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历次工业革命的创造性效应和破坏性效应的展开过程，也是一个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持续发展和累积转换过程。它不仅涉及新、旧经济部门的结构性转型和替代，同时也关系到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重塑。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赶超，本质上是一个围绕着生产力质变而展开的技术—制度创新和协同过程，并由此形成了创新性变革、进化的适应性变革和退化的适应性变革等不同类型。要成功实现赶超，必须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制度体系的创新性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克服当前经济三重转型压力，成功实现赶超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同时处理好制度与技术两个层次的破与立，形成持续的创新性变革。

关键词：创造性破坏 后发赶超 经济发展 新质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经济实现从大到强、从“赶”到“超”的关键。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为中国从“跟跑”变为“并跑”和“领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第二种机会窗口。但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角度看，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不仅“超”的案例寥寥无几，甚至“赶”的成功者也并不多见。能否以及如何把握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生产力质变机遇，成功实现从追赶者到并跑者甚至领跑者的转变，既是作为一个占全球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实践问题，也是新质生产力理论无法回避的时代之问。

本文首先对后发国家赶超发展的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在对各种“决定论”进行评述的同时，区分“赶”和“超”的性质差别以及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特定性，然后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技术—产业”层次和“组织—制度”层次的变化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发国家“因时因地制宜”的赶超逻辑及其具体的变革路径进行比较，最后对当前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因素进行剖析。

二、赶超的迷思

安格斯·麦迪森、托马斯·皮凯蒂以及其他众多学者的研究显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直至公元1700年，全球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几乎为零，经济发展无从谈起，直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方才拉开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序幕。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渐次展开，国家之间“你追我赶”的发展过程成为了一种“经济常态”。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所谓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向发达特别是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过程，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某一时期不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持续地快于发达经济体，从而最终达到与后者相近或者超越后者的动态过程。

但是，发展和赶超却并非易事。挪威学者法格博格等人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加剧、生活水平两极分化的历史。”②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50—2008年，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两个从低收入变成了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台湾和韩国)；1960年的110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也只有13个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分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③以美国作为增长的基准，1960—2008年的48年时间里，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的人均GDP超过了同期美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而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集中于欧洲和东亚。④世界银行发布的《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⑤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生产力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复杂化、高级化的过程，生产力的质变时期往往成为实现经济赶超的“机会窗口”。大分流时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东方国家的超越，本质上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超越；英国对荷兰的超越，是大机器工业贸易对手工业贸易的超越；美国对英国霸主地位的替代，是成功利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质变机遇。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来看，即使不能在总量经济规模和所有领域当中实现全面领先和超越，但要跻身于富国俱乐部也绝对不能停留在旧的生产力领域，而要利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完成工业化的追赶进而形成局部领域的超越。19世纪末期，瑞典、瑞士等北欧国家通过精密制造确立了自己的高端制造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则通过汽车、钢铁、化工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旧质生产力实现了自己的“追赶”，进而在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过程当中实现了自己的局部超越。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生产力质变的过程也就是世界各国经济实力排名的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有的后发国家能够成功超越而更多后发国家却只能苦苦追赶？为什么有的后发国家能够实现经济追赶而更多的落后国家却始终徘徊不前？除了备受争议的地理气候、殖民遗产、驯化物种等观点之外，概括而言，目前学者们关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差异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两条路径。

一是技术—产业主义的解释。这一路径的解释或者抽象地将成功关键指向技术因素，或者明确地将发展的阀门定义为特定产业，如制造业引擎、服务业新船等。温和的技术主义者如罗伯特·索洛、阿基翁等人认为，技术变化是导致经济系统发生质变的主要源泉或根本动力，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促成“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⑥。极端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1)一个社会的技术基础是影响所有社会存在模式的根本条件；(2)技术变革是社会变革的最为重要的单一根源”⑦。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国家主义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等学派则将抽象的技术变化确定为具有报酬递增和熊彼特式竞争特点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坚持产业

————

①姚洋：《发展经济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林毅夫为速水佑次郎所著《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2003)所作序言指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它的最高目标是为当今低收入国家找到进入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轨道，进而实现缓解贫困的近期目标和赶上发达国家的长期目标”。按照这种看法，经济发展只是落后国家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追赶但不包括经济超越的过程。

②詹·法格博格、曼纽尔·戈丁赫：《创新和追赶》，载詹·法格博格、戴维·莫利、理查德·纳尔逊主编：《牛津创新手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505页。

③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经济评论》2017年第3期。

④Wancy.Stokey. “Catching up and falling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 20，No. 1，2015，pp.1-36.

⑤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The Middle-Income Trap，” WORLD BANK GROUP，2024.

