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中，看不见的空间实践、可见的空间表象和想象的表征性空间之复杂关系的在场，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构成三位一体空间辩证法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并不是空间生产中三种独立实存的东西，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作用共同建构了当下发生的空间关系场境的存在。与此相对应，这也生成了主观逻辑构境中的感受—构思—体验三位一体的体知构式。它不同于列斐伏尔指认的三位一体的客观空间关系场镜辩证法，而是主观逻辑构境中的第二种三位一体，只是这种主观逻辑构境并非传统的主客二元构式中的纯粹观念构境，而是以人的身体为空间场境之中轴的体知构架。

［关键词］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三元空间辩证法  不在场的在场  三元体知构式

亨利·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70部论著和大量文章，早期原创性地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实现了异化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视角由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后者正是本文研究的《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的主题。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构境中，构成三位一体空间辩证法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并不是空间生产中三种独立实存的东西，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作用共同建构了当下发生的空间关系场境的存在。这也决定了主体空间感中的感受—构思—体验三元体知构式的形成。这就是列斐伏尔让我们关注的复杂的空间关系场境。

一、从物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实践不在场的在场性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所实现的“路德革命”的核心，是将关注的对象从物性的构架论和实体物转换到空间本身的主体性关系场境存在上来，但这种转换并非精神空间论那种夸大观念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误认，而是精准地转换到由人的空间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关系场境存在上来。同时，它还将社会空间视为一种空间实践本身的历史性产物，将那种并不能直观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认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落地。

第一，在对社会空间的理解上，列斐伏尔告诫我们，不要纠缠于一个社会“生产出任何一个像花瓶、家具、房屋，或一棵已经‘被造出来’的果树意义上的空间”。仔细去想，列斐伏尔的这一证伪性观点所指认的果树是劳作的产品。不同时代的物质生产会生产出不同的产品，这是社会生活的直接基础；花瓶和家具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生活用具，它们的模板作用是激活和复构起每天的日常生活关系场境；房屋则已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空间用具了，作为对空间实践关系的客观抽象及其反向对象化的建筑设施，它会与其他社会建筑、广场、道路等一同通过空间“句法”实现一定的空间关系场境的生产。比如，如果我们到一个文物得到很好保护的城市（如中国的北京和西安），古城中生长了上千年的树木与作为历史空间用具的古代宫殿和房屋今天都是实在可见的，然而，看不见的是栽种这些树木和建造这些建筑的人，这些古建筑中曾经发生的历代古人的日常空间实践已经荡然无存。就此而言，空间实践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且瞬间消逝的社会生活和关系场境存在，所以在物性实在的层面上，空间实践恰恰是一种在场的不在场性，在直观上是不可见的。这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理论中反复强调的方面。

