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在他的访谈中预测，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人们无须工作，仍可获得“通用高投入(UHI)”亦称“全民高收入”，“人们将拥有他们想要的任何商品和服务”。这怎样理解呢？这种高收入肯定不是仅能使人果腹而不免令人难堪的社会救济；会不会是衣食无忧、有房有车、有玩有乐的中产阶级收入？好像也不是，中产阶级不可能“拥有他们想要的任何商品和服务”。那么是什么样的高收入，是每个人都享有游艇在海上劈波斩浪、是任何人都可以驾乘法拉利跑车在华盛顿大街上炫酷吗？如果是这样的高收入，那将使吾疑窦丛生、踌躇难定了。

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他们想要的任何商品和服务”的高收入，那么整个社会将供不应求，难于维系，甚或崩溃。因为在“个人利得最大化”的驱动下，人们的嗜欲是无穷无尽的，举天下而供一人，或有可能；让万民能尽其欲，则万世不逮。

又是“个人利得最大化”，这是经济学的第一定理，亦是人类文明历史的推动力，用之解释文明的起源，人性的改变，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阶级斗争的频仍，法律的出现等，无不切合。

“个人利得最大化”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在中国语境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俚俗之语，而能入《增广贤文》，流传千百年，对中国孩童的启蒙意义，跃然纸上。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利益的双向奔赴，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两千多年前有此明识，于世界范围内，着人先鞭。荀子更是从人性的高度来概括人类的利得偏好：“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2]]把人们的好利，作为人的本性，这已经是非常高明的思想了，足以辉耀古今中外。

人类的逐利本性不是从来就有的，孔夫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这是一个财产公有人无私利的社会。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3]]这才有了私有财产，人们各逐己私、相互争斗。

人们为什么普遍好利呢，人们为什么总是尽可能地追逐个人的私利呢，这要从商品交换的出现说起：

人类生存的第一要务是如何进行生产来满足自己的消费。在原始的封闭经济中，按照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时人类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在一个氏族或共同体内，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相互之间不存在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人们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在共同的劳动中实现的，其生产与消费的对立运动，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进行的。或者换句话说，人们生存资料的获取，是人们共同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结果，在这一运动中，以人们的协同劳动为一方，以生产资料的存在为另一方，生产过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在协同劳动的人与人之间，他们并不曾作为不同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他们之间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关系，而是表现为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和谐性。按照另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时私有家庭已经存在。即使是这样，由于封闭式经济把人们局限于这个经济实体中，与外界不存在商品交换，在家庭内部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当然也就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无论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个体家庭中，当商品交换未出现时，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不存在对立的物质利益关系。尽管在原始部族之间，有时会为了居留地的争夺而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是偶然的、个别的、暂时的。

另一方面， 在商品交换未发生前，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一个自内的、封闭的体系。在一个家庭或共同体内，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这种自我封闭的生产与消费，无论是自给不足、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有余，人们的消费都只局限在自己生产的范围内，生产的领域是狭小的，相应地可供消费的物品也极其有限。在这一状况下，自给不足，自然会促使人们努力生产，以达到自给自足。自给自足是一个饱和点，超过这一点，其产品是多余的、无用的。在这里，生产限制着消费，消费也制约着生产，生产与消费的这种互为制约，限制了人类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家庭或一个共同体，只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类物品，自产自用，和外界没有商品交换关系。那么，当粮食和衣物的生产能满足这个家庭或共同体的需要时，即到了饱和点，如再继续生产，便是无用的、多余的。这里既有生产对消费的限制，又有消费对生产的限制。只能生产粮食和衣物，人们的需要和消费就被限制在这两类物品上；而当这两类物品的消费达到饱和时，也就构成了消费对生产的限制。因此，生产是有限的，消费也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性是被统一在家庭或共同体这一自我封闭的经济实体中。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有限，限制了人们的欲求，使人们对财物抱有超然的态度。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出现，情况就开始改变。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时，剩余产品的存在己不再是无用的了，人们可以把它用于交换其他物品，以满足新的需要。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社会分工的发展，进入交换的物品日益增多，人们的消费也向更多的方面扩展，社会生产的多样化，同样也带来社会消费的多样化，二者是同步的。这是就整个社会范围而言。

就个别家庭或共同体来说，商品交换发生后，生产变得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在交换的前提下，生产的物品可以和其他人生产的物品相交换，因此物品的生产不再受家庭或共同体内部消费的限制，从而有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如既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区、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等)，一个家庭或共同体，只能生产出某一定量的物品，尽管在交换发生后他们有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的冲动，但却不可能生产出无限多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是有限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表现在个别家庭或共同体中的这种生产的有限与无限，其生产的无限性只是表现为一种运动的趋向，而生产的有限性则表现为一种既定的现实。

从消费的方面来看，也是如此，既表现出有限性又表现出无限性。任何家庭或共同体，对某一消费品的需要量，在一定的时间内，总有一定的限度。这是消费的有限性。譬如一个五口之家，一年之内用于食用的粮食或者一千公斤，或者两千公斤，它毕竟是一个有限的量，不可能趋于无限。但在消费的种类上，伴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却变得多种多样，有无限扩张的势头。当人们吃的需要得到满足，会要求穿得更暖更好；当人们穿的需要得到满足，会需求住得更宽敞、更舒适；……当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得于满足，还会生出更多的其他需要。所以说，消费又是无限的。

