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积极回应19世纪下半叶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在欧洲的复兴，驳斥欧洲当时一些哲学家对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思想关系的曲解、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历程的误读，全面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构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题。该书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哲学基本问题，则是恩格斯诠释上述主题极其重要的理论环节，它从三个方面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其一，指明任何一种形态的唯心主义都不能代表时代精神，进而以是否促进生产方式变迁也即呈现现实力量取代以“是否逻辑自洽”作为判定哲学进步的理论标尺，为正确揭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流派各自发展变化的现实动因提供依据；其二，为阐明费尔巴哈哲学为什么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因而不能代表时代精神提供理论支撑；其三，为论证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何以体现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而彰显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提供方法论前提。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进步动力；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发展史；自由
通过把握永恒不变的实体以防止因经验世界瞬息万变而导致人们的惶恐与不安，进而让人们有智慧地也即安心地生活，构成哲学的本质诉求和基本涵义。尽管哲学自诞生至今的探索客观上都无法摆脱思维与存在何者在先的问题，但是恩格斯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哲学基本问题，仍然是哲学史上的重大思想事件。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指出它包括“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本原的”以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两个方面， 并由此系统探讨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生成历程，进一步将其运用到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形态发展变化的分析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但凡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对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基本内容都可谓耳熟能详。但是，如若进一步追问哲学基本问题提出的复杂缘由、理论实质及其重大意义，则往往语焉不详。特别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及其意义的解读往往局限于如下两个视角：其一，指认它为揭示不同哲学流派的特征赋予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可知论或不可知论的名称；其二，指认它为反驳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哲学实质的误读提供了有力依据。
但是，上述解读远远未能从根本上彰显哲学基本问题提出的实质及其重要意义。因为除了上述指认的两点内容之外，作为《费尔巴哈论》立论依据和完整逻辑的理论支点，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实际构成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重要路径。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系统揭示作为德国唯心主义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固有内在矛盾基础上，恩格斯基于哲学基本问题自觉指明任何一种形态的唯心主义都不能代表时代精神，进而以是否促进生产方式变迁也即呈现现实力量取代以“是否逻辑自洽”作为判定哲学进步的理论标尺，为正确揭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流派各自发展变化的现实动因提供依据；其二，为阐明费尔巴哈哲学为什么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因而依然不能代表时代精神提供理论支撑；其三，为论证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何以体现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而彰显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提供方法论前提。有鉴于此，重新考察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及其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实质及其当代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与判断哲学进步科学标准的确立
从根本上把握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深化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把握《费尔巴哈论》如下三重撰写动因。
其一，积极回应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所面临的德国古典哲学复兴等挑战，论证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必然性，就需要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进而由此确立判断哲学进步的科学标准。
正如恩格斯在该著序言中所指出的，早在1845年他与马克思就着手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方面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清算他们之前的哲学信仰。但是，由于当时德国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等原因，《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始终未能出版。而自1845年以来的40多年间，他们都没有机会就上述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就《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著作而言，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等问世之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手稿》等均未能出版，何况这些马克思哲学早期著作主要基于费尔巴哈人本学来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或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神圣家族》则又专门批判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已经辩证地对待黑格尔辩证法，但从来没有就他们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论述。这就意味着围绕他们和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有些地方也作了说明，但都不够全面系统。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同时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而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彻底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此后也没有运用费尔巴哈哲学方法论的需要，这就意味着对于作为“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曾经深刻地影响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他们的回顾与探讨更是付之阙如。再次，站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已经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对此需要更为深入地加以阐释。
