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三边安全机制是美国盟伴体系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美在 “印太” 的地缘博弈持续激化，美国通过深化 “印太战略”，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纽带，逐步构筑起美日韩、美日澳及美日菲等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试图在中国周边编织多层级、多领域的盟伴网络。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美国 “主导”、日本协助 “塑造” 的战略分工，其本质是美国护持全球霸权需求与日本扩张区域利益诉求的结合。作为 “印太战略” 的发起者和核心推动者，美国通过战略目标设定、机制嵌套与盟友角色配置，发挥着战略主导和议程设置的作用；日本通过双边政策协调、军事安全赋能、战略议程追随，发挥着协助塑造与政策协调的作用。在美日共同推动下，美日韩、美日澳与美日菲三边安全机制的合作不断增强。美日推动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发展也面临着美国战略信誉弱化与成员国战略诉求分歧等因素限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关键词：三边安全机制 美日 + 战略分工 印太战略

三边安全机制作为 “印太” 地区安全架构演化的重要形态，其战略效能与内在逻辑在大国竞争时代愈发凸显研究价值。近年来，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 “印太” 地区系统性转移，以 “美日 +” 为轴心的三边安全机制呈现加速 “联盟化” 态势，这既是美国全球霸权护持需求与日本区域利益扩张诉求的战略耦合，也是国际权力格局深度调整背景下联盟政治嬗变的具象化呈现。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三种研究视角。其一，威胁平衡视角下的联盟互动认为，当前 “印太” 地区秩序不断转型的背景下，外部威胁促使美国与 “印太” 国家加强多边合作，强调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一些研究以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 “奥库斯”（AUKUS）等 “印太” 小多边机制为例，认为美国试图通过上述小多边机制，借助联盟机制整合国防与技术资源以对华实施 “综合威慑”。

其二，美国主导的联盟管理与约束机制视角认为，美国对盟友具有较强的塑造能力，美国在自身战略议题发生转变后会向盟国施压，使其相应地做出调整，并在不同程度上配合美国战略转型。比如，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动员 “印太” 地区所谓 “志同道合” 的盟伴国，以维持美国在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

其三，地区秩序变动视角认为，权力转移与安全威胁扩散促使美国构建灵活的小多边机制，以填补传统联盟的功能缺口。这一视角研究通过鼓吹中国对所谓 “规则” 为基础的地区秩序稳定构成了挑战，认为美式小多边旨在维护基于 “自由规则” 的地区秩序和维护地区稳定。

总之，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美国通过主导 “印太” 小多边机制的强化，增加美国与日本等国在对华战略上的动员能力。但其理论解释力存在局限，究其原因，或源于这些研究对联盟内部战略分工机制及权力互动关系的考察不足。故本文以美日战略角色分工为切入点，尝试构建 “主导一塑造” 的战略分工模型，进而揭示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强化发展的深层动力。

研究发现，当前美国正通过重构 “印太” 安全秩序，将传统的 “轴辐” 式同盟升级为 “网络化” 威慑体系，积极推动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等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合作不断强化。在此过程中，日本展现出 “协助塑造” 的关键作用，凭借 “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理念升级，将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嵌入三边安全合作议程，增强机制的合法性与包容性。本文旨在突破单一霸权国视角，从战略分工的互动性出发，解析三边安全机制得以强化的内在机理。美日之间形成 “美国主导” 与 “日本协助塑造” 战略分工的分析框架不仅为理解同盟政治转型提供了新范式，也可为中国应对复合型安全挑战带来政策启示。

一、美日推动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发展的战略分工

冷战后至今，美日同盟经历了从非对称性双边依附到多边网络化协同的转型。尤其是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构建过程中，日本的角色日益凸显，甚至可以说在推动三边安全机制强化进程中，日美之间形成了 “战略分工”。

（一）美国强调战略主导与议程设置

作为 “印太战略” 的发起者和核心推动者，美国对 “印太” 小多边机制的走向具有主导性作用，推动其盟友体系从 “轴辐” 式同盟结构向多边化、网络化同盟转型，旨在以最低成本维护全球霸权体系。

一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与议程框架设计作为机制合作的关键步骤。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对华战略竞争设置为主要战略议程，通过 “威胁叙事建构” 将 “中国崛起” 定义为 “涵盖军事、经济、技术的复合型威胁”，以此实现战略目标的跨领域延伸。拜登政府进一步将这种 “全政府竞争” 模式制度化，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明确要求建立超越传统军事同盟的 “弹性伙伴网络”，并将三边安全机制升级为 “战略竞争的工具箱”。这一战略调整标志着美国从单纯依赖军事威慑向 “机制嵌套” 与 “议题捆绑” 相结合的多维遏制体系演化。