⑥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⑦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

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国家主义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等学派则将抽象的技术变化确定为具有报酬递增和熊彼特式竞争特点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坚持产业活动的质量决定经济绩效，进而决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①

二是制度—文化主义的解释。其中，以诺斯的“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英格里哈特的“文化决定经济绩效”②最具代表性。道格拉斯·诺斯指出，“通过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制度框架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工业国家的过去历史相对照，就能清楚地表明制度框架是经济取得成功的核心关键”③。阿西莫格鲁等人④的研究同样认为，国家制度是影响一国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制度因素可以解释国家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马克斯·韦伯对于新教改革及新教伦理助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崛起的重要作用的强调，影响了众多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乔尔·莫基尔明确指出：“文化变革使得西方所经历的技术爆炸成为可能。‘文化’直接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看法，同时它也间接影响着技术的发展，创造并培养出了能够刺激并支持‘有用知识’的积累和扩散的制度。”⑤

无疑，技术、制度和文化等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系统，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而不是任何单一因素的“独奏”。因此，尽管经济学家们给出的关于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绩效的答案已经够多，各种解释也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它们同样普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精确性。这一点，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斯在其《经济进步理论》1962年版前言所指出的，“随着学者们越来越潜心于为欠发达国家提出如何发展经济的建议，他们开始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关于我们自身经济发展的各种熟悉的解释，没有哪一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⑥。

详细审视上述分析进路的区别，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技术—产业观点，还是制度—文化主张，不同观点之所以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被证实，又可以被例外案例所证伪，不仅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多因素性，还因为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而言，多因素起作用的时序和背景也存在很大差异。当选择某一阶段作为观察期时，人们往往会忽视了之前的触发因素和之后的放大、锁定因素。启动经济发展与维持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逻辑。由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初始触发因素和最终锁定因素也因国家、赶超时间和国际国内的约束条件而存在巨大差别，这就导致了技术—产业、制度—文化，甚至宗教、地理和气候等各种解释既能找到成功的案例，也很难获得普适性的解释力。

显然，处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并不相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显然不同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也显然不同于处于低收入阶段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赶超发展的经济分析不应忽视不同时段的发展差异，赶超发展具有历史脉络的特定性。

同样，赶超发展的经济分析也不应忽略“追赶”与“超越”的不同。聚焦于“赶超”视角的各类研究尽管把握了后发国家进行经济赶超的迫切需要，却大多集中于探讨从“跟跑”到“并跑”的经济追赶，忽略了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从“并跑”到“领跑”的经济超越。尽管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但却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达利欧看来，超越并不仅仅只是经济发展，还涉及教育、创新和技术、竞争力、军事、贸易、产出、金融中心和储备货币地位等八个方面的综合，按照这八个方面的系统考察，18世纪以来的超越仅仅只有英国超越荷兰、美国超越英国这两个成功案例。⑦对于小型经济体而言，“超”的含义只能更多地集中在单一的产业维度，如少数产业和行业取得世界领先。在殖民时代结束、民族国家全面兴起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赶超，仅仅对于大型经济体才有可能性。

————

①Erik S. Reinert,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Constable,2008, p. 145.

②Ingiehart R.,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iza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③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94页。

④Acemoglu ,. Johnson S.,and James A.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l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No. 5,2001, pp. 1369-1401.

⑤乔尔·莫基尔：《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胡思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⑥克莱伦斯·E.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徐颖莉、赵斌、毕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页。

⑦参见瑞·达利欧：《原则》第六章，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

————

三、经济发展：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

无论是追赶还是超越，无论是先发工业化还是后发工业化，其本质都是长期的经济发展。熊彼特在其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创新“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既是一个创造性过程，也是一个破坏性过程，是创造性效应与破坏性效应的统一。熊彼特形象地指出，一般说来，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主而是一批“新人”去建造铁路，亦即新旧组合之间存在断裂性，“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①。在该书1926年的德文修订版中，熊彼特又特别注明：“我们将要研究的，是从体系内部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就是，它这样来代替这种体系的均衡点，从而新的均衡点不能从旧的均衡点以许多无限小的步骤去达到。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叠加，也绝不能从而获得一条铁路”②。

换言之，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过程是新企业不断“摧毁旧的企业以及依附于这些旧企业的一切存在”，亦即新旧生产方式替换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同时，创新不是像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那样呈现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因此经济发展不是一个以不变速度创造经济进步的稳态过程而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③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明确指出：“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④。不过，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必然是一个新旧生产方式持续“对峙”的动态过程，因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阻碍新方法流行”和威胁摧毁新事物的“惯性”。

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发生了相互交叉、前后衔接的三次工业革命，每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过程表现为两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呈“W”型走势，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降波阶段。作为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工业革命不仅是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组织方式的系统变革，更是两者相互协调、相互匹配的变革过程，而且任何一方的变革及其相互融合也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一个波浪起伏而不是直线发展的“百年周期”⑤。借鉴佩蕾丝和弗里曼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历次工业革命的百年过程可以划分为导入期、拓展期、协同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它们分别对应两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一个波段。导入期是一个范式调整的“过渡时代”，是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对峙”时代，“新旧断裂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拓展期是新兴技术快速扩散和先导产业不断发展的扩张时代，“离心趋势”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协同期是社会生产的新的技术方式与组织方式深度融合从而重塑“平衡结构”的“动荡时代”；成熟期是历次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也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利益充分释放并最终走向衰竭的时代。⑥因此，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一个破坏旧生产方式、创造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亦即连续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也是一个新旧生产方式不断接续交替的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创造性效应与破坏性效应的对比消长决定了工业革命的外在表现即经济发展长期波动的基本趋势。

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和连续发生的三次工业革命首先是一个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的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并且主要是社会生产的连接技术、动力技术与制造技术的系统变革及其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一般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是铁路运输替代驿路马车、蒸汽动力替代人力畜力、机器制造技术替代手工生产技术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钢轨铁路、航空运输、高速公路以及电信电话替代蒸汽铁路和传统邮车、电气和燃气动力替代蒸汽动力、自动生产技术替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移动互联替代电报电话、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智能制造技术替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显然，并非任何类型的技术创新都会引致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的创造性破坏。一般认为，技术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模仿创新等基本类型，唯有关键技术的重大原始创新才能引发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的范式转换。