由此可见，在《费尔巴哈论》写作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更是有待进一步丰富与深化。
与此同时，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但也面临着如下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了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新黑格尔主义的形式开始复兴，在德国随着黑格尔去世后兴起的折衷主义哲学已经失去人心，德国古典哲学又以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呈现复活之势；二是一些哲学家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曲解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抄袭者， 坚持认为哲学的发展进步只能是唯心主义自身的发展并指责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导致了哲学的倒退。这些现象客观上均促进了唯心史观的传播并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的影响力。
因此，时代要求恩格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历程，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准确揭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变革，进一步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而有效回应上述挑战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由于费尔巴哈哲学在近代德国追问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和自己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因此，更需要恩格斯科学评价费尔巴哈哲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由此深入阐明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并代表时代精神。而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则为此提供了判断哲学发展进步的科学标准，构成恩格斯实现上述理论夙愿的极其重要的理论环节。
其二，批判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施达克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误读，也需要明确哲学基本问题的准确涵义特别是由此确立判断哲学发展进步的科学标准。
伴随着德国古典哲学在欧洲的复兴，施达克于1885年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试图从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 出发来评述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并为其辩护。但是，由于他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内涵都存在严重的误读，只能以折衷乃至妥协的立场来看待“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从而不自觉地把唯物主义等同于“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等一切追求各种粗俗物欲活动的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
正是基于此，施达克没有看到费尔巴哈是由于不了解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实质才陷入唯心主义，“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还认为“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指出费尔巴哈因为推崇“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可以提供理想的力量并推动人类的进步因而是唯心主义者。 尽管他谈到关于社会的学说对费尔巴哈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但同时又热烈赞美费尔巴哈所宣传的“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 的基本原则，并由此认为费尔巴哈哲学具有进步性。
不但如此，由于根本不了解哲学基本问题，施达克只能以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阐述从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基本观点，导致他“过分形式主义地拘泥于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具有革命性维度，因此没能给予黑格尔哲学以应有的哲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他在叙述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时“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在整本书中“把各种流派，特别是现在流行的自封的哲学派别的用语混在一起”，由此根本无法真正揭示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及其局限，反而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历程做进一步的误读，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思想混乱。
因此，恩格斯认为只有提出并准确阐明哲学基本问题，才能纠正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历程的误读，由此一方面完成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杂志编辑部邀请他评述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任务，另一方面更好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与变革德国古典哲学的历程与理论实质。
其三，确立指导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指南，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与先进性，更需要提出哲学基本问题来确立判断哲学进步的科学标准。
自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欧洲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复兴德国古典哲学的努力，以及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与攻击，对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冲击。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德国兴起的主要以黑格尔精神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学为理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及其运动，更是极大地阻碍了现实工人运动的发展。
因为任何理论都源自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较于英国和法国而言，德国市民社会发育极不成熟，阶级关系不够发达，没有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和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因此在德国不可能形成像英法那样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反，德国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与现实运动无关的思想运动，认为探讨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只能诉诸人道主义。这体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秉承唯心主义思维方式，根本不去“考察现实的关系” 而把人解读为抽象的人，以为“求助于小资产阶者及其博爱的幻想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通过“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 的思想运动就可以改变不自由的现实。这种崇尚爱的宗教和抽象人性、放弃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开展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以及资产阶级剥削的现实社会斗争的思潮，不仅与现实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而且对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构成了严重威胁。