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构建的同盟体系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但同盟内部成员国在关键政策问题上既存在利益重叠，也面临围绕战略优先性的分歧。因此，美国采取积极有效的议程设置，通过 “安全化” 手段将经济、科技合作议题嵌入传统军事同盟架构，主导盟友之间的政策一致性和战略协调性。具体而言，美国依据盟友的差异性来实施安全议程的模块化协作，诸如美日韩三边机制聚焦朝鲜核威慑与情报共享，美日澳机制推动 AUKUS 技术合作延伸，美日菲机制则借南海争端强化前沿军事存在。美国的议程框架设计旨在将盟友的经济利益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相捆绑，进而提升盟友行动黏性，同时削弱潜在竞争对手的影响力。

二是机制嵌套与资源整合。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长期以 “轴辐体系”（hub-and-spoke system）为核心，即以美国为单一中心，通过双边同盟向外辐射权力。随着中国崛起与全球多极化趋势深化，“轴辐” 式同盟架构逐渐面临资源分散化、行动碎片化、威慑单一化的困境。对此，拜登政府提出 “网格化”（latticework）战略构想，积极推动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 “美日 +” 模式，通过三边或多边机制嵌套，形成动态联动的 “网络化同盟”（networked alliances），旨在促使盟伴成员能力互补、利益兼容和机制嵌套的系统性资源整合，将分散的盟伴资源统合为跨域联动的战略资产。其具体实践路径从军事资源、技术协作及情报共享三个维度展开。

在军事资源整合层面，美国通过指挥体系统合、装备技术互补与基地链网络化，实现盟伴威慑资源构建。比如美国通过 “印太” 司令部的协调，分别实现了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雷达指挥控制系统、韩国军队与驻韩美军雷达指挥控制系统的互联互通；美国还通过美日《防卫装备合作协定》与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实现美日澳联合训练的军事装备补给；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DCA），美国将菲律宾五个新增基地与日本西南诸岛、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整合形成了覆盖西太平洋的基地链部署。

在技术协作整合层面，美国通过供应链安全联盟与技术标准绑定，构建了排他性技术遏制网络。比如，美国通过 “四方安全对话” 机制的 “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将技术标准制定权与供应链控制权深度绑定，构建起针对特定竞争对手的技术围堵体系；通过组建美日韩和台湾地区的 “芯片四方联盟”（Chip4），强制要求成员企业向美国商务部报备对华技术转让清单；依托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将澳大利亚稀土精炼厂、加拿大锂矿开采商等整合为对华 “矿产断供联盟”。总之，这种机制嵌套及资源整合既降低了美国单边行动成本，又通过多边联动放大了战略效能。

在情报资源整合层面，美国通过搭建情报共享的磋商平台、协调机构与文本协定等措施，提升对潜在威胁的战略预警能力。比如美国设置与日韩的情报共享机制，并通过 2022 年金边峰会和 2023 年戴维营峰会，建立了针对朝鲜导弹信息问题的美日韩三边情报共享机制。

三是盟友角色配置与责任分摊。美国通过盟友角色的差异化配置，将安全压力转移至盟友，以实现对 “印太战略” 责任的有效分摊。首先，以地缘战略价值与安全依赖度划分盟友层级。具体而言，美国将日本、澳大利亚等具有战略支点地位的盟友定位为 “核心盟友” 的角色，赋予其前沿军事部署、技术协作与区域安全治理主导权。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 “军事锚点”，承担着对朝威慑前沿的战略功能。至于菲律宾等安全依赖度低但处于关键地缘位置的国家，则被美国列为 “边缘盟友”，通过军事援助与基础设施绑定促使其在南海等争议区域充当棋子。

其次，依托非对称权力关系实施责任捆绑。美国利用军事前沿存在与延伸核威慑等战略保证手段，对盟友形成非对称性权力依赖关系，进而施压或利诱盟友承担防务开支与战略风险。比如，核心盟友不仅承担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驻军成本，还需要维持地区安全秩序与特定议题的主导权；处于中间地带边缘的盟友亦被纳入责任分摊网络，承担部分议程的责任并支持美国的安全议程设置。