第二，空间实践的在场和一切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内嵌着一个象征性的“表意的过程”（processus signifiants），因为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场境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空间关系的意义（signifiants）投射。依据笔者对列斐伏尔逻辑盲点的指证，这里实际上出现的空间表意是自我区隔的。比如封建皇宫中的皇位、龙袍和圣旨，官员的品级和门第，以及贵族与平民的生活用具中的差异性象征符码，它们作为物品本身就以象征意义的方式，在每天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呈现和规制着特定的空间关系场境。然而，在这里，空间表象是指身着龙袍的皇帝通过皇位和特殊御道的空间编码获得高高在上的地位，从而生成了特定的空间关系场境和空间感构境，空间活动的象征编码关系中生成的等级化构序一目了然。而在资产阶级的金钱空间关系中，则会出现高档酒店、私人会所、高尔夫球场、跑马场等特定的有钱人才能出入的活动空间，以及生活中由名牌和炫耀性消费品建构起来的特殊象征符码，一辆价值千万的豪车里的空间表象显然会异质于步行道和人力车上发生的活动场境。并且，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社会空间实践的象征意义场境则会是颠倒的表象和空间感构境。不过，列斐伏尔明确说，空间关系场境的生产不能简单地转换为抽象的主观构想和想象空间，不能变成一种纯粹精神性的空间话语，而是在一定历史性空间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表意性的空间表象和主体体验，是对空间关系生成的内在构序和赋型。因此，当我们看到历史性的城市建筑、长城、金字塔等物性遗存时，切记不能遗忘已经不在场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曾经共同在历史上的存在。由此，列斐伏尔才明确提出，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必须要“从内部而不是仅仅从外部（描述），也从整体的角度，即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连续不断地移动往来”。这是一个总体原则：空间生产理论不能停留在对空间场境的外部观察之中，而要从现实的社会空间生产关系场境的内部出发；不能仅仅抓住某种特定的可遗存的空间物性表象形式，而要历史性地完整观察空间生产“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连续不断地移动往来”。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此，列斐伏尔还专门举例说，如果要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一方面，当我们去纽约、东京这样一些现代化的城市时，要意识到，可见的高楼大厦、高架桥、主题公园等物性建筑并不直接等于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关键是每天发生在这些作为空间用具的物性建筑设施中的、生产和重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空间实践活动及其表象；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这些大楼的建筑设施都是由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就将这些物性空间用具再反向理解为观念的产物，因为，“新资本主义或‘组织化’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d'organisations），甚至是技术官僚设计师或规划者们，也无法生产出一个对于其中的因果关系、动机与含义具有极为透彻的理解的空间”。这就涉及在空间表象中自我活动的异化层面：一是这些城市建筑的空间表象已经脱离普通劳动者，二是近代以来这种空间“句法”的构序主要是通过专业建筑师和规划师在“自主活动”中的设计和规划构想来实现的。列斐伏尔在这里关注的是第三个构境层面，即在建筑师和规划师那里呈现为“自主活动”的空间表象实际上仍然是虚假和异化的。因为现代化的高楼和商务中心、四通八达的城市高架桥等无疑都是设计师的意义构想和空间想象对象化的结晶，可这些物性的建筑设施和观念构想并非可以还原为空间关系场境本身，这是因为，仅仅从直观的对象性或者纯粹主观性的角度，是无法真正把握社会空间存在关系场境的本质的，在空间构序关系中，真正的支配性力量是隐藏在建筑师和规划师背后没有直接到场的资本逻辑的无形在场。

第三，由此列斐伏尔提出，从方法论上看，“这也就势必要求我们把注意的‘对象（l'objet）’从空间中的物（des choses dans l'espace）转向空间自身的实际生产过程（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luimeme）上来”。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区分的“生产什么”与“怎样生产”、现象学的从现成对象到生成性的转换，以及海德格尔从在手对象的“什么”向上手状态的“怎样”的转换，在意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列斐伏尔提醒我们，作为产物的空间与空间的生产并非是对立的两种东西。

然而空间却一直是（现在是、从前也是）一种在场的空间（espace présent），作为一种既定的、直接的总体性——与它的那些处于其自身现实性中的或近或远的关系一起完成。因此，生产过程及其产物将它们自身呈现为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不是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概念。

这也就意味着，列斐伏尔眼中的社会空间不是一个对象性的实体存在，而是人们生存活动的关系场境及其表象的当下在场。列斐伏尔的这一表述令人想到马克思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非实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的定义也是如此：行为的连接与接合就是空间实践中各种力量关系的发生，而空间中的物性建筑和设施只是这种空间关系场境发生和重构的模板。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并没有展开进一步思考。这让我们想到马克思在讨论劳动生产中工具模板的功用时提出的本质性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对实际发生的劳动活动中的工艺技术进行现实抽象并使其反向对象化为特定上手工具的结果，每次物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的在场，都是在重新激活惯性劳作行动的模板。比如，马丁·海德格尔喜欢用来举例的锤子在木匠钉钉子时对惯性行为的激活。可人们不太关注的是生活空间场境中的生活用具的功用模板，比如杯子与桶在装水时体现着不同的惯性功用，这些物性用具都是人将生活行为的功用现实抽象出来并且将其反向对象化的结果，在每天发生的生活空间场境中，用具都在激活惯性行为和重构生活场境。在社会空间生产的层面，列斐伏尔面对的是作为空间用具的房屋、道路和其他城市建筑设施，它们也都是在已有的城市空间关系场境中现实抽象出来的空间关系的反向对象化结果，它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重新激活与重构着更大尺度的空间关系场境的生产和再生产。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这里刻意指认的是，在空间生产过程中除客观的关系场境生产实践与物性产物外，还有随时发生的复杂的关系表意和想象空间关系。这是一个列斐伏尔自己没有说清楚的所谓“三元空间辩证法”。

