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洪银兴，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第四、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张永峰，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讲师。
摘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以完善的内需结构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作用，成为对冲国际循环不确定性、续写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必然选择。在内需体系中，扩大消费需求是基础。扩大以消费需求为重点的内需，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在供给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在需求侧优化消费结构和推动消费升级。扩大消费需求不以减少投资为代价，关键是加大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投资。针对当前投资需求疲软的现状，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以有效投资结构促进消费和消费升级。
关键词：内需结构；消费力；消费结构；有效投资；统一大市场
引言
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复苏乏力、通胀高企和不确定性增加的三重困境。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的脱钩断链，严重冲击国际经济循环。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20—2024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2.2%，是冷战后全球增长最缓慢的五年。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直接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加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受三年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速除了2021年达到8.1%外，其他年份平均增长率均在5%以下。2026年的增长目标在上年的5%的基础上确定为4.5%—5%区间。这个目标并非轻而易举，需要解决好增长的动力问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在“十五五”期间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中包括多个硬性指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共同富裕程度普遍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大幅增加，从4亿人扩大至8亿人。所有这些都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速度，也就是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其中的重要措施是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当前内需虽然有增长空间，但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问题仍然突出。同时，内需不能仅仅理解为总量问题，内需的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当前扩大内需需要从内需结构完善上寻求牵引力。
一、内需体系的结构性界定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其连续不断的运动便构成了国民经济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尽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经济学概念。就其构成而言，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从行为主体看，涵盖政府需求、企业需求与居民需求三大部门；就其经济属性区分，则可划分为公共需求（包含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和私人需求（包含私人投资与私人消费）。
从国民经济循环的环节分析，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为起点、以消费为终点的循环，即生产出的产品与服务经由分配与流通环节，最终进入消费领域。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以消费为起点、以生产为终点的循环，消费需求引导和决定生产的方向与规模。马克思精辟地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消费不仅为生产提供“目的”和“动机”，更是产品价值得以最终实现的“完成”环节。因此，消费绝非被动的终点，而是能动的起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直接为社会生产创造出新的市场空间与发展动力，从而推动生产水平的升级与扩张。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不足，从生产到消费的畅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于一个已成功摆脱普遍性短缺、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的经济体而言，以消费为起点的再生产循环的顺畅运行尤为关键。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其内在要求之一便是强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畅通消费需求引领生产的传导路径。
2020年以来，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图1显示2020年以来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趋势。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25.2%。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到52%。但从历史数据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2020年受疫情影响仅为-4.3%，2021年反弹至60.1%，并于2023年达到85.6%的高点，但在2024年又回落至44.5%，表明我国消费需求稳定性不足，易受内外部冲击影响。同一时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消费贡献率长期稳定在70%以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超60%。从中可以发现，进一步增强消费需求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还有较大的扩展空间。
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国民经济总量均衡要求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学界一般从储蓄和投资构成上分析宏观平衡，本文认为，对总需求结构需要从总供给结构分析起，即总收入（总供给）＝消费（供给方面）＋储蓄，与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存在着结构性关联。不仅要关注总供给中的储蓄与总需求中的投资的均衡关系，还要关注总供给中的消费与总需求中的消费之间的均衡关系。基于宏观经济基本均衡式，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供求关系会有如下情况。
一是，如果两边同时消去“消费”项，可推导出储蓄与投资的恒等关系：储蓄＝投资。两者出现的不均衡状态即储蓄小于投资，或储蓄大于投资。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已有多年的丰富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如果两边分别消去储蓄和投资项，就可推断出消费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均衡关系：消费供给=消费需求。在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两侧的“消费”具有不同经济学内涵：等号左边的消费，代表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供给部分，反映收入分配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收入数量，涉及总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配置；等号右边的消费，则代表总需求中的消费需求，体现在当前价格与收入条件下居民愿意并能够购买的消费品与服务量，与投资需求共同构成总需求。这意味着对消费需求的分析需要从供给侧的消费形成分析起。
