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梓年先生是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哲学研究》第一任主编，新中国首批学部委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潘梓年先生在理论上创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贡献了重要思想智慧；在实践上主编大型党报党刊，领导和组织哲学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坚守理论阵地，新中国成立后为哲学研究事业搭建“四梁八柱”，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潘梓年先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镌刻下独特的时代印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瑰宝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哲学研究；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2025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建所70周年。潘梓年（1893—1972年）先生是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哲学研究》第一任主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潘梓年先生一生都在从事哲学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在理论上，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锁钥，为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了思想智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实践上，他通过主编《新华日报》《哲学研究》等重要出版物，领导组织哲学研究工作，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路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贡献了丰富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因此，深入研究阐述潘梓年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贡献，不仅有助于明确潘梓年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方面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而且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创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

潘梓年先生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研究地基，积极探索并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内涵，从实践观、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维度拓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内涵。

从实践观维度看，潘梓年先生主要在实践的主体和方法论两个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主体层面，潘梓年先生认为改造世界要从自然、社会、精神方面入手，而这三个方面的中心就是人。（参见潘梓年，1959年b，第2页）可见，潘梓年先生强调“人”这一主体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思维，就是使自然、社会和思维符合人自身的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强调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哲学层面的深刻理论体现。在实践方法论层面，潘梓年先生认为辩证哲学讲的是变的道理、革命的道理、发展的道理，而辩证法讲的是变的方法、革命的方法、发展的方法。（参见潘梓年，1958年a，第7页）这里的“变”“革命”“发展”皆指向实践，换言之，潘梓年先生认为唯物辩证法就是实践的方法论。由于他所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体系以唯物辩证法为地基，因此，他的实践观也高度强调唯物辩证法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时代背景之下进行阐发，指出“我们闹革命，搞建设，就是要让一切矛盾着的两个对立面中的‘新’的一面（主要的一面）战胜‘陈’的一面，就是要让辩证法在祖国的土壤里繁殖怒放”（潘梓年，1958年a，第17页），强调只有掌握唯物辩证法才能在“敢于革命”的基础上“善于革命”（参见潘梓年，1958年b，第21页）。潘梓年先生认为革命和建设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新矛盾，用“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用“新”要素取代“旧”要素，而矛盾的解决需要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理论武器。因此，人民群众既要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挖掘唯物辩证法的时代内涵和中国价值。

从唯物论维度看，潘梓年先生的哲学贡献主要集中在辩证看待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以及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阐明唯物主义问题的重要性两个方面。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潘梓年先生用“根源”和“重要”两语阐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廓清唯心主义拥护者对唯物主义的认识误区。从根源性问题上看，无论是自然领域、社会领域还是思维领域，物质均先于精神而存在，没有前者，后者则无从谈起，这是两者在逻辑上的先后顺序。物质与精神是根源与派生的关系，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最重要的区别。从重要性问题上看，物质与精神在不同的语境、逻辑下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唯物主义者尽管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但是仍然高度重视精神的重要性。从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看，物质是“根源”的、“本源”的，虽然精神也很“重要”，但是“根源”“本源”与“重要”绝不等同，“根源”“本源”具有第一性。故而，潘梓年先生总结道：“这就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对于精神虽然也和对于物质一样的重视，有时还把精神（思想、观念、理论，等等）的作用估计得很高，对它的意义估计得很重要，但终究要把重点摆在物质这一方面的道理。”（梓年，第102-103页）1954年年底，学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批判运动，许多学者从各个维度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潘梓年先生是其中之一。他从进化论、天文学、物理学、形式逻辑四个领域总结胡适唯心主义对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歪曲”“狡猾”“蛮横”。（参见潘梓年，1955年，第6-8页）基于此，他提出批判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在过渡时期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破除仅凭主观愿望办事的主观主义，依靠科学来认识规律、运用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唯物主义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实际情况、掌握并运用客观规律，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通过和平斗争道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将“自上而下”加强思想教育和“自下而上”加强群众拥护进行有机结合。（同上，第2-3页）通过批判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来提高思想认识，识别资产阶级利用唯心主义思想破坏、阻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危害，确保过渡时期思想战线的统一。