二、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复杂关系

这样一来，列斐伏尔就认为，假如我们想要走出空间物性实体和空场的盲区，并真正理解社会空间的主体性关系在场的本质，那么就必须回到他已经确认的空间生产的三位一体辩证法，即看不见的空间实践、可见的空间表象和想象的表征性空间的复杂关系在场。这可能也是其空间观上的“路德革命”的具体内容。如果说他在前面的讨论中只是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观点，那么在这里则是进一步说明了三位一体空间辩证法的内在关联。我们在前面阐明了列斐伏尔空间辩证法逻辑构序中存在的历史性生成和内在矛盾等问题，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这一逻辑盲区的“照亮”会使我们在进入三位一体空间辩证法时获得一种清醒的理论内省。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按照其各自的性质与属性，按照社会的抑或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的要求，根据历史阶段的要求，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空间生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整体上看，他的这一观点肯定是对的。在这里，列斐伏尔同时强调了两点：一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有着特殊历史质性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空间生产的本质的前提；二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并不是空间生产中三种独立实存的东西，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作用共同建构了当下发生的空间关系场境存在。对此，列斐伏尔进一步界说道：

空间实践中，社会关系的再生产（la reproduclion des rapports sociaux）是居于重要支配地位的。空间表象则处于知识和权力（au savoir comme au pouvoir）的双重束缚之下，只给表征性空间留下了十分狭窄的余地，仅限于作品、图像与记忆，其内容不管是感觉的、身体的与性的，迄今为止皆被替换，只取得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le symbolisme）。

第一，在空间实践中，发生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是一个客观的空间关系场境的建构过程，其中，在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强行构序和赋型一切空间关系场境。比如，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确立的封建性宗法关系空间，资产阶级的金钱逻辑对现代性空间生产的支配，由此，空间生产中决定性的关系场境也生成空间表象和体验中的意识形态意向。显然，空间实践是空间生产中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第二，相对于社会关系生产的空间实践，表现空间关系场境的空间表象更多的是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知识构序的意识形态伪饰和政治权力发挥奴役功能的用武之地，它呈现了所有空间关系的质性表象的意向性侵入。这里需要指明的是，以知识构序为主导的空间表象只是现代性空间生产的特点，因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远古时代，空间表象可能更多地表现为内嵌于劳作技艺中的经验观念和传统习惯。知识和权力都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空间生产中自主活动分裂和异化的结果，而不可能成为空间表象的一般质性。没有作出这一界分显然是列斐伏尔表述中的不精准之处。第三，与客观发生的空间实践中的空间关系场境和构想性的空间表象不同，表征性空间主要是身体感性体验和非概念象征符码的舞台，它是体验、梦想和乌托邦的构境空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神学、艺术等表征性空间象征体系可能会共同构成使被奴役的人们臣服于黑暗空间的精神鸦片，也可以造就走向启蒙和解放的对诗性空间的憧憬。