若消费（供给）小于消费（需求），意味着居民可用于消费的收入相对不足，消费供给无法充分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此时经济面临“能消费”约束，即居民实际购买力不足以实现其消费意愿。反之，若消费（供给）大于消费（需求），则反映消费需求疲软，居民可能因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收入预期不稳定或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等原因，不愿消费或不敢消费。供给与需求两侧的消费非对称表现，揭示了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衡：或是消费能力制约，或是消费需求不振。二者对应不同的宏观政策着力点。
现实中，无论是出现储蓄小于投资需求，还是消费小于消费需求，都可以求助于银行信贷。如果出现储蓄小于投资状况，增加银行信贷就可以弥补投资需求的储蓄供给不足；如果出现消费小于消费需求状况，银行的消费信贷就可以弥补消费需求的消费供给不足。宏观运行对银行信贷会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拉动需求是偏向生产者信贷还是消费者信贷，这是信贷结构问题。二是银行信贷资金供给总量不是随意的，是由宏观总量均衡限制的。
以上内需体系分析实际上指出了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结构性基础之上。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扩大内需确立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约束条件：第一，“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没有收入的增长，扩大消费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其中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之源，是居民消费力持续提高的根本前提。第二，投资需求的扩大必须注重项目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确保资本形成具有可持续的合理回报。第三，金融供给必须建立在严格的财务纪律与风险管控基础之上，确保金融资产负债状况健康可控。这三个“有”深刻揭示了扩大内需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与风险收益匹配原则，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有效率、可持续扩大内需的根本保障。
内需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不仅是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改善，也涉及投资总量的增加与投资效能的提升。在供给和需求两侧突出扩大消费是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的战略选择。
二、供给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扩大内需提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其中增强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正是消费的供给侧内容。居民消费能力涉及消费率和居民收入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消费力的概念。他认为，个人消费力取决于其收入水平，社会整体消费力则受制于社会的分配结构。具体表现为：一是企业内部分配，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与资本无限追求积累的欲望共同限制了消费力的扩张；二是消费力还受到宏观的积累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制约。
居民消费力与消费率相关。消费率涉及的是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我国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实行的是高积累低消费分配格局。居民消费率长期低于40%，改革开放以后，消费率有明显上升，1978—2000年稳定在45%左右，2001—2010年降至34.6%，2011年后回升至2024年的39.9%，低于全球均值56.6%和中等收入经济体53.0%的水平，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见图2）。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消费率基本上是国家计划安排的。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这个比例的形成由企业主导的初次分配和国家主导的再分配决定。提高消费率的关键在于扭转过去“高积累、低消费”的倾向，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具体措施是纠正“初次分配只讲效率、再分配才管公平”的误区；在初次分配领域就必须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更讲公平。提高消费率，重点在于以下两大消费群体的收入增长。
一是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升级从而带动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其壮大能有效引领市场需求向高品质、多样化跃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对提高消费率，而且对扩大和提升消费需求起着引领作用。这一群体消费意愿强、需求层次高，更加注重质量、安全、环保与个性化体验，其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引领作用。正是这一群体推动消费从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成为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市场力量。中国市场的“大”，不仅在于人口基数，更在于持续扩大的中高端消费人群及其所释放的强劲、多元、升级型消费需求。根据“十五五”规划，到2035年，我国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而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就要求在供给侧提供制度保障，关键是建立和完善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和创新创业机制。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中凭借其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得到的收益以及创新创业收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 显然，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以及资本价值真正得到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就可能明显扩大。
二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研究消费收入弹性即收入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弹性，可以发现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用于消费的占比（消费倾向）存在明显区别。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让更多的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对整体消费的拉动效应最为显著。
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还是低收入群体居多的金字塔式结构。受限于收入不足，消费增长空间有限。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升级的主力军，但经济预期不确定时，消费意愿较为谨慎；高收入群体尽管预算充足，但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消费潜力难以释放。这种“低端受限、中间谨慎、高端饱和”的消费需求格局，严重制约整体消费需求的提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尤其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路径。不仅是因为目前这部分群体在人口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且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收入增长的每一块钱都有更大部分转变为有效消费需求。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不仅需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还需要拓宽劳动者增收渠道。其中包括创造条件（如教育）使劳动者能够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从而在要素报酬中获取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非直接劳动要素的合理报酬，在微观层面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与持续增长。
