成，又在实践中作用于整体体系，并挖掘“全球南方”作为区域知识生产主体的重要性。路径 2 关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被压迫者的视角，认为知识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控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忽视了全球不平等的根源，主要体现能动的反映论和发生学。

在方法论上，路径 1 一般推崇实证主义，如定量分析、模型构建等，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来验证理论假设，注重对国际关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关系的解释。路径2 一般倾向于文本批判、历史分析、阶级分析、文化批判和左翼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可以被视为认识论的扩展，即认识事物的具体方法如何展开。例如，世界体系论通过分析世界经济的长期历史演变来揭示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强调阶级分析和全球政治经济分析，在使用“全球南方”概念时，注重考虑其背后的阶级利益，来揭示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有时会倾向于诠释学。逻辑实证主义把社会科学概念看作是事实性的和内在稳定的（与自然科学概念类似），诠释学传统更强调文化、价值因素对社会科学概念造成的影响，认为社会科学概念会随着文化情境的转换而变化。路径 2更具规范倾向、应然色彩更重，这也是“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被研究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研究或中小国家外交研究的核心要义。

在价值论上，路径 1 基于实证主义原则，主张“价值中立”和“价值祛除”，切断政治概念和价值取向之间的联系，否认政治科学概念的“概念负载”（value-laden）。为减少研究误差，实证范式通常需要对概念进行相应的语义解释，从而形成对目标概念的完整理解。这要求在对“全球南方”进行研究时，追求该概念涵盖对象的精确性以明确研究起点。对于路径 2 来说，个别国家是否属于“全球南方”的争论并不挑战其研究起点，因为“全球南方”被视为行为体对在等级制中的地位认知和身份认同，一切认为自身受到剥削、压迫和处于边缘地位的行为体，都可以使用“全球南方”这一“解放性术语”（allegedly emancipatory terms）作为自身的理论武器。

在名词性质上，路径 1 对“全球南方”这一名词的理解大多属于唯名主义（如“白”不过是加给一组许多不同事物的标记），而路径 2 大多属于本质主义（如之所以将一组事物称之为“白”，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内在特征）。“全球南方”概念在路径 1中推向极致，意味着它不具有唯一共同本质，且除了给定的名称相同外，不存在根本共性，显示出维特根斯坦所言“家族相似性”。而在路径 2 中推到极致，就是认为存在唯一的“全球南方”概念，但它是一个“在本质上可争论的概念”。

综上所述，路径 1 更符合主流国际关系学的规则，但离“全球南方”概念的原本价值较远。路径 2 更符合这一学术概念的原本意涵，但存在忽视“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异质性和应然色彩过浓的局限，难以获得主流国际关系学学科共同体的认可。可喜的是，国际学术界一些学者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有助于弥补“全球南方”作为研究主体和知识生产主体的匮乏。在国内，世界政治学让国际社会的不平等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问题、非西方社会对于既有体系的反向运动及文明属性等与“全球南方”有关的关键议题得以重见天日。

三、余论

本文探索了对于“全球南方”一词在学术研究中作为学术概念的争议及其背后的学术观差异，认为左翼理论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对话很有必要，因为“全球南方”是双方都存在较大学术志趣却又充满争论的领域。尽管有观点强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全球南方”视角应该与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保持距离，以避免被知识霸权“收编”，但主流理论与边缘理论是相互促进和相互构建的关系。研究者在坚持概念本质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研究对象与议题对核心概念进行有所侧重的分析既是理论构建的基础，也体现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因而对于“全球南方”的研究，不同学科存在不同的侧重点是难以避免的。例如，“人”，作为不同学科领域的基础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就呈现出高度差异化的理解。所以，学科间的交流将有助于弥补单一学科对概念理解的偏狭。

对“全球南方”作为学术概念的研究，旨在廓清概念背后的知识基础、建构原则、内在结构、分析模型等基本问题，为理解概念的形成、传播和流变等问题奠定基础。实际上，概念总是诞生于特定历史情境且无法超越构建者所处的时代，“价值”则是概念所体现的观念和意义。一个名词的定义，既有实证部分，也有规范部分，规范性定义的模糊性并不罕见。一些原本被用作批评的概念，往往后来会被翻转为中性甚至褒义的概念，但日后它们仍可能被再次翻转，反之亦然，一个抽象术语是否有用终究取决于它对现象做出判断的能力。一方面，须知理论与事实不相符常常是因为事实由旧意识形态构建，探寻概念背后隐含的原理是进步的体现。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概念既是分析性的又是批判性的，就会面临科学中立性的质疑。即便这样，我们仍不应偏废一方，因为基于热门概念的价值命题与科学命题的探讨并非对立和替代的关系。唯有诸研究方式彼此声援，才能将政治学维持在一个诸学科都愿意尊重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