从辩证法维度看，潘梓年先生主要在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和地位界说方面进行了创新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表达。第一，他构建了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体系。潘梓年先生从认识论角度理解辩证法，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和“六对范畴”的基本内容，有机吸收了经过唯物辩证法批判改造后的形式逻辑的“思维历程”和“思维技术”的部分内容，最终形成了囊括思维与逻辑、“三大规律”、“六对范畴”、“思维历程”和“思维技术”五大部分的中国唯物辩证法内容体系。较之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潘梓年先生以“思维”为起点、以“方法论-技术论”为逻辑，层层推导并构建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体系，形成了一个排列有序的放射性树形谱系。（参见蔡婉琪，2022年，第18页）在这个哲学体系中，潘梓年先生通过逐层分析，实现了从“原理”到“方法”的转化，展示了中国本土唯物辩证法内容体系的思想性、逻辑性和可行性。

第二，他提出了辩证逻辑是对形式逻辑“扬弃”的观点。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关系的大讨论，潘梓年先生独创性地提出“收编说”，用“扬弃观”处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在《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中，潘梓年先生主张对形式逻辑的各部分内容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别从三个层次对待处理形式逻辑：一是坚决摒弃形式逻辑的三个思维律；二是对形式逻辑的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等逻辑理论进行根本改造，使之成为“思维方法”，即内容体系中的“思维历程”；三是将关于词、命题、三段论的各种规定以及密勒五规则与统计法等收编，使之成为“思维技术”。（参见潘梓年，1961年，第26页）由此可见，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上，潘梓年先生实质上是将形式逻辑中的有益部分抽离出来并对其进行处理，使之接受唯物辩证法的“统帅”和“收编”。这种处理方式为形式逻辑的存在留下空间。此书出版后不久，潘梓年先生就将其寄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在他的日记中指出：“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九十三页，‘颇为新鲜’。”（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第143页）

第三，他提出了“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潘梓年，1959年b，第2页），即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在中国过渡时期的思想争鸣中，潘梓年先生进一步思考了唯物辩证法对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进一步明确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与宣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潘梓年先生认为唯物辩证法贯穿于一切事物的本质与发展、宏观与微观之中，强调矛盾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他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叙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以往任何哲学而成为行动的指南，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潘梓年先生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地位界说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语境下的创新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

从认识论维度看，潘梓年先生强调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跃进”的重要方法论。在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上，他指出，历史发展要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物的客观规律的有机结合，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利于掌握物的客观规律，对物的客观规律的掌握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以两条腿走路类比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物的客观规律的掌握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观客观两条腿这样交错地辩证地、一步又一步地前进，历史就一步一步地向着高度发展”（潘梓年，1959年a，第3页），通过不断解决主客观两个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关系推动历史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潘梓年先生从主客观关系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憧憬的“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跃进”的重要方法论。他首先明确，“必然的王国”即人尚未争取到主动权，由客观规律推动人前进的阶段；“自由的王国”即人有了主动权和自由，科学把握客观发展规律的阶段。“要掌握主动权，首先要掌握客观发展规律。”（潘梓年，1959年b，第16页）因此，“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跃进”的重要方法是在主观领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客观领域把握物的客观规律，并且从唯物论的角度而言，应当将把握物的客观规律放在首位。此外，潘梓年先生认为，掌握客观规律一靠人的思想，二靠辩证法。前者回答了谁来掌握客观规律的问题，后者回答了用什么方法论掌握客观规律的问题。第一，潘梓年先生强调人的主体性，从实践的、社会的、历史的、存在的角度，阐明人在掌握客观规律时的主体地位，指出在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问题，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列宁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贯彻落实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第二，潘梓年先生提出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掌握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的辩证法就是不断革命，我们要争取主动，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不断进行革命。”（同上，第19页）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应当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科学把握物的客观规律并及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