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与收入之源，是居民消费力持续提高的根本前提。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要求宏观政策层面将促进充分就业置于优先位置，筑牢就业这一基础，使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与内需潜力的释放具备坚实支撑。要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拓宽就业渠道、发展新就业形态、降低就业门槛等措施，确保人人享有通过勤劳和智慧提升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机会。面对技术进步与产业变革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就业优先战略需与科技发展协同推进。关键在于引导人工智能之类的科技进步更多服务于产业升级与价值创造，而非简单替代劳动力岗位。同时，要推动“教育与技术赛跑”，通过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人的知识技能全面发展，使劳动者职业能力持续适应岗位技能的需要。此外，应积极引导和规范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健康发展，充分释放其创造新岗位、赋能劳动者的潜力，帮助劳动者在新技术浪潮中拓展就业与发展新空间，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充分就业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
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需有效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其向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必须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以营造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发展环境，避免陷入“内卷”与“躺平” 。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根源主要在于收入与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教育资源享有的不平等及其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异；而阶层固化则受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增强，继承性财产对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影响。畅通社会流动通道、克服阶层固化，为底层劳动者通过勤劳、智慧与创新实现向上流动创造系统性条件，需多维度推进。一是强化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与城乡间的均衡配置，尤其是保障教育公平，助力劳动者普遍获取知识与技能，缩小由能力差异造成的阶层分化。二是完善劳动力市场，打破行业、职业与地域间的流动壁垒，保障职业选择的机会公平，使劳动者能够通过岗位流动改善经济地位，促进收入趋向合理均等。三是优化创新创业生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畅通资本、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与获取渠道，使更多劳动者有机会凭借创新与管理获取要素报酬和创新创业收益，向中等收入群体乃至高收入群体提升。无论是就业优先还是给低收入者畅通向上流动通道，都离不开稳定的资本投入与良性的经济运行环境，因此需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着力稳定市场预期，鼓励和保护私人投资，以“稳资本”切实支撑“稳就业”，支持创新创业致富。
提高消费率和增加消费供给不能忽视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作用。增强居民消费预期、破解“不敢消费”困境的关键机制是完善政府主导的公共消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公共消费比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2023年我国公共消费占GDP比重为16.7%，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17.1%）及发达国家（普遍在20%以上）仍有一定提升空间。稳步提高公共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例如适当提高医疗费用中财政分担额度，可降低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个人支出负担，也就提高了消费能力。国家补贴消费体现政府与市场协同扩大消费。二是降低居民税费负担。在供给侧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除了储蓄外，还有政府税费，直接的有居民个人所得税及各类行政收费，间接的有消费税等。政府针对个人税费的降低无疑能增加居民在总收入中的消费份额，从而提高消费率。三是政府的再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及低收入群体集中的区域倾斜。其中包括：健全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的涉及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针对目前存在的较为突出的区域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与乡村内部收入差距，应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布局，缩小区域、城乡间在关键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上的差距，提高低收入区域人群的消费能力。
以上分析表明，供给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固然涉及“分蛋糕”的收入分配问题，但不完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
三、需求侧优化消费结构和水准
需求侧的结构涉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以及政府在投资和消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考虑，优化居民消费需求涉及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准及相应的消费升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经济实现了“起飞”。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决定了消费升级的方向。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经济发展实现“起飞”后，就进入两个具有标志性的现代化阶段。一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社会资源将大规模投向耐用消费品和大众服务；二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涉及自然（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和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社会秩序）两个方面，增长的主导部门转向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环保等提升生活品质的领域。这一理论框架揭示，消费结构高级化的关键标志性指向不仅是物质丰裕，更是“高品质生活”的实现，涵盖自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整体优化。当前我国消费升级的轨迹与这一理论高度契合，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日益凸显，表现为服务性消费、发展型消费比重持续上升。
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关键在消费升级，消费需求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也就是由中低端消费转向中高端消费。当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需求层次实现了整体跃升，呈现差异化、个性化、多样化特征。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共生关系，升级的消费推动相关产业升级为经济增长的新主导部门。当前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成长壮大都需要升级的消费需求来带动。消费升级的规模效应与结构特征为产业升级提供引导：一方面，反映消费品质、环保、档次、智能等中高端消费需求直接拉动供给体系相应的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通过提供更优质、更具创新性的产品与服务，进一步激发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螺旋式上升，体现消费需求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消费需求本身也有个结构问题。最典型的是居民恩格尔系数占比反映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的结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1978年为63.9%，2000年为42.2%，2025年下降到29.3%。食品消费占比下降意味着居民非食品消费部分增加，相应地，居民收入的很大部分转向精神文化消费和健康消费。面对这种消费需求结构及其趋势，推动消费需求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有以下三个途径：