————

①②③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6、74页注释、255页。

④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7页。

⑤麦格劳、布鲁兰德、图泽尔曼和钱德勒以及佩蕾丝等学者普遍倾向于认为历次工业革命是一个“百年周期”。参见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来自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⑥参见胡乐明、刘刚、高桂爱：《经济长波的历史界分与解析框架：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新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通过模仿创新或许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是唯有实现关键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方有可能实现从“只落后一步”到领先发展的关键跨越。同样，也并非任何单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都会引致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的范式转换。相互关联的各种技术所组成的技术集群构成了不同时代经济社会的技术基础，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展开过程是紧密交织的技术创新集群连续演进和长期融合的结果。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技术创新或许可以带来历时或长或短的经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绝不可能使其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并成为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唯有实现连续而系统的技术变革，方能实现持续的赶超发展。

伴随技术方式的系统变革，历次工业革命也必然发生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的系统变革，从而塑造出各个时代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因此，历次工业革命也是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的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包括劳资之间、劳动之间、资本之间以及资本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变革。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4月发布的特别报告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晚期制造业的“机械化”所催生的“工厂制”替代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组织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早期制造业“自动化”所创造的“福特制”流水生产线使得“大规模生产”作为制造业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替代了“工厂体系”；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制造业的“数字化”为基础的“大规模定制”替代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并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生产组织方式。①

但是，与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的系统变革一样，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的系统变革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因为，这“涉及复杂的社会吸收过程”。“为了适应先前的技术革命的各项条件，一个社会已经建立了无数常规、习惯、规范和准则，它会发现自己难以吸收新的技术革命。”因此，为了建立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必须发动一场制度的创造性破坏②，实现“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的转型。当然，一次工业革命的启动或许并不要求一个完整的SSA在场，而是要求一个SSA的核心在场即可。也就是，“一小撮新制度”可能就足以推动工业革命，但这个“制度核心”必须足以有效调节社会冲突和协调竞争，必须与来自过去SSA的“任何留存物”相兼容，并不断接纳逐渐产生的新SSA的“其余制度”，最终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③这表明，任何国家若想抓住历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连续发动制度框架的系统变革，建立适应特定时代要求的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并适时完成其范式转换。④

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的系统变革，亦即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替代转换的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是创新的创造性效应与破坏性效应的现实综合，但其创造性效应与破坏性效应的空间分布具有非对称性。马克思在其《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中曾做过这样详细的描述：“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了2万人。”因为，“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这样，“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⑤。也就是，英国在收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创新的创造性效应的同时，却将其破坏性效应扩散至遥远的印度，使其不仅没有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反而毁坏了“社会的整个结构”。

————

①Economist T.,“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conomist, 2012(21), pp.1-14.

② 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第164—165页。

③大卫·科茨、张开、顾梦佳等：《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一个评论与再解释》，《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2期。

④显然，本文的“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不同于“社会制度框架”和“积累的社会结构”，而仅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做出这样区分的目的在于增强概念的可操作性，避免后两者的过于宽泛的缺陷。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681页。

————

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在其《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明确指出，技术进步对于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核心地区出现了创造而边缘地区则遭到了破坏，创造与破坏的过程完全可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发生于墨西哥、秘鲁和蒙古等国的众多“破坏性毁灭”的案例表明，当今国际分工的一系列“幼稚化机制”为落后国家的赶超发展制造了难以克服的障碍。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仅像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那样，通过高效的技术—经济范式所生产的低价商品不断冲击落后国家的产业发展，还通过依次将纺织、钢铁、石化等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传统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一方面使其本国得以腾出足够的资源和空间来发展电子、信息、医药等高技术含量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又使得落后国家始终被迫保持与发达国家之间难以跨越的“代际差异”，并不断遭受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技术—经济范式更新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对此，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哈维曾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因此，“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被写入资本积累真实的历史地理学景观之中”②。18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和历次工业革命都是一个创造性效应与破坏性效应非对称分布的空间重塑过程，如果不能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与赶超路径，落后国家必然只能频繁遭受毁灭的痛苦而无法分享创新的收益，从而不断拉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四、赶超逻辑：“因时因地制宜”

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③这似乎意味着，落后国家只要循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亦步亦趋，便会达到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发展水平。以罗伯特·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则明确宣布，由于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落后国家应该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趋同或收敛。然而，与良好愿望和理论预期相反，18世纪以来的经验事实表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趋向更加发散。不过，尽管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没有出现总体趋同，绝大多数贫穷国家长期深陷贫困陷阱，但在不同时代总有部分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向上收敛”。为了拯救新古典增长理论，罗伯特·巴罗等经济学家提出了“条件趋同假说”，认为只要落后国家具备了“必要的发展条件”，就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④但是，巴罗的“拯救”并不成功，因为它未能摆脱各种“经济收敛假说”暗含的基本假设：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始终服从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且后发国家也跟随从事同样经济活动。显然，这一假设并不符合事实，基于此的各种收敛假说自然也难以合理解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化与赶超。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具有多维属性，并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赖纳特等人认为，经济活动的质量属性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规模报酬递增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核心特征。而且，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时代的特定性，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更替变换，经济活动的质量属性也会发生相应变化。⑤换言之，上一时代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及其所对应的行业、产品，往往成为下一时代的低质量经济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业和产品。这也正是18世纪以来“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的要义所在，即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连续替代与升级。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捕捉特定时代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则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连续捕捉历次工业革命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则有可能持续保持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反之，则有可能从经济发展的阶梯滑落。

