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经济教研室主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

王银龙，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建设农业强国需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促进其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作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质态，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构成要素上要求劳动者素质由经验积累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劳动资料属性由机械化转向数智化，劳动对象范围由实体形态转向“实体+虚拟”复合形态，其内在蕴含着特殊性与一般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出发，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复杂性、直接生产关系的灵活性、交换关系的普遍性、消费关系的可持续性与协调性、分配关系的多样性等多方面对农业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新型生产关系通过提供制度化基础、关系结构重塑与价值分配机制创新等方式反作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当前，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通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在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以及农村人才建设培养机制等方面完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关键词：农业强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1］这为建设农业强国指明了科学方向，即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并形成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首次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2］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3］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创新质态，必须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新型生产关系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实现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基础。

当前，学术界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水平测度、现实阻碍、实现路径等内容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内涵特征方面，研究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主线，要通过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4］其具有高新科技、高新知识、高新人力资本、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5］水平测度方面，研究以生产力要素为基础，构建了涵盖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与农业劳动资料三维度的农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动态演变特征进行了测度与分析。［6］现实阻碍方面，研究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着科技研发推广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能力弱等瓶颈制约。［7］实现路径方面，研究指出为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全方位探索农业科技创新供给体系、农业要素创新性配置模式与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路径，［8］并重点关注大农业、现代种业和智慧农业三大领域。［9］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新型生产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人与地、人与技、人与业和人与村的关系，［10］完善农村土地和数据要素的权利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流通服务体系等。［11］

现有研究对本文具有借鉴意义，但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尤其是对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内涵及互动关系方面，仍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理论分析。其一，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认识缺乏历史演变视角。其二，在对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方面缺乏新型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相关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2］如何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与内涵特征？如何理解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逻辑及二者的关系？当前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哪些？本文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上述问题做出分析，进而提出构建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具体路径。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与内涵特征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代农业领域的创新发展，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用好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既要基于农业生产力的历史变迁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也要深刻把握农业新质生产力内在的辩证特征。

（一）追溯农业生产力的历史变迁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其中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历史变迁的基础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3］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是由农业生产力构成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的变迁所决定的，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是区分农业生产力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

概括而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时期。［14］原始农业跨越了从石器时代至铁器工具诞生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其整体特征是以自然状态为主导的农业生产模式。［15］“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16］这一时期人类依靠石器同自然界斗争以求生存和发展，以刀耕火种的方式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获取天然产物。总体来说，原始农业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条件。

传统农业指的是铁器工具的使用到工业化以前的农业，铁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实现了农业生产力第一次较大的进步。恩格斯指出，田野农业“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不可能大规模进行”。［17］规模日益扩大的农业生产要求人类不断提高自身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一时期的农业大量采用畜力代替人力，同时人类学会了人工施肥、轮番耕种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方式，形成了维持简单再生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然而，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18］舒尔茨同样指出，传统农业虽然完成了对既有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但小农经济的封闭性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19］

现代农业正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通过广泛运用现代工业技术、现代生产要素以及现代科学经营管理方法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社会时期，工业机械化设备大规模应用于农业生产，打破了农业生产的内部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封闭圈，成为农业现代化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对于农业来说同样适用。不仅如此，大工业在农业领域“起到了最革命的作用”，使得“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20］尽管马克思肯定了大工业对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积极作用，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土地肥力破坏、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自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来，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新一轮变化，农业生产工具逐步走向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工具的日益复杂推动劳动者转型与劳动对象范围扩展，农业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组合方式的演变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并在此过程中催生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现代农业进入了高效、精准、可持续发展的高级阶段（见图）。

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二）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农业新质生产力从属于现代农业的高级阶段，是新质生产力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最新实践，它与新质生产力是部分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2］结合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理解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由技术的颠覆性突破、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农业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核心标志。与当前农业生产力相比，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素质、劳动资料属性、劳动对象范围上呈现新的变化（表1）。［23］

一是劳动者素质由经验积累型转向知识密集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劳动者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24］的主体，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选择性开发和运用。在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实际中，劳动者技能和知识水平大多依赖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就未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言，新型劳动者以脑力劳动者为主，要求新型劳动者具备更高水平的农业专业技术并能够操作现代化农业设备从而进行精准的生产管理。例如，经过专业培训的新型农民和农业工程师，能够通过先进技术如智能化设备、无人机监控等手段提高农业生产的精度与效率。

