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展形势的变化要求发展研究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往的发展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快发展，今天的发展研究则需要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发展起来之后的发展，即“发展后”的发展。“发展后”不是对“后发展”的简单接续或替代，而是包含其中。“发展后”与“后发展”的同时并存，形成了发展上的叠加，同时造成了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在新阶段，我国发展的新特点在于：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局部突破转向系统建构。新问题集中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体现为结构问题、动能问题、体制问题、治理问题等。“发展后”的各种问题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动态性。发展研究应当主要从两个维度来展开：一是深化发展现实的研究，二是深化发展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后发展；发展后；发展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凸显的主题。加快发展，加快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目标追求。但同样一个发展的主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因条件、环境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也在变化。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以往的发展相比，今天的发展无论是面对的形势、任务，还是面临的矛盾与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应，我们的发展研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说，以往的发展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快发展，而今天的发展研究，则不仅要持续关注这样的发展，更要重点突出发展起来之后的发展，即“发展后”的发展。因为“发展后”的问题与以往的发展问题相比更为复杂，解决起来也更为艰难，仅仅用原有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式来谈论和推进发展，显然文不对题、力不从心。因此，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必须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发展后”研究，对发展起来之后的发展问题予以密切关注和深刻理解与把握，以深化发展理论研究，合理引导发展。

一、“后发展”与“发展后”的叠加

就经济发展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现在，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跃上新的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2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4908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5749元，城镇化率达到67%，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尤其是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使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成功解决，取得历史性成就，这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科技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于世界。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基本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大国正在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其发展仍属于“后发展”。这里讲的“后发展”，指的就是学界通常讲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是相对发达国家的“先发”而言的。按照发展类型或现代化类型的划分，学界一般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称为“先发内生型”，而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称为“后发外生型”。所谓“后发展”，指的是“后发外生型”意义上的发展，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发展成就固然是骄人的，但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发展仍属于“后发展”。如工业化的发展，一般把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后期，并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后工业化时代”。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解决工业化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推进工业化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到全面实现工业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又如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快的是第一产业，实现了经济总量上的赶超。而后，制造业和整个第二产业发展起来，2014年第二产业产值已经是美国的1.3倍。但从第三产业上看，中国的总量和美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仅为美国的36.4%。因而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关键不在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不足，而是第三产业落后。再如人均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组划分，2010年中国已由中低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在发展中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总体来看，我们的发展还属于“后发展”。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并不高，加快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还是首要任务。由这样的发展状况所决定，我们的发展自然属于“后发展”中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发展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后发展”，而是发展起来之后的发展，即“发展后”的发展。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的条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的形势、任务和遇到的问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今天的发展很难仅仅用一般性的“后发展”来概括，在现实中也很难用“后发展”的通常做法来推行。按照“后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经过相互关联的若干阶段，按照特定的方式、程序来推进。然而，现实的状况是，中国的发展既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事实、所阐发的观点有某些契合之处，但在整体发展上又大为不同。中国今天面对的发展，不是一般性的发展，而是发展起来之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完了前半程，开始步入下半程。下半程的发展显然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因其起点、环境、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发展所要关注的重点、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需要调整，发展的方式、方法同样需要改变。因此，今天讲发展，必须有明确的时代意识、问题意识。以此来认识和把握发展，才能更精准、更有成效地推进发展。

“发展后”虽然不同于“后发展”，但二者又不是彼此外在孤立的，而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发展后”不是对“后发展”的简单接续或替代，而是包含其中。“发展后”旨在突出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引起对发展新的审视与关注，而并不是要替代“后发展”。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后发展”的实际状况并没有完全改变，“后发展”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发展中”还是一个客观实际，发展和现代化还是一个进行时，不是完成时。尽管我们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因而必然下大力气解决“后发展”的问题，不能轻易告别“后发展”。因此，“发展后”并不是独立于“后发展”之外或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将“后发展”包含其中的。在其发展上，既要完成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任务，又要完成发展起来以后的新型现代化任务。这样一来，“发展后”与“后发展”的关系就不是“串联式”关系，而是“并联式”关系了。“并联式”就意味着“发展后”与“后发展”不是要前后相继，而是要同时进行，历时性的关系变成了共时性的关系。当然，这样的“并联”不是简单的复合，而是体现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连续性标志着二者同属于发展的过程，都是发展的具体环节，虽然各有特色，但都是相互关联、不可割裂的。阶段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发展后”显然不同于发展之初，无论是发展的主题，还是发展的内容、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标志着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后”就是这种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它既属于“发展之中”，又属于“发展之后”。这就是“发展后”的历史定位。