一是与服务经济融合发展。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非物质消费都离不开服务。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服务消费占比明显上升。我国居民目前的服务消费占比虽在逐年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2025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46.1%，而发达国家普遍在60%上下。从生产和消费社会化演进视角看，消费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服务经济。服务经济与消费经济呈现出紧密的互动发展关系，服务供给的升级与消费扩容提质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已经非常明显：一方面，实物产品的消费往往需要以相应的服务消费为媒介来完成价值实现与体验提升；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旺盛会吸引服务网点与网络的集聚，以及服务手段的创新。而发达的服务业体系又会进一步激发和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形成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生活服务业涵盖旅游休闲、教育文化体育、养老健康家政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以及低碳环保的绿色消费等。近期服务经济的新现象，一是文化、体育、旅游、餐饮等领域的跨界整合，催生出如“文旅+”“体育+”等融合性消费场景，类似“苏超”等现象正是此类融合创新活力的生动体现。二是在数字经济场景下市场业态的全面创新，产生新消费业态，从供给端创造了更丰富、更个性化、更便捷的消费选择，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激发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不仅表现为消费种类的扩展，更体现为消费品质的提升与消费结构的优化。
二是与高水平市场经济融合发展。消费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市场需求。消费环境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环境。高水平市场经济提供优越的消费环境，从而解决居民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价格水平。消费者的消费力除了收入水平外，再就是价格水平，共同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稳定的价格水平、准确反映供求关系和优劣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结构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其次是市场秩序。市场上的卖者垄断、以次充好和市场分割阻碍消费者进入市场。规范的市场秩序可以将消费潜力充分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最后是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消费者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消费可以突破消费的时空限制，降低信息成本、物流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更强的市场获得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这正是促进居民扩大消费的统一大市场路径。统一的畅通的消费市场能够充分释放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潜能。
三是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催生的新消费业态正在成为扩大消费的新增长点。各类互联网平台替代实体市场不仅创造了新型服务模式，更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极大拓展了服务业的地理边界与业态范围。这种融合显著降低了传统服务流通的环节成本，打破了传统服务流通的信息壁垒，使服务供给能够更精准、更高效地匹配动态变化的消费需求，从而有效提升服务经济对整个流通渠道的联通与润滑功能。以数字内容与服务为核心的信息消费，以共享经济、网络消费为代表的新模式，通过平台化、网络化组织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消费便利性和效率。电商平台作为新型的市场组织者，直接促成了消费行为跨区域的线上迁移，赋能各种业态融合。
四、有效投资及其结构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
研究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需要明确，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不是同一个概念。降低消费率不等于降低投资增长率。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比例是最终形成的。在总需求结构中，突出消费需求的基础地位需要适当降低投资率，指的是消费需求比投资需求增长得更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的依赖关系。一方面，只靠消费需求难以完全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重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通过刺激扩大有效投资需求，稳定市场预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扩大就业。从这一意义上说，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需求同消费需求正相关。另一方面，扩大消费需求也需要得到投资需求的支持。需要投资在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的过程中，增进民生福祉，满足消费需求的长期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提出对有效投资的内涵的规定问题，已有的关于有效投资需求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在供给方的储蓄等于需求方的投资的均衡关系来界定的，两者出现不均衡意味着投资需求无效，如投资需求小于储蓄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现在研究内需结构需要关注有效投资的另一个含义，即同在需求方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结构均衡关系。投资需求的有效性表现为：一方面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上以投资促进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提供产业基础和能力。
基于有效投资对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人是扩大内需的长远之策，能够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持续的消费动力。稳步提高民生类投资比重，将更多资源投入文化、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直接关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其中，健康中国建设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更通过催生健康产业、扩大服务供给，成为拉动内需、带动就业的重要经济增长点。这些投入直接关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民众素质的提升，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些同时提出了投资于物的内容。
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是互动的。就产业升级来说，投资聚焦于科技创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绿色转型，由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能源都成为消费升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产业升级将创造和引领新的消费需求，强大的国内需求牵引产业体系提质升级。可以说，没有消费升级就没有产业升级的方向，没有产业升级就没有消费升级的对象。近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的“人工智能+”的六个方向都与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消费升级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命题，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也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投资于物最终还是投资于人。明确消费升级作为有效投资的方向就可以防止出现投资没有回报和无效投资的状况。在短期内，由民生改善拉动的投资最有效。现实中存在的盲目投资，为投资而投资，以及脱实向虚的投资都已证明是无效投资。从长期看，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通过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支撑作用的重大标志性工程，特别是聚焦于6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坚实底座，并有效保障国家发展与安全，最终也是为了人的可持续发展。
