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中最为恢宏的历史画卷，被称作中国奇迹，实非过誉。将这一奇迹作一速写，勾勒出主要的线条，使人们了解中国奇迹的脉络，弄清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明白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之必至，并非不重要。固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以下择其大者而论。

所有制变迁

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这是事实。但要更精准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所有制的变迁开始的。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合谋“分田单干”，发出“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家的”朴实语言，在一份“秘密协议”[1]上按下十八个鲜红的手印。这是一份生死契约，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何其决绝，何其悲壮！“分田单干”俗称“大包干”，即把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分到每家每户，由每家每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该上交给国家和集体的也由各家各户承担。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后被归纳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认为是公有制的又一形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发展，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长期存在的“吃饭难”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先导作用。

城乡个体户的合法化，也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事物，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提出“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这是个体工商户在政策层面开始被允许发展的重要开端，个体私营经济就此起步。1980年底，温州的章华妹，据说是领取了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自此后个体工商户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方便了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以往独此一家屡遭垢病的服务质量，使城乡的的工商服务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中国，所有制变迁的重头戏是公有制企业的改制，这一过程历时数十年，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至今仍处于进行时。改革开放一开始，如何激发公有制企业的活力，就成为中国领导人重点关顾的对象，1978年，首先开启了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试图通过松绑、扩权、留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发企业的活力。198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主要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的，提出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独立经济实体。198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原则下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最初以为“一包就灵”的承包责任制，效果并不理想，企业利润出现下降。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随后，开展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国有企业亏损问题更加突出。为此，中央开展了三年改革脱困，主要方法是“抓大放小”“三改一加强”，基本做法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资产为纽带，通过强强联合，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组建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同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通过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以兼并重组为主要手段，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结构布局调整。[2]

中国所有制变迁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改革开放前几乎是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到如今已经占据大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所有制版图；更重要的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支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奇迹。从“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到“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到“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民营经济一路发展壮大，浩浩汤汤，让中国经济日益坐大，使世界经济风云激荡、变化万千。

从中国所有制的变迁之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商品贷币关系存在的条件下，让生产资料归属于个人，是调动个人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径。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乡个体经济的繁盛，实质上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是最有活力最有灵动性的；民营经济(包含私人经济、外资企业、民营股份制企业等)虽然不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但归属于私人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亦能较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耐人寻味的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在一系列仍坚持公有制的改制无良好效果后，最后主要归结为掺杂有私人资本的国有股份制，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尽管比过去“一大二公”的国营企业要好一些，但其经济效益仍然是堪忧的，国家现正试点国有股份制企业职工持股的改革，或能成为扭转国企效率的契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引致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重大变量是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这种转化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归宿，又是中国经济思想艰难突围的结果。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既然讲这种转化是“必然”的，那就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不可逆转的；但又讲这种转化是“艰难”的，那就是历尽苦辛，颇多周折，尘埃未定。这一看似矛盾的转化过程，真实地体现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曾经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分野，在社会主义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在思想上要经历多么大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蓬勃发展，市场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这种情势下，如何扭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固有观念，显得尤为艰难。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激烈争论之后，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决议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论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82年2月，国家体改办草拟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表述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制度”，这比起上一次的表述还有所倒退；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改提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党的十三大决议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体现市场导向的改革总方针；党的十四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3]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绕不开的一个大人物是邓小平，他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的讲话，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锤定音。可以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是最高领导人力排众议的强势坚持。

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要市场还是要计划？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没有彻底解决的。现在一说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要有计划或者说要有长期规划，就有人会跳出来反对，说这是要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是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千万要不得。这样的反对者，是把市场与计划截然对立起来，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有国家计划，要有国家计划或规划就是破坏市场经济。

其实，不论是反对计划的人还是支持计划的人都认为市场和计划是经济调节或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所不同的是，反对计划的人认为用国家计划的方式来调节或配置资源是错误的，只会挠乱市场经济；支持计划的人认为仅凭市场配置资源是不够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需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作为补充，来计划或配置资源。

