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3 次 更新时间:2025-05-27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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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军  

[摘  要] 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发生逻辑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根本原则,牢固树立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治学立场,着眼继续推动“人的高度的革命”,解决好“为谁治学”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党性原则,着眼深化“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解决好“治什么学”的问题;坚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出发,紧紧抓住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解决好“怎么治学”的问题。坚持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使命任务,着力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以信仰、信念、信心为关键推动铸魂育人走深走实,不断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治学研究的根本遵循,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学科意蕴,优化学科治学研究逻辑,着力拓展从抽象到具体、从入世到入心、从现实到虚拟的治学研究理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

学科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专门化的社会建制。作为知识体系,学科是人们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划类分型的结果,即毛泽东所说的“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1](P309)作为社会建制,学科因社会生产交往和知识更新迭代的需要而产生,是社会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P427)因此,一个学科采取什么样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既取决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也取决于其赖以确立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受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运行逻辑、历史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2005年,党中央因应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着眼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经设立,便将“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致力于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教学体系”,培养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专门人才。[3](P32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着力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统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2024年11月,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探索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的本质和规律,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根本原则

作为整体性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独立学科建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发生逻辑,要求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治学研究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4](P224)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至关重要之处在于把握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确立治学理念、选择研究方法的行动指南。那么,怎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治学研究各方面、全过程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英国工人之所以“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就是因为“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5](P475)据此,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可以进一步具体化地理解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原则、世界观”。运用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治学研究,关键在于把握好“为谁治学”“治什么学”“怎么治学”三个基本问题,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前提和依据。

第一,坚持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治学立场,解决好“为谁治学”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4](P223)深刻决定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按照恩格斯把人类知识领域划分为四种类型的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属于“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2](P94)和“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2](P436)尽管这些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各有差异,但究其实质,都是致力于从不同侧面揭示人的生存发展规律,因而从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研究人的学问”。这里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P525)即由特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利益关系、思想关系所构成和塑造的“人”。古往今来,之所以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研究者总是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选择相应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6]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P11)以这个“绝对命令”为观照,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德国作为“当代哲学同时代人”而非“当代历史同时代人”的巨大错位,强调德国若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赶上时代,就必须推动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5](P11)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都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把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作为根本的治学立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继续推动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为此,一要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理想,着重研究亿万人民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研究成果。二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向人民学习、拜人民为师,紧密围绕富有群众首创精神的创造性实践,研究提炼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总结概括具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三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着力阐释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道理哲理学理,切实把研究成果写在人民心坎上。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党性原则,解决好“治什么学”的问题。1845年,恩格斯在批判德国思想界所兴起的“绝对的社会主义”论调时较早使用了“党性”一词,强调“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7](P659)在这里,“党性”是与“抽象的人性”“普遍的爱”相对应的概念,其要义在于突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性、革命性和阶级性。列宁继承发展了恩格斯的党性思想,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经典篇目中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党性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意义上的哲学世界观的派别性,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流派,任何哲学要么属于唯物主义,要么属于唯心主义,绝没有超越或凌驾于二者之上的中间派别;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因此成为“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和“唯一科学的历史观”。[8](P10)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思想理论的阶级性,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总是代表和折射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无党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党性原则,就是要坚持科学性、政治性、实践性相统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分析现实社会状况,服务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并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将理论转化为现实。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来说,坚持党性原则首先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P501)思想理论的价值在于从“现实的人”的社会生活出发,以科学的方式解释世界,以彻底的理论掌握群众,进而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之处就在于推动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5](P11)所谓“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中叶德国理论与德国实践的“时代错乱”而提出的重要命题,其要义在于将德国哲学批判的重心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通过“思想的闪电”击中无产阶级“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5](P17-18)“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和“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5](P11)换言之,所谓“原则高度”之“原则”本质上是时代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的统一,前者的核心在于提出并解决时代课题,后者的核心在于促进和实现人的解放。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党性原则贯彻至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关键在于聚焦推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自觉站稳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和人类解放的政治立场,切实研究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为此,一要固本培元,学深悟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真谛,自觉运用其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着力推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教育群众,不断增强全体人民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要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着重研究揭示其哲学根基、政治实质和实践危害,引导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三要守正创新,以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第三,坚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出发,解决好“怎么治学”的问题。“世界历史的高度”即“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4](P332)这一论断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提供了更高的站位和更大的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无论是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还是推进“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都需要葆有世界历史高度的理论自觉。这是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P541)只有创制出具有世界历史高度的科学理论并用以武装头脑,才能为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和强大的实践力量。同时,对无产阶级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P196)在此过程中进行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实质上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状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运动与以往历史实践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其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相一致,为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并因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而“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9](P44)