二、创办重要党报党刊及学术期刊

潘梓年先生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中共第一报人”。他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生为党和人民创办和服务过多个刊物，写下数百篇社论、短评等理论文章。潘梓年先生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要创新，而且在实践上主编重要党报党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及其学术交流互动提供了重要平台。

创办并主编《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重要党报党刊，筑牢革命时期思想理论统一战线堡垒。1937年，潘梓年先生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并分别担任主编。《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1947年2月28日停刊。在9年多的时间里，潘梓年先生利用《新华日报》侧重时事新闻、时效性强的重要特点（参见蔡婉琪，2024年，第55页），深刻洞悉时政局势，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军队的种种恶行，充分论证抗战胜利的必然性；深入人民群众，甄别抨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与错误思潮，通过报刊新闻舆论阵地及时地予以反击；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尤其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与时俱进地解答时事新闻所反映的中国时代问题，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掌握群众、武装群众。在他的带领下，《新华日报》被誉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办得最好的一份机关报”（方汉奇主编，第686页）。《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1946年3月10日被迫转移上海。在此期间，潘梓年先生利用《群众》周刊侧重思想观点、理论性强的重要特点，在驳斥错误观点和反动言论的基础上，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阵地，发表了《列宁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谈民主须能认识人民的力量》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不断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表达，《群众》周刊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唯一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刊物”（王文贵）。

除为党报党刊踊跃撰稿、广泛传播并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潘梓年先生在办报办刊上也费尽心力，为抗战时期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畅通发声渠道。作为主编，潘梓年先生明确提出办报办刊要遵循的党性原则和人民原则，还提出“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响亮口号，创新报刊管理方式方法，不断提升报刊的纸张质量和印刷质量，从而不断提高报刊的传播广度和影响度。（参见冯颜利）潘梓年先生关于办报办刊的成功实践，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思想理论宣传经验，探索出了党报党刊经营管理的新模式，畅通了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途径，扩大并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为阻止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党的最新思想动态，国民党对《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实行了最严厉的审查，甚至无端对其进行残忍迫害。在办报办刊的艰难日子里，潘梓年先生每天都代表报社与国民党“斗智斗勇”。面对国民党的各种检查、破坏、限制、压迫和威胁，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决保障报刊顺利出版，坚持说真话、讲真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大量了解真相、学习新知的重要思想窗口，多次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舆论场上的被动局势（参见双传学，第13-14页），为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宣传叙事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舆论阵地。

筹办并主编《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自然辩证法通讯》前身）等重要哲学刊物，搭建新中国学术传播交流要地。1954年，潘梓年先生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工作。在此，他筹办了《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学术刊物，并分别担任第一任主编，为新中国学术交流互动提供了重要平台。1955年，《哲学研究》正式创刊，潘梓年先生在发刊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斗争”，明确了这一理论刊物的重要定位。为此，他不辞辛劳地邀请全国最有威望的哲学家组成《哲学研究》编委会，包括李达、杨献珍、艾思奇、胡绳、冯定、冯友兰、金岳霖等（参见《潘梓年集》，第20页），并通过定期组织召开编辑会议、审稿会议，保证这一重要刊物的稿件质量。在办刊方向方面，潘梓年先生指出，一要批判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潮，包括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套”分子的思想，在批判中厘清误区、澄清观点；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认识复杂形势，正确把握客观规律，提高工作能力，树立必胜信心；三要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重视读者的意见建议。在办刊内容方面，潘梓年先生指出，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为此，他认为应当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研究，科学批判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潮，及时将党和国家的最新工作经验总结提炼为理论，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中国古代经典哲学思想的发展，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研究相结合等，使《哲学研究》这一刊物如实记录中国哲学研究战线日益坚实的发展步伐，不断增强新中国哲学战线的整体理论实力。由此，《哲学研究》成为汇集名家思想、展示哲学智慧的重要学术窗口，时至今日仍然是团结全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阵地”。