从国外到国内，从上世纪20年代到现在，反对计划经济的终济学家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认为信息是不对称的，国家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及时的、准确的进行计划，配置资源。当马云说“昨天在一场交流里，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引起了轩然大波，致使钱颖一、吴敬琏、张维迎等经济学家提出反驳。钱颖一指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会下意识地又想到计划经济。不过，机器不会代替人，因为机器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没有理想。但是，既然人有激情、有理想、有想象力，那么人就同时也会有激励问题。所以，激励问题是经济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无论技术如何发达。……只要人的决策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人的激励问题就是不能被忽视的。”吴敬琏老先生认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人说用现在的大数据和计算机来收集这个信息，建立全国网络，这个罗马尼亚做过，苏联也做过，七十年代网络就建成了，都没有成功。所以说有了大数据就能搞计划经济，这个说法是非常可笑的。”张维迎却有另一个视角：“有人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这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硬知识和数据尽管对企业家非常有用，企业家决策时确定费用时也需要数据，但这些数据是谁都可以得到的，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这些知识和数据的，也超越我们现在讲的大数据。”[4]

马云这里有一个疏漏，他把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等同于计划经济。殊不知，计划经济是有特指的，指的是社会主义初期的一种经济体制，它以普遍存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否定或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由国家对经济进行统一的调配和管理。而现在的计划管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一种调节方式，与市场调节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我认为马云基于大数据的国家计划是指后一种计划管理。

钱颖一抓住经济学中“人的激励”这一重要问题，切中要害。但如欲否定信息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计划调节的改善，却又过犹不及了。吴敬琏老先生以罗马利亚和苏联曾经有过的网络管理来说明“信息不对称”无法改变，是将过去的网络管理与今天的大数据同日而语；而且还可以轻轻的问一句：同样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个人或企业能够通过市场来调节或配置资源，国家又为何不能通过市场来调节或配置资源呢？张维迎的“企业家精神”与钱颖一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属人的激励问题，这个“企业家精神”必定是激励企业家获取自身利益的，这也是市场经济动力之所在。但是这个企业家精神和更准确更快？地获取信息或数据并不冲突，企业家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或数据更好地作出前瞻；国家计划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或数据来更好地配置资源，服务于市场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并有助于企业家利益的实现。

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人们对国家计划的恐惧，源于对计划经济的恐惧。其实，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首要的不在于国家计划，甚至主要的不在于国家计划，而是在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在于对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否定，在于不能调动每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积极性。这些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基本都克服了。至于经济计划，个人有个人的计划，企业有企业的计划，地区有地区的计划，国家有国家的计划，这些计划能否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在于是否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规律遵循得好，成功的可能就大，规律道循得不好，成功的可能就小，违背了规律，则无成功的可能。这于各种计划均是适用的。

人们强调市场调节的重要性，是因为个人或企业更贴近市场，更有自身利益的关切，更希望自己掌握的资源有好的配置，这些都不错，所以市场是较好地配置资源的重要一维。对此，相信现在很少有人会反对。但是个人或企业失败或破产的所在多有，姑且把个人或企业的决策失误除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合成谬误，人们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则可能是无序竞争所带来的自身利益的损害，最典型的例子是经济危机的出现。这时会出现资源的巨大破坏，国家干预的适时出现，会减轻这种资源错配。

国家计划更大的用武之地，是因为一些经济行为是个人和企业无心、无力去做的，如镇国重器的研制、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经济弊端的善后等，需要国家计划这只强劲的手来实现。在现代国家中，绝少是没有国家计划的，这些国家计划或多或少，或好或坏，它并不存在有与无的断然选择，而只是好与坏的赞助与否弃。当我们还在为国家计划的有或无而争论时，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已过了万重山，引致海外舆论对中国国家计划(另一说法是国家干预)的赞叹和恐慌。

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是中国经济奇迹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以为市场经济只能由个人或企业来调节或配置资源，完全否定国家计划对资源的配置，则是以偏概全了。或许正是因为国家计划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强劲支持，才使中国经济有了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更佳表现。

引进外资外企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能够引进外资外企，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尤显突出，当时的中国不仅急需建设资金，而且在计划经济时期积累下的技术迟滞，更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予以刺激和支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引进外资外企，成为中国的重要国策。

外资外企的引进，带来了一系列的积极成果，首先是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他的如雪中送炭的建设资金，社会就业的增加，经济效益的提升，经济发展的加速，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扩大，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提高，人们的消费选择更为丰富，经济多元化所带来的不同所有制的竞合，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些前人都作了很好的论述与总结，并被人们归纳为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用林毅夫的话讲：“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5]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外企的成就，与林毅夫的这一说法是吻合的。与后发优势相对应的是先发优势，简单而通俗的讲，先发优势系指发达国家凭籍历史的机缘，因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生产方法、产品质量、管理形式、市场规则等诸多方面先期取得的竞争优势。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后发优势和先发优势，我们就能看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模仿、消化，确实取得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获得了后发优势。不仅如此，由于引进了外资外企，加之其他改革开放的措施，中国已经有了从后发优势转变为先发优势的趋势，即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厚积薄发创新突破，取得领先于世界的技术进步。

