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意识是在遭遇民族性生存危机背景下逐步形成的，这使得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关于现代化的探索具有学习西方现代化与超越西方殖民主义弊病的双重逻辑。中国共产党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双重视角出发，重构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双重逻辑，赋予现代化实践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构建了遵循现代化共同特征与彰显中国特色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人类现代化步入“十字路口”的全新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具有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显著逻辑超越性和普遍性意义，开拓了走向现代化新的一般性的广阔空间。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  逻辑超越  普遍性意义

作者：张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京  2100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3期P24—P43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一蹴而就之业，而是呈现出阶梯式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展开谋篇布局，“以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为着眼点进行系统谋划”。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着重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缘何既遵循人类现代化共同特征，又彰显符合自身实际的中国特色，因为这一问题涉及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实质及其原创性贡献。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进行了集中阐释，但对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现代化共同特征关注不多，并且鲜有研究对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展开系统阐释。实际上，仅仅关注共同特征或中国特色，无法从整体上系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及其显著优势。一方面，单纯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现代化共同特征的遵循，既无法从根本上系统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内在本质属性，也难以清晰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独具的相对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单纯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则容易陷入以特殊消解一般的误区，进而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为一种单纯地域性的特殊实践，难以通过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进一步凝练出现代化新的一般性，最终造成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普遍性意义的遮蔽。“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既是描绘世界现代化完整图景的基本框架，也是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法论。”因此，需要以辩证统一的整体性视角，从中国式现代化所遵循的共同特征与彰显的中国特色之间内在有机统一的维度出发，系统把握通过现代化中国经验走向现代化新的一般性的丰富可能性。

从理论上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所遵循的共同特征与彰显的中国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需要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历史演进逻辑出发，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出发，系统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进而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对构建现代化新的一般性的引领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为指导，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长历史时段出发，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上述重要判断实际上深刻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内在特定的历史谱系与逻辑传承，需要从历史纵深出发，综合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及其内在显著特质。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近代中国被动卷入由资本构筑的世界体系之中，现代化的遭遇与亡国灭种的境遇之间形成强烈对比性反差，这种“外源型”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被延误了的现代化”。因此，近代中国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内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逻辑，即一方面因落后挨打不得不学习西方，另一方面也因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产生克服殖民主义暴力的超越逻辑。中国共产党内在继承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双重逻辑，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实现了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意识双重逻辑的变革。在人类现代化实践步入“十字路口”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式现代化有机统筹了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代化实践新的历史方位上，使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得以超越特殊而上升到新的一般性高度，展现出鲜明的逻辑超越性和意义引领性。

一、近代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形成及其双重逻辑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直面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近代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看似“偶然”相遇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巨大的历史必然性，即在由资本全球化扩张所建构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背后，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抵挡的绝对权力。具体而言，工业化极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并推动全方位历史性变革，特别是以现代生产和交通工具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使一切生产和交往活动都发生了根本性革命——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交往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逻辑不断向外延展的过程中，一切民族包括“野蛮民族”都被卷入由资本构筑的所谓“文明”世界之中。“这场运动源自欧洲的工业革命，既给最早卷入其中的西方各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赋予其自我摧毁能力，也带来吞噬整个非西方世界及其传统文明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恶浪。”资产阶级在创造高度发达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着力创造出一个同质性世界——由资本所操控的支配性体系。

近代中国正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中，并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探索。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一个标志性“历史时刻”，也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中国人不得不对自身历史方位展开重新认知，开始思考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定位自己，如何找寻走向现代之路。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能否通过现代化实现救亡图存。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代中国现代化意识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为它并非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发提出的内在要求。“从欧美到日本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着古老的中国，促进了旧的传统社会的自我否定和瓦解。”近代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的现实境况，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双重逻辑——对西方现代化既学习模拟又批判超越的复杂态度。上述双重逻辑始终贯穿于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全过程，集中体现在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现代化实践范式转化之中，即因落后而效法西方与因落后而不断遭受西方侵略的矛盾结构集中凸显。“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全盘西化”的幻想，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成为有识之士的必然选择。