“后发展”与“发展后”的并存，形成了发展上的叠加。这种叠加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发展的现象叠加、关系叠加、问题叠加，等等。如发展的时空叠加，表现为发展时空压缩。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大都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按照自己的方式一步步推进的。中国则用四十多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传统发展阶段的时序性被打破，时空得到明显的压缩。像人们经常提到的深圳前海自贸区，在十年间完成从滩涂到国际金融中心的蜕变，正是这种时空压缩的典型例证。又如发展的技术叠加，表现为技术的代际叠加。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技术上不是完全按照西方的老路代际传递，而是技术上的工业化中后期与数字文明初期同步并进。在一些经济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既保留着全球最大制造业集群，又孕育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产业，形成工业化加数字化的复合形态。在一些经济技术较为落后的地区，不仅开始盛行工业化中后期的技术，而且还保留工业化初期的技术，同时高新技术也逐渐渗透进来，从而形成更为复杂的技术形态。再如发展的步骤叠加，表现为各种步骤的重组。按照常规的发展，每种步骤的出现及其相互联系都是有序的、依次进行的，但在“发展后”的新时期，由于面对的问题错综复杂，故发展的步骤也很难按部就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施策。在发展的具体推进上，既可能循序渐进，又可能是跨越式发展或超前发展，各种步骤同时进行。要不然，错过时机，后患无穷。可以说，在“发展后”时期，发展的重叠现象日益突出，发展吹起了“集结号”。

“后发展”与“发展后”的叠加，对于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具有多重效应。首先是由其直接产生的叠加效应。“后发展”与“发展后”两期重合，成就与问题是叠加的，所产生的效应也必然是叠加的。如在发展过程中，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遵循着后发展的逻辑。因我们的发展是迟发的和后发的，所以其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即发展的背景不同、发展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发展的起点不同等。由于这些不同，导致发展逻辑也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其长期的积累与变革，近似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因其是由外来刺激推动的，在后来又是有组织进行的，因而更像一个“人为”的过程。发展逻辑的不同，必然导致发展的特殊矛盾。之所以是特殊矛盾，就在于各种矛盾在一般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这些矛盾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如循序与浓缩的矛盾——既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发展，又不能简单循序，而是需要浓缩并适当“跨越”；滞后与超前的矛盾——限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发展的很多方面如基础设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比较滞后，但又不能满足于在现有基点上缓慢发展，必须有一种超前的目光来盯住世界现代化的潮头，加快发展步伐；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现代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既要实现传统体制的解构，又要实现现代体制的重建，解构与建构同时进行，由此会形成摩擦。这些矛盾都是后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除了这些后发国家共性的矛盾之外，中国在经过发展起来后，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且这些矛盾都是以前没有遇到、在发达国家也是没有出现过的矛盾。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效应必然是叠加的，要解决的难度也必然是叠加的。我们既要解决“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又要解决“发展后”的特殊性问题；既要享受发展起来的“喜悦”，又要面对发展起来后带来的“烦恼”，这就是叠加效应带来的后果。

其次是联动效应。“后发展”与“发展后”的叠加，所形成的反应并不仅仅是“机械反应”，更重要的是“化学反应”。作为一种“化学反应”，发展中各种现象、关系、矛盾、问题等，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内在关联、彼此制约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各种因素、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每一种新的现象和问题的出现，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蝴蝶效应”非常明显。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打破了各种地方的、行业的限制，各种经济因素、经济行为与统一的市场相联系，每一经济因素、行为的变动都会引起市场的波动，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也是如此，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凸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层次多元、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等。任何一个体系乃至体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涉及整个现代化经济体系。既然发展的效应是联动的，那么，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要推进其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同向发力。