说到这里，让我不禁想到二十多年前林毅夫与杨小凯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杨小凯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经常谈论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但是他们很少注意西方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后发劣势。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又被称为‘对后起者的诅咒’。它是指下列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6]对此林毅夫作了进一步的解读：“杨小凯教授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不过，林毅夫并不认同杨小凯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驳，并指出：“一个后发国家虽然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但并不是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像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派所主张的那样，经济发展了，经济基础变了，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市场交易的密度和复杂程度提高了，上层建筑也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这样上层建筑才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7]

回顾这一场争论，是有教益的，林与张的分歧，并非像表面上看的那么大，其实，杨与林一样承认有后发优势，即先进技术的引进会促进经济增长，“短期效果不差”。但是，这种技术的模仿如果不伴随“英美制度”的模仿或引进，则会转变为后发劣势，产生：“对后起者的诅咒”。林并不反对杨说的经济与政治或技术与制度应该携手而行，但却认为“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基础的改变来改变上层建筑。在这里，杨小凯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认为唯有“英美制度”是值得模仿和学习的，其他国家的制度都不足道之。这样看来，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的论说，更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作出相应的改革，让中国奇迹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元经济的转型

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变数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即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量的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过渡，在此期间，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有较快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好的提高。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从最初的19%左右到现在的约67%，GDP由最初的几千亿到现在的一百三十多万亿，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更是让人恍若隔世。类似这样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在其他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都有发生，只是中国人口最多，其过程更加波澜壮阔。

对以上现象，经济学界有学术上的探讨，即二元经济理论。它最初是由伯克提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刘易斯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刘易斯认为，传统部门包括个体农业和城市中各类个体经济，其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是维持自身消费；现代部门包括商业性的农业、养殖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等，在这个部门中存在雇佣劳动，利润是资本家和企业主阶级组织生产的动机。传统部门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衡量的标准是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于最低生活费用甚至为零。因此，存在一个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群体。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价格或工资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它远远高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收入，这就有可能产生一个良性互动：现代部门的高工资会吸引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现代部门；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低工资要求会压低现代部门的工资，使现代部门的资本家能获取丰厚的利润，资本家有强烈的投资冲动。这个良性互动会继续进行，资本家会把利润不断投建新企业，不断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至把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为止。在这整个过程中，现代部门的工资率将保持不变。结果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传统部门陆续向现代部门转化，最终形成现代部门占统治地位的一元经济，亦即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实现，亦即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成。

用这个理论来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是说得通的，正是这种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过程，使中国经济有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受此启发，笔者提出了一个泛二元经济的观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二元经济时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发达国家的一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同时存在，彼此对立，互通有无，从广义上说，仍然可以构成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我们把它称之为泛二元经济结构。在泛二元经济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高端商品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农副产品、原材料、矿产资源向发达国家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有着更强烈地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趋向，只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移民限制，这种趋向遭到强力遏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二元经济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相互作用的熟悉景象。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高端产品，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发展中国家则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加快本国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并以其低工资的优势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整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一般能够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则差强人意。[8]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得益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也得益于泛二元经济的存在，所以中国的经济奇迹显得尤为耀眼。

以上四个方面的变量，与中国经济奇迹的关联甚大，这四个方面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实践中均有重大的变化，驱动着中国经济有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时至今日，这些曾经的变量，相对地固定下来，成为常量或定量，使中国经济趋于常态或稳态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要想使中国经济有更高的增长速度，除了有更快更多的技术创新之外，还要有进一步的适应于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创新。

注释：

[1] 这份“秘密协议”是这样写的：“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2] 参见彭建国 彭海噽：《我国国企改革四十五年回顾与展望》，载爱思想网2024-02-08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9180.html

[3] 参见巫继学：《历史的抉择：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载爱思想网2024-11-02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4027.html；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载爱思想网2013-03-03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1717.html。

[4] 这个争论更详细的表述，见蒋志青：《计划经济的实质问题》载爱思想网 2017-06-11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4623.html

[5] 林毅夫：《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载爱思想网20O2-07-15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09.html

[6] 杨小凯：《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和劣势》载爱思想网20O4-07-08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512.html

[7] 以上引文及争论参见林毅夫：《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载爱思想网20O2-07-15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09.html

[8] 更详细的论证，参见方宇军：《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的批判》，第十章“经济增长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