1956年，潘梓年先生创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中的《编者的几点说明》指出，创办该刊的目的是推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工作。随后，创刊号的《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指出，唯物主义要取得不断的创新发展，必须经常总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同时需要提高自然科学家的思想理论水平，帮助他们克服工作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遇到的困难。由此可见，这一刊物的办刊方向，一是为了及时总结自然科学的实践成就，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头脑，从而凝聚思想理论共识。在办刊内容方面，潘梓年先生提倡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中，主张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的性质、规律和地位。从《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两份重要刊物的定位看，前者侧重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时总结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后者侧重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二者共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提供思想理论传播与学术交流的全国性权威平台。与此同时，潘梓年先生还积极向刊物投稿，深入浅出地阐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发表了《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怎样进行研究》《否定之否定——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之一》《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彻底胜利而斗争》《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工作者联合起来！》《逻辑研究同样要联系实际》等一系列重要哲学文章，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深度融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解答中国具体问题，并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总结提炼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

三、领导和组织哲学研究工作

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潘梓年先生都紧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深刻把握哲学研究工作的重点、难点、堵点，尽心竭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通过筹建哲学研究最高殿堂、阐述理论真理、汇聚学界英才、践行知行合一等系列实践，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事业搭建最初的“四梁八柱”，又为理论联系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筹建哲学研究最高殿堂，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研究高地。1954年，潘梓年先生受中央任命，到中国科学院负责筹建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和哲学研究所。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潘梓年先生任学部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和学部委员；同年9月，哲学研究所成立，潘梓年先生任第一任所长。为推动中国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潘梓年先生不仅不遗余力地筹建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而且凭借自身的学术声誉团结了全国一大批优秀哲学工作者到哲学研究所工作，为新中国哲学研究工作汇聚了重要学术研究力量，不断扩大和加强哲学统一战线。他还经常组织、参加各类研讨会、座谈会、宣讲会等。例如，1958年，他主持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学术讨论会，同年为禹县和郑州大学的干部及群众作题为《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的学术报告，1959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1962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首届自然辩证法座谈会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文风。会议参与者涵盖多个领域，共同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语境下的时代创新表达，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交流，向更多的学者和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宣传和教育。此外，潘梓年先生牢牢把握时代脉搏，于全国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之际，在《人民日报》提出要制订哲学研究领域的十二年发展远景计划，采取各类具体措施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使之能够与中国经济社会实际需要相适应。通过团结全国哲学工作者、创办权威刊物、多层次地组织学术会议、组织编撰理论宣传材料等途径，潘梓年先生逐步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育的新格局，构筑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研究高地，为全国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理论研究和思想碰撞的重要平台。

阐述理论真理，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宝库。作为中国哲学研究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潘梓年先生在工作规划中提出要加强哲学研究薄弱环节、填补空白学科，出版专门著作、整理哲学遗产，出版通俗读物、编写教科书等发展目标（参见潘梓年，1956年），从而不断营造良好的学习研究环境，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研究水平，更好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第一，针对辩证逻辑、辩证唯物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史、社会思想史等空白交叉学科或薄弱环节，他整合资源，增设专门机构，配备研究人力，尽快加强或补齐研究短板，从学科建设方面搭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架构。第二，他积极组织出版哲学专门著作，包括组织全国哲学工作者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并出版著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苏联和其他国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外国哲学经典著作、中国哲学经典著作等的搜集、整理、编纂、翻译和出版工作等。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优秀哲学学术著作，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走向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硕果频出。第三，潘梓年先生指出，“我们还应写出一批通俗的哲学读物，这种读物必须具有中国气派，必须充分运用中国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材料，切合广大人民的亲身体验，使大家易于了解，易于接受”（潘梓年，1956年）。他充分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水平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知渴望，要求撰写并出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读物，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叙事表达，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日常工作实践，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发展和胜利不断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表达。以上三个方面，内在一致、相互联系，实际上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三个方面作出了系统科学规划，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的深入研究、广泛宣传与教育、传承与发展，共同服务于丰富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宝库这一建设目标。