二是劳动资料属性由机械化转向数字化、智能化。“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25］马克思强调，“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中劳动资料由最初的人力畜力驱动逐渐升级为机械力驱动，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劳动资料得到了质的飞跃，就农业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而言，其更多依靠原创性的、前沿性的科技创新成果，例如现代农业机械（如智能拖拉机、自动播种机）、物联网设备（如智能传感器）以及大数据分析平台等，在减少人力资源消耗的同时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是劳动对象范围由实体形态转向“实体+虚拟”复合形态。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的客体，它“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27］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同样实现了大幅扩展，既包括传统的土地、动植物等自然资源，还包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所开发的盐碱地等新的自然领域。此外，数据这一虚拟形态的非物质劳动对象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遥感技术和大数据平台等先进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管所产生的数据（包括气象数据、土壤湿度、作物生长情况等），成为农业生产决策的重要依据。

（三）辩证认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1.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基本特征可从“要素-结构-功能”三个维度进行解构。［28］在构成要素上，新质生产力由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组成，特征在于要素与“新”的前沿技术紧密相连。在结构上，新质生产力体现为由新型构成要素优化组合而成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特征在于“新”产业形态。在功能上，新质生产力依赖新型构成要素，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载体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与资源的合理利用，特征在于绿色化、集约化。作为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具象化延伸，农业新质生产力既在科技引领、产业形态与绿色发展方面表现出新质生产力的普遍特征，同时也表现出农业自身自然依赖性的显著特征。

第一，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两大支柱。数字技术通过数据整合与智能决策优化农业生产效率，生物技术则通过遗传改良与资源拓展突破自然限制，二者共同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技术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覆盖农业生产全链条的数字化体系，实现农田环境数据的实时采集（如土壤湿度、气象变化及作物长势），并通过机器学习等算法生成精准种植策略，驱动智能农机完成自动化播种、施肥与收割，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生产可控性。与此同时，诸如基因编辑与分子育种手段等生物技术的发展，正逐渐突破传统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例如耐盐碱水稻品种的研发使土地转化为高效产能载体，合成生物学技术则通过微生物工程替代化学肥料输入，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生物技术的创新进一步扩展了劳动对象的范畴：传统动植物资源被改造为可定向设计的“生物工厂”，种质资源从自然产物升级为“自然-技术”复合体，形成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农业新业态。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双轮驱动的技术范式，标志着农业生产力从“经验依赖”向“科学主导”的质态升级。

第二，农业新质生产力催生融合化的产业新形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不仅渗透和改造了传统涉农产业，还催生了多种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一方面，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智能农机具的研发与应用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催生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还可以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和一二三产业融合。例如，数字经济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形成“互联网+”农业等新产业形态。此外，农业新质生产力也可以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的结合，催生诸如农业休闲观光、生态旅游等产业融合形态。因此，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化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更是产业深度融合与升级迭代的过程。

第三，农业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农业生产绿色化是指以环境友好、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系统维护为目标，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绿色技术和生态理念，推动农业生产向生态型、循环型方向转变。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新型劳动者需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充分发挥新型劳动资料的先进性，实现对新型劳动对象的合理利用。例如，通过减少化肥、农药等高污染化学品的使用，采用绿色种植技术等方式，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还可以通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秸秆还田、沼气发电），构建农业内部的循环生态系统。

第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自然依赖性是其区别于其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深刻体现了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29］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土壤肥力、气候条件、水资源等自然要素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农业新质生产力中，尽管技术创新可以部分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但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例如，智能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的应用虽然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但仍需依赖于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土壤的基本肥力。另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在适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这要求农业技术必须与自然节律相协调。例如，遥感技术和大数据分析虽然可以实时监测作物生长状况，为精准农业提供决策支持，但这些技术的应用依然需要遵循作物生长的自然周期。这种基于自然规律的技术应用，体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自然依赖性这一内生特征。

2.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重要体现，它的发展过程既植根于对农业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又承载着社会主义国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二者相互嵌合、彼此支撑，体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重要特征。