最后，通过机制嵌套实现责任转嫁。基于此，美国利用 “印太” 地区的各种双边同盟、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小多边合作机制的嵌套，将盟伴资源整合进美国主导的 “一体化威慑” 架构。比如，以 QUAD 机制整合美日澳印技术资源，以 AUKUS 机制深化美英澳军事技术合作，以美日韩机制整合对朝威胁的情报和军事协作。换言之，盟友以限制战略自主性为代价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而美国利用制度杠杆形成 “逆向搭便车” 效应。这种 “责任分摊” 策略既能缓解美国财政压力，又能强化盟友对美军事依赖，最终将冷战时期 “美国生产安全一盟友消费安全” 的单向关系升级为 “盟友生产安全产品一美国整合安全产品” 的网状结构。

（二）日本重在协助塑造与政策协调

近年来，日本在美国 “印太” 盟伴体系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 “印太战略” 的理念提供者和地区战略塑造者。从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 概念到推动日美印澳四国机制同盟化，日本积极追随乃至参与塑造美国的 “印太战略” 框架，既确保了美国对其安全承诺的有效性，又试图推动实现自身的 “正常国家化”，进而提升本国在区域秩序中的话语权。

一是双边政策协调与同盟黏合。日本利用政策协调积极构建与美国其他盟伴国的友好关系，助推 “美日 +” 不断深化和拓展，通过三边机制增强盟伴黏合力，充分发挥着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的 “协调者” 作用。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为实现成为 “正常国家” 的战略目标，着力与相关国家构建多层级安全合作机制。其中，外长和防长共同参与的 “2+2” 会谈机制成为日本政府与伙伴国加强双边关系的代表性机制，也是双方围绕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进行沟通、磋商及推进具体防卫合作项目的主要平台。除此之外，日本还与地区国家构建了防卫大臣、防卫副大臣、防卫审议官、总参谋长（幕僚长）等不同级别防卫领域高官间的常态化对话、交流机制，用于进一步磋商、落实双边首脑会晤及 “2+2” 会谈机制达成的合作路线与具体项目。可以说，日本与相关地区国家形成了较为通畅、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产生了相互间安全事务关联的 “网格化” 效应，逐步搭建起日美菲、日美澳、日美印、日美英、日美韩等多组 “日美 + 准盟国” 的小多边机制。日本这种双边协调模式使其成为美国整合区域盟友的纽带。

二是安全政策转型与军事赋能。日本借小多边安全合作突破 “专守防卫” 限制，不断赋能小多边合作的军事议程。2022 年 12 月，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将设立一个旨在提高与所谓 “志同道合国家” 在安全保障领域威慑力的新框架。随后，日本依托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机制，系统推进对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技术渗透。以菲律宾为例，通过向菲律宾移交远程监视雷达，并协助在吕宋岛部署可覆盖巴士海峡及黄岩岛的卫星通信系统，形成日本与东南亚的战略情报协同。同时，借助《互惠准入协定》获得菲律宾军事基地使用权，将南海争议海域纳入日美菲三边联合巡航框架。这既成功将菲律宾转化为日本监视南海地区的战略前哨，并且最终服务于日美同盟 “一体化威慑” 的 “印太” 布局。此外，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参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及多边军事演习和训练，以提升自卫队与美军之间的协同行动能力、一体化水平和联合应对实力，进而增强自卫队的实战水平及应对各种事态的能力。

三是战略追随与议程塑造。日本在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中的角色呈现出追随与协助塑造的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战略追随者，深度融入美国主导的 “印太” 盟伴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议题设置、机制创新和资源投入等发挥赋能作用。比如，日本早在 2016 年即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 理念，其后通过智库交流、首脑外交等渠道向美国持续输出该战略概念。安倍晋三政府将 “印太” 地理范围从传统亚太延伸至印度洋，成功塑造出涵盖价值观、经济规则与安全秩序的综合战略框架，这为美国 2017 年正式推出 “印太战略” 提供了核心思想资源。岸田文雄执政后又将 “自由开放的印太” 升级为 “新行动计划”，新增绿色转型、供应链韧性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以所谓 “民主同盟”“自由开放” 包装对抗性议程，推动 “印太战略” 从军事对抗向复合竞争转型。

二、志愿美日推动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强化的具体表现

拜登指出，同盟关系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是维护国家安全、扩大全球存在感和领导力的重要支撑。因此，拜登政府将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视为 “竞赢中国” 的核心工具，通过强化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等三边安全机制进程，推动形成兼具灵活性与针对性的 “小多边” 安全网络，以此巩固美国主导的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日本借 “自由开放的印太” 理念升级，积极协助塑造三边安全机制的战略议程，与美国共同推动 “美日 +” 三边安全机制的强化。