有鉴于此，揭示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质与局限，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彻底消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现实危害，无疑构成恩格斯撰写《费尔巴哈论》的现实动因，而实现这一目标也离不开哲学基本问题意识自觉。因为只有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才能揭示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其标准不在于它是否具有革命性，而在于它是否具有“现实性和力量”。由此才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中的“物”（存在）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对哲学基本问题作科学、彻底的回答，才彰显出理论的革命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的真理性特征，进而成为新的时代背景下工人运动发展的唯一科学理论指南。
综上所述，恩格斯撰写《费尔巴哈论》旨在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何以体现哲学的发展趋势因而能代表时代精神，并成为现实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南，而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自觉无疑构成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理论环节。
二、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表明任何形态的唯心主义均无法代表时代精神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准确界定唯心主义的涵义是强调“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观点，并指出创世说在黑格尔这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界定唯物主义的涵义是指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观点或流派。 基于此，恩格斯以是否促进生产方式变迁也即呈现现实力量取代以“逻辑自洽与否”作为判定哲学进步的理论标尺，为正确揭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各自发展变化的现实动因提供了科学依据，而这是通过系统揭示作为德国唯心主义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的两面性，特别是其固有的内在理论矛盾而实现的。恩格斯由此证明，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的唯心主义均不具有现实性，只有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才能为超越黑格尔哲学进而创立科学的理论提供可能。为此，恩格斯从如下两个方面具体考察了黑格尔哲学的两面性及其解体原因。
一方面，恩格斯认为，作为德国哲学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的黑格尔哲学，从表面上看言词迂腐晦涩，语句笨拙枯燥，除诗人亨利希·海涅等极少人之外，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根本看不到它所蕴含着的革命性质。比如就“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一命题而言，普鲁士政府、青年黑格尔派仅仅根据这个命题的字面涵义，看到它为专制制度进行辩护这一保守的方面。但恩格斯明确指出“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黑格尔这里所说的“现实”显然不同于实际现存的事物，现存事物如果不符合事物发展趋势，不符合事物本质，反而不具有现实性。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强调黑格尔的上述命题实际上意味着“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它实际上可以转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基于此，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实际上彰显了一种具有革命性质的发展的辩证法，表现在“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指出真理是一个只能无限趋近而不可最终达到的过程。这一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体现，就是认为历史“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历史阶段既有其存在的理由又有被超越的必然性，意味着黑格尔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由此体现出其革命性的一面。恩格斯指出，尽管黑格尔哲学也“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体现出某种保守倾向，但总体而言其革命性质是绝对的，尽管黑格尔本人并没有清晰阐述其辩证哲学中的发展的、革命的性质，但这是从其方法中必然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恩格斯强调黑格尔哲学也存在着一系列内在矛盾并由此呈现保守性的一面，而这必然导致其最终解体的命运。其内在矛盾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而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在《逻辑学》中，把绝对观念既作为起点，也作为终点，认为绝对观念经过“以抽象思维要素存在的理念” 辩证运动，以及这一运动的外化为“自然界”和“精神”的过程回到自身，对这一过程的正确揭示就是真理，其标志即自身哲学体系的完成，而“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显然表明黑格尔哲学体系与其辩证法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第二，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由绝对观念的运动过程所主宰的历史，存在一个被“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 的终点状态，而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显然也已经在黑格尔自身的哲学中达到了，这同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现实之间也产生了矛盾。第三，哲学上的认识必然反映到人类历史的实践之中，绝对观念对现实的黑格尔同时代人提出的政治要求，就只能是现实的等级君主制，这同现实中不存在完美的社会、国家的观点相矛盾。第四，对于哲学来说，“‘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而一切矛盾的消除则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完结，这同世界历史仍然发展的趋势之间显然更是存在着矛盾。恩格斯由此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导致其必然具有保守性，终将“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根本上无助于现实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客观评价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思想史地位，指出黑格尔哲学依然起到划时代的作用，体现在它“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并且“在这一领域中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在这座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大厦中，黑格尔哲学涉及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等各个领域，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由此它试图把思维和现实统一起来，揭示世界各个领域的发展规律，这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所蕴藏着的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 与此同时，恩格斯更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导致其必然解体，表现在它“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换言之，哲学在黑格尔这里的完成，也就意味着它蕴含着超越自身的认识世界的新的道路的开启，黑格尔哲学的分裂必然成为其宿命。面对当时德国的落后状况，注重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的青年黑格尔派首先从宗教领域开始，通过反对基督教而拉开与现存的国家作斗争的序幕，同时开启了试图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哲学革命。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围绕“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 展开争论，最终施蒂纳以非宗教、非道德、非国家、非社会的纯粹的“我”——“唯一者”，宣布黑格尔哲学的彻底解体。