近代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双重逻辑，内在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双重使命。西方现代化更多的是一种内源型现代化，它的价值诉求始终围绕现代化本身展开。相反，中国的现代化意识在产生之初就面临着救亡图存的紧迫问题，“走向现代”与“救亡图存”处于一体两面的关系之中。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从显性意义上具有“御侮之道”的鲜明特征，服务于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因而承担着实现现代化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双重使命。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仅需要回应一般意义上现代化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诸如理性启蒙、技术革新、社会转型、普遍交往等；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承担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需要解决的独特问题，诸如通过现代化解决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等。

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都希望为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开出某种理论“药方”，但最终无一例外走向失败。这些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失败，也直接暴露了近代中国现代化问题意识的隐性问题，即缺乏科学理论指导所导致的现代化探索方向和前途不明。具体而言，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主要是从感性现象层面把握现代化实践，其关于现代化方案的构想更多是基于民族性生存危机作出的直接反应，对西方现代化方案的超越态度也更多是对殖民主义作出的激烈反抗。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既无法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缘何不断陷入历史困境作出理性分析，也难以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舞台，充分继承了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问题意识，展现出持续推进现代化的不懈努力，并且通过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全新图景。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变革

中国共产党充分继承和发展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留下来的宝贵历史遗产，同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现代化探索的本土立场，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走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既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基于唯物史观意义上不懈推进现代化的坚定历史意志，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具有显著的逻辑超越性。当然，这种逻辑层面的变革并非一蹴而就，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处于“进行时”状态，其逻辑变革功能就始终伴随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不断展现出新的可能性和开放性。

（一）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

唯物史观革命性意义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始终坚持从现实实践出发把握历史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之中，现实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机器化大生产——工业化（现代化），“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实现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的普遍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现代政党的产生与现代化发展之间关系密切，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价值诉求是推动现代政党生长的内在重要驱动力。但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在当代政党的政治实践中仍存在较大差异。政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关键在于超越自身狭隘利益并塑造国家共识，这既是衡量政党合法性的关键，也是现代化得以行稳致远的深层密码。特别是在当前人类现代化实践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动能不足和冲突加剧多层累加等背景下，如何坚定不移地朝着正确方向推进现代化，是衡量政党角色和使命任务的重要标准。

在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整体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往形形色色的政党并展现出执着推进现代化的最彻底历史意志，关键在于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科学诊断了以往现代化实践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与探索现代化的使命任务实现了高度统一，这正是基于唯物史观意义上对实现现代化最彻底最坚定历史意志的集中表达。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相关制度层面的设计和保障、具体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实践层面的坚决贯彻执行，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落地实现，彰显出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的“使命型政党”形象。这种鲜明政党形象的彰显，在根本上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充分把握现代化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整体进程中具有的巨大历史进步性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而言，科学诊断近代中国现代化实践困境的政治经济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现代化历史定位和未来走向的关键。在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纷纷走向困境的背景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历史地落在”不是一种主观任意的人为选择，而是深刻植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条件的必然性。“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这种历史的必然性是在充分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走向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只有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清晰洞察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失败的根本原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阻碍，追求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构成了党推进现代化的基本社会前提，现代化本身也成为扭转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困境的根本性力量。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出发，科学把握现代化在民族复兴征程中的决定性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能够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而言，坚持能动地把握走向现代的可能性，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建构现代化探索历史主体性的关键。走向现代不是一个随心所欲、自发偶然的过程，那种认为随着历史发展必然会实现现代化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充满形而上学和线性主义色彩的机械历史决定论。在充分尊重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在历史转轨的关键节点以合乎规律的方式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有机统一的结果。一是积极重塑现代化探索的主体意识。通过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科学诊断，中国共产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现代化、推动现代化，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定力与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的主体意识实现了强烈的有机统一。二是找到现代化实践的真实历史主体。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化实践的人民“缺位”，以往的现代化探索仍停留在少数政治精英的封闭实验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现代化实践与人民群众追求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的目标紧密关联，人民群众由以往现代化的“旁观者”变为“实践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历史主体。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逻辑