————

① 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6—150、220页。

②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④关于世界经济是否存在趋同或者“俱乐部趋同”，一直存在争议。具体讨论参见蔡窻：《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姚洋：《发展经济学》(第二版)，第68页。

⑤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第83—86页。杨虎涛认为，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行业和产品特定性、规模和结构特定性、时间和空间特定性，而这三者都没有被充分强调。参见杨虎涛：《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

————

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早期崛起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崛起的日韩等东亚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抓住了特定时代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而众多落后国家则长期专事低技术加工类和原材料类产品生产的低质量经济活动，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日趋分化而不是收敛。因此，所有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如何持续实现向具有高附加值的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成功转型，这是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但却不是“自然”发生的过程。①能否成功实现上述转型，取决于后发国家赶超路径的选择是否合理。

但是，赶超路径的选择逻辑却常常出现谬误。路径选择的一个惯常的逻辑谬误是，将经济发展过程视为一个具备“必要的发展条件”之后“自然”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持续跃进的必然过程，通过抽象找寻“必要条件”设定落后国家的赶超路径。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便是此类思维的典型。在他看来，“起飞”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一个国家一旦经历了关键性的“起飞阶段”，经济发展便会步入“正常轨道”从而“自然而然”地“走向成熟、大规模高消费阶段”②。因此，后发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为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起飞创造条件。综合众多持此类分析范式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这些条件包括初始人均收入水平、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投资率、市场化程度以及开放程度等诸多要求，似乎只要具备了这些“必要条件”，一国便可踏上“不可抗拒”的经济“起飞”。毫无疑问，关于“必要的发展条件”的抽象探讨对于揭示赶超发展的一般逻辑具有重要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后发国家具备了“必要条件”之后“做什么”“怎么做”。既然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是“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引致的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是经济活动的质量属性不断替代升级的动态过程，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个具备了某些条件之后便能自发展开、自我持续的自然过程。对于谋求赶超的后发国家而言，必须精准把握特定时代所提供的经济赶超的“机会窗口”和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对应的具体产品、特定产业和介入方式，同时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赶超方式，构建适应历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丹尼·罗德里克曾指出，成功的成长战略应该由两种努力构成：一种是启动成长的短期战略，另一种是维持成长的中长期战略。③也就是，启动经济发展是一回事，维持经济发展则是另一回事。后发国家必须“因时制宜”地选择自己的赶超路径。

路径选择的另一个惯常的逻辑谬误是，通过找寻“发达国家有什么、落后国家缺什么”，发现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短板”进而设定其赶超路径。关于“大分流”的讨论，秉持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普遍存在此类逻辑谬误。美国学者兰德斯指出：“自以为科学的史学界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以为今天的优点一定也会是明天的优点，一度发挥了作用的因素也会永远起积极的作用。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处于起跑和突破阶段的经济，在需要具备的条件方面，不同于那些已经处于领先和疾驰地位的经济。”④如果经济发展是一个缓慢而平稳的线性过程，发达国家的经验与优点或许确实可以为后发国家提供赶超路径的选择依据。但正如前文所述，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技术—经济范式连续迭代的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发达国家今天所拥有的看似先进的东西或许正是明天要被新的范式所摧毁的对象。本文后面的分析将会说明，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的锁定效应导致了英国的衰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创造效应造就了美国的崛起。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看似先进的东西尤其是制度范式未必普遍适用于后发国家。诺斯1993年获得诺奖演讲时曾指出，由于正是非正式规范为一系列正式规则提供“合法性”，因而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正式政治与经济规则运用到第三世界，并不是获得优良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⑤

————

①张夏准：《富国陷阱》(修订本)，肖炼、倪延硕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②W. W. Rosto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4.

③参见宋磊：《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④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23页。

⑤道格拉斯·诺斯：《时间历程中的经济绩效》(1993年)，载张守凯、黎昌抱、柴志贤编：《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与获奖演说全集》，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3页。

————

经济史实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在与领先国家不同的条件下发动工业革命、实现经济发展。因此，后发国家必须摆脱“与发达国家相比自己缺少什么”这一狭隘命题的思维束缚，通过“交互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①既要找寻可供学习的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更要找寻独特的“本土优势”②，“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的赶超路径。