在此过程中，反对现实宗教的实践斗争呼唤唯物主义哲学的兴起，但这便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发生了冲突。因为，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但在黑格尔哲学中，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绝对观念回到自身过程中所“外化”出来的一个环节，青年黑格尔派也不同程度地处于上述矛盾之中。在此背景下，费尔巴哈不是像施特劳斯或布·鲍威尔等人那样在黑格尔哲学体系内部进行论战，而是从黑格尔哲学外部打破了这一体系，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他从“自然先在性”而不是“逻辑先在性”出发去把握世界，明确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 由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观念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德国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解放作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正是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自觉，恩格斯的上述分析实际上揭示出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的唯心主义均具有理论局限性，唯物主义的兴起才代表了后黑格尔哲学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唯物主义取代唯心主义源自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原则，由此确立了以彰显理论现实性进而推动现实社会发展作为判断哲学进步的科学标准。
三、科学与工业的发展构成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现实力量
如何正确评价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恩格斯在反驳施达克等哲学家的过程中必须澄清的理论问题，更是探索真正超越黑格尔哲学进而引领时代精神的新哲学的必要环节。正是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自觉，恩格斯客观评价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揭示科学与工业的发展构成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现实力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深化的重要环节。
一方面，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场具有进步意义，突出体现在它作为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并克服自身困境的必然结果，推动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由此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中间环节。
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局限并非欧洲一些哲学家所说的因提倡唯物主义而给唯心主义发展带来倒退，而是体现在仅仅局限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也即“半截子唯物主义”并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仅仅诉诸人的自然属性去解读人的本质，认为人的自然属性集中表现在人具有合理利己主义的需求，对这一需求进行高度抽象（感性直观）的结果，就是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体现为人的情感。这一情感的最高表现就是能够带来合理利己这一目的的“爱的宗教”，它完全能够避免因基督教的影响而导致的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因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尽管给当时身处黑格尔主义统治下的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但它产生的直接社会影响就是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支撑，使得人们仅仅“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由此极大阻碍了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因而无法真正代表哲学的发展趋势与时代精神。
通过上述分析，恩格斯着重指出，反对现实宗教的实践斗争呼唤彰显理论现实性的唯物主义哲学取代唯心主义哲学，体现出超越作为西方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的必由之路与哲学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也不能代表时代精神，像费尔巴哈这样仅仅把黑格尔哲学简单抛在一边，而不是用真正的科学理论扬弃它，就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只有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之中而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即彻底的唯物主义，才能推进现实实践的发展，因而是代表时代精神的真正的科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对待黑格尔哲学时“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而现实革命实践必然会将费尔巴哈哲学彻底抛弃，这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向彻底的唯物主义也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而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发展进步，其动力则来自“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所带来的现实生产方式变迁这一现实要求，而不是源自纯粹的思想力量。由此，恩格斯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释，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系统考察哲学基本问题的产生特别是在近代被自觉意识的历程，恩格斯论证了哲学的进步源自现实力量而不是思想力量。
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产生源于科技水平不发达时代的愚昧无知观念，人们相信“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由此产生了灵魂不灭观念，这意味着人们头脑中不自觉地形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思维方式作用下，自然力人格化的结果就产生了最初的神，人们通过对各种原始神进行普遍化意义上的整合而形成了全知全善全能的神，从而不断凸显出思维对存在的优先地位，构成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这一现象根本上源自现实生产方式状况。