当然，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的生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发展的生产模式，在具体的空间生产中，空间辩证法也会发生各种特殊的复杂变异和错位。比如，他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今天的欧洲，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能够在工业化的欧洲之外建立“一个满足人们悠然自在需要的空间”，他们便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了一些超越本土社会空间生产的空间飞地。列斐伏尔并没有说明这些空间飞地的具体所指，只是含混地说是“地中海周边国家”，据推测，他有可能指的是马耳他一类的地区和国家。这是“一个非工作（non-travail）的空间（除了度假，也供疗养、休息、放松之用），这个地区在劳动的社会分工中获得了独特的角色。从经济和社会意义上讲，以及从建筑上与都市化意义上讲，该地区属于新殖民化（néo-colonisation）的类型。有时这个空间甚至好像超越了统治着它的新资本主义所强加的约束：它号称具有‘生态’优势，例如与阳光、大海直接接触，可以让都市中心与临时居所（如宾馆、别墅等）紧密联系。于是，它获得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品质，而与那些主要工业聚集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一种在历史性的生产方式中刻意制造出来的错位式的空间异托邦，一个由资产阶级在自然物理空间的基础上刻意制造出来的新殖民化的世外桃源。由此可见，此时资产阶级自身的核心社会空间生产仍然发生在欧洲工业城市和商业中心城市中，却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特定的非工作的另类“诗性创制”般的空间实践关系场境，并且，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会产生特异的观念构想和想象意识形态功能。列斐伏尔认为，在这种特意制造出来的人间天堂般的空间飞地里，“在新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中（由交通运输来完成），空间表象为表征性空间（阳光、海洋、节日、浪费、奢华）的操控提供了方便之门”。在这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现实生产关系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只是天然物理空间中的阳光和海洋建构起来的神话般表象中的世外桃园。实际上，列斐伏尔没有指认出来的是，构想和建造这一空间飞地以及能够坐飞机、轮船到这个世外仙境般的空间飞地来享乐的，决不可能是下层的劳动者，而只会是脑满肠肥的布尔乔亚。其实，马克思也举过类似的错位式的空间飞地的例子，这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从14世纪开始就发现并实施其殖民主义的“新大陆”，特别是后来欧洲资产阶级在欧洲“民主”社会空间之外的美洲等地人为地建构了一种处于历史错位关系中的殖民奴隶统治。在那里，非洲黑奴处于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空间实践中，他们在种植园和工厂中遭受残酷盘剥甚至杀戮，处于在欧洲早已消失的残酷的奴隶统治关系场境中，然而，它的空间关系表象和感性的表征性空间无不呈现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和解放的意识形态伪饰。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于其1847年的《居利希笔记》，深化于《伦敦笔记》。

列斐伏尔告诉我们，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与现实社会历史中的空间生产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其一，空间实践与社会生产空间的内里关系。其实，两者并不是两种并存的东西，而是处于一种同体共存关系中，空间实践是空间生产中决定性的、进行构序和关系赋型的因素。列斐伏尔说：

空间实践。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隐藏了那个社会的空间（société secrete son espace）；以一种辩证互动的方式，前者提出（pose）并预设（suppose）了后者。前者在掌控与取用（l'appropriant）后者的时候，将其缓慢地、确然地生产出来。从分析的立场来看，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通过对其空间进行解蔽（découvre）才展现出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哲学意味的说法。显然，空间实践是指人们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场境，与可见的自然物理空间不同，它通过空间活动构序建构了一个隐匿起来且容易被启动的社会空间存在，因为这个当下在场的生活关系场境空间是随时消解的，虽然它由空间实践预设和摆置，但却真实地被生产出来。列斐伏尔在这里的表述有一个小问题，在人类还过着原始部族生活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时期，空间实践对社会空间的预设和摆置（空间表象中的规划与设计）是极弱的，这种作用的强化要到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才会出现。非直观的空间实践（社会定在）的本质通常恰恰是通过对其社会空间的解蔽才会展现出来。比如，在西方的中世纪，社会实践通过特定空间用具的塑形和构序以及关系场境赋型的社会空间实现出来。

在中世纪，空间实践不仅包括与农民村社、修道院和城堡紧密相联的地方道路网络，而且包括那些把城镇与伟大的朝圣和十字军东征活动连接在一起的通衢要道。

这是两个递进的空间实践层面，一是宗法—神性空间关系场境在特殊建筑、道路等物性空间用具中的激活和惯性发生，这里包括了日常生活中发生在民宅中的百姓日常家居关系、城堡中贵族们富得流油的日子，以及修道院内与世隔绝的禁欲修行，还有从教堂和中心广场延伸出去的将村落、修道院和城堡贯通起来的地方道路，这种空间行走使宗法—宗教统治下的空间实践流动和空间关系场境得以形成。二是更大范围内的城与城、国与国之间的“通衢要道”，它们使跨越民族的社会空间实践中的宗教朝圣和宗教战争得以展开。这生成了一幅社会空间生产的宏大历史画卷。