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重要主题，如何理解现代、走向现代、引领现代，如何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相关理论阐释中，对资本的批判是重要维度之一，这种批判不是抽象的伦理道德批判，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之中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不仅表现为物质再生产过程的危机，而且也表现为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危机，而危机的本质则是资本的抽象性使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的显著特征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因而，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化构筑的是一个使抽象成为统治的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资本成为操控一切的绝对权力，启蒙理性走向自身反面而成为冷冰冰的铁笼，人开始不断面临主体性失落和单向度发展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中，一种价值层面的显著超越性得以清晰呈现：现代化不是围绕资本增殖的价值中轴而转动，不是以劳动和资本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代价，而是始终服务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建构一种具有鲜明价值超越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成为党推动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考量。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理想目标，这一现代化目标在逐步展开的过程中离不开社会主义价值方向的导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将推进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关联，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属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树立了以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对待西方现代化经验的科学价值观——批判性扬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展开的原创自主性实践，因而中国共产党不是以绝对抽象的方式理解现代化的一般原则，不是简单地将他国现代化的具体经验理解为超越时空条件的先验性存在并硬性嫁接到中国之上，而是以具体的历史的方法批判性对待他国现代化经验，始终从自身实际出发谋划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上述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出发所形成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探索，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理论底色。

（三）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既是在近代中国一系列现代化探索步入困境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也是走出近代中国现代化实践困境的唯一科学的历史主体性力量。正确领导力量和科学制度框架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彰显相对比较优势的本质原因。

首先，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显著制度优势。现代化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和政治道路指引下展开的实践，不同政治制度设计具有不同的价值关怀，直接影响现代化本质属性的呈现及其具体目标的展开。中国共产党推进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展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属性和显著优越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显著特色和相对比较优势的根本保障。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能够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重点领域的集中攻关，这是在资源禀赋相对有限的条件下进行赶超型现代化实践的重要保障。“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在充分尊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辩证关系基础上，对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时代表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断推进各领域的体制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以中国道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与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二者在逻辑上实现了合乎历史与逻辑必然性的高度统一。

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为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提供科学指引。西方现代化是建立在近代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产物，内在坚持一元线性历史观，其预设的所谓历史进步方向集中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割裂甚至对峙。从内部而言，西方社会走向现代意味着与传统的截然断裂，“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从外部而言，在西方现代化的所谓“普遍主义”叙事逻辑中，广大非西方的“传统”必然会被抛弃，并最终走向由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现代”序列之中。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绝不割断历史，从坚持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基本原则出发，正确处理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走向现代并不意味着割裂甚至抛弃传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明确提出“两个结合”，为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从客观实际中走出来的，也是从历史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同时，现代化本身也推进了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

再次，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现代化视为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现代化在中国本土的扎根发展，有机统筹了远大理想与阶段性目标的辩证关系，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持续不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有效规避了西方政党政治因各自政治立场和利益考量而导致的政治空转，避免了政党纷争对现代化实践的能量内耗和政策偏废。此外，现代化目标的一以贯之和清晰可行，关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本土实际展开的自主性探索。现代化探索的原创自主性夯实了现代化目标选择的坚定性，确保了现代化实践的连续性。这种坚定性和连续性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两个大局”下对中国式现代化全新历史方位的精准定位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内涵、突出特征、本质要求及其相对比较优势的深入理解上，更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更深层次价值意义的系统把握上。

最后，中国共产党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磅礴伟力。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鲜明人民性，决定了其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必然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根于人民沃土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超越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化，彰显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的有机统一性。从价值主体而言，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现实可感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抽象空洞的政治说教并致力于实现的真实目标。从实践主体而言，人民群众通过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及其内在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密切，二者本质上处于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一方面，不能单纯强调特殊性而忽略其中存在的普遍性。特殊性不是对普遍性的反抗，普遍性是从无数特殊性中抽象总结出来的，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具体呈现方式。另一方面，对一般特征的遵循并非意味着对特殊性的否定，因为现代化的一般性并非超越具体经验性存在的抽象一般，不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均质性存在。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一般性的遵循，以充分承认具体的历史的现代化实践的特殊性为前提。

