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立足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和全球变革趋势，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构建更高水平、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国内外复杂挑战的关键支撑。当前，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曲折、要素市场化配置难点多等问题，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紧迫性与艰巨性，亟需系统深刻把握其理论内涵，正确处理好改革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根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正是这样一个伟大创造，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表达了党和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奋勇前进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清醒看到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紧迫性、艰巨性，需要我们把握好其理论演进和特征内涵，正确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体制和制度保障。

一、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性

从现在起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10年时间，这一时间节点与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高度契合，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那么，如何深刻理解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性呢？

其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要求我国必须积极应对全球变局的挑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这个大变局是全球秩序的重构，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美国是全球化的推手，现在却成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代名词。放眼望去，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区域战争和冲突久拖不决。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极端政策以维护美国利益，加剧了全球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得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博弈进一步升级。我们必须挺得住。如何挺住？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只有稳住大局，万众一心，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其二，科技革命巨大浪潮扑面而来，我们必须总结历史教训，抢占技术制高点。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现代化进程受阻。“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等，都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感到迷惑，其主要原因是什么？毛泽东曾经指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主要原因是两条：“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知耻而后勇，奋力追赶，终于赶上了时代。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如果不能及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我国将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处于劣势，陷入“中等技术陷阱”，这将影响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史为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其三，经济发展呈现许多趋势性的特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中国在经历了快速增长阶段并迈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一些带有趋势性的特征逐渐展现出来，促使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产业发展水平如何从总体上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增长动力如何由过去依靠投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如何由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更多人的共同富裕迈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如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迫切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资源要素供给趋紧的背景下，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措施，加快形成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体制机制，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正因如此，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五，增强国际合作和竞争能力，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增强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推动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其六，中国式现代化到了关键时期，需要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明确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其他各领域改革的深入推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发挥我国经济大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能够发挥大规模生产体系优势、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优势、大规模丰富场景应用优势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应当看到，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识，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巨性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领域的关键目标，然而这一征程布满荆棘，面临着诸多艰巨挑战，需要我们清晰认知并全力攻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面对和七个聚焦，要求“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表明我们对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巨性有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其一，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巨大风险，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着“卡脖子”难题。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交融，这使得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极易受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冲击。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中美贸易摩擦便是典型，美国不断加征关税，致使我国众多出口企业深受其害。我国的一些纺织企业，原本产品大量出口美国，加征关税后，出口成本大幅提升，订单量锐减，企业利润严重下滑，甚至一度面临裁员和减产的困境。同时，贸易摩擦还引发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有些跨国公司从我国撤出，外资的流出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带来难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面临挑战。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着“卡脖子”难题。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显示，一个经济体要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跃迁，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以芯片技术为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限制高端芯片的对华出口，并且频繁打压华为、中兴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既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在国际合作中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又要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道路，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其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进程艰难曲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风险识别难度很大。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任务艰巨繁重。一方面，传统产业深陷产能过剩、技术落后、市场竞争力下降的泥沼。例如，东北的一家大型煤炭企业，长期依赖粗放式发展模式，技术更新缓慢，随着环保政策趋严和能源结构调整，产能严重过剩，企业负债累累，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裁员和减产，艰难探索转型路径。传统产业不能原地踏步，不能等靠要、吃老本，而是要“老树发新芽”。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技术研发，还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这对企业和政府而言都是巨大的考验。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如何选准方向和技术路线，如何识别风险，如何确定投入的力度，都是困扰我们的难题。虽然我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培育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我国过去的基础研究也有短板，科技投入也有一些欠缺，跟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这方面还有不小差距。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虽取得一定产业规模和技术突破，但在电池回收、自动驾驶核心算法等方面短板明显。部分新能源车企在电池回收环节缺乏成熟技术和商业模式，大量废旧电池得不到有效处理，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包括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足的风险投资、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而目前这些方面我国仍存在诸多不足。

其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要素市场化配置堵点痛点难点多。目前，我国市场体系建设虽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在市场准入方面，部分领域仍存在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壁垒，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金融等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民营企业进入难度较大。打破这些不合理的市场壁垒，需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确保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市场中不正当竞争行为屡禁不止，假冒伪劣、商业欺诈、虚假广告等现象，严重损害了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了市场信誉。特别是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带来了新的市场监管难题。实现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标志，但目前面临诸多困难。我国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依然存在，农村土地流转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进展缓慢，许多农村地区存在大量闲置土地，土地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城市土地在规划和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着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的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较为突出，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存在障碍，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人才短缺，而部分传统行业则面临就业压力。金融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直接融资比重较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技术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监管机制尚不完善，技术成果转化效率较低，许多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数据要素市场刚刚起步，数据确权、数据安全、数据交易等方面存在诸多空白，数据资源的价值难以充分挖掘。

其四，在协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方面存在不足，部分地方政府越位、违规操作问题时有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稿“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如何精准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两者的有效协同，是一大难点。理论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发挥引导、监管和服务职能。但在实践中，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协同机制常面临监管重叠或职能缺位等协调困境，导致理论预期与实践效果存在偏差。一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干预过多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过度参与微观经济活动，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投资决策、生产经营等。例如，政府对特定企业给予大量补贴和优惠，使得这些企业在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过程中，政府为了吸引项目，给予企业过多的优惠政策，甚至不惜突破法律法规底线，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行为，挤压了其他企业的发展空间，破坏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另一方面，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监管、社会公平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在公共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分配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部分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在市场监管方面，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不断涌现，如共享经济、直播电商等，传统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这些变化，导致出现多头监管、重复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网络直播带货中频繁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等问题，凸显了政府在新兴市场领域监管的乏力。