为了进一步说清这种关系，列斐伏尔还以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生产为例。在这里，当代资本主义被他指认为“新资本主义”（néo-capitalisme）。我们推测，列斐伏尔所界定的新资本主义应该是区别于刚刚从封建城镇中萌生出来的旧式工业—商业城市中的旧资本主义。依他在《都市革命》中的讨论，新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都市化（urbanisation）空间生产现实，或简称为都市现实（réalité urbaine）。

什么是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实践？它表现为日常现实（réalité quotidienne，日常惯例）与都市现实（réalité urbaine，将供工作、私人生活和休闲之用的场所联系在一起的道路与网络）在感知空间（l'espace perçu）之内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是一个悖论，因为其中包括对那些由它联为一体的场所的最彻底的分隔。

这就是列斐伏尔独特的观察视角。如果依他前面的表述，将今天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那么我们就会以为他要讨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发生，可是他却直接深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都市现实中。原因在于，在他看来，社会空间建构中发生的所有社会关系都不是一种离开现实日常生活的宏大的实体性构架，空间实践恰恰是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活动建构起来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其早先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间的衔接。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关系场境，正是通过城市中四通八达的地铁和道路，人们每天去各种建筑物中的公司和单位上班、在休闲时间去超市购物和外出旅游、晚间回到家里吃饭睡觉等空间实践生产和再生产的。这种都市化日常生活的关系网络发生在从家庭到住宅单元、从街道社区到城市的社会空间生产中，甚至延伸到全球性的都市化社会空间生产中。二是这种将日常生活活动“联为一体的场所”也遮蔽了“最彻底的分隔”，因为那些在华尔街控制股市的金融巨头与在街头奔波的快递小哥的日常生活所实现的空间实践关系在根本上是异质的。三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正是从这里开始，列斐伏尔突然凸显了空间实践关系场境中的主体感受特质，这可能也是他想区别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生产过程较多关注社会历史客体向度的地方。在这里出现的空间关系场境中空间实践的感知空间（l'espace perçu），与下面将要论述的空间表象的构想空间（l'espace conçu）和表征性空间中的亲历空间（l'espace vècu）的主体感受性是一致的。这凸显了社会空间特有的客观关系场境和主观构境融合共现的特点。每一个人总是停留在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关系场境的感知空间中。比如，一位住在受到政府资助的高级公寓中的官员与一位生活于贫民区的工人，对空间实践关系场境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经常飞往世界各地的商人与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农民在谈及机场的公共空间问题时，其知觉感受也是极为不同的，因为商人们那种“空中飞人”的生活带来的频繁的飞行实践，使他们直接参与空中航行的空间关系建构，而农民只是从外部看过掠过头顶的飞机。然而，这种在实际空间生产中发生的“最彻底的分隔”，却会被意识形态的幻象所粉饰和抹平。

其二，作为构思化表征的空间表象在空间生产中的地位。与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意识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在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讨论中，空间的表象恰恰是客观的空间生产中社会关系质锚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于关系场境的当下发生和消逝，空间表象通过空间关系的现实抽象转化为构想性的空间“句法”。马克思提及的建造一所房屋前先存在于工匠头脑中的“蓝图”，今天通过规划者和建筑师的空间实践构想的反向物相化后成为城市建筑、道路和其他物性设施的模板，这些空间用具每天每时都在重构着前面讨论过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空间关系场境。比如，今天人们在现代都市中建造一幢大楼和一段高速公路时，急于建立政绩的市长、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头脑中有关规划和设计的观念构想，往往在空间表象的空间“句法”的构序和塑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有时候，关系性的符码表象还会在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中占据先导地位。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列斐伏尔举例说，今天新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中的表象就是：