（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一般性

基于过去人类现代化的总体性实践经验，学术界对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形成了一些共识。“现代性借以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与殖民世界的动态过程，可以描述为‘现代化’——一个标示了个体化、世俗化、工业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层化和理性化等过程的词汇，所有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立足于现有对现代化一般特征的通约性概括，可以进一步从哲学层面展开深层次的总结凝练，从推动历史发展、彰显价值进步和推进全方位改革创新等维度出发，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现代化一般性的遵循。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历史超越性。现代化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彻底的一场社会革命，“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工业革命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开始摆脱束缚其发展的桎梏——前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不发达的科学技术、周期性破坏、饥馑和死亡强加于生产的最高限制，“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现代化意味着一个具有巨大历史超越性的全新时代的到来，伴随着生产力水平质性提升的是全球市场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从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集中凸显了现代化在推进历史发展方面的深刻变动性。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化为手段，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传统社会形态中脱离出来，积极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并将其称为“新中国”。新中国“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新中国的形象是通过推进现代化实现的，是一种超越传统中国社会的新开端、新形象、新未来。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广袤的历史时空中推动全方位社会革命，使中国发生了以往一切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根本性社会变动，完成了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悲惨境遇的彻底扭转。新时代伟大变革具有鲜明的里程碑意义，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显著的价值进步性。以推动现代化的理性启蒙为例，“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内生为一种衡量社会价值的时间概念，在现代时间的流变中，现代化成为衡量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准则。在由现代化推动的持续性历史变迁中，世俗化过程呈现出时间上的流动性、向前性，彰显出鲜明的价值进步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不仅致力于推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更致力于推动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因而彰显出巨大的价值进步性。从民族复兴叙事而言，现代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手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根本改写；从现代化叙事而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进步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全方位改善。中国式现代化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显著的进步性，成为衡量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合法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本质上与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密不可分。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凸显全方位的改革创新。现代化始终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客观实践活动，与经济社会的变革发展保持紧密关联。作为一种广义层面的实践，现代化也具有基本的现实衡量标准，诸如现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市场经济的推广、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等。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上述现代化的一般实践标准，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赋予其新的内涵。诸如，强调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特别是新时代明确提出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截然二分，特别是新时代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创新；明确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原创性命题，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等等。上述在实践层面作出的创新和发展，归根结底集中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一般属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逻辑超越性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中国特色，从五大维度出发对其进行了系统阐释——“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上述显著特色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属性的集中描绘，也是彰显其显著逻辑超越性的系统体现。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特殊现实境遇，使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超越既有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现代化模式的新探索。人类既有的现代化实践主要建立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基础上，如何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难题。以人类第一次现代化实践为例，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时的人口总量（不含苏格兰和爱尔兰）仅有647万（1751年），而在工业革命完成后人口规模尽管有了显著提升，但也仅有1793万（1851年）。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客观基础上，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考虑的前置性条件。这种客观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由此开启了超越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现代化模式的新探索。“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以依赖的超大国内市场，这是中国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应对逆全球化冲击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始终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强大韧性的重要支撑。人口规模巨大作为前置性条件，也潜在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其他四个方面显著特色的展开。人口规模巨大对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更高要求，意味着必须有机统筹共同富裕之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人口规模巨大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而且需要通过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实现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资源环境所承受的压力更大，推动绿色发展成为解决人口多与资源少之间矛盾的必然选择；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现代化不仅需要依靠国内市场，更需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开拓广阔的世界市场，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以追求共同富裕为目的，集中解决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的历史困境。以服务资本增殖为最终目的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紧张化和尖锐化。“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回避且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和社会总体性撕裂。“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追求。经过长期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既充分考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必然性和本质要求——“等不得”，又充分估量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急不得”，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上述重要论断深刻彰显了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即覆盖面的总体性、全体人民共建共享性、富裕程度和实现时间的差异性以及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有力回应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关于“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的历史难题。资本是超越一切实存的绝对权力，“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现代化实践中，一切产品和活动都必须转变为交换价值，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物对人而言表现为异己的、独立的东西，即人受物所制。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物的丰裕和人的贬值形成鲜明对比，“只见物不见人”成为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化模式必然会面临的深层次困局。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现代化的出发点不是物而是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不是分裂、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难题作出引领性回应。当自然作为人的母体而存在时，人表现出对自然的无限崇拜和对自然前所未有的依赖——“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不断提升，自然开始成为可供人类恣意利用、征服和榨取的客体性存在，这一过程实际上隐含着巨大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在充分尊重我国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加快发展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等客观条件下，高度重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生产关系层面超越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结构性根源。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价值理念（如“万物一体”理念）指示出追求整体的和谐是人的根本目标，内在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独具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明确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创造性地从事关文明兴衰的高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价值意义。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破解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的历史困局。现代化一经出现就与殖民主义之间保持密切关联，早期世界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资本逻辑所操控的殖民主义全球扩张过程。“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现代化和殖民主义双面一体，是资本确证自我并实现向全球扩张的内在本质属性。现代化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它迫使旧的文明发生文明转化，而这种转化带着殖民主义的痕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现代化探索的平等性、多元性和开放性，创造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模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一是近代中国饱受殖民主义侵略的悲惨境遇及其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使中华民族不可能重蹈西方殖民侵略的覆辙；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坚守全人类整体利益的立场，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三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内在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显著特质。