最后是乘数效应。“乘数效应”最初是从经济领域提出的，后来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意指一种初始的行为（如经济行为或其他社会行为）会通过运作体系中的连锁反应，导致总的行为后果产生数倍初始行为的变动。“发展后”的状况就是如此。由于“后发展”与“发展后”的叠加，很多问题的提出都具有“集结”的性质，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应，这些问题也蕴藏着“集聚”的潜能，一旦引发或激化，便会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即连锁性的放大效应。如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传播的同时，确实通过其高度互联的特性放大了经济社会问题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其“乘数效应”非常显著，以致很多问题不仅仅成了国家问题、地区问题，而且成了“世界性”问题。许多问题的出现，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风险，这些风险也日益具有乘数效应。在这个“黑天鹅”与“灰犀牛”共舞的时代，迫切需要增强风险意识，合理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乘数效应。

二、“发展后”的新特点、新问题

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以往相比，新发展阶段的发展，其“发展后”的特征非常明显。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又是一个“深度现代化”的特定阶段；既是“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又是“发展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的发展在各方面都有其新特点，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是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发展初期，由于我们基础差、底子薄，急于解决贫困问题，因而加速发展便成了当务之急。也正是在此推动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经济发展保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长。这样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伴随各种情况的变化，支撑高速度发展的因素和条件也在发生重要变化，有的因素和条件甚至逐渐丧失。因此，经济发展要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前的发展主要是靠“铺摊子”，靠数量规模扩张，但现在这样的发展遇到了许多卡点、瓶颈，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可能直接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乃至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单纯数量扩张没有出路，只有以质取胜，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才能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也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现在我国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也要看到，人民生活品质还不高，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只有高质量的发展，才能满足这些需要。高质量发展同时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总是有规律的，而且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律。在经过长期的高速运行之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条件、环境均发生了变化，因而发展规律及其作用方式也在相应改变，这就是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也正是适应这样的土壤和条件，才要求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事实上，“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更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对于所有社会生活的发展来说，都有一个高质量的问题。这是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二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有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两种基本类型。在以往长时间的发展中，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以劳动力、资源、资金等要素投入为主的方式。这种方式确实带来了经济上的快速增长，但因其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不仅带来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等严峻挑战，而且产生单位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使发展逐渐步入困境。特别是随着发展的深入推进，传统要素红利即劳动力、资源、投资的优势逐渐消退，传统模式很难继续维持。正是由于老路走不通，发展遇到极限，因而近年来我国的发展开始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就是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通过科技赋能，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新需求，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近些年的发展中，我国响亮地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对创新驱动的凸显。新质生产力就其实质来讲，就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它突出科技创新这一关键性因素，通过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激发产业的潜力活力，创造新的动能，提升发展的质量效益。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新”，就在于它用科技创新赋予生产力各要素以新的内涵，实现了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提升，进而引发了新产业、新业态的创造。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获得突破，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能，现代数字科技已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我国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大力推进数字经济，用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化。从以往那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正在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跃迁。

三是从局部突破转向系统建构。从“局部突破”转向“系统建构”，是我国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升级，体现了对现代化发展的全面理解和深刻探索。这一转变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新时代新阶段复杂挑战的积极回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展的重点主要是放在经济领域，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又采取的是“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策略（如经济特区、分税制改革等），通过局部突破快速释放生产力。这种模式确实降低了改革和发展的风险，但也逐渐暴露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便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突出方面，局部突破或单方面突破难以解决系统性矛盾，如环境治理需要全面通盘考虑、跨区域协同，产业链升级需要全要素、各环节整合等。因此，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日益突出。鉴于这种情况，我国明确提出了协调发展的理念，主张“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把协调看作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发展短板和发展潜力的统一。按照这样的理念和要求，我国近年来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现在，我们的现代化目标越来越明确，这就是要在“四个全面”的基础上加强“五位一体”的建设，系统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既然目标是总体的，那么手段也必须是系统的。因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不协调，“木桶效应”就会显现，发展很难顺利推进。加强发展的系统集成性，显然是新阶段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特点。

