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从多元聚为一体、从传统迈进现代、从历史跨向未来，具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厘清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可以为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更为贴切的视角。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与核心，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与凝聚力承担着包容多元、凝聚一体的历史使命。从认识论的底层逻辑出发，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与凝聚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同增同减、同强同弱的基本规律。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之间深刻关联、互为条件、彼此影响、多维互动，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样貌，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中华民族；包容性；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平衡多元与一体、特殊与普遍、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关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当代学界倾向于从“多元”和“一体”两种维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效参考，但既有研究对中华民族从“有实无名”到“有实有名”过程中维系其强大聚合力的深层次因素还有待挖掘。及至当下，讨论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关系的语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从中华文明史视角讨论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的内在逻辑，核心问题是古今之争背景下中国内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着眼于人类文明史视野，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的中国智慧，是其外在逻辑的生动体现。

一、中华民族包容性孕育中华民族的多元形态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从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中和之道等角度来看待中华各民族文化，体现出中华文明“和”“合”的包容特性。“和”“合”思想构成中国古代先哲的伦理基础，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表征，其内涵与当代中华民族的包容性理念一脉相承。

（一）包容性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

根据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中国早期文化发源地主要分布在北方、中原、东方、东南、南方和西南等六个区域。缘于各地地理环境的差异，中华各民族在适应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西周时期，“王朝融合夷夏两系的文明，而夷夏两系并非孤立的封闭系统，它们在彼此交往和融合过程中相互渗透”。隋唐时期，士人文化推动“华夷”共同体进一步发展，促进不同地区和民族间的交流互动，形成了“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共同体”。以上证据表明中华民族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具有共同历史记忆、共通情感心理、共享文化身份、共生整体利益的和谐结构，这是与西方“松散多元”的国民结构有着极大区别的更紧实的实体结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下中华民族的现实形态。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文化来实现的，它与中华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现代文化结构。这种结构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得以发展与壮大。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发展的理念创设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尊重和保障中华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对广大民族聚居地区的有效治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价值意涵。

（二）包容性在中华现代文明形成中的枢纽性作用

在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往往不是被动地吸收，而是体现出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它立足自身文明体系，通过自觉地选择、包容、借鉴外来文明的相关元素，以此来不断创新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在数千年的传统中国时期，“中华文明的结构不仅包括作为中心脉络的中原华夏文明，还包括中原周边的各民族文明，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汉文化’和藏、蒙古、维吾尔、羌、彝、满、苗、瑶、壮、回、傣等多民族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通过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就了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未曾中断，无论是“中心”吸纳“边缘”还是“边缘”进入“中心”，都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实践进程，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使其不会简单地排斥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中国古代先哲对人群进行划分时，注重涵盖天下所有人群，对文明进行划分时，囊括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新分子之掺杂，只引起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究其本质，中华民族将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作为其核心力量，当与外来文明交汇碰撞时，可以尊重差异性，保持独立性，增进统一性和共同性，进一步涵育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三）包容性在消解“两种主义”中的预防性作用

“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现代世界的主要矛盾。”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族群矛盾，即便政治结构稳定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国家建设与国族整合的双重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多地频现“吉卜赛人遭逐事件”；2023年1月，美国非洲裔男子泰尔·尼科尔斯遭到当地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种族主义问题是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系统痼疾，近年来的族群冲突和社会撕裂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国家与民族间的结构性张力，“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在人类现实社会中，极端民族主义滋生对于全球一体化的对立倾向，容易自囿于壁垒之内，拒绝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的融通。极端民粹主义更是无视基本的包容与差异，过度强调同质与划一。2024年6月，我国相关部门要求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特别是那些可能激化矛盾、助长极端情绪的言论。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重人类社会多元价值、平衡我者与他者关系，拥抱人类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包容心态，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坚决反对两种错误极端倾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利己主义与民族歧视的坚定立场。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维系中华民族的一体结构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确保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力量，从最初产生到发展壮大，经历了由点到面、由小到大不断演化的发展过程。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的生存场域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愈聚愈盛，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造就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层力量——中华民族凝聚力，它聚合于内、感召于外，促成与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结构。

（一）促进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

在传统中国时期，多元的各民族在久远的国家建设历程中积淀了以礼乐秩序为稳定文明意义的家国天下体系。西周时代“天”这个绝对权威的诞生，以及在这一“天下”思想体系中视各民族集团一律平等的“德治”政治伦理，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礼制秩序中，这种体系形成一种带有辩证意义的逻辑关联，使得整个社会系统得以稳固。

中华民族有着不断裂的文明史。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体系与中华复合文明结构保证了中国疆域与领土的完整性。中央集权体制改变了中国封建制下“各私其土”的混乱局面，开创了“天下为公”的新时代。中央集权体制所开创的超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不仅在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中国相比，欧洲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分裂成帝国、王国、公国等各种政治实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直至中世纪末期，经历无数战争后的欧洲各国才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了它们所谓的民族国家建设历程。在当代，“欧盟”作为未完成的共同体，至今仍面临着内部难以统合的因素。与之相对，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凝聚力不会因历史的进程而减弱，其核心基因在于以礼乐秩序为基础的家国天下体系，它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一内聚力强大的民族共同体，维系与发展了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伦理。