一方面，客观事物的发展始终存在其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合规律性特征表现为对自然生产规律的遵循。农业作为一种最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其过程深受地理环境、气候变化、水土资源、生态系统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周期性与区域性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背离自然规律，否则将陷入对自然的盲目征服和粗放利用的误区，最终反噬农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合规律性意味着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承载力，以生态农业、绿色发展、低碳循环等理念为引领，科学配置农业生产要素，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动农业走生态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单纯追求农业产量增长，其目的性还体现在促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农村整体利益的实现和农民生活福祉的持续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其目的，具体体现为：一是通过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拓展农民收入渠道，实现由“靠天吃饭”向“科技兴农”转变；三是依托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农民农村走向共同富裕。这种发展体现了农业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逻辑，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在农业领域有着特定表现形式。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要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视角，一方面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所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把握新型生产关系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反作用。

（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生产活动的双重维度，二者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中，生产力始终居于主导性地位，其持续发展构成社会形态演进的决定性要素；生产关系则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保持动态平衡，其自身的调整也会对生产力施加能动的反作用。

从生产力的主导性地位来看，其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的状况和性质。在农业领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生产关系的出现。例如，原始农业时期低下的农业生产力决定了农业生产关系公有制的底色，尤其是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为原始公社成员共同占有。马克思在描述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时提出，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调整或变革。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与农产品剩余的出现，农业生产关系同样产生新的变化，“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30］进一步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带领人类脱离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31］

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来看，生产关系若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便能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反之，则会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在社会生产实际运行过程中，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的情形错综复杂，旧的生产关系可能存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部分，新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存在与生产力发展要求所不相适应的内容。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新旧生产关系往往同时存在，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领域，马克思曾详细分析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生产方式，包括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及日耳曼所有制。在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以直接公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亚细亚所有制促进了农业发展。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交换分工的出现，旧的生产关系逐渐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亚细亚所有制“解体”后的古代所有制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情形。在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中，私有制关系发展至占支配地位，［32］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综上而言，生产关系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规律为当下认识农业新质生产力及其对应的生产关系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对当前农业生产力的突破升级，必然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从社会再生产的动态循环出发，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直接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分配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1.构建复杂多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过程中具有明确所有权归属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排他性日益减弱，公共属性逐渐增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从单一走向多元，这一影响集中体现在传统农业生产资料与新型生产资料两种类型。其一，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对传统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进行变革。传统农业生产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关系较为单一，存在土地过于分散、经营模式传统等问题，这直接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引入现代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规模经营来提升农业竞争力。因此，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需要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灵活的市场化改革，并进而要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例如，通过土地流转形成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进而带动农业企业化经营模式的推广。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各地生产关系的同步变更，需要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改变相应的生产关系。例如，我国大平原地区农业与山区农业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大平原地区和山区所适宜栽种的作物类别、规模经营的适宜范围都需要结合当地生产条件确定。其二，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进而要求建立新型生产关系。从使用特点来看，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性和易扩散性等典型特征，规范明晰的数据确权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点所在。从生产过程来看，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农业生产数据要素通常是政府、企业、农户等多方主体相互协作的共同成果，各方主体的贡献度难以精确量化，加大了数据确权的难度。因此，围绕数据的新型生产关系应当在保障数据所有权的基础之上，着力强化数据的使用经营权并建立数据共享与流通机制，促进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同时，还应建立农业生产有关数据交易市场，规范数据交易行为，让数据要素在流通和配置中进一步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

2.形成灵活多样的直接生产关系

农业新质生产力引致直接生产关系更加灵活多样，体现为劳资关系和劳劳关系的新变化。从劳资关系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特征使得生产过程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了平台化等新形式，劳资关系更为复杂。平台作为中介，连接了农业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劳动者通过平台获取工作任务和报酬，资本则通过平台管理和调度劳动力。这种模式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更加灵活，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压力，平台降低了劳动参与社会生产门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零工”，［33］削弱了劳动力面对庞大资本时的议价能力，并使得平台化模式劳动者面临缺乏保障和福利的风险。从劳劳关系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的农民家庭耕种模式逐渐被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取代，农民之间的合作形式出现了更为灵活的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等新模式。这种转变使得农民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多元化，既有合作社内部的紧密合作，也有基于市场需求的松散合作。例如，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社共享农业机械设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农民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尤其是在土地流转和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竞争关系更加突出。不仅如此，农业新质生产力中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运用，使得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与其数字化能力高度相关。具备较高数字化能力的劳动者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利用智能化设备和技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相反，传统体力劳动者由于缺乏数字化技能，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和收入差距。