这些新特点既反映了我国发展的新情况，同时又包藏着发展的新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发展起来之后，由于发展的内容、形式、环境、条件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发展面临的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其整体发展来看，我国“发展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一大问题，也是推进发展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学界的界定和使用不一致，但其基本含义还是清楚的，就是用来描述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的现象。从世界现代化史看，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相继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长期停滞和连续遭遇危机，至今未能迈入高收入阶段。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迄今为止已有三十多年，也未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还引爆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地处中东的西亚北非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也已二十多年，但因局势动荡战乱不断，未能迈入高收入阶段，即所谓“西亚北非危机”。被公认为真正跨越这一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中国的发展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不管怎么看，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出现的变化概括为九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消费需求的“羊群效应”没有了，必须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二是投资需求不足，对创新投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三是全球总需求不振，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必须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上看，供给不足转化为产能过剩；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要素驱动必须让位于创新驱动；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力达到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八是从经济风险看，高速增长掩盖的风险逐步显性化，必须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在需求方面，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在供给方面，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还要探索产业发展新方向。这些矛盾和问题集聚起来，便有可能形成“中等收入陷阱”。能否顺利跨越这一陷阱，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总问题，又引发出这样一些密切相关的新问题：

一是结构问题。这里所说的结构，主要指经济结构，而在经济结构中，重点是产业结构。现代化建设迫切要求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国际方面来看，现在大国的竞争，主战场就是产业竞争，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关键一环。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产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上仍处于中低端，大而不强、宽而不深。产业体系虽然规模庞大、门类齐全，但仍然存在不少弱点甚至卡点、堵点。特别是我国产业发展面临外部打压遏制可能升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突出问题。从国内情况来看，工业化进入后半程，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日益强烈。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不强，各类经营主体面临的困难明显加剧，转型升级的压力越来越大；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突出；需求的结构持续变化，供给的结构还不能及时跟进，供给侧的问题成为主要问题；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继续上升，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目前的融合还比较薄弱。所有这些问题，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调整。这就是要以新型工业化为目标，强化高端产业引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体系。

二是动能问题。高质量的发展要求高质量的动能，这就需要动能转换。动能转换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内资源环境的约束，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已遇到极限，而且这样的生产方式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群众需要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使得以往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复存在。纵观世界现代化史，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谁占据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成为经济强国。英国曾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可到20世纪初却被美国赶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经济发展超过了德国。美国和日本取得超越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日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目前的发展现实是，“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此，加快动能转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三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发展始终是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现在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等等，这些问题都直接涉及体制机制。尤其在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即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能够有机衔接，实现循环流转。这就要求打通经济循环过程中的各种堵点、断点，清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要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唯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更多的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仅靠单一领域、单一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因此，今天的发展，对于改革的要求更高，对深化的要求也更强。