（三）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中，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于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所遵循的普遍性通过自身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得以呈现，而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则为丰富发展现代化的普遍性提供了充分可能。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所遵循的现代化一般规律并不是抽象的一般性，而是包含具体性历史性内容的现实一般。因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不存在可以超越一切时空条件和涵盖现代化实践一切可能的绝对抽象的普遍规定。实际上，那种抽象的因而是无内容的普遍性，离世界历史的真相无比遥远。所谓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理论，是对既有现代化的具体经验进行总结、凝练和提升的产物，其中隐含着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随着现代化实践深入推进，未来必须解决目前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既有的弊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现代化一般规律的新认识。因此，目前关于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理论，既需要以具体化方式指导各民族各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并加以检验，也需要随着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不断充实完善关于现代化一般性的认识。在现代化发展特定阶段形成的关于共同特征的具体历史的认识中，蕴含着随着现代化实践不断推进而丰富发展的开放性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的特殊性蕴含着丰富关于人类现代化一般规律认识的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并非对他国现代化方案的简单时空平移，而是充分彰显自身主体性的原创性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创造过程中，西方的具象化经验不是超越一切时空规定的神圣化存在，而是被置于反思性立场之上的具象化经验化存在。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如近代一般，在殖民主义的暴力推动下被动地“走向现代”，而是在坚持自身主体性创造性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着解决人类现代化实践共同面临的全新问题的丰富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并不是一种纯粹地域性的特殊实践，而是蕴含着走向新的一般性的宏阔空间。

四、现代化一般性的全新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走向现代的强烈导向，决定了其具有遵循人类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内在必然性。同时，这种基于本土立场的自主性现代化实践，进一步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鲜明中国特色，彰显了开启多元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从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的视角出发，可以进一步深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特殊上升到一般的可能性，进而发掘其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引领性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意义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坚持现代化世界维度和本土维度有机结合的理论表达。在共性和个性的相互统一中，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自身具体的但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实践经验，为丰富和拓展关于人类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认识打开了新空间。