3.完善高频高效跨地域的交换关系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扩展了农产品交换的时空范围，［34］在交换关系方面呈现普遍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交换频率的显著提升，还体现在交换时间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空间的深度融合上。从时间维度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农产品交换日趋高频。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如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极大地优化了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例如，通过实时数据监控和智能调度系统，农产品的生产和运输过程得以精确控制，从而缩短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时间周期，使得交换频率显著增加，交换时间更为自由。从空间维度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线上和线下市场的深度融合，增强了市场的融合性。平台经济的兴起为农产品电商行业提供了多样化的交易方式，如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消费者）和C2C（消费者对消费者）等模式，这些模式不仅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还使得市场交换地理边界逐渐模糊，形成了全球化的农产品交易网络。例如，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农产品可以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了跨地域的高效流通。

4.发展可持续性与协调性的消费关系

在消费关系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实现自然消费关系、社会消费关系以及自然社会消费关系三方面的调整，［35］总体呈现可持续性与协调性。其一，从自然消费关系来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关系。绿色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底色，清洁农业、绿色农业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实现消费关系的绿色可持续。其二，从社会消费关系来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引入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模式，既有助于识别农产品的个性化消费需求，也能显著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满足了个人消费与集体消费、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等多重消费关系的要求，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其三，从消费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互动关系来看，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既要求摆脱传统农业高能耗、高污染等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也要求在实践中思考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关系，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塑造突出新要素参与的分配关系

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多样化的分配关系。从分配方式来看，农业生产中数据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参与农业再生产，共同产出社会财富，按要素分配尤其是按数据要素分配成为现有收入分配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36］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机制不仅需要考虑数据要素的直接贡献，还需要考虑其在提升其他生产要素效率方面的间接贡献。例如，农业大数据平台通过提供精准的农业服务，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在收入分配中获得相应的回报。从分配结果来看，数据要素的易复制性和分散性使得其能够被广泛共享和应用，从而惠及更多的农业生产者。例如，农业大数据平台通过整合和共享农业数据，使得小农户和中小企业也能够获得与大型农业企业相同的信息资源，从而提升其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这种普惠性特征使得数据要素在分配结果上更加公平。

（三）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反作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条件，对其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随着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在所有制形式、生产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及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农业内部的生产关系结构被重新塑造，进而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提升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创新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制度化的基础。在传统农业生产关系体制下，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逻辑高度依赖于地缘、血缘、经验等非制度性安排，导致农业技术难以有效嵌入生产实践、农业劳动力被束缚在低效率的分散经营中、农业资本在风险控制和收益预期方面缺乏激励。新型生产关系通过确立权责清晰、主体多元的制度结构，打破了原有生产关系中“非制度性嵌套”对农业发展的路径依赖。例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仅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利，而且通过赋予农民资源配置的自主性，使农民具备了将新技术、新资源整合进生产过程的权能，从而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二，新型农业生产关系以其关系结构的重塑功能，推动农业生产过程中多主体协同配合，进而扩展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组织边界。传统农业的生产关系多呈现“点对点”“户对地”的静态形态，而新型生产关系强调不同主体间的动态协作与共建共享，通过横向整合资源、纵向联通环节，使农业生产嵌入一个更加开放、联动和智能的系统之中。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如龙头企业、合作社、新型农民等，依据分工协作原则各司其职，共同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复合结构。特别是随着数字平台与算法机制的介入，不同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逐步走向智能匹配，进一步提升了要素的使用效率和产出效益。这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结构的变革本身，就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突破旧有技术瓶颈和组织限制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在价值分配机制上的创新，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可持续的动力来源。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由于缺乏科学的价值分配机制，技术提供方、组织管理方、生产执行方之间常常存在利益冲突、协同失效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系统性跃升。而在新型生产关系框架下，数据、知识、管理等多元要素在内的价值分配体系逐步形成，完善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这不仅提升了参与农业生产各方的积极性，也促进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深度孵化与迭代发展。尤其在数字农业的发展下，新型生产关系所推动的以新型生产要素为主导的价值分配机制，使得农业系统得以更稳定地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科技资源和社会资本，为农业生产力注入可持续的再生产动力，确保农业新质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