四是治理问题。发展离不开治理，越是发展，越需要治理。在新发展阶段，矛盾和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国内，我们依然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发展中面临的障碍性因素是多元的，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还有体制性因素，各种因素集结在一起，便会形成重大风险。从国际看，现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部冲突和动荡发生，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各种突然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面临的风险挑战日益严峻。面对这些风险挑战，必须加强治理，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究竟如何治理？由于不同时期的矛盾、问题不同，因而治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同。以前的治理是有效的，今天未必可行，这就需要进行新的探索。对于治理的认识，借用学界有的学者将改革划分为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的思路,治理也可划分为发展型治理与改革型治理。发展前期似乎偏重于发展型治理，发展后期似乎偏重于改革型治理，实际上，高质量的发展要求两种治理同时并进，既在发展中治理，又在改革中治理，在治理中形成发展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除了上述这些类型的问题外，“发展后”还有其他各种问题，分别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如发展起来后逐渐突出的发展与文明、发展与安全、发展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经济与人文、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数字技术与伦理道德等问题，就是以前很少遇到或很少研究的问题，现在随着发展的深入推进，日益成为发展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发展哲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与以前的发展阶段不同，新发展阶段形成的这些问题又具有明显的特征。首先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和风险伴随在一起的，风险成为常态，不确定性自然不会是偶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主要源于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发展起来后的发展本身产生的问题，二是在发展中因应对不力而产生的问题，三是全球化导致的“转嫁”来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无疑会增强发展的不确定性。发展能否顺利进行，就在于能否有效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相对稳定的发展，这就是智慧。其次是非线性。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发展的因果关系是相对清楚的，并且是比较稳定的，发展的趋向也是可以明确预测的。而在发展起来之后，这种发展特征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发展不再是线性式或直线式，非线性的特征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更多的突变、不可预测性和非常规性。这种非线性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技术的加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远超过去的技术革新，隔几年就有重大突破，这种快速的技术迭代可能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导致非线性变化。又如网络的发展，一方面使各国的经济社会联系更紧密、更便捷，另一方面又使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变得更脆弱，一个事件的影响可能被放大，产生非线性后果。再如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会引出这样的后果。像贸易战、脱钩、断链、地缘冲突，这些事件可能突然改变国际关系，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形成非线性冲击。最后是动态性。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问题总是存在的，但在以往阶段，问题的存在、发展及其解决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过程。而在今天的新阶段，这种速率开始被打破，问题出现得快，变化也快；原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有的问题不仅变化速度快，而且性质、程度也在不断改变，以致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动态性，也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如技术发展的非线性突破不仅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而且重塑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逻辑，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使产品迭代周期从几年缩短到几个月，由此带来相应问题的快速变化。又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固态化社会结构正在向液态化转型，社会流动性大为增强，这种流动性既增强了社会活力，同时又带来了许多矛盾的困扰。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是在这种快速的变化中推进着。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新情况、新变化。经过长时间的快速发展，我们既成功地推进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又步入新的矛盾境地。在这些矛盾、问题中，既有“存量”的问题即原来积累的问题，又有“增量”的问题即新增加的问题；既有“内生”的问题，又有“外来”的问题，各种问题交织、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问题群”。对于这样的发展态势，当年邓小平就曾经讲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强调指出：“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人到半山坡更陡，船到中游浪更急。”要顺利推进发展，必须付出更大努力，妥善解决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事实上，问题既是对发展的挑战，同时又是发展的机遇。正是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捕捉到新的发展契机，打开新的发展天地，从而推动发展上到新的台阶。因此，对于“发展后”的发展问题，应当有正确的理解和看待。

三、发展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的理论。面对“发展后”的发展问题，理论必须及时跟进。理论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对新的发展实践及其发展问题作出相应的理论阐释，而且在于能够通过理论探讨，为发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引导。为此，应当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发展后”发展的研究。对于“发展后”的发展，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加以探讨，但就总体发展而言，又离不开发展哲学的出场，即予以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从总体性的视野来看，要深化发展研究，应当从深化发展现实和深化发展理论两个维度的研究来展开。

首先来看深化发展现实的研究。理论要“照亮”现实，必须准确把握现实。恩格斯讲：“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要深刻把握、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实不能从“原则”出发，应当从现实出发。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直面中国发展起来后的发展现实，从现实提炼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为此，应从多方面来展开这样的研究。