以上发生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上的变化，改变了自我封闭的原始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有限性，使事物的发展错综复杂化。生产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消费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二者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新的运动。在这里，和没有商品交换时不同，生产己不受家庭或共同体内部直接消费的限制，满足消费后的剩余产品不再是无用的，而可以通过交换转变为其他消费品，从而使生产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样，消费也不受制于直接性的生产，除了消费家庭或共同体内部直接生产的物品外，还可以通过交换，消费其他人生产的各种各样的物品，使消费不断发展和多样化。这种新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使生产和消费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但是，在既定的条件下，人们的生产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生产的无限发展，必然受制于生产能力的有限性。相反，消费的无限却取决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并不受消费有限性的限制，而只受制于生产能力的有限。因此，我们得出一个最为重要的命题： 在商品交换的前提下，就个别家庭或共同体而言，其生产能力是有限的，消费则是无限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表现为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生产能力的有限，限制了消费的无限扩大，而消费的无限扩大，则又促使人们生产能力的无限发展。

但是，在我们所说的物物交换阶段，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还处于萌芽阶段，货币的出现，才使这一矛盾取得了显著的地位。马克思以其哲学家的睿智写到：“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为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4]]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使用价值一般”，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它可以和商品世界中任何商品相交换。因此，如果说物物交换的出现使人们的消费有无限扩大的趋势，那么，只是在货币这一形式上，人们消费的无限性才找到它现实的代表。应该说，货币的量和质的矛盾，只不过是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反作用一样，货币作为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又将反作用于这一矛盾，使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更形突出、更形尖锐。

抽象地看，人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商品交换产生前，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消费是有限的，易于满足的。商品交换产生后，消费却成为无限的。因此，在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中，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消费资料的不同种类的无限追求；在货币的质的无限与量的有限的矛盾中，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尽可能多的货币量的追求。最终，二者凝固在人们世俗的物欲之中，即表现为不断地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也就是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个人利得最大化”。[[5]]

“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出现，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无限的舞台，让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在其中尽情的挥洒。从最积极最正面的角度看，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无限扩大的矛盾，可以促使人们辛勤劳作、发明创造，让人类社会的财富日益加增，让生产力的发展有永不衰竭的动力。然而，这一行为并不妨碍人类用其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暴力掠夺来获取他人的财富；通过剥夺他人的生产资料来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这样来实现个人利得最大化更为快捷。因此，战争、暴力、杀戮、压迫、剥削……成了人类文明历史中经常可见的景观，在文明历史的初期尤其如此。

由于个人利得最大化已经深植人性，马斯克许诺人们“拥有他们想要的任何商品和服务”，实际上应该做不到。但是，如果我们预设一些路径，是不是可以更接近马斯克的预言呢？

如果“任何商品和服务”不是由个人私有的，而是由人们共享的，那么即使再稀缺的商品和服务，人们都可能享用。这里涉及废除私有制的问题，私有制不能废除，这种共享是不可能的。

私有制是由个人利得最大化促成的，如果机器人的发展最终代替了人类劳动，能生产出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和服务，并无偿供给人类，那么个人生产能力的有限与人们消费的无限扩大的矛盾就不存在了，货币亦不存在，个人利得最大化将化为乌有，私有制亦将随之消失。

这里有一个过渡时期，因为机器人对人类劳动的全面替代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机器人还需要Al人员来生产，一方面还有一些行业需要人工，这些人类劳动仍在遵循个人利得最大化的激励，还需要这一激励促使他们努力工作，因此，个人利得最大化在这些领域是不能消除的。另外，那些被机器人替代下来的人员，由社会供养起来，即使他们脱离了生产过程不再受个人利得最大化的约束，却会因个人利得最大化已经成为人性的一部分而在消费过程中追求个人利得最大化，也就是说，人们生产过程个人利得最大化约束的解除会使人们在消费过程中追求个人利得最大化变本加厉。这是这个过渡时期人类将会面临的至为彷徨的选择。

以上的路径，说起来简单，不过几句话，做起来则异常艰难，它们涉及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称为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私有制变为共有制，改变人们的逐利本性，这是几千年来的最大变局。其实，共产主义的向往，社会主义的革命，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两件事。但是，至今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两件事都没有做好，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由公有制变回了私有制；“文革”中的“斗私批修”试图铲除人们的私欲，引致了更大的混乱。今天的Al革命，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这两件事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鉴于社会主义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摸索试错，不断地总结经验；切勿贪功冒进，主观随意，一哄而上。

人类的文明进程，往往是吊诡的，无数曾经美好的愿景，则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人类历史奔腾的内部，总有一个力量在支配着它，只有认识这个力量，顺应这个力量，掌握这个力量，运用这个力量，人类才能做历史的主人，创造更为美好的明天。

2026年2月10日于筑城

注释：

[[1]] 《史记.货殖列传》

[[2]] 《荀子.性恶》

[[3]] 《礼记·礼运》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页。

[[5]] “个人利得最大化”更完整的阐释，参见方宇军著：《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的批判》，第三章“个人利得最大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