四、加快形成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具备了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37］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38］当前，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重要驱动力，加快形成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打通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依靠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一）现阶段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1.农业产业科技创新动能不足

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科技创新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同世界农业强国相比，仍存在高新科技贡献率不足、科技创新供给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整体来看，2024年，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迈进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39］但同发达国家的80%以上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供给体系存在的问题。首先，农业科研投入总量相对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高强度的农业科技开发项目。2020年，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仅为0.6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也与巴西、智利等发展中国家1.5%至2.5%的投入存在较大差距，显示出农业科技投资的不足。［40］其次，涉农科研主体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尽管当前我国涉农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头部创新领军企业，还不具备与国外ABCD（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类的农业大型巨头集团抗衡的能力。［41］最后，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我国农业科技领域知识产权主要涉及各类新动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忽视了农产品特色加工、种植技艺等环节的农艺保护。［42］总之，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从研发投入、创新主体再到专利保护的全流程体制机制均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2.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有待提升

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当前，我国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面临传统要素流通不畅、新型要素市场化经验缺乏等现实问题。在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方面，市场化配置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就土地要素而言，现阶段我国农村耕地细碎化问题仍比较突出，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尚处在探索阶段，特别是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的制度设计不完善，亟需形成规范化、合理化的安排。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有限，难以充分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就劳动力要素而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明显。就资本要素而言，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资本下乡渠道不畅，农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限，难以满足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金需求。在新型农业生产要素方面，农业生产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处于起步阶段。这一过程中，农业生产数据所有权归属存在争议，数据共享和开放程度不足，进而导致数据要素参与农业生产路径不畅。要解决这些问题，需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改革，探索建立数据等新型要素优化配置方式，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提升，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农业高素质人才队伍供给存在缺口

当前，我国农业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业高素质人才供给仍难以满足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首先，农业高素质人才培养定位与现实需求错位。现阶段我国教育体系中涉农教育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脱节，涉农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导致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其次，农业高素质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农业产业投入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加之农业财政支持力度有限，农业从业者尤其是高素质劳动者报酬激励不足，导致农村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最后，农业人才培养缺乏国际化视野。我国要建设对标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强国，在农业人才队伍上需要紧跟世界农业科技前沿，确保农业人才拥有国际化视野。

（二）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1.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总体而言，应推动形成分工合理、创新主体竞争适度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明晰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与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强化协同创新。把各类涉农科研创新主体组织起来，推动国家农业战略科技力量与地方科研推广机构优势互补，形成创新合力。重点来看，要以涉农企业为创新主体，鼓励涉农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例如，可以聚焦种业创新、合成生物、智能农机和智慧农业等关键科技创新方向，通过政策激励和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第二，健全农业科技创新相关制度，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环境。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法治建设。完善科技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激发涉农企业创新活力，提升农业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对标世界研究最新进展和学科前沿，合理引用先进适用技术与优质农业生物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农业科技研发交流与产能合作，推动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国际化。例如，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和智慧农业技术，结合国内实际需求，推动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2.深化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就土地要素深化改革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考虑到‘三块地’改革的关联性和协同性，要统筹推进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43］具体来说，要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之上，探索农村土地要素多元用途。在承包地方面，要坚持承包地集体所有，不断探索新的承包权实现形式，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方面，要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在宅基地方面，要兼顾宅基地的生活保障属性和财产权益属性，完善宅基地流转法律法规政策，支持农户将合法产权住房以出租、入股或合作等多种方式进行盘活，提升住房资产的利用效率。就劳动力要素配置优化而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就资本要素配置而言，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优先保障农业资金持续供给机制；要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推动村镇银行重组改组。完善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三农”工作机制；要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向农村农业倾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第二，探索建立数据等新型要素优化配置方式。就农业生产数据要素而言，要探索推进农业数据市场化配置机制。构建农业数据权能体系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提，要合理确定农业数据所有权主体，保障数据生产多方主体利益协调。具体而言，要创新探索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多层面的合作和价值创造形式，同时保障数据提供者的隐私权和信息安全，提升公众对数据共享的信任。此外，建立农业基础数据库共享体系对促进农业数据互通与协作至关重要，要通过大数据中心等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农业领域相关数据，构建全面的农业数据应用体系，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支撑。