（一）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聚焦半岛安全议程

聚焦半岛安全、防范朝鲜的核威胁是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主要战略议程。自奥巴马政府推行 “亚太再平衡战略” 后，美国就将打造美日韩三边合作视为美国东北亚战略的重心。然而，特朗普第一次执政后对同盟政策进行调整，通过单边施压要求日韩大幅提升防务成本分摊，并威胁削减驻军规模以迫使两国妥协，这种 “交易式” 同盟政策削弱了美日韩合作的互信基础。与此同时，日韩围绕强征劳工赔偿、慰安妇问题及领土争端的历史认知分歧持续发酵，最终导致美日韩三边机制呈现出不稳定的互动状态。

首先，美国聚焦于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机制化，整合并巩固对朝鲜延伸威慑体系的战略目标和议程设定。2021 年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通过强化美日与美韩双边同盟关系、管理日韩冲突，不断提升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效应。尤其是在 2022 年 6 月美日韩三国时隔五年首次举行领导人会谈后，三边官方高级别会晤极为频繁。2023 年 8 月，美国、日本与韩国又在戴维营举行三边领导人会议，并发表了《戴维营原则》《戴维营精神》《协商承诺》等文件，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高新科技、战略协调四个维度规定了美日韩的合作路径，标志着美日韩在构建三边合作机制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美日韩三边以领导人会晤和部长级常设性会晤机制为支撑，以防务领域为核心，以技术、经贸、金融等领域为重点，大力推进三边合作的全面化与机制化发展。整体来看，美国拜登政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多种场合极力推动破除日韩长久以来的外交障碍，并在安全合作层面不断拓展深化，最终形成了美日韩首脑会谈、外长会谈、防长会谈等多种磋商对话机制，推动了三方的战略沟通和全面协调。

其次，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聚焦半岛安全议程，实现对朝威慑的军事与情报等资源整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秉持 “美国优先” 的政策基调，旗帜鲜明地对外释放 “收缩” 信号，不仅通过军火贸易来交换对日韩的安全保证，还在对朝问题上与日韩两国出现战略分歧，导致美日韩三边合作严重受挫。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强调外部危险和地区安全的重要性，积极协调和推动美日韩在军事层面的合作与防御能力建设，强化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保证承诺。拜登政府不断重申并强调美国对于日本和韩国不可动摇的防务承诺，提升美日韩三边的军事合作、共同威慑和防御能力，特别是应对朝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威胁。

其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美韩恢复并强化联合军演的范围与内容，尤其是涉及导弹防御与攻击演习，提升军事应对能力;二是提升战略武器在演习中的频率和重要性，如在演习中频繁使用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编队以及隐形战斗机等战略武器，增强与美国战略武器对接的联演水平，形成强大的战略威慑态势;三是恢复大规模野外实兵演习，如2022年8月与2023年3月重启的美韩“乙支自由之盾”团级以上规模与战区级规模的实兵演习，检验韩美两军“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和大规模地面进攻能力，凸显进攻性和威慑意图。

最后，美国通过危机驱动不仅实现日韩结构性矛盾暂时性缓和，重构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威慑体系，还以戴维营峰会签署的《协商约定》为制度框架将日韩的战略定位从传统双边同盟的“辐条角色”升级为三边安全机制的“分担者”。2023年3月，日韩宣布恢复《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同时美日韩启动“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机制”，美国成功将日韩嵌入对朝复合型威慑体系，也迫使两国在反导拦截网络部署及联合军演实战化中承担前沿防御成本。美日韩的这种责任分摊机制还进一步延伸至“印太战略”框架，日本依托“西南诸岛军事化”和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韩国通过涉台政策调整与“芯片四方联盟”“关键矿产联盟”等，分别承担美国在军事部署、台海政策与供应链重塑领域的战略透支压力，实现了三边合作机制从朝鲜半岛单一议题向“印太”全域战略协同的议程拓展。

日本对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则发挥着协助塑造作用。首先，日本通过双边外交弱化与韩国的矛盾，为美日韩重启三边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在文在寅执政时期，日韩围绕历史认知问题等产生了严重分歧，直接导致日韩政治关系紧张。2020年7月日本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中降低了韩国在日本安全合作中的重要性，并删除了“日韩在广泛领域推进防卫合作”等相关表述。同样，在2020年韩国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将日本称为“邻国”以替代以往“伙伴”定位的表述。随着日韩关系的弱化，美日韩安全合作也被中止。但是，面对中美博弈激化与朝鲜核导威胁升级，日本希望通过强化三边机制将韩国纳入日本反导体系，以分散朝鲜导弹威胁的单一防御压力。同时，日本也需要通过美日韩三边同盟的结构性推进与构建，缓和日韩间结构性矛盾稳定东北亚的地区平衡。因此，面对尹锡悦上任后就推动韩日双边关系改善所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日本也予以了积极回应，日韩两国首脑开启了新一轮的“穿梭外交”。