聚焦问题，强化问题研究。如前所述，中国发展起来后的问题确实不同于发展前的问题，只有对“发展后”的问题有清楚的了解，才能对“发展后”的发展有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理论对现实的引导作用，就在于能够回应和解答这些现实问题，坐而论道的理论研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研究。在现实生活中，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直接呈现出来的、可感可知的，有的是潜藏在发展现实中、引而未发的，还有的是随着发展的深入推进、将会爆发的。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既是对现成问题的研究，同时又是对“发现问题”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问题比应对问题更重要。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未雨绸缪”，比被动应对问题更有助于深化发展认识，有助于发展的顺利推进。这就要求增强问题意识，增强提出问题的能力。维纳说过一句话：“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善于发现问题、揭露矛盾，这是增强工作主动性的前提，也是发展研究的首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的提出就包含着问题的解决。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提出就等于问题的解决，但二者之间确实包含着内在的联系。因为真正合理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虚构出来的，而问题的产生有其根源，找到了根源，也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与之相反，没有根据的问题或随意提出的问题，只能是无解。这就突出了提出问题的洞察能力和概括能力。

加强中国经验的总结。这是深化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经验通常是与过去连在一起的，它何以能够纳入当下并通向未来呢？应当承认，经验有其时空限制，不能单纯依赖经验来指导现实。但是，尊重经验并非倡导经验主义。经验固然是对以往实践的总结和概括，有其时空条件的限制，但成功的经验总是含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而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不仅能够很好说明过去，而且对理解和把握现在以至未来都有重要意义。加强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就是如此。中国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创造了中国经验。通过这些经验的总结，可以知道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明确现在和今后应当怎么走。鉴往知来，励行致远。而且，中国经验饱含着许多成功的密码和特有的智慧，通过这些密码和智慧的提炼、概括以及运用、发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今天的问题。尽管它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药方”，但确实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如中国经验中所蕴含的关于发展的目标导向、价值追求、基本原则、实践智慧、思维方式、方法论等，不仅对于过去，而且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适用的。“发展后”问题的具体解决方式可以变，但其基本的观念、原则不能变，基本的方法也不能变。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成功的经验总是含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通过对这些东西的提炼、概括，可以上升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一方面可以深化对经验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可以推进发展理论的发展。像近年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理念、观念和观点，都是在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经过总结、提炼，可以上升到理论，进而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

重视国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吸收借鉴。虽然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认真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国家的发展比较缓慢，有些国家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发展颇为艰难。如学界经常提到的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后近30年的时间内，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但此后的发展则长期徘徊不前，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甚至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其明显的症状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差、脆弱的金融体系和沉重的债务负担、错误的发展战略、收入差距拉大、创新能力不足、社会发展动荡不安，由此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了防止发展落入这样的陷阱，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从确立基本发展理念、选择发展战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政策、完善体制机制入手加以改进。总结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明确我们发展的方向，避免各种失误，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发展的一些原有认识，增强风险和危机的防范。就此而言，重视国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吸收借鉴，也是深化发展现实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来看深化发展理论的研究。“发展后”发展问题的出现，对原有的发展理论形成了重大冲击。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很难从已有的理论和发展模式中寻找解释和答案，需要作出新的理论探索。为此，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原有各种发展理论的反思，以廓清“发展后”发展的认识迷雾，在理论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需要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适应“发展后”发展的理论、观点，进而构建起新的发展理论体系。这里仅就目前研究中较多涉及的一些发展理论加以简要的反思，以增强发展的理论自觉。

一是西方现代化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既是现代化的“先发”者，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先发”者，其现代化理论无疑在世界范围内有其广泛影响。就其发展研究而言，发展中国家因其“后发”的特点，极易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和模仿西方现代化理论，把这一理论设定的目标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把这一理论确立的模式作为自己发展的模式。尤其是对于那些与西方议题相似的其他国家问题，常常习惯于“以西释外”，用西方的理论予以解释。这就必然造成理论与实践上的“时空错位”。如美国学者华尔特·罗斯托在1960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及其过渡都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每个国家的发展都要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推进。这一理论虽然反映了现代化的一些事实，但这种发展观是典型的线性发展观，用这样的发展观来应对今天“发展后”的发展，显然捉襟见肘。今天我国的发展状况，很难用“线性”的方式来描述，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过去未去，未来已来”，过去、现在、未来集聚在一起，必须给以全新的时代审视。如果完全按照罗斯托的理论来研判和推进我们今天的发展，有可能造成误诊误断。因此，对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应具体看待，不能过分依赖。对西方理论盲目推崇，会妨碍我们独立思考；对西方理论研究方式过分倚重，会遮蔽中国问题的真实性质。西方的一些理论信条虽然很诱人，但很难直接套用。脱离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只能是一种虚假的空洞的概念。中国的路需要中国人自己去走，中国的发展实践需要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不能指望西方给我们提供理论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自己的理论探索，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方式来研究和表述中国的问题，以形成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中国发展理论。