3.深化农村人才建设培养机制改革

第一，优化重点领域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机制。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面向现代农业的先进生产力，农村人才培养要符合农业发展趋势，重点围绕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等领域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创新培养模式，涉农高校、涉农科研机构、涉农企业等应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搭建灵活高效的科研平台、共建实验室与技术创新中心等方式，重点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农村人才。例如，可以探索“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培养模式，推动高校与企业联合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实践项目中积累经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应推动高校开展跨学科与跨领域课程建设，以培养兼具数字技术素养与农业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和保障机制。例如，通过设立农业人才培养等专项基金，提供学费减免和奖学金等激励措施，吸引更多学生进入农学相关专业。此外，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创业扶持等政策，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就业，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第二，健全农村高技能人才考核评价机制。一方面，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高素质人才考核评价标准。综合考虑专业知识、技能水平、创新能力、社会贡献等多个维度，根据不同领域和岗位的特点，制定具体的评价指标和权重，确保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例如，对于智慧农业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可以重点考核其在农业智能装备操作、数据分析与应用等方面的能力和业绩。同时，应注重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建设，适度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以提升评价过程的公正性与结果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农村高技能人才动态管理机制，对农村高素质人才的考核评价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进行复查和评估，及时更新人才信息和评价结果。根据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和人才的实际表现，不断调整和完善考核评价机制，确保其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

结论与讨论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建设农业强国进程中一场深刻的质变革命，构建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既是理论必然，也是实践规律。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阐释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并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视角，探讨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直接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与分配关系等生产关系方面蕴含的新要求，以及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对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反作用。在实践层面，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型劳动者的培育、新型劳动资料效能提升与新型劳动对象的优化，打通阻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堵点障碍，加快形成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然而，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最新发展，其理论研究还需要不断地深化拓展。在规范研究层面，未来要进一步深化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强国建设、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乡村振兴等目标之间的逻辑关联研究，同时注重借鉴国际农业发展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农情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在实证研究层面，要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深入挖掘不同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典型案例，强化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提供现实的经验启示。

注释

［1］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6期。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人民日报》2025年2月24日，第1版。

［3］《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4日，第1版。

［4］罗必良、耿鹏鹏：《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4期。

［5］姜长云：《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发展重点、面临制约和政策建议》，《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6］朱迪、叶林祥：《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统计与决策》2024年第9期。

［7］郭晓鸣、吕卓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发展阻滞与实践路径》，《中州学刊》2024年第8期。

［8］吴振磊、卢昱嘉：《农业新质生产力：范式变革、价值旨归与实践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

［9］黄季焜：《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与外延、潜力与挑战和发展思路》，《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5期。

［10］高强、程长明：《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逻辑思路与改革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11］刘俊杰、祖健：《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州学刊》2024年第11期。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2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14］刘志澄：《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4期。

［15］陶武先：《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与着力点》，《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3期。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0页。

［19］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2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4、578页。

［21］苏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基点、内涵阐释与着力重点》，《农村经济》2024年第5期。

［22］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23］高强、程长明：《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逻辑思路与改革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6页。

［28］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改革》2024年第2期。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3页。

［32］李根蟠：《“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探讨——重读〈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33］朱悦蘅、王凯军：《数字劳工过度劳动的逻辑生成与治理机制》，《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34］尹俊、孙巾雅：《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改革》2024年第5期。

［35］韩文龙：《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36］任保平、李培伟：《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四川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37］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3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39］郁静娴：《继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人民日报》2025年1月21日，第2版。

［40］《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布局，走好农业强国之路》，https：∥kepu.gmw.cn/2022-11/21/content_36176634.htm，2024年11月20日。

［41］《强化涉农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效能》，https：∥kepu.gmw.cn/2022-11/18/content_36170202.htm，2024年11月20日。

［42］覃志威：《乡村振兴视野下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14期。

［43］《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