不仅如此，日本将塑造对华制衡视为加强“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政治议程，对美日韩军事合作进行赋能并输出规则。岸田内阁上台后，日本积极强化日美同盟，支持拜登政府强化“印太”战略存在及对华竞争态势。2022年12月，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简称“新安保三文件”)，首次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打破了日本在该地区军事合作的政策限制。其中，日本通过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除武器出口限制，获得对美国出口“爱国者-3”防空导弹的合法性，日美还共同制定高超音速武器拦截系统联合研发方针，强化东北亚防空一体化威网络。此外，日美联合韩国有意在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反导技术、网络安全、延伸(核)威慑等涉及国家安全极敏感的领域开展合作。

总之，日本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使自身从“被保护者”转向“安全产品供给者”，积极重塑区域安全角色。

(二)美日澳三边安全机制:聚焦“印太”地区秩序议程

作为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核心支柱，美日澳三边安全机制通过高层频繁互动、军事协同升级和区域秩序重构，正深度塑造“印太”地缘安全秩序。

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定期举行美日澳首脑会议和外长会晤，确保三国在安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相互协调。美日澳三边的会晤内容和合作形式较为多样，不仅包括美日、美澳以及日澳间的双边领导人与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也包括美日澳三边领导人会晤，美国还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多边合作形式加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其次，美国推动与日澳建立相对成熟的军事协调合作与情报共享机制。比如，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定期举行“塔斯曼轮”联合军事演习，以提高三国军队的互操作性和协同作战能力。不仅如此，美国还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五眼联盟”(FiveEyes)框架下建立了紧密的情报共享机制，以加强相互间情报交流、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参见表1)

拜登执政后，美日澳三边安全机制在既有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方面，美日澳依旧保持原有三边互动的安全合作形式，并不断通过多层次对话与联合声明、频繁举行联合军演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等形式，推动三边安全机制的同盟化重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积极推动美日澳联合印度组成“四方安全对话”，并力促机制升级与议题拓展等同盟化发展。2021年3月12日，拜登上台不久便召集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国举行首次最高领导人会谈，将“四方安全对话”由部长级升级为首脑级对话平台。此后一年半时间内，“四方安全对话”逐步成为常态化的首脑会晤机制。四国政府还就主要关切议题，由各自政府部门指定的高级别官员组成工作组会议进行沟通和协调意图通过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多边安全合作捍卫“印太”地区秩序。2022年美国发布的新版《印太战略报告》又强调，将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战略”的核心作用。

日本的协助塑造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深化日澳关系，助力日美澳三边合作升级。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的战略关系不断升级，从“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逐步升级至“新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同时在2019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称，澳大利亚与日本有相似的战略利益，是日本的特殊战略合作伙伴，双方之间的外交与防务合作提升到'新水平”。2021年10月，岸田政府又在框架、内容、领域及深度等层面进一步拓展对澳安全合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抓手，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 2022年1月，日澳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确立部队互访、武器运输及联合演训的快速响应机制，增强了双方防务与安全合作的互通性”。同时，日本自卫队于2024年完成两栖快速部署旅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的首次实战化轮驻，形成横跨东北亚与南太平洋的跨域威慑支点的“兼容性”，并推动F-35战机在澳常态化部署，构建美日澳空战一体化协同体系。

二是日本积极追随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制衡路线，并通过创设在“印太”的基建项目和资源投入，对美日澳三边安全机制发挥赋能作用2015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主要针对亚洲的对外基础设施输出新战略“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在东南亚、南亚及太平洋岛国推进与美国战略对接的基建项目。例如，日本通过实施“印太新计划”，筹措官方和民间总计 750 亿美元资金投向“印太”地区，重点布局港口、数字基建与绿色航运走廊。该项目布局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区域高度重叠，如东西经济走廊、孟加拉湾产业带等，旨在削弱中国基建影响力。同时，日本联合美澳推出“印太绿色航运网络”，以碳排放标准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航运治理之外，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太”地区的落地实施。

(三)美日菲三边安全机制:聚焦海洋安全议程

“海上之盟”是近年来美日菲三国就海事政策议程构建的安全合作机制随着中国海洋战略的推进以及南海争端的加剧，美国逐步意识到加强与盟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美国先后通过设置海洋威胁议题与对日菲两国的政治动员，形成了美日菲三边海洋安全合作的机制。