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意识更为自觉，原因也在于现实生产方式的变迁。在生产力发展维度上，商品经济发展呼唤科技进步等理性力量的彰显；在生产关系变革维度上，商品经济发展也要求个人摆脱人身奴役，由此近代哲学的主题必然转变为摆脱神学教义对人们精神的束缚，通过理性的力量使人们获得把握世界的依据，进而“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因此，近代哲学首先要批判占统治地位并制约社会发展的神创论，直接导致“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以如下尖锐的形式针对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认识，也始终受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我们的思维能够认识与把握现实世界，但又指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绝对观念实现自身的一个环节，而绝对观念“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因此，思维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实际上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思想内容”的认识，思维所认识的实际上是“思想内容的内容”。恩格斯由此指出黑格尔从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必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只有黑格尔哲学是真理；其二，要证实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只有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改造世界。很显然，黑格尔与其他所有观念论哲学家一样，都仅仅提供了一种幻想。这也是由科学水平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必然结果。
同时，还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思维不能认识或不能彻底认识世界。休谟认为形成知识的工具来源于人们的心理学联想，“在人的经验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足以辨明必然联系或因果概念的正当合理”，因此“对于最后本体、实体、原因、灵魂、自我、永恒世界、宇宙，我们一无所知”，人们根本无法真正认识外部世界；康德认为人们只能认识经验现象，对于物自身（自在之物）则不可知，因为知性能力是认识的工具，而当理性运用知性的工具去强行认识自在之物时，会出现这样一种先验幻相：“把我们的概念为了知性作某种连结的主观必要性，看作了对自在之物本身进行规定的客观必然性”，因此我们无法真正认识自在之物。恩格斯指出对于不可知论，黑格尔在唯心主义范围内作了力所能及的驳斥；费尔巴哈则基于唯物主义立场认为认识能力是自然的产物，因而人的认识是自然界对自身的自我认识，且整个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因而对不可知论做了机智却欠深刻的驳斥。
恩格斯则明确指出不可知论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根本上源自科学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驳倒康德哲学和休谟哲学的背景下，试图复活德国古典哲学和休谟怀疑论，就是在科学上开历史倒车，在实践上对唯物主义采取当众拒绝而又暗中接受的态度。
第二，基于哲学基本问题自觉揭示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更是源自现实力量而非思想力量。
首先，恩格斯认为在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越来越掺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根本上源自现实实践的要求。比如泛神论就是调和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对立的一种新形态，是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思想样态，而黑格尔哲学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其试图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不过是坚持思维在先，把现实存在作为被决定的环节，而只要将其思维方式颠倒过来，就能以唯物主义实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超越。
其次，恩格斯认为作为从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场也源自社会现实状况的要求。费尔巴哈最早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从“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出发去理解世界，不过是对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进而指出“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也不了解哲学基本问题，仅仅认为“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因而未能把这一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无法形成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对知识大厦本身的认识，这实际上把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机械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在18世纪的特殊表现形态，进而把唯物主义等同于“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即庸俗唯物主义，而根本看不到唯物主义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也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在不断发展中必然孕育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对此，恩格斯着重揭示了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也源自现实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恩格斯指出，在力学作为自然科学最高形态的18世纪，唯物主义呈现出机械唯物主义的特点，存在着如下两个局限：其一，“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存在机械性的理论局限；其二，“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存在着辩证法的缺失所导致的“非历史”思维的理论局限。 因此，不用说康德太阳系起源理论尚不被人理解和接受，甚至连黑格尔在对自然现象加以解读时，都没有从生成视域解读其产生过程，而是认为“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
再次，恩格斯揭示了费尔巴哈陷入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源自科学发展水平的落后。恩格斯认为，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自然科学处在剧烈的酝酿之中，没有出现新的认识材料，因此德国唯物主义没有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在世时尽管看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但因为他远离学术中心而并没有对此予以充分关注，特别是这些发现还未能受到所有自然科学家的认可，占据德国哲学界统治地位的实际上都是折中派知识分子。在此背景下，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的自然观，也就始终未能被费尔巴哈所了解，导致他更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之中，进而形成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
四、无法将唯物主义贯穿到历史领域的旧唯物主义何以无法代表时代精神
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自觉，具体揭示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和道德哲学陷入唯心主义的深层根源，阐明正如任何形态的唯心主义均无法代表时代精神一样，任何形式的旧唯物主义依然无法代表时代精神，由此揭示历史唯物主义出场的必然性，构成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阐释的另一重要环节。
如前所述，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某一方面互相攻击，实则既基于黑格尔哲学又试图超越黑格尔哲学。与此不同，费尔巴哈则基于唯物主义原则打破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但由于未能将其贯彻到底而走向了这一原则的对立面，因此只能将黑格尔哲学抛在一旁，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依然陷入唯心主义，表明其根本无法实现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也无法真正超越黑格尔哲学。通过对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和伦理学陷入唯心主义的根源的具体考察，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之所以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并不是因为施达克所说的其有着对“美好世界”的信仰，而是因为费尔巴哈不了解社会的本质，无法找到实现人的理想的现实道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指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实现了现实性和革命的有机结合，进而真正代表了时代精神，由此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的阐释。