谈到“本土优势”，人们自然容易想起“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源自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林毅夫等人将其引申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意指一个国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形成相应的产业结构，可以最充分地利用其最丰富的生产要素，从而将生产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并实现经济赶超。③在他看来，落后国家的赶超战略分别遵循两种大相径庭的原则：一种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通常导致赶超失败；另一种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成功实现赶超的案例通常属于此类。④显然，这种观点过于武断且不符合历史事实。英国对荷兰的赶超以及美国对英国的赶超并未遵循所谓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否则英国不会从棉纺织业发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至今或许也只能是一个农业国。经济发展史表明，后发国家若一味沉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则只能长期徘徊于中低收入陷阱。赖纳特甚至认为，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清除掉对经济变迁和动态过程的‘质’的理解，已经成了一种可能使一个国家‘专业化于贫困’的经济理论”⑤。但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并非毫无道理。樊纲认为，落后国家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必须纯粹依靠比较优势，挣得“第一桶金”，从而能够开始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更多地投资教育，为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奠定基础。⑥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产业确实可以为后发国家提供摆脱低收入均衡陷阱、进入经济发展的起点，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后发国家能否摆脱“第一桶金”的陶醉、从依靠自然资源禀赋逐步转向依靠“创新”资源禀赋，抓住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所提供的“机会窗口”，实现从低质量经济活动向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转型。国富国穷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而是在于创新资源的不断累积和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落后国家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本土优势是“后发优势”。在凡勃仑和金德尔博格等人看来，在国家的赶超竞争过程中，先发国家的领先地位可能会成为一种先发劣势，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元素组成的体系，如果不进行代价高昂的系统重建，就很难用更现代和高效的元素取代。当旧的资本结构在不同的公司和行业之间以及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分割时，使之适应新的技术可能是一个困难和艰难的过程。受此启发，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了与之相对的“后发优势”。在他看来，“恰恰因为其落后，落后国家的发展可能在几十个重要的方面显示出与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倾向”，反而使其拥有实现赶超发展的“源自落后本身的优势”；而且，“落后国家从较先进国家能够吸收的技术创新存量越大，其工业化前景似乎就越乐观”，落后程度越高后发优势也就越显著。⑦简而言之，后发优势主要是指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实现“少走弯路、多走捷径”的模仿创新和经济发展。大量研究也都表明，与先发国家的技术前沿差距越大，后发国家的这种优势就越明显，赶超的速度也就越快。

观察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模仿创新对于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原始创新而仅仅依靠模仿创新，日韩等国远远无法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除了模仿创新之外后发国家也拥有一定程度的原始创新的后发优势。

————

①也称“互反比较”，这是加州学派推崇的比较方法。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

②樊纲在其《“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本土优势”是落后国家企业在本国市场在一定时期所拥有的信息与文化优势。我们认为，落后国家的“本土优势”包括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以及市场优势等各类内在独特优势。

③蔡昉：《从比较优势到规模经济——重新认识东北经济》，《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9期。

④Justin Y. Lin and Wang Y.,“China's integration with the world：development as a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in Transform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i Fang(ed. ),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pp.201-239.

⑤埃里·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第15页。

⑥樊纲：《“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⑦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风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12页。

————

艾尔斯指出：“如果技术发展是已有的工具—材料发明物相结合的结果，而且如果这种结合遵循的是已有发明物的模式，并常常是经由那些摆脱了先入之见的约束从而具有特别优势的人来完成，那么，创新也就很有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区，只要把那些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已有发明物集合在一起。”①换言之，创新资源约束往往并不构成后发国家真正的创新约束，甚至是一种可以摆脱“先入之见约束”的后发优势，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原始创新和“跳跃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是发展的结果，“每一个具体的发展，最后都依赖于以前的发展”②。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前一个时期所积累的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经济基础固然可以为其原始创新提供坚实基础，但是旧生产方式巨大的“锁定效应”和新生产方式严重的“破坏性效应”也必然构成其接纳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沉重障碍；与之不同，后发国家却可以“轻装上阵”建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因此，后发国家若能抓住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所提供的机会窗口，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便有可能在较短时间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显然，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后发优势以及本土优势都是一种潜在优势，后发国家能否充分发挥上述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取决于其能否抓住时机发动技术—经济范式的系统性变革，“因时因地制宜”地选择赶超路径。③兰德斯曾指出，赶超路径的选择“没有统一的顺序，没有单一的道路，没有发展的规律。每一个后起之秀的工业化了的国家，亦即所谓的‘仿效国家’，不管它受到英国经验的多少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启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震惊或者恐吓——都拓展出它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是如此，今天就更是如此。一切取决于时机。现代技术的内涵总是在不断变化，而仿效的任务和手段也随之变化”。④因此，任何比较经济分析所应考虑的经济竞赛的一个要点是，面对挑战的反应，亦即“一种经济形式所具有的有效处理重大挑战及其伴随效应的变革能力”⑤。应对18世纪以来“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的反应方式和变革能力的关键，在于各个国家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破立之道。

五、破立之道：创新性变革与适应性变革

既然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是“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那么各个国家应对这一巨大挑战的变革能力和变革方式必然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阿西莫格鲁认为，社会选择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可以是鼓励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制度，也可以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汲取性制度；而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心通常会成为反对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源，并影响各国对变革方式的选择。⑥从应对“连续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的反应方式和变革能力的视角，我们可以梳理出两种具有比较意义的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破立之道：创新性变革与适应性变革。

所谓创新性变革是一种系统性的“积极”变革。具体而言，创新性变革致力于接纳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性效应，并努力释放其破坏性效应，从而尽力摆脱旧生产方式的“锁定效应”，实现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关键转变。此类变革形成阿西莫格鲁意义上的包容性制度和包容性增长。与之不同，适应性变革往往是一种非系统性的“被动”变革，包括进化的适应性变革与退化的适应性变革两种类型。进化的适应性变革倾向于约束新生产方式的破坏性效应，同时努力接纳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性效应，从而努力融合新、旧生产方式。退化的适应性变革则倾向于限制新生产方式的破坏性效应，同时有限吸收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性效应，从而导致固化既有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