近年来，随着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不断加剧，美国进一步将中国视为其在“印太”地区的主要遏制对象，不惜在经贸领域对华“全面脱钩”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把中国定位为“绝对威胁”与“全面战略竞争对手”。2020年12月，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新的海上战略报告，鼓吹中国持续推进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正在系统性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传统军事优势。2024年3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海军建设的报告则指出，美国的传统目标是防止欧亚大陆某个地区出现地区霸主，这是美国不同军种跨越海洋和空域进行持续性行动的主要原因。

为此，美国通过整合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资源，在海洋安全议题上构建威慑体系，以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2022年4月，美菲启动首次海上对话提出以一体化综合方式应对海洋问题。随后美国公布“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并与菲律宾签署海上安全框架协议，以政府间、整体性方式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并提升海上态势感知能力。2022年9月15日，美日菲防务部门官员举行首次“三边防卫政策对话”(TDPD)，就海上安全、海域态势感知、网络安全、情报共享及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初步讨论，推动了三方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逐步升温。2023年，美日菲三国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举行了两次三方安全对话，特别强调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与航行的常态化，并实施三国防务和军事官员互访等举措。2024年4月，美日菲三国总统举行首次三方首脑会谈，更是鼓吹“按照国际法尊重各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主权权利”，对中国在南海等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表示所谓“关切”，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将美日菲海事安全合作议程机制正式升级为“领导人会晤”，在促进海事合作、围堵中国海洋权益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美菲在南海联合航行

另外，日本也积极推动美日菲三边安全机制不断强化。首先，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日本通过加强与菲律宾的战略合作关系，为美日菲三边合作深化提供有效基础。2011-2012年间，日菲两国均因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产生纷争，随着东海与南海局势骤然紧张，客观上为双方开启海洋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随后，两国通过副防长级别会议、海洋与海事事务安全对话、安全参谋级别的年度防务对话等主要制度性框架，积极推进双边海洋安全合作进程、落实相关战略和政策。近年来，随着双边关系的深人，日本更不断就海洋安全合作与菲律宾进行多层次、常态性对话，其范围盖首脑会谈、高官海洋磋商会议、外长与防长“2+2”会谈机制及实务部门对接等多个方面。(参见表2)

其次，日本把支持美国的海洋安全议程作为对菲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为美日菲三边安全机制的军事合作提供动力。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在南海事务的战略行动，将强化菲律宾武装力量、加强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以及构建地区合作机制等作为日本对菲外交的重要内容。为此，日本不仅支持菲律宾的海上力量建设，声援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所谓“利益诉求”，也积极推动军舰战略性停靠”和联合军事演习。

具体表现为:其一，日本通过与菲律宾缔结《互惠准人协定》的谈判推动自卫队进驻苏比克湾等军事基地，打通“日本一琉球一菲律宾”军事部署链，并与2023年启动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形成联合后勤体系，使菲律宾成为美日第二岛链的“战略枢纽”。其二，日本依托“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积极推动对菲律宾海事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和相关设施援建以及对菲律宾海军部队的武器援助。2023年2月，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访日期间，日本同意向菲律宾转移包括空中监视雷达系统在内的更多防卫设备和技术，双方还推进旨在提高菲律宾海上执法能力的合作项目，如在巡逻船上安装卫星通信系统、为菲海岸警卫队建设新基地等，实现菲军装备与美日“宙斯盾”舰的标准对接。其三，日本还联合美国联手支援菲律宾海上执法能力建设。2022年5月，日本海上保安厅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就共同支援“印太”国家海上安全机构能力建设达成共识，并以“打击非法捕捞”为名建立美日菲联合巡逻机制。2023年6月，日本海上保安厅、美国海岸警卫队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菲巴丹省附近海域举行首次三方海上执法机构的联合演习。

三、美日推动“美日+”三边安全机制发展的战略限度

随着大国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美日不仅加强同盟战略捆绑，还宣称要增加与其他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合作，并着手构建了一系列“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基于前述美日韩、美日澳以及美日菲等三组三边安全合作的互动来看,“美日+”三边安全机制通过机制化构建、实战能力强化与战略协同深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美日推动三边安全机制发展也面临着制约因素。