恩格斯揭示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首先，恩格斯揭示费尔巴哈对宗教产生根源的误读。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来试图恢复唯物主义传统的，但是他不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而只是把宗教产生的根源归结于人的自然属性，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 来解读宗教，实际上停留在基于词源学的把戏也即从“联系”这一宗教本来的意思来解读宗教。具体而言，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性体现为自然存在和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存在就决定其必然表现为自然属性意义上的男女之情欲、意志、理性、情感等等，指出：“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在费尔巴哈看来，“上帝的人格性，本身不外乎就是人之被异化了的、被对象化了的人格性”，也即神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进而言之，“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但实际上世俗中的人——神的创造者，才是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对象，神性就是人的人性自我异化的结果，构成现实中人的不自由的深层根源。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只要扬弃基督教就可以实现人的自由。
其次，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基于唯物主义原则创立新的宗教的理论误区。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在批判基督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应基于人的自然属性考察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进而认为把人与人之间的、符合人性的本来的情感彰显出来，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宗教——爱的宗教，并以爱的宗教来取代基督教神学就可以达到化解现实社会矛盾的目的。由此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并不反对宗教，只是以爱的宗教反对基督教，这就导致“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恩格斯对此作了彻底反驳，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但是宗教的产生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宗教可能随时消失，宗教的影响也将迅速降低，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因此，费尔巴哈宗教哲学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之所以陷入唯心主义，在于他没有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出发去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他虽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无法真正揭示这种联系，反而再次试图“把这些关系看作新的、真正的宗教”，而实际上宗教与唯物主义是不能相容的。
再次，恩格斯揭示了费尔巴哈把人类历史解读为宗教变迁史的理论局限。他指出，费尔巴哈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以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宗教”，必然认为“人类的各个时期的彼此不同，仅仅是由于宗教上的变迁”，进而以宗教的变革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而实际上，宗教对人类历史转折所产生的影响并非永恒现象。比如“古老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传布的，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即使“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也只有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13世纪到17世纪，才带有这种宗教色彩”， 而当资产阶级力量足够强大之后，宗教就让位于启蒙思想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因此人类历史发展并不根源于宗教的变迁。人类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状况的确受现实阶级状况的影响，如果仍将其宗教化，把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理解为教会史的附属品，则无助于人们对历史规律的把握。
在阐明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作为其宗教哲学延续的道德观的唯心主义性质。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尽管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个人道德状况来自现实生活状况，也很重视人与人的交往，甚至认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但实际上由于他对人的理解基于抽象宗教视域，因此并不了解道德现象和道德的实质。比如，黑格尔已经认识到，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必要环节，而费尔巴哈却看不到善与恶之间的关系，“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正如宗教来自人的自然本性，道德同样反映着人的自然本性。而人的自然本性就体现为人有利己的需要以及追求幸福的欲望，因此“道德必须基于利己主义，必须基于自爱，必须基于幸福欲，舍此以外道德便毫无根据可言了”。为了避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费尔巴哈确立的道德原则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也即“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而费尔巴哈对于如何满足合理的利己的社会状况，则没有展开论述。
基于此，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是极其贫乏、肤浅和空泛的，因为关于每个人对于幸福欲望具有平等的权利的观点只是一个预设而已，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存在这样的状况。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在制度上确立了平等的理念，但实际上这种平等也仅限于口头而已，“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 更为荒谬的是，按照费尔巴哈的道德哲学，既然道德的原则是合理的利己主义，那么“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在这里，任何一个人不会妨碍另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欲望的满足，因为大家都是自愿、平等地去进行投机交易的。赔钱是不道德的，因为他没有算计好；赢钱则是爱的体现，因为交易所是由爱统治的，在这里“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可见，在充满阶级对立的社会中，费尔巴哈通过爱的宗教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导致其哲学中“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意味着其哲学与康德哲学一样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道德是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体现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实际上，现实中的合理利己之爱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