被概念化（conçu）的空间，即科学家、规划师、城市学家们的、技术官僚式的“地块细分者”（découpeurs）与“代理商”（agenceurs）们，以及具有特殊科学癖好的一些艺术家们——他们的空间，他们所有人都把亲历的经验与感知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等同起来（如在神秘的数字思维中，有关黄金数字、模量与“窠臼”的说法，倾向于让这样的事物观永恒）。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观点。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空间生产的表象中，传统社会空间实践中那种包含生命践行的可感生活关系场境，在因脱离劳作者的自主活动而发生的分裂和异化中，历史性地转换为科学规划者、都市设计者和建筑师们的构思之物，并且，人们在设计一幢建筑物、规划一个城区时，有意无意地开始将空间实践中的感知空间与主体体验中的亲历空间、空间表象的构想空间混同起来。更重要的方面是，这种取代了空间实践的纯粹构思之物却以抽象的表象和观念让空间实践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场境永恒化。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些发生在空间实践中的空间表象不过是一个社会（或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空间观念和符号体系（système de signes）。这恰恰证实了本文在前面的指证。比如，中世纪的神性空间表象体系和今天资本主义的都市化空间表象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空间实践的表象，其空间构想的自主活动主体分别只是封建统治者和资本家，这些表象往往会脱离现实发生的空间关系场境，被装扮成永恒的天意或最符合人性的自然天性。在现象层面，似乎是这些空间规划的构思者在制定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顶层设计，而客观发生在城市建筑、道路和其他物性设施等空间用具中的空间实践不过是这种构思的对象化，从实质上讲，所有空间规划和构思在历史总体上都必然是一定社会空间实践的产物。列斐伏尔说，在中世纪，“一些取自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概念，被基督教加工改造为：大地、地下‘世界’，还有光辉的宇宙、正义之神与天使的天堂、圣父圣子圣灵的居所等”。仿佛是神性的空间表象建构了大地上的世俗空间实践，这种空间表象篡位和替代了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血亲关系铸造的人对人的依赖性宗法关系场境。皇帝真的以为自己是天子在替天行道，而平民百姓则甘为任人驱使的奴仆。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同样会出现由高速公路、铁路和飞机构成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国际化大都市、购物和休闲天堂等空间表象，遮蔽了资本残酷盘剥雇佣劳动这一空间实践的本质。在这里，观念构想的空间表象遮蔽了空间实践关系场境，在主体感受性的构境层面，空间构想构序和改变了客观发生的空间实践中的感知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具有的显著的批判性，由此，其理论也就区别于他所否定的那些资产阶级的“空间的科学”。当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其三，非概念化的表征性空间与空间生产。可以看出，对这一方面的探究仍然是在空间感受性构境中的思考。与前述掺杂着复杂观念和符号体系呈现出来的构思性的空间表象不同，表征性空间往往是以非观念性的感性构境来描述空间感。在列斐伏尔看来，表征性空间是：

直接经历的（vécu）空间——通过与它关联的图像与象征物（images et symboles），从而也通过它的“住户”和“用户”，或许还有某些艺术家、少数作家与哲学家们，他们除了对空间进行描述之外别无他图。

与上述空间表象中那种高高在上的观念构想中的设计和规划以及照此实际建成的房屋和道路不同，表征性空间往往属于与日常生活中作为住户、特定建筑物用户的个人的空间想象和哲学家、艺术家的具象的和象征性的空间描述相关联的主体构境层面。日常生活中的居民和建筑物用户不能规划外部空间，甚至不能改变现成到手的房屋和建筑物，但可以在一定的框架中用生活用具感性地布置自己的生活、劳作和办公空间。当然，在茅屋中生活和在车间中劳作的空间想象与显赫家族在庄园中的奢华生活和游艇上的梦幻空间是大不相同的。哲学家和艺术家同样不会规划与设计空间，但可以在图像和象征中描述或者批判某种空间布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说，表征性空间是一种被支配的，也就是被消极体验到的空间，在其中想象力试图改变与使用这种空间。在表征性空间中，想象力是关键性的空间构境力量。但相对于能动的空间实践和构想性的空间表象，主体性的空间体验总处于一种被决定的“消极体验”构境中。