明确了有效投资需求结构的重点方向后就要研究合适的投资增长率问题。所谓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指的是既能充分动员实际可用的生产资源，又能最大限度提升人民群众近期与未来消费水平的投资增长率。与此相应，需要投资需求在量上有合理增长。特别需要指出，所谓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指的是投资率的提高不完全靠消费率的下降。注重消费需求不以降低投资增长率为代价。而且每一笔固定资产投资都会形成较大比例的居民就业和消费。进一步说，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并不会产生消费需求相应增长的效应。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适度的投资增长率，也就没有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有效投资的关键在投资的方向，不仅要注重改善民生的投资，还要更多用于推动消费升级的产业投资项目。
近几年，我国投资需求呈疲软趋势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2020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波动下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51.89万亿元增长至52.09万亿元，虽然规模持续扩大，但增速逐年放缓（见图3），且低于GDP增长速度。2020—2024年均增速约3.8%，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8%，是1989年以来时隔36年的再一次负增长。特别是投资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不足；传统产业投资占比过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更是缺乏，第三产业投资受房地产低迷影响出现负增长。这种投资状况不仅无助于稳步提高民生领域投资比重，还难以起到拉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升级的作用，更会影响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面对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有效的激发社会投资热情以提高投资率，从而以投资促消费增长和升级。
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资本的投资起着主导作用，但民间资本的作用不能小觑。目前民营企业提供全国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资本在制造业领域展现出较强活力与升级导向。民间制造业投资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四年保持较高增速，2024年实现10.8%的显著增长。投资重点聚焦于锂电池、光伏、新能源汽车、机械制造、计算机通信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先进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结构性特征表明，民营资本在制造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从而带动消费升级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的大疆无人机、宇树机器人、DeepSeek等创新产品均出自民企之手。显然，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可以为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新增长点提供内生动力。但近年来，民间资本投资活力不足。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3年负增长基础上，2025年下降6.4%，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低于50%，降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点，意味着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国有资本的格局不仅未出现根本改变，反而有所强化。面对当前民间投资预期较弱，需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这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有力工具。
首先是政府投资导向。当投资需求疲软，全社会投资意愿不足、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政府的积极作为非常重要，其所起的作用不仅在于自身增加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起到稳预期的作用。政府投资在打基础、利长远、补短板、调结构上加大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激励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活力。
其次是以稳资本来稳预期实现稳增长。当前，资本无序扩张的态势已得到有效遏制，相关风险基本释放，但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趋紧、就业压力突出的新挑战，亟须通过稳资本来稳定经济增长与市场预期。稳资本的核心在于稳定对各类资本（包括外资与民资）的政策环境，通过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尤其是对民营经济的坚定支持，增强其长期投资的信心与预期，目标是持续扩大有效资本需求，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动力。
最后是政府对民资“亲”“清”。一方面，政府需主动“亲商”，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稳定政策预期来亲近与服务资本，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必须严守“清”底线，防止权力与资本不当勾连，坚决抑制权力寻租，依法规范资本行为，使政府在亲近市场的同时保持公正与距离。这意味着既要容忍资本在合法合规范围内的逐利性，保护其发展活力，又要通过制度与监管引导其服务于国家战略与民生福祉。唯有在“清”的前提下做到“亲”，才能真正落实对各类资本健康发展的引导与支持，实现稳就业、稳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目标。
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从4亿人扩大至8亿人，这些宏伟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内需主动力作用的持续增强。完善内需结构、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作用，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必然选择。这一系统工程涉及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同发力、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需要从结构性视角出发，构建完整内需体系。
从供给侧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关键在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畅通社会流动通道。同时要完善再分配机制，提高公共消费比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破解“不敢消费”困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推动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良性互动，筑牢居民消费力提升的基础保障。从需求侧看，我国已进入罗斯托所描述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并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迈进，服务性消费、发展型消费比重持续上升。要促进消费与服务经济、高水平市场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消费业态，营造优越消费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释放消费潜能。在投资领域，必须明确有效投资的内涵与方向，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政府投资要发挥好引导作用，以稳资本来稳预期、实现稳增长，激发民间资本活力，优化投资结构，使投资真正成为促进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有力支撑。
完善内需结构、增强内需主动力作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在扩大内需的广度与深度上持续下功夫，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确保中国经济巨轮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行稳致远。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第2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