由上可见，费尔巴哈把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存在”理解为感性和自然界，在自然观上恢复了唯物主义传统，却形成了抽象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观，其结果是“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意味着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哲学，因此根本“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费尔巴哈在哲学前提上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人本学在历史观上依然陷入了唯心主义，表明任何一种旧唯物主义均无法代表时代精神。而找到实现人的自由的科学路径，就必须超越费尔巴哈人本学，“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这就对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场的必然性作了科学论证。
五、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何以体现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是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自觉，恩格斯明确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准确含义，确立了判定哲学发展进步的科学的理论标尺，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脉络及其根源的考察，揭示了从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对哲学基本问题做出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回答，真正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超越成果就是呈现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运动规律的唯物辩证法。与此同时，恩格斯强调作为把唯物主义贯穿到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积极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构成唯物辩证法的完成状态，实现了唯物主义和历史的有机结合，以及辩证法的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真正统一，成为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唯一结出果实的派别”，为未来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因而代表了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要求。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无疑构成其基于哲学基本问题深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环节，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唯物主义辩证法取代概念辩证法进而超越德国古典哲学。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在于它把唯物主义彻底运用到包括自然和历史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因此在理解现实世界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即“不是从幻想的联系”而是从“事实本身的联系”把握事实。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另一方面以唯物主义原则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加以颠倒，使得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不是仅仅体现为对概念矛盾运动过程的认识。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认为思维的对象只能是思维（thinking）， 而真理也就是自身的符合， 只要像黑格尔哲学这样揭示出概念（idea）自身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然后通过外化为“自然界”，最终自在自为的概念由他在返回到自身的过程，就可以达到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具体体现为绝对概念“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黑格尔哲学这里，现实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都被看作由概念自身的矛盾运动所主宰，而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运动是从来就有的，这显然颠倒了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使得“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由此真正恢复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革命方面。
第二，强调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消亡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认为，“形而上学的”方法源自自然科学本身的局限，唯物辩证法的形成则源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当自然科学处于“整理材料”的发展阶段，人们必然会以“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来“先研究事物”本身。 而直到19世纪才出现“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 的科学，也即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正是自然科学所迈出的这决定性的一步，才促使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趋向消亡。特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使人们对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事物发展的过程性特征及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以往的自然哲学则只能“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因此当人们已经对自然研究的结果采取辩证的方法加以考察之时，坚持形而上学思维的自然哲学最终也就被排除了。
第三，指出把自然界看成历史发展过程的辩证法思维，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其结果就必然要求考察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的“现实的联系”，这种思维方法体现为实现了对以往历史哲学的超越的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认为以往历史哲学只能“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例如在黑格尔这里，历史的动力与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就表现为“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这实际上是以新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未知的联系，而新的历史观则要求我们通过发现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现实的联系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运动规律。就此而言，恩格斯从如下三个方面就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加以具体阐述。
首先，揭示了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之间的差异，指出自然界中存在着的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动力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任何事情无论是以无数表面的偶然性呈现出来，还是在最终结果中有可证实的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其发生都不存在预期的自觉的目的。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尽管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如愿以偿，很多预期目的互相干扰、彼此冲突，历史行动的结果往往并不符合人们的预期目的。表面上看确实出现了与自然界相类似的情况，也即“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实际上“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发现这些规律，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对这些社会历史规律的探讨之中，从而彰显出辩证法的革命性和现实性的真正统一。