二是后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严格说来，并非一种系统性、体系化的理论，而是一种理论思潮，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反叛。它是从后现代视域来看待现代化发展的，认为现代化或现代性所主张的理性主义、中心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给社会发展造成了许多“现代病”，要使现代社会正常发展，就必须解构这样的现代化或现代性。为此，后现代理论否定现代化理论的预设逻辑，极力推崇多元、差异、去中心化。应当说，后现代理论对理性独断论、西方中心主义、线性进步观等提出的质疑和批评有其合理性，强调多元现代化路径、重视发展的多样性也有重要意义，但其最大的理论局限就在于解构多于建构，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研究社会发展，虽然不能坚持理性独断论，但也不能由此否定理性；虽然不能排斥和无视多样性，但也不能不考虑其整体性（即所谓的“宏大叙事”）；虽然不能固守本质主义，但也不能没有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探讨。过分强调多样性、差异性的“均一性逻辑”，其结果必然是否定历史进步的观念、否定现代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过程。“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因此，后现代理论尽管在现代化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其基本看法则是偏激的、片面的。马克思当年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视批判为一切时曾经指出，这种无原则的批判实质是“极端无批判性的批判”,是“极端非批判”。这一批评用于后现代理论也是适用的。发展理论需要解构与建构的统一。

三是新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又称后发展主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外兴起的一种有关发展的思潮。新发展主义是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其主要理论特点：一是对西方“发展”话语的批判，认为发展是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明的一种殖民话语，体现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二是对“发展主义”理论的质疑和批判，认为“发展”近似于一种“幻想”，以为单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单纯的经济增长不是带来真正的发展，而是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以至社会危机。基于这些批判，需要对发展进行重新反思。“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这实际上就是新发展主义提出的尖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发展主义并未完全停留于批判，同时也在寻找一种新的替代方案，并力求变为一种实际行动。如在经济上建设去增长的节俭丰裕社会、探索以民众生计为本的多元经济、增强生产和分配的公平公正；在政治上推动以自治为基础的激进民主运动，提高民众自治能力，使权力真正由人民掌握而非被精英垄断；在文化上重新认识和发掘本土文化和传统智慧的价值，注重维护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等。应当说，新发展主义对发展主义提出的反思和批判是深刻的，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发展也是有益的。但是，它在批判发展主义时所体现出的保守主义、浪漫主义情调，对现代性不合理的对待态度，以及某种“去增长”的倾向，却是不可取的。尽管新发展主义谈论的主要不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但是它所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值得我们深思。

四是激进发展理论。所谓激进发展理论，主要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和拉美国家中一些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对发展所持的激进观点。这些观点同西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挑战，尤以“依附论”为最。依附论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解释上：一是关于发展原因的解释，坚决反对只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看其不发展，认为这些国家的不发展主要是由其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造成的。二是关于发展出路的解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是和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的，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摆脱依附。可以看出，依附论所提出的观点和看法极具问题意识，所揭露的问题也比较符合事实，但开出的药方则有明显缺陷。在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每个国家都只能在这种联系中去寻求发展，而不可能摆脱这种联系实现孤立发展。既要现代化，又要拒斥全球化，这不仅是一个悖论，而且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破解了“依附”发展与“脱钩”发展的二元对立，既不依附，也不脱钩，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智慧，对于“发展后”的发展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放，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反思上述这些理论，一方面是为了深化发展理论研究，为“发展后”问题探讨提供参照与思考；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理论上的比较研究，结合新的发展实践，逐渐构建起适应“发展后”的新的发展理论体系，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丰子义，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教授

本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