创新性变革的积极性、以及适应性变革的被动性，乃至于适应性变革的进化和退化的关键区别，在于如何对待生产方式调整过程中技术—制度两个层次的“破与立”。在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不同“质”的生产力，在关键技术乃至于关键生产要素上都具有特定性；这种特定性也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从所有制到具体生产组织方式乃至于教育、劳动力流动等制度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此，才能释放新技术、新要素的增长潜能。这就需要对原有的制度体系，尤其是核心制度要件进行调整，构建适应新型生产要素特征、激发新型生产要素效能的制度体系。

————

①克莱伦斯·E.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徐颖莉、赵斌、毕冶译，第129页。

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等译，第73页。

③金成武：《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兼谈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借鉴》，《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④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第256页。

⑤Landes D. S.，“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in 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Landes D.S.(e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⑥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58—61页。

————

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释放原有依附于土地的农业劳动力，劳动力流动、培训制度就成为制度变革重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形成大规模消费才能与大规模生产的石化、电力体系相适应，围绕着劳资关系的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成为制度变革重点，在技术、研发活动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日渐突出之后，对知识生产的激励机制就成为制度变革重点；在当前迎来的数字技术革命，数字技术的泛在连接性、数据要素衍生性和共享性，同样需要对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要素确权、定价方式进行重大变革。

之所以存在多种类型的变革，主要在于无论是制度还是技术的破立都是在既有的结构之中进行，而对既有的结构，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进行变革，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与观念上的冲突。如果这种变革带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效应，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可以在不影响任何人的福利损失的前提下获得整体效率改进，那么创新性变革就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果这种变革带有卡尔多补偿效应，跨期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利益格局调整就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抵制。在熊彼特看来，社会普遍存在的“阻碍新方法流行”和威胁摧毁新事物的“惯性”，使得创新必然是一个新旧生产方式持续“对峙”的动态过程。

表1列举出了创新性变革和适应性变革的不同类型。如果对关键技术与核心制度同时做出积极变革，就会引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良性互动，引起生产力的不可逆的增长与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就是这类典型。如果仅仅只做局部的技术范式变革和核心制度变革，那么必然也只能释放部分的新兴技术力量，无法完全释放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是此类典型。退化的适应性变革拒绝核心制度的变革，有限地引入新的技术部门，进行局部制度改变，最终难以引起生产力的全面跃升，典型如中国的洋务运动和18世纪末期的荷兰。易言之，如果既有的观念、制度体系只能有限地接纳技术革新并针对核心制度进行调整，就会形成进化的适应性变革；如果拒绝制度调整，就会形成退化的适应性变革，两者都会带来技术效率的损失。只有同时对核心制度和技术范式做出协同性调整的创新性变革，才能更好地释放新技术的增长潜能。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本质上是围绕生产力质变而展开的经济发展，只有持续进行创新性变革的国家，才能获得连续性的成功。

表1 创新性变革与适应性变革的类型

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荷兰周期”①。然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潜流”开始涌动的时候，荷兰却出现了一种回潮倾向，即向前资本主义商业获益模式甚或是向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以外”的掠夺方式、聚敛食利财富方式的回潮或强化，以固守其作为最后一个高度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繁荣与辉煌。②这样，作为一个商业共同体而非真正意义上具有“想象的共同体”意义上的荷兰，难以在长期沉溺于短期利益的商贸利益集团之外培育和组织起工业化所必须的有组织的劳动和充沛的制造业资源，试图通过退化的适应性变革应对工业革命的挑战，其没落不可避免。与之类似，19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同样面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挑战与威胁，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创新性变革，不仅通过四民制度的变革废除了封建身份制度，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充沛而平等的自由民，而且在引进钢铁、造船等西方技术的同时建立起了以中央银行为标志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则试图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对既有的社会制度不做相应的积极变革，走上了退化的适应性变革之路。

————

①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又译乔万尼·阿里吉)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漫长的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期的热那亚—伊比利亚周期、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荷兰周期、从18世纪中到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以及从19世纪末开始的美国周期。参见杰奥瓦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8页。

②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7—69页。

————

与荷兰不同，在“漫长的18世纪”，英国连续发生了涉及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政治文化等领域全面的创新性变革，使其成功抓住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超越了荷兰并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带入“英国周期”。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人们往往热衷于讨论它为何率先发生于英国，并得出各种技术主义、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解释。①我们认为，既然工业革命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过程而并非具备了“必要条件”之后便能自我扩展的自然过程，那么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英国为何能够率先取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②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深入理解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创新性变革。