以世界历史的高度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治学研究,关键在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妥善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等的关系。其一,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趋近现实”与“现实趋近思想”的辩证关系原理,着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运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以增强实践的科学性,把中国实践上升为中国理论以增强理论的自信自立。其二,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分析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把远大理想同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着力筑牢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引导人们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三,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分析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方法论,着眼“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日趋成为“公共的财产”的大趋势大逻辑,[9](P35)着力研究阐释中国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为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二、坚持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使命任务

习近平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0](P14)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原则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把研究阐释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着重点,深入推进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切实以富有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专业性的理论创造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第一,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对于一种理论、思想或学说而言,体系化是其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标志着这种理论、思想或学说的成熟程度;学理化则是对其进行科学认识和深入把握的关键要求,标志着这种理论、思想或学说所内蕴的科学高度、价值广度和实践深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产生如此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就在于它“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总结经验、探求未知、发现真理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内在构成了一个科学系统、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11]

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核心在于研究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学深悟透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一是与时俱进,深化系统性阐释。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拓展,党的理论创新必将获得更加广博的发展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总结好、阐释好党结合新的形势在不同领域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着重研究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基本内容上的新增量和在基本原理上的新创见,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逻辑结构、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和原创性贡献的认识把握。二是立足实践,深化针对性阐释。“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P544)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同步激荡。在此背景下,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面临新的更高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10](P17)把科学解答时代课题作为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根本着眼点,实现中国之治、把握中国之理,不断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三是融贯古今,深化通达性阐释。同马克思主义魂脉相通达,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内在关系,彰显其“原理性贡献”;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通达,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彰显其“民族性特质”;同人类思想文化谱系相通达,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内在关系,彰显其“世界性意义”。

第二,以信仰、信念、信心为关键推动铸魂育人走深走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和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信仰是根本,居核心地位,起统领作用;信念是关键,居中介地位,起支撑作用;信心是根基,居基础地位,起保障作用。[13]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需要聚焦信仰、信念、信心三个关键要素,引导人们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其一,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会铸就什么样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和人类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道路,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严谨且极富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立为“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4](P148)其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构成新时代铸魂育人的精神支柱。如果说信仰铸育重在奠定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终极意义和根本遵循,那么信念铸育则是这种意义和遵循的具体化和现实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0](P85)因此,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必然要求,是确保“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的强大精神支柱。[10](P132)其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构成新时代铸魂育人的心理基础。相较于信仰和信念来说,信心同人的感性世界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能够为凝聚人心、激发斗志提供强大驱动力,为铸魂育人奠定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共同的情感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通达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才能将科学的真理力量、正确的方向道路转化为现实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基础,从而凝心聚力、汇聚共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不竭动力。

推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走深走实,关键在于全面把握信仰、信念、信心的本质内涵与内在联系,不断提高铸魂育人质量。其一,强化理论武装。正如习近平所言:“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信仰作支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4](P312)若要超越“朴素的感情”而形成“深厚的理论信仰”,就需要坚持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坚持把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紧紧围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引导学生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牢牢奠基于清醒的理论认识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之上。其二,创新方式方法。“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14](P61)只有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切实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精准回应人们思想关切、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才能真正把党的创新理论深深植根于人民,成为人们学习、生活、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三,增进“四个认同”。信仰、信念、信心的养成是一个从情感认同到理性认知再到自觉践行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并集中体现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进铸魂育人走深走实,尤为需要以增进“四个认同”为指向,妥善处理好思想与利益的关系,观照回应群众切身利益,以科学理论激发群众深度情感共鸣,不断增进人民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情感认同;妥善处理好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的关系,通过深入研判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人民群众的认知接受特点,建构分众化铸魂育人机制,不断增进人民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性认知;妥善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引导人们在对党的创新理论情感认同、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更加深切体认科学理论内在蕴含的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并将其内化整合为思想观念、外化统合为行动自觉。