一是人类现代化实践步入“十字路口”的现实境遇，使建构现代化新的一般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面临的紧迫任务。从人类现代化的整体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实践的开放性塑造了现代化样式的暂时性、阶段性。在人类过去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取得的现代化实践经验经过总结提升，最终形成了现有世界各国现代化所遵循的共同特征。尽管从事实层面而言，西方率先开启现代化的探索，其原始经验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用，但资本的形而上学抽象性使得其现代化经验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其弊端愈益明显。”传统现代化范式与当前现代化发展境遇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困境，朝着何种方向推进现代化，成为当前人类现代化实践面临的全新问题。人类现代化历史谱系的传承发生前所未有的逻辑转折，呼唤一种能够超越传统现代化范式的新探索，基于目前现实实践困境总结现代化新的共同特征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新的历史方位上，赋予现代化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向鲜明特色，成为引领建构现代化新的一般性的重要实践。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直面人类现代化的普遍问题，使其实践经验具备充分的代表性。人类的认识往往首先从特殊出发，通过对特殊经验的汇总和凝练，逐步上升到对事物总体性和一般性规律层面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也内在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原则，即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扎根中国本土进行的具体历史的现代化实践，也是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展开的直面人类现代化普遍难题的现代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解决的诸如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问题，都是当前人类现代化实践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立场直面人类现代化普遍问题，围绕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作出了诸多原创性回答，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显著成就。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超越特殊而上升到一般，并且赋予“中国特色”更具代表意义的一般性内涵的原因所在。

三是超大人口规模现代化实践的样板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参考性意义。如果说西方现代化具有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因其时间上的先发性而具有经验意义上的参考性，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更集中体现在：经过人类现代化的数百年实践后，超大人口规模现代化实践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的样板性。一方面，以中国力量拓展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中国式现代化所辐射的人口规模超越了现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是对人类社会既有现代化进程的“南方转移”。另一方面，以中国经验增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信心。在人类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历史征程中，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占据了绝大部分，但它们却处于现代化叙事的边缘，人口众多、经济条件薄弱等客观因素，往往被视为逾越现代化鸿沟的障碍。中国式现代化的超大人口规模属性及其成功实践，从根本上解构了人口众多与现代化相互抵牾的虚假幻象，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理论自信，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意义提供了根本保障。在既有世界现代化话语权“西强东弱”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特殊而上升到一般的普遍性意义并不会自动彰显，而是需要对现代化的丰富中国经验展开及时、系统的抽象化理论总结。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更具有立足于实践创新之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直面人类现代化普遍问题的一般回应，具有超越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化弊病的普遍性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以自信自立的姿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紧密关联，具有超越本土特殊而拓展到一般维度的全球视野与普遍价值关怀。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逻辑

一般性总是通过众多特殊性的累积，为自身开辟现实的“出场”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基于人类现代化整体立场上的普遍价值关切，在引领现代化范式变革、现代化发展方向、现代化道路自主选择和现代化文明走向等方面，为贡献现代化新的一般性提供了丰富滋养。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以“共时包容性”超越“历时排他性”，引领现代化范式的深刻变革。

现代化首先从西方开始的事实，“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作用下，现代化被规制为单数形式，即人类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只存在于西方的唯一方案中。“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欧化”的虚假幻象，本质上是一元线性现代化观的体现，内在坚守了现代化范式的“历时排他性”。可见，所谓“历时排他性”就是指西方社会从时间上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实践，因而预设了西方作为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位置，后发现代化国家依次进入现代化的线性顺序排列。广大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已经被西方所谓普适性现代化道路先在规定了。“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因此，西方先发现代化的具体经验得以超越其内在的具体历史性而具备了所谓绝对排他的意蕴，成为推动所谓“落后”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直线式道路。

实际上，现代化与西方之间并不存在直接隶属关系，作为一种具象化经验的西方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的整体历史谱系中，仅仅是一种个案性存在，其所谓“普遍主义”叙事逻辑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多元包容理念，重新赋予现代化具体历史性内涵，摒弃先在预设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线性逻辑。由中国式现代化构筑的“共时包容性”现代化观，以共时性视角平等对待人类现代化的不同实践模式，在历史观层面意味着那种以西方现代化方案为唯一归宿的单线式历史的破产，打破了“历时排他性”现代化观对人类现代化模式作出的所谓高低优劣的排位。在现代化的共时态中，不同现代化模式之间以平等超越优劣、以共存超越冲突、以交流超越隔阂，共同构筑了人类现代化图景的多样开放性。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引领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逻辑校准。