汇聚学界英才，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研究队伍。在负责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周刊的近10年时间里，潘梓年先生不遗余力地通过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帮助国统区的人民群众辨明时局、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吸引大批学术英才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和宣传队伍。与此同时，潘梓年先生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努力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阵地，保证报刊的准时顺利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者提供沟通桥梁和表达渠道，不断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队伍。1954年之后，潘梓年先生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不断汇聚哲学学界英才，扩大哲学研究队伍。尽管潘梓年先生身居哲学研究领域的高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了独到见解，但他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十分谦逊、平易近人、“惜才爱才”。他指出，要组建一支哲学战斗队伍，广泛有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他重视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积极团结全国权威专家，依托专家带头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将其总结提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表达，组织全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围绕哲学工作进行协同研究，根据专家的研究专长科学整合研究力量。其次，他积极培养哲学研究青年学者，完善干部选拔体制机制，鼓励更多有识之士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为青年学者举办发表学术观点的各类哲学论坛，开展丰富多彩的哲学教育宣传活动，大大提高了青年人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最后，他十分注重扶植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尊重有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研究或宣传的人民群众，鼓励大众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勇于提出新意见新建议，同时根据大众的接受能力，多层次、多领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提高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感。

践行知行合一，端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治学之风。一是虚心好学、直面问题的作风。在代表其一生哲学与逻辑学研究成果的著作《逻辑与逻辑学》中，潘梓年先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虚心好学的治学之风。在此书中，他批判了彼时部分学者对唯物辩证法的错误解读，独创性地构建了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体系。在1938年出版的这本书的“弁言”中，他表示，关于思维的见解上很希望“能够获得充分的批评，使自己有所进益”（潘梓年，1938年，第2页）。直到1961年此书再版时，潘梓年先生笑称此书“幼稚可笑之处甚多”（潘梓年，1961年，第1页），并“敬请”广大读者“批判”。由此可见，在学术研究上，潘梓年先生敢于直面学术问题并言辞犀利地驳斥错误观点；在治学态度上，他虚心好学，善于直面自身问题，敢于自我批评。在组织报刊编辑工作方面，潘梓年先生在《哲学研究》创刊一周年之际，组织编辑部回顾编辑工作，虚心接受读者对刊物的意见建议，勇于检讨自身、承认不足，细致总结刊物在研究宣传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选择、形式表达等缺点，并从办刊计划性和组稿主动性等方面深刻反思原因，充分展现了全国权威哲学刊物主编的治学作风。二是躬耕实践，知行合一的作风。潘梓年先生一生历经20余个职位，具有丰富的研究宣传工作经验。他在学术研究和革命建设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工作方法。在学术研究方面，潘梓年先生主张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中国问题”与“基于社会实践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表达”相结合，根据现实需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在革命建设实践方面，他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涌现的具体现实问题，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一线进行实践考察，年近七旬仍亲临多地进行郊区农村调查，积极参加学术座谈会、学习会、研讨会等。潘梓年先生的严谨治学之风发挥了强大的引领示范效应，为广大哲学工作者树立了可供借鉴学习的标杆，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哲学研究事业营造了自由、宽松、浓厚的学术氛围，不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教育、宣传事业全方位创新发展。

总之，作为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潘梓年先生密切结合理论与实践，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以潘梓年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深入挖掘其思想成果，系统总结其哲学贡献，从而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不断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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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a：《宏伟的远景规划，卓越的科学理论》，载《哲学研究》第1期。

1959年b：《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禹县县直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61年：《逻辑与逻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潘梓年集》，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双传学，2022年：《从“一个方面军”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高度——〈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舆论斗争和现实启示》，载《传媒观察》第6期。

[8]王文贵，2023年：《〈群众〉周刊：我党在国统区发行的唯一理论刊物》，载《学习时报》4月14日第5版。

[9]梓年，1943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载《群众》第8卷第4期。

冯颜利，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哲学研究》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