第三,不断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0](P19)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使命。一方面,只有不断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才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从根本上筑牢信仰信念信心的实践基础。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5](P187)人之为人的根本利益不仅在于通过获得吃穿住用的物质资料以满足自然身体存续的生存需要,更在于寻求由“一般的文化状况”所决定的“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满足。[16](P269)在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占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既无法获得物质生活的丰富,也无法享有精神生活的丰盈,以致“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5](P158)而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7](P200)这里的“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富裕。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表述,即“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P299)另一方面,只有不断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才能真正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飞入寻常百姓家”。马克思曾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P286)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凝结着党和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集中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要紧紧抓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化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研究和价值引领,统合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提升共同富裕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治学研究的根本遵循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领会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18]着力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逻辑,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理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第一,全面把握坚持“两个结合”的学科意蕴。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9](P785)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地、整体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生动实践,并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创制的科学理论。作为整体性研究阐释这一理论的学科建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的底层逻辑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内在统一,并有机融入和集中体现于“两个结合”这一科学概括。坚持“两个结合”有助于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生产的广阔空间,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的文化主体性。一方面,知识生产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知识生产,既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又基于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使命任务和方法论原则而呈现鲜明的学科特征。具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知识生产,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聚焦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广泛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同向同行,是政治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坚持“两个结合”,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遵循,也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知识生产以更为纵深的历史视野、更为深厚的文明底蕴、更为广博的思想空间。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我们要向历史深处和文化内部探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文化发展势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找寻新的思路和方案,充分彰显学科知识生产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质。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是哲学社会科学治学研究的根基和命脉。“两个结合”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根本遵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说,坚持“两个结合”就是要增进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20](P10)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的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凝练研究方向、提升解题能力,着力研究阐释好中国之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真正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的理论成果。

第二,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逻辑。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需要在深刻理解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基础上,统筹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内在运行逻辑,着力解决好怎样对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准。从学科运行看,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关键在于进一步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的关系。一方面,各二级学科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根本原则和使命任务,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此为统一性;另一方面,各二级学科在具体研究中可根据自身研究对象和实际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观照下,对研究方法、学术资源等进行自主选择,此为自主性。坚持“两个结合”,意味着要将统一性的基础牢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上,将自主性的边界框定在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时代、研究解决问题、推进理论创新之内,更加自觉地透过“两个结合”的理论视野,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的内在机理、互相成就的实践逻辑及其对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的深远意义。从治学研究实践看,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关键在于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正如习近平所言:“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4](P224)也就是说,要在解决真懂真信和为什么人问题的基础上,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落实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解决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将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21](P533)从而“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20](P6)探索形成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

第三,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理路。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需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妥善处理好抽象与具体、入世与入心、现实与虚拟的关系,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治学研究理路。一是从抽象到具体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4](P222)有鉴于此,我们要按照“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一致思逻辑,[17](P25)立足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面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社会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情况,在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同时,还要深入研读体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历史文化资源,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哲理学理,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更加紧密地融合起来。二是从入世到入心拓展。马克思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5](P320)换言之,思想实现自身的过程就是以彻底的理论掌握群众,使解释世界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的过程。这种“掌握”“转化”说到底就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入世入心。所谓“入世”就是要立足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促进理论的真理力量与群众的现实需要双向奔赴、深度契合。所谓“入心”就是要充分发挥“激情、热情”等感性因素作为“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的重要作用,[5](P211)密切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心理动态,寓理于情、情理结合,将理论灌输与情感浸润、思想引导与心灵解惑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增进人民情感认同,以正向丰沛的情感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引导人民正确认识和处理理想与现实、主义与问题、利己与利他、小我与大我、民族与世界等关系,确保理论教育合人意、暖人心,触及灵魂,沁人心脾。三是从现实到虚拟拓展。当今时代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的生存发展空间正在发生现实与虚拟的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我们要主动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有效掌握舆论动向、积极应对错误思潮,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要下大气力做好网络思想理论宣传和网络育人工作,将党的创新理论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有效融入网络平台建设和用户日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塑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从现实世界通达虚拟世界,真正做到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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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0]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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