在技术方式变革方面，英国是第一个采用非自然力动力体系的国家，也正是这一点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其取得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功的更为关键的技术方式变革在于：一是没有简单效仿荷兰的“成功经验”。商业贸易、海洋运输和金融投机是荷兰周期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也是其霸权的基础。英国尽管也发展起规模巨大的商船舰队以及用于支持其运转的金融机构，但是英国更加注重制造业这一新型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二是没有沉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毛纺织业一直是英国的传统优势产业，棉纺织业则是印度的优势产业，但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恰恰没有发生于具有比较优势的毛纺织业而是更能适应机器生产、更具市场需求的棉纺织业。③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技术方式与组织方式的双重变革，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制度的破与立，进行了一场制度的创造性破坏。与所有欧洲国家一样，工业革命启动之初，英国面临的也是君主制国家的等级制度、手工行会制度等利益集团对工商业的限制，但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诺斯所说的英国率先实现了产权保护和公民承诺的方式解决的，而是通过先立后破的方式，让传统利益集团参与新的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逐步解决的。正如经济史学家艾伦指出的那样，英国的成功并不是1765—1800年初涌现出重大的发明浪潮，而是这一过程在后来并没有以失败而告终，即“连续性的成功”。而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类似的重大发明最终都以夭折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像英国那样同时进行一系列成功的制度“破立”。

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功开始了英国国家组织方式的重要变革，使王权、教权与地方自治取得了相对平衡，这是形成公民社会、促进个人自由创新的起点；而在工业革命启动之后，英国并未停止这种创新性变革。18世纪英国又发明了工厂监工制度，以对待享有独立身份的农村工人，在推行数个世纪的重商主义体制后，英国于19世纪上半叶陆续撤除原先的各种限制政策，从全面降低关税到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法》，均属于实现超越所必需的自由化转型。其中，尤其是1849年《航海条例》的废除，开启了英国经济政策的新时代。④1700—1850年之间，英国能不断通过一个寻租集团替代另一个寻租集团，包括航海条例、私掠巡航者的兴起与破除，才使技术进步保持了连续性的成功。艾伦总结道：“英国的寻租集团逐渐败退，这是英国实现长期增长秘诀中的关键因素。”⑤

倘若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具备了“必要条件”之后便能自我展开、自我持续的自然过程，英国应该也能够继续发动和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遗憾的是，到19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依然还是棉花的故事”，虽然英国作为“成熟的”工业经济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不成熟”的欧洲大陆模仿者，但它却已丧失了继续发展其领先地位的能力。⑥

————

①例如，弗里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开启了英国国家组织方式的变革，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套包容性政治制度，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参见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第72页；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郭金兴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3页。但是，此类解释只能说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却无法说明英国工业革命为何取得成功。

②许多人认为，法国似乎更有理由首先取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许多重要发明比如蒸汽机，并非首先出现于英国而是法国；而且法国是一个规模更大、人口更多的国家，总体上具有更大的生产规模，在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上也同英国大体相当。参见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第251页。

③毛纺织业自15世纪以来便是英国最重要的产业，受到了封建行会势力的保护。因此，棉纺织业与毛纺织业之间新旧生产方式的激烈竞争与对抗是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重要特征。参见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史纲》，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215—218页。

④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郭金兴译，第3页。

⑤乔尔·莫克尔：《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曾鑫、熊跃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8页。

⑥大卫·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二版)，谢怀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32—238页。

————

其时，支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及其相应产业——煤、铁、纺织业、蒸汽技术——所蕴含的增长动力已经消耗殆尽，呈现出报酬递减的趋势并已成为阻碍新生产方式推广应用的“桎梏”，同时钢、电力、内燃机、有机化学等新的技术方式和新兴产业正在悄然兴起。在这样一个新旧生产方式“对峙”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英国尽管也试图接纳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创造性效应，但同时更希望固守其棉纺织业的传统优势，金融机构也试图继续努力向海外拓展，通过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赚取更高的短期收益。①具体而言，在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方面，英国蒸汽机工业历史悠长，一方面使得英国工厂大量使用固定式的蒸汽机，另一方面导致生产蒸汽机的工厂阻碍电动机的推广和使用，从而英国的电力应用和推广缓慢，不仅落后于德国，更落后于美国。②在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方面，英国向垄断过渡进程缓慢，生产资料占有规模和形式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未能保持当年破除寻租利益集团时的制度创新性变革能力，庞大的殖民贸易体系及其利益集团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产业依赖和制度惯性。这表明，英国已从创新性变革路径退化为适应性变革。尽管这种适应性变革属于进化性的，但却在国际竞争中无法释放新技术部门和新技术体系的增长潜能。因为虽然英国依然接纳新技术，但却试图在尽可能保有旧体系的基础上接纳新技术，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效率损失，也导致1870年代英国开始的“死气沉沉”和霸权衰落。

在英国步入“更年期”的同时，美国和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却将它们的落后变成了后发优势，面对成长和发展的机遇它们可以更加自由地抉择自己的方法和机会。③随着内战的爆发，美国掀起了一场积极且连续的创新性变革，拉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序幕。美国内战的爆发中断了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全球棉纺织业的生产网络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原有格局④，同时，1870年启动的“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内燃机带来的交通运输革命，使得美国的电话及铁路和汽车全面超越英国。1900年美国人均电话数量是英国的4倍，德国的6倍多，法国的20倍多。伴随着连接技术等技术范式的变革，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在美国也持续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福特制”流水生产线使得“大规模生产”作为制造业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替代了“工厂体系”。这样，美国经济便从一个由在地方和区域市场上经营且功能单一的小企业组成的经济成功转型为由全国性大型多功能企业组成的经济。⑤当然，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挑战，并在超越英国之后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也离不开连续的制度创新性变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的对国家创新体现的网络化、任务导向化的革新，以及对创业投资体系的推进，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与这些通过制度和技术的破立取得连续性成功的国家相比，阿根廷则是典型的退化的适应性变革的案例。西蒙·库茨涅兹认为，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⑥19世纪初开始，阿根廷就利用其自然禀赋条件成为世界畜牧业基地和粮食出口大国，1913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80%，人均GDP和美国不相上下，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但在此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阿根廷依然保持着19世纪以来形成的寡头地主和种植园经济。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通过议会控制了国家政治，继续强化土地庄园型经济结构。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阿根廷始终无法革除其核心制度对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而是反复在民粹—军人—外资控制—高额外债的困局之中循环，成为从发达国家倒退回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案例。