(一)美国战略信誉弱化

美国近年来愈发明显的战略信誉问题成为制约“美日+”三边安全机制不断强化的重要因素。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全球反恐战略使美国深陷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并导致资源透支，加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又动摇了支撑美国霸权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导致美国的安全承诺意愿与实力呈现不对称。因此，美国需要更加务实地削减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相关部署，涉及缩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人员、装备设施和军事基地，以及减少对盟友作出高昂的战略承诺，甚至放弃部分同盟防御条约。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秉持“美国优先”和“美国利益至上”原则，在同盟政策上旗帜鲜明地释放出“收缩”信号，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战略信誉对“印太”小多边机制产生结构性冲击。在美日韩层面，特朗普单方面暂停美韩联合军演、质疑《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公平性并要求大幅提升防卫费分摊比例，导致日韩对美安全承诺产生信任危机。2017年特朗普宣布重启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但受制于美国单边主义理念而难以形成深化合作的框架美国不仅对亚太盟友缺乏关注，更在多个场合将同盟视作负担，对盟友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美日菲层面，尽管特朗普政府延续了《共同防御条约》适用南海争议的立场，但其“交易式”外交政策削弱了菲律宾对三边军事合作的积极性。在美日澳合作上，则因特朗普施压澳大利亚提升国防预算、批评澳大利亚对美贸易逆差，损害了彼此经济互信，进而导致安全合作与经济摩擦并存。

特朗普第二任期依旧推行的“交易型同盟”策略，将制约“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进一步强化。特朗普同盟政策的核心特征在于将传统军事同盟关系重构为基于成本收益的“交易型合作”，即通过量化评估安全承诺的经济效用，将盟友的军事价值转化为可计算的“保护费”。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对同盟成员的安全承诺和防务保障并不是免费的公共产品，同盟成员需要缴纳保护费，使得贡献与获益保持一致。因此，特朗普继续偏好双边施压日韩谈判军费分担而非通过三边框架协调立场。在朝核问题上强化三方情报共享但在经贸领域却对日韩同步加征钢铝关税，政策逻辑自相矛盾，削弱了制度凝聚力。近期，特朗普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政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核心对“印太”盟友施加“无差别”的经贸压力，导致盟友间合作意降低，动摇了三边机制的战略互信基础。

未来，一方面美国通过经贸杠杆维持与盟友的最低限度合作，另一方面盟友被迫在“对美依赖”与“战略自主”间寻求脆弱平衡，这将导致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等三边安全机制之间的联合军演协同性下降，行动约束力减弱，呈现“形存实虚”特征。

(二)同盟成员间存在战略分歧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共同推动的“美日+”三边安全机制合作呈现出战略目标与利益诉求的分歧，这种结构性张力在“特朗普2.0”时期的“交易型”同盟政策催化下愈发凸显。

首先，美国作为“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战略主导国，核心目标是维护其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通过“一体化威慑”遏制中国崛起，并重塑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但其战略重心始终围绕军事部署和盟友网络的工具性作用，以降低霸权成本。例如美国扩建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区军事基地，却要求盟友承担运营成本，以及美国通过施压日本等提高军费开支以维持常态化联合军演等行为，背离了“印太战略”所谓“自由开放”的核心原则。

其次，日本作为“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协助塑造国，是“印太战略”的早期倡导者，其目标不仅仅是配合美国，更在于提升自身区域领导力日本试图通过自身塑造的小多边机制拓展战略空间，应对不断起的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借助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力量，实现对于中国影响力的平衡并在南海和台海议题上强化军事存在。相较于美国的全球霸权视角，日本的战略更聚焦于东亚和东南亚，且更强调经济与安全并重。岸田政府时期，日本更加重视推进“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议题，曾多次在公共场合诠释“基于法治而不是武力的自由和公开的秩序”，强调“自由和开放”而非“冲突性”的“印太”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并提出日本当前的举措不是“倒向美国还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守护还是失去普遍价值与和平秩序”的问题。不过，日本在美日战略目标的差异中构建起独特的“枢纽”角色，既可配合美国对华遏制需求，又以“安全化”叙事重构区域秩序。

澳大利亚、韩国与菲律宾作为“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目标成员国在不同安全议程上追随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同时，对“印太”的战略目标各有诉求。澳大利亚优先关注“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概念而非对抗性概念，追求地区稳定与各国间平等协商而非全面战略竞争。例如，澳大利亚在 2017年《外交白皮书》中界定了其外交的五大目标，其中第一条就是'推动建立开放、包容、繁荣以及其中所有国家的权利都得到尊重的印太地区”。更为主要的是，澳大利亚政府清晰地认识到，要实现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印太”地区，主要取决于中美两国自身的发展以及中美两国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因此，澳大利亚希望中美两国当前的经济紧张关系不会促发战略对抗进而损坏多边贸易体系。从新版《外交白皮书》的内容看，澳大利亚还是希望在中美之间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尽管澳大利亚在军事上追随美国参与QUAD，但其国内存在“中美平衡派”声音，主张避免过度刺激中国以保护经贸利益。例如，中澳自由贸易协定(ChAFTA)下的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使得澳大利亚在配合美国“脱钩”政策时表现犹豫。