三、缘起于身体的空间质感：感受—构想—亲历的三元体知模式

在列斐伏尔看来，对应于客体向度中三元辩证法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在主体向度的空间感受构境中可以出现一个身体空间感中“感受的（le perçu）、构想的（le conçu）与亲历的（le vècu）三位一体（triplicité）的空间中的辩证关系”，这也是一个从身体维度上感受社会空间的三元体知和构境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与上述列斐伏尔指认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三位一体的客观空间关系场境辩证法是不同的，这是主观逻辑构境中的三位一体，只是这种主观逻辑构境并非传统的主客二元构式中的纯粹观念构境，而是以人的身体为空间场境之中轴的体知构架。列斐伏尔认为，当我们在今天遭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场境的生产与再生产时，这个主观性的三位一体的体知模式尤其显得越来越重要。对此，爱德华·索亚说道：

我认为列斐伏尔想要交待的内容，空间性、空间思考、空间想象的一种三维辩证法，它们对应于列斐伏尔加诸三种不同空间的犬牙交错的咒语：物质化“空间实践”的感知空间；他定义为“空间表象”的构思空间；亲历的“表征空间”。

这一描述基本是正确的，不过，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客观的三位一体空间辩证法与主观的三元空间体知模式的差异。这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一是在客观的三元空间辩证法中，主体性的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是内嵌在空间实践建构起来的空间关系场境之中的；二是感受—构想—亲历的三元体知构式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精神观念构境，而且是以人的身体空间感为核心的主体体知构式，这种体知构式并不是对物和人的一般认知，而是对非直观的空间关系场境的体知。然而，在列斐伏尔展开的具体讨论中，这两个被刻意界划开的三元构式却常常被混淆起来。因为，感受—构想—亲历的三元体知构式更接近于三元空间辩证法中的表征性空间生成的空间感。

列斐伏尔指出，传统认识论总是“很难走出主体与客体两分这样的二重性——或者笛卡尔式的我思维与广延性，或者康德主义与后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式的自我与非我——的窠臼”。这种旧哲学的认知构架，“把生活、思想与社会（即把自然的、精神的与社会的），或者说把亲历的、感受的与构想中的一切事物都剥离得干干净净”。

在列斐伏尔看来，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二元构架最致命的方面是忽略了在空间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客同体的人的身体。不同于二元构架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置，人的身体既是客观实在的客体，又是可感知的主体，就像我们用自己的手去感知额头上的体温，这是一种复杂的主客同体关系，特别是在社会空间实践中，同时发动空间活动和体验空间场境的身体对于空间关系场境的特殊感受和构境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与站在客观对象对面的观念主体的认知不同，人的身体行动和体知是共生于空间关系场境之中的，从外部去认知一个物性的哥特式建筑，与身处教堂圣坛中央感受那种拔地而起的超凡的神性空间体验是大大不同的。列斐伏尔说道：

作为群体或社会成员之一的“主体”的空间的关系，也隐含了人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反之亦然。从总体上看，社会实践是以使用身体（usage du corps）为先决条件的：手的使用、肢体器官的使用、感官的使用，以及工作的姿势（gestes）——作为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列斐伏尔是想说，在空间实践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场境，决不是无人的客体与主体（抽象观念）的二元相对，而一定是具体的个人和团体通过自己的手的使用以及身体器官的感受建构起劳作、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列斐伏尔特别指认说，这是一个“被感受的领域”，一个基于身体的感性实践具体化了的在场的空间存在，它所体知到的关系性场境的空间感很难被硬嵌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构架中去。比如，人的身体在一个活动场所中的声觉、味觉和触觉的统觉感受，一个人在自己情爱生活中微妙的幸福或悲伤的感受，一个体力劳动者在流水线上的重复动作和姿势，一个每天在电脑前编程的“码工”的身心操持，用主观与客观的二分构架是无法表征其空间关系场境质感的。突出身体在空间关系场境存在和主体感受中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身体问题是自弗里德里希·尼采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以来在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逐渐突显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列斐伏尔的法国同胞米歇尔·福柯对身体的空间规训问题的深入思考，为我们探究身体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史基础。但是，列斐伏尔没有注意到，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身体的外部持存的延伸和替代问题，比如工具对手的功用的强化，望远镜和眼镜对眼睛的功能的延伸，以及纸笔、电脑和人工智能对人的大脑的替代和强化等。特别是在今天的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我们接触到的世界图景已经完全不是身体的直接感受、构想和亲历了。在这一方面，贝尔纳·斯蒂格勒的体外“第三持存论”是最重要的学术进展。依斯蒂格勒的看法，法国哲学构境中已经意识到的身体的直接空间感受已经被网络远程登录的数字化先天综合构式所中介了。