六、尾论：中国的路径选择

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⑦18世纪中期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工业革命渐次展开的复杂过程。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犹如一次长跑比赛，各个参赛选手可以交替领先，但是最终胜利却是属于那些把握适当时机、采用适当策略进行赶超并达到终点的选手。历次工业革命都会造就一位“长跑”冠军以及取得不错比赛名次的选手，尽管他们在比赛开始的阶段未必处于有利位置。

————

①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4—258页。

②赵涛：《经济长波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8页。

③大卫·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二版)，谢怀筑译，第232、237页。

④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213—218页。

⑤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张林山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66—183页。

⑥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第28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

显然，对于每个后发国家而言，实现从落后到跟跑、并跑甚至领跑，绝不能沿着领先国家走过的道路亦步亦趋，而是应该采取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和赶超策略。而且，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应该选择不同的赶超路径，即使在同一时期赶超路径也存在不同的选择并导致不同的结果。试图采用一个普适的机制来解释不同时期实现赶超发展所需要的一般条件并不现实也并不科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了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钢铁、化工等具有集成化、规模化特征的产业体系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主导产业部门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产业、绿色能源和生物科技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对传统电力、钢铁、化工发挥了强大的渗透和重塑效应。与此同时，生产组织方式上也开始呈现出典型的模块化、平台化和智能化特征，制造外包、产品内模块分工驱动全球分工秩序和贸易秩序重构，呈现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复杂依存状态。在这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之时，中国也积极开始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探索。在对经济社会体制进行了持续变革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互联网和模块化生产时代，中国借助改革开放之前已经建立的完整的重化工体系、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迅速融入了世界分工与贸易体系，成为工厂全球化时代规模最大、发展最快、产业门类最完整的世界工厂。1995—2011年间，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尤为明显，成为劳动密集型贸易品的最大出口国、全球中等技能创新产品第四大出口国，以及全球高技能创新产品的最大出口国①，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并联式、叠加式发展。

制度改革的渐进、叠加特征，以及制度环境的短期快速变化，在获得了巨大的改革成就的同时，也使制度—环境之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如锦标赛体制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割裂，多层级、多身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体系，外部环境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也进入了三重转型的叠加时期。第一，需求结构转型。既要实现低成本、低利润率的贸易向高技术、高质量贸易的转换，又要实现从债务型拉动的内需向积累—消费驱动的内需转化；第二，产业结构转型。随着人均GDP的不断上升，配第—克拉克定律开始显现其效应，制造业占比下降和服务业占比上升，导致经济增速趋缓；第三，人口结构转型。2012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速开始趋缓，人口结构上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各国围绕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高点的竞争态势加剧。中国能否在这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抓住机遇，实现“连续性成功”，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克服中等技术陷阱的关键。从根本上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破解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三重转型压力的唯一也是必由之路。但要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对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而且要对制度体系进行同时变革，在克服上述制度短板、弊端的同时，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持续的创造性变革。

要建构和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体系，就要把握新质生产力本身的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决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等。②其要旨在于，通过制度体系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技术—制度的创新性变革。

新质生产力集中在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新能源、低碳技术、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典型特征是：第一，产品周期短、技术迭代快；第二，从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到产品研发、产品应用、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形成的传导链条，各个环节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波动性也更强；第三，从替代体力的自动化进化到替代脑力的智能化；第四，劳动替代效应和劳动创造效应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第五，新旧能源体系的更迭替代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

①Hallward-Driemeier M., and Nayyar G., “Trouble in the making?: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le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17.

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

新质生产力的这些特征，要求对制度体系，包括科教体制、投融资体制、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及劳动就业制度，进行系统性、集成性、前瞻性的变革。由于产品周期短、技术迭代快，进一步加大了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在投资的长期性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从科学到产业的传导链条的变化，不仅投融资有必要更早、更全面介入，而且教育科研的体制机制也要改革。《决定》强调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①，正是基于对新质生产力上述特质的充分认识。由于新技术的发展会从替代体力的自动化进化到替代脑力的智能化，同时劳动替代效应和劳动创造效应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对既有的就业、社保和收入分配制度进行针对性变革，《决定》在强调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的同时，也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就是针对新技术做出的制度调整。②由于新旧能源体系的更迭替代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决定》在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这一部分也专门强调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不仅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也要“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③。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旧质生产力的追赶方面。经过70多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当前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处在完成新的质变的前期，如何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成功实现对领先大国的并跑甚至超越，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把握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发展，更要着力于深层次的制度体系变革，保持创新性变革的勇气，努力破除传统观念、利益集团和各种制度的阻碍，以使新技术体系的潜力得以充分释放，通过创造性破坏的展开进程实现新质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关系的型构。

————

①②③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

胡乐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来源：《学术月刊》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