韩国最为关注的是朝鲜不断增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包括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发展，以及朝韩关系正常化。因而，韩国最初相对消极地应对“印太”区域合作。直到尹锡悦上台之后，韩国开始制定并推进“印太战略构想，其核心目的是以急剧重组的“印太”地区为对象，通过“全球伙伴关系”的构建和国际联合，进一步扩大韩国的地区性作用，使韩国成为“为自由、和平、繁荣作出贡献的'全球中枢国家’”。同时，韩国政府指出韩美日三方合作是应对朝鲜核威胁、解决地区及全球性问题的有效机制。因而，与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场域不同，韩国对“印太”的构想是以“包容”为主要前提，并将中国明确列为“实现印太繁荣与和平的主要合作国家”。

至于菲律宾，其南海政策受国内政治影响较大。尽管小马科斯政府加强与美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但菲律宾仍依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基建项目投资与中菲密切的经济贸易。并且，菲律宾对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的支持存在一定条件，例如其要求美国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但不愿完全倒向美国而损害对华关系。

总之，美日推动“美日+”三边安全机制发展进程中各方的战略诉求矛盾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不仅未被弥合，反而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交易型”同盟政策不断放大，或将催化出成员国“再平衡”的离心趋势。

四、结语

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建设中，三边安全机制的合作已经成为同盟互动的主流形式之一。从美国“主导”、日本协助“塑造”的战略分工角度出发，可以预测“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同盟化走向。美日推动“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同盟化”发展，其本质是美国通过战略目标设定与盟友角色配置以实现全球霸权成本转嫁，而日本则借机提升区域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以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然而，这一进程面临双重结构性制约:一方面美国战略信誉弱化，削弱了三边安全机制向心力，尤其是特朗普再次上台并秉持“美国优先”原则，使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可持续性的质疑加剧;另一方面，成员国利益诉求分化，导致三边合作效能衰减，盟友对华贸易依赖与韩国国内历史问题反弹等形成“安全一经济”二元论，菲律宾在南海议题上的投机性也将动摇三边安全机制的稳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升级，会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对华威性，也将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消极影响。

其一,“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升级，向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释放出一种错误且危险的信号，使它们在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诸如干涉台湾问题以及利用南海争端、核政策问题等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比如，2021年澳大利亚政府就频频爆出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安全的言论，吹“美澳正计划应对台湾地区等一系列军事突发事件”;日本政坛也大肆鼓吹中国是“全球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抛出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论调，渲染周边安全威胁;韩国尹锡悦上台后亦不断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向“准军事同盟”发展，并不负责任地发表关于“台湾问题”和“航行自由”的言论，强调台海以及南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将矛头直指中国的核心泩芃英敌益鯇垦瑷问题等。

其二,“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升级，会恶化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加剧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近年来，美国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塑造成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同时加强盟友间在军事上的协调与合作，持续频繁开展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比如2023年以后，美日韩将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反导反潜联合军演常态化，还扩大军演规模、拓展军演范围，以此覆盖整个西太平洋区域。不仅如此，美国的战略动员还刺激了亚太国家进一步扩充军备，印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主要大国都大幅提升本国军费开支。尤其日本还强调要开发和部署远程打击能力，以莫须有的“中国威胁”为由彻底推翻“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

其三,“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升级，将进一步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近年来在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框架下，美国持续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在地缘政治上，通过一系列三边安全机制的构建，美国试图打造以“美日+”为主轴，经东北亚、东南亚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的C形包围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形成挤压。为确保美国的地区霸权与战略利益，美国不断在南海争端、台湾问题以及东海问题和东北亚问题上推波助澜，同时与盟友增强在西太平洋、南海等战略要地的军事存在，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其目的就在于限制中国的海洋活动和扩张，增强区域内盟友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行和中国的海洋强国之路。

同时，“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局限性也为中国提供了反制空间。特朗普再次执政对美国战略信誉的冲击，以及同盟成员内部的战略分歧和与日韩的历史遗留争端等，构成了“美日+”三边安全机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进而为中国分化“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深度合作提供了潜在机会。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倡议的兼容性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日+”三边安全机制的排他性影响，同时拓展自身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曹鹏鹏，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泽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日本学刊》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