现代化不是无主体的思辨过程，那些具体的历史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的个人是推进现代化的真实主体。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化承担的历史转化任务是实现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转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中国式现代化承担的历史转化任务则是超越物的依赖性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展现的不是冷冰冰的物质逻辑，而是有温度的可感可触的现代化。“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认为，物质的丰裕不是唯一目的，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也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始终围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作出了重大价值引领。一是衡量现代化道路正确与否，不是通过公式主义的外在评判——是否符合他国提供的所谓标准方案，而是在于现代化是否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导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二是衡量现代化成败的标准，不是单纯客观的经济数据或技术标准，而是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和情感温度的价值导向，即人民群众在现代化中是否真正有所获得，生活水平是否与现代化保持同步提升。三是衡量现代化能否行稳致远，不仅要看现代化能否回应当前人民群众多层次多维度的需求，也要看现代化能否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尊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双重影响，引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坚定自主性。

从人类现代化探索的整体历史进程来看，并不存在可以超越一切时空条件的绝对唯一的现代化模式。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路径，也仅仅是依据其特定历史条件作出的客观选择，本质上是从属于人类多元现代化图景的一种经验性存在。所谓“一元现代化”观念，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观的直接体现，并不具备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何种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依据所谓绝对真理进行外在标准的简单对照，而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谋划，凸显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摒弃抽象固化思维，坚持认为现代化道路必须由各国人民独立自主选择，从根本上解构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原先被人为强加的单一逻辑关联，重构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真实历史主体性。一方面，必须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面对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人口多、底子薄”等客观条件制约，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后发现代化国家一般经济社会条件相对比较落后，发展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又具备诸多技术市场层面的便利条件，这是它们能够独立自主地走向赶超型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必须高度尊重历史文化传统，从深远的历史文化纵深出发塑造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质。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一个普遍假设就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显著特质的文化塑形。“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出发，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显著特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彰显自身逻辑超越性的文化底蕴。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以现代化之“新”构筑文明之“新”，引领现代化文明走向上的逻辑超越。

如果现代化的目标还是经济数据的增长或技术力量的扩张，那么其仍然停留于传统物质主义叙事逻辑框架之中。如何超越单向度逻辑，从而建构一种立体式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表达现代化的文明追求，是当前人类现代化陷入困境背景下探寻一种全新现代化方案必须回应的问题。实际上，现代化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物的现代化，而是始终存在着鲜明的文明所指，现代化深入推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跃升的过程。资产阶级在推进工业变革的同时也着力塑造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资产阶级迫使广大非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然而，西方现代化受其使抽象成为统治一切力量的内在本质属性所限，其塑造的文明样态也内在蕴含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和难以克服的弊病——集中表现为抽空文明具体历史性内涵的抽象文明观和由殖民扩张催生的差序性文明观。由“终结历史”的西方现代化所催生的西方文明，也必然“终结”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图景。在此背景下，既有文明样态被人为划分为高低优劣的不同文明等级，并从逻辑上预设了非西方社会最终会以线性方式导向西方文明的唯一路径。

面对西方一元现代化及其一元文明观所带来的“文明冲突”，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的全新探索与新文明的建构相互关联，为以现代化之“新”筑文明发展之“新”提供了新图景。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抽空和终结现代化的历史为目的，而是赋予现代化具体的历史的内涵，为构建现代化的真实历史和多元空间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致力于推进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将现代化与新文明的创造紧密关联。也就是说，新文明的创造不是一种抽象思辨的活动，因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是新文明建构的坚实载体。中国式现代化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构建了现代化与文明发展双向互动的新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其逻辑展开蕴含着传统文明的潜在影响，同时传统文明的生命力也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被现代物质生产方式所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走向上的引领性，集中表现为其始终坚信：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只有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才能构建出一种既勾连历史传统又彰显现代走向、既扎根本土又回应全球关切的全新文明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