其次，揭示了人的行动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恩格斯指出，与唯心史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揭示了历史人物精神动力背后的物质原因。正因为社会历史过程有无数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参与创造，因此历史就表现为“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但是，历史地看许多单个人的愿望往往无法取得预期结果，因而这些动机对历史进程只具有从属的意义，那么，这些愿望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在每一个人的动机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动力，其历史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旧唯物主义是从来不去加以考察的。因为旧唯物主义坚持实用主义，仅仅按照历史人物的行动的精神动机来判断一切并考察历史，“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因而认为历史研究没有意义，导致其在历史领域内背叛了自己。黑格尔哲学尽管认为精神动机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决定历史事变的原因，却“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认为现实历史是绝对概念自身实现的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则要科学揭示历史人物精神动力背后的真正动因，通过探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背后的动机，“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在大工业之前的传统社会，人们行动的历史动因“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现时代这一联系已经简化了，表现为阶级斗争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现代历史的动力，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 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工场手工业取代了行会手工业，随后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又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随之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推动的新的生产力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发生了冲突，“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由此资产阶级革命随之爆发。
大工业的不断发展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导致两者之间发生冲突，“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要化解这一矛盾进而促进生产力继续发展，就必须通过改变生产方式也即社会主义革命来完成。可见，人们行动的动机源自物质。
再次，进一步揭示了思想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不断变化的根源在于经济关系状况的变化。恩格斯认为，历史表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此而言，黑格尔国家学说不符合历史真实状况，不能说市民社会的要求需要通过国家意志来实现，就得出相反的结论，说国家是决定性因素，而必须看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国家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经济需要，这在近代以前人们更多地依赖物质需要的传统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国家和公法取决于经济关系状况，私法亦是如此。只不过，“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产生于保护人们共同利益的需要，它产生之后便成为支配人们的第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独立于社会而成为实现某一个阶级的统治的工具。因此，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但是，撇开表面现象，一定要认识到政治斗争与其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表面现象的由国家所产生的另外的意识形态，也即反映经济事实的“法律形式”，似乎成为独立的力量，独立地进行历史发展，但根本上还是源自经济关系发展状况。
哲学和宗教，尽管表面上以独立的形式服从自身的规律而不断发展，但实际上依然是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反映。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时代人们对自身及外部自然的错误认识，原始宗教产生之后人们就以特定的现实观念材料对其进行加工，由此诞生了符合当时物质生活条件的民族宗教。民族宗教随着民族的灭亡而消失。到罗马帝国时期产生的基督教这一新的宗教是东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它之所以成为世界宗教，也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现实经济关系和等级制度的反映。而宗教改革恰恰是新兴市民阶级日益强大，进而同封建贵族进行斗争的直接结果。当基督教“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也即“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资产阶级便转而以理性主义自由思想反映自身的利益。因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内容变化，也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由此恩格斯指出，正如辩证的自然观终结了一切形而上学自然哲学，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终结了那种“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 的历史哲学，彰显出科学理论革命性与现实性的真正统一。
综上所述，《费尔巴哈论》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自觉，系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革命性特征，有力反驳了资产阶级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攻击，遏制了欧洲各国以各种理论形态试图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趋势，消解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危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发展。列宁在驳斥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歪曲、捍卫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就多次引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的观点， 指出该著“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这足以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变革的重大意义。因此，只有基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阐释的视角，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哲学基本问题提出的重要理论意义。
李成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北京，100084。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项目“马克思恩格斯超越德国观念论的逻辑演进研究”（2023THZWJC09）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