依列斐伏尔的看法，

三位一体：感受的—构想的—亲历的（或活生生的）框架（用空间化的措辞来说：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如果被作为一个抽象的模型（modèle abstrait）来看待，便完全失去了作用。如果不能抓住具体的东西（不同于“直接的”东西），它的重要性便有几分局限性了。这也就意味着它不过是那些意识形态媒介（médiation idéologique）中的一种而已。

对应于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这个已经打破主客二元构架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主体自身的感受—构想—亲历的三元体知空间感受方式也是复杂多变的。方法论的关键是要将这种观察方式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关系场境的空间感构境上，而不是将其变成一种抽象的知识模式，否则，再复杂的认知方式也会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工具。

显而易见，列斐伏尔此处所讲的空间感已经不是康德先天综合判断所涉及的底层经验逻辑中的广延性三维空间，而是一个以人的身体为中轴的感受—构想—亲历的空间感构境综合体。在他看来，从来就不存在康德式的非历史性的抽象空间感，无论是“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内的‘主体’”，还是“个体成员”，他们必须“在适当的环境中，例如当一种共同的语言、一种共识，或一种符码可以建立起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体知的空间感。比如，在欧洲的城市里，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19世纪这一特定的时期中，人们的空间感基础构式是十分具体的空间感——身体化的透视法（perspective）。列斐伏尔告诉我们，

在这段时期，空间表象趋向于主导与支配（domina et se subordonna）宗教起源的表征性空间，此时表征性空间已被简化为一种象征性的形象（figures symboliques），包括天国与地狱、魔鬼与天使的形象，等等。托斯卡纳的画家、建筑师和理论家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阐发了一种空间表象——透视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社会实践本身即是城乡关系的历史变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虽然黑暗的中世纪已经结束，但整个欧洲的空间生产仍然是过去城乡之间历史变化的结果。或者说，特定的社会空间实践赋型了特定的空间表象和表征性，它“保留着罗马与基督教治下的所有世纪的遗产”，在实际建筑设计的表象构想、美术空间的想象和理论家们的几何空间中，以个人身体为基点的透视法的体知空间——宗教式的空间构序——统治和支配着人们的感受—构想—亲历的三元空间感。如果此时的人们有一种先在的空间维度，那决不是康德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广延性，而是有一定质性的共同的感知—构想—亲历中的透视空间感，在这里，

没影线与没影点，以及在“无穷远处”相交的地平线（ligne d’horizon），都是表象的决定性因素，既是可知的又是可视的，它将凝视（gaze）在“视觉逻辑”（logique de la visualisation）中提升到了首要的地位。这种表象，曾用了许多个世纪才形成，现在作为一个透视性的符码（les perspectives. le code）而被建筑的与城市的实践奉为神明。

在这里出现了前面谈及的逻辑混淆，原因在于，列斐伏尔试图指认的是不同于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感受—构想—亲历的主体性空间体知构式，可一旦具体讨论空间感的构想前提时，他却又回落到客观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的空间表象。此处以个人身体为基点的透视法是一个视觉优先的可见地平，在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透视法的空间表象贯穿所有的城市建筑和空间实践，与此同步，就表征性空间中的几何空间与艺术想象中的绘画而言，透视法都成为决定性的构序和赋型构件，并渗透到欧洲这一时段共同的语言、共识或编码中。这才有可能生成此时欧洲人特有的共同的感受—构想—亲历的三元空间感。在这一点上，同时段的东方社会中支配现实空间实践的空间表象却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中国的儒释道的心境和写意绘画构境就不是基于视觉优先的透视法空间表象和体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