其五，纵深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仍需攻坚克难，调动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也需多措并举。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但目前改革仍面临诸多瓶颈。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创新活力。比如，某地方国有企业在传统能源业务上长期依赖政策保护，面对新能源崛起的浪潮，转型缓慢，市场份额不断被民营企业抢占。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发展也面临诸多困境，市场准入受限，部分领域存在“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现象，民营企业投资机会减少。在医疗行业，民营资本进入高端医疗服务领域时，面临严格的审批限制和行业壁垒。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缺乏抵押品和担保，融资难度大、成本高。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甚至存在“合成谬误”，导致政策效果不佳。政商关系有待改善，部分地方存在违规执法、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现象，影响了企业家的信心。近几年，有些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一是部分政府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引发社会关注；二是由于政府财力困难，有些地方政府加大罚款力度，导致地方政府越位乱收费乱罚款乃至钓鱼执法，引起民营企业的不满和反感，社会热议的“远洋捕捞”问题更是值得高度警惕。这些事情虽然是局部的，但影响极坏，杀伤力极大。

其六，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更加复杂。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稳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市场面临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部分人群收入下降，导致社会层面的焦虑情绪显现。就业方面，就业机会不均等问题突出，部分群体因户籍、性别、教育背景等遭受就业歧视。在一些企业招聘中，存在对女性求职者的隐形歧视，严重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提升。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就业竞争异常激烈。以2024年为例，1200万高校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许多毕业生不得不降低就业期望，选择一些与专业不相关的基础岗位，“研究生送外卖”“博士生跑滴滴”等引人关注。分配方面，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待提高，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显著，金融、互联网等行业收入较高，而传统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较低。再分配调节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城乡差距，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保障项目和待遇标准有待提高。区域间、城乡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平衡，教育、医疗等资源在城市和发达地区高度集中，农村和偏远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严重滞后，影响了居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医疗费用负担较重，尤其是大病、重病的医疗费用对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压力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增加，给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压力。

这些问题的存在，归根结底是由于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因素未能充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迈进，就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演进和特征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土壤之中，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的结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提出了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原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在为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起草决议草案时强调，“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如生产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企业缺乏活力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在重要位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体现出改革的循序渐进与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为新时代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根本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政治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利益。同时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属性。二是人民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实践中，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渐进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如今不断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多个阶段，体现了渐进性的特点。四是坚定性。始终坚持正确改革方向不动摇，不为各种错误言论左右，并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坚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推动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五是创新性。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这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六是开放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不断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七是协同性。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协同高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手段纠正市场失灵，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八是规范性。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不断推进法治建设，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提供法律保障。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具有如下特征和内涵：一是更有效、更准确的资源配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使各种资源最大程度发挥作用，最大限度提升经济效益。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使价格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资源合理流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管得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三是更融洽顺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服从于市场规律，保证经济运行符合经济规律。政府有为是前提，只有政府有为，才能市场有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越协调，就越能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管得好”，让市场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四是更受充分保护的市场经营主体。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切实保护市场主体，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五是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需要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破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六是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产权制度、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等，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七是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政府治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政府要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环境政策等，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八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体现为胸怀更宽、水平更高、质量更优、作用更大。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等方面实现规则相通相容，推动外资外贸领域的有序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九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需要。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四、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至关重要，这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成效。

其一，政府与市场：精准定位、协同发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最为核心的关系之一。“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过去，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有时存在过度干预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活力。如今，政府应明确自身定位，从直接干预者转变为宏观引导者和规则制定者。以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例，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创业补贴等，同时搭建科研平台，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了华为、腾讯等众多科技企业的集聚与发展。杭州科技企业“六小龙”引发热议，一些城市开始反思为何这类科技企业未出现在自己的城市。这种反省精神值得肯定。然而，市场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等缺陷。例如，前几年共享单车市场无序竞争，导致资源大量浪费。此时，政府需及时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市场则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两者协同配合，才能确保经济发展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

其二，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是需要统筹兼顾的两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效率侧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致力于将“蛋糕”做大；公平则关注社会财富的分配均衡，强调将“蛋糕”分好。在经济发展初期，我国沿海地区一些制造业城市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出口，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蛋糕”不断做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轻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同时，许多企业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农村产业项目，不仅拓展了自身业务，还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公平。

其三，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内外联动、拓展空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空间维度。国内市场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和丰富的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国际市场则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合作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特别是要重视发挥国内经济的支撑辐射和引领带动作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华为、海尔、美的等企业在国内市场不断创新产品，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同时，这些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在全球建立多个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将中国产品推向世界各地，提升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在国际市场拓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贸易摩擦、技术壁垒等问题。对此，我国一方面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增强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加强国际合作，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对冲国际风险，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其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协同共进、比翼齐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产业要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在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二者紧密相连、协同共进。科技创新为产业升级提供核心驱动力，是推动产业变革的关键要素。以华为公司为例，多年来华为持续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在5G通信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的长期垄断，还引领了全球5G技术的发展潮流，提升了我国通信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山东魏桥创业集团通过引入智能化生产设备和工业互联网技术，对传统纺织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降低了能源消耗，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功范例。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合，未来应更加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政府要加大设立海外科研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其五，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辅相成、螺旋上升。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型生产关系是其制度保障，二者缺一不可。2024年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例如，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要求明确数据产权、规范数据交易，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只有完善生产关系，才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调整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新型生产关系应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例如，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实践中，要坚持以改革为牵引，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协同发展。

其六，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优势互补、携手共进。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凭借雄厚的资源和强大的实力，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关键地位。例如，国家电网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电网建设与改造，保障了电力的稳定供应，为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以其灵活的机制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在促进就业、推动创新、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际发展中，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共同担负起中国经济的成长重任。

张占斌，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