（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

中华民族作为具有超强政治内聚力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大一统”政治的深层理念是中国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共同体意识。中国的古代先哲倾向于一种“尚一”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以政治社会制度的整体性与文化的多元一体为核心，强调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中央集权政治观，共生共存的和合文化观，再到天下一统的国家民族观，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理念及其实践发挥了强大的凝聚功能，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在体制机制上也完成了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变。马克思主义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逐渐解体，新兴的政治共同体以利益而非血缘作为社会联结的核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将各民族聚合成一个有着多元一体结构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华各民族虽保留着其文化特征，但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最基本的认同对象，并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各族人民共享国民身份，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这种广泛的认同和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使得中华民族必将朝着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迈进。

（三）消除离散内因和离散外因

国内外理论界高度关注两种民族离散因素，即民族内部的主观离散因素与民族外部的客观离散因素。两种离散因素是民族凝聚的对立面，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消解作用。具体到我国，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离散因素具体表现为两种形态。

其一，狭隘“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与社会分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离散内因。它的形成又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狭隘“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通过否定其他民族对于中华文明的积极贡献，过分拔高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在历史中的优越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破坏了中华民族共生共融的和谐关系；就客观因素而言，改革开放虽然拉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发展，但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此背景下，有效缩小区域和群体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成为广大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亟待解决的现实议题。

其二，西方反华势力刻意制造的分裂型、煽动式叙事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离散外因。全球化使国家发展出现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2022年8月31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了关于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评估报告，该报告基于西方反华势力提供的虚假信息，攻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报告中关于“强迫劳动”的指控忽视了中国在促进新疆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提升劳动力就业技能等方面的积极成效，反映出西方反华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抹黑造谣。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西方反华势力的话语叙事影响一旦加深，便会阻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推进，需要高度警惕、早作预案、积极应对。

三、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的内在关系

与西方现代民族截然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一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现代形态并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支撑和捍卫中国现代国家牢不可破的民族实体。在传统国家时代业已生成并不断增添着时代新内涵的大一统观念、中央集权体制和复合文明结构，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包容性和凝聚力，持续性地巩固着中华现代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强化着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

（一）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与条件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传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以及和合共生、兼收并蓄的文化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包容、开放的整体风貌。在包容开放的社会结构中诞生的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突出表现为中华民族不断包容内部差异，演变成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多元之所以聚合为一体，就在于“多元”不是独立、分离的，而是互构、包容的。

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中华文化具有多样性与同一性，多样性是中华民族包容性的体现，同一性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所内蕴的历史基因。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同一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孕育于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之中，正如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与条件。包容是个过程，包容产生凝聚，在持续的包容与凝聚过程中逐步构成民族间不同层次的差序，形成中原民族之于“化外之民”的“差序格局”，表现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各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以及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一体离不开多元，中华民族凝聚力亦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包容性而独自存在。

（二）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包容性的反映与体现

从传统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与历代统治者能够较好地处理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间的关系有着密切关联。在处理中华民族包容性问题上，传统中国实行和而不同、文化多元、因俗而治等政策；在处理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上，则主要表现为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法律和价值观层面的统一。近代民族危难之际，“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提出成为中国人民摆脱民族困境的观念指引。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成为国家凝心聚力的基础性工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以中华民族包容性为核心基点，尊重差异，同时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目标向度，增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非简单的历史演进，中华民族的多元并不抗拒一体，它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时，有主动与其他多元共建一体的自觉性。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逐步内聚起凝聚力的主体就是中华各民族。在传统中国时期，中华民族在政治方面采取和亲与贡赐，在经济维度上进行互市、移民与屯垦，展现了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血缘联系和密切交往。在现代中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经济政策上向广大民族地区倾斜，在文化上实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文化兼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现代文化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协调好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为中华民族多元融合为一体的历史见证。

（三）包容性与凝聚力统一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

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同于西方国家普遍的“一族一国”建构模式，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民族平等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道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空间等各个维度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华各民族在互相包容基础上，凝聚起团结统一的向心力，催生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长期以来，学界在看待多元与一体关系时，通常从对立统一规律中相互排斥对立的一面来解构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为“此消彼长”。然而，可以从对立统一规律中相互依存贯通的一面分析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一体并不是单一，强调一体并不是取消多元性与差异性，而是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并通过包容性不断增进共同性。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过度关注“中华民族一体性”会忽略各民族的多样性，而过度关注“中华民族多元化”又会忽略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共同利益，从而使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缺乏动力。事实上，包容与凝聚往往呈现同增同减、同强同弱的趋势，凝聚促成一体，包容尊重多元，国家越是强大自信，凝聚与包容越会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四、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关系的时代价值

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和面临的内外形势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对中华民族内部结构进行系统性优化，以增强其整合能力，又必须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内外变动的联动过程，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认同深化与凝聚力强化上的支撑性作用。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的时代更新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与经验范式。

（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包容性与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支撑要素。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是促进内部认同、尊重差异、实现多民族共生的基础；凝聚力是维系共同体团结的黏合剂，将多元群体凝聚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的协同作用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充要条件。一方面，中华民族包容性通过尊重各民族文化与习俗，营造多民族国家间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使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取长补短、精益求精，为共同体的形成赋予内在的包容性与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凝聚力通过深化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共同记忆与共有精神家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主体，其包容性与凝聚力有助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提升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旨归，更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核心动力。进入新时代，包容性与凝聚力的结合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持久活力与强大动力。二者的协同作用，不仅能够更好地应对因全球化与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复杂社会问题，还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具体的适应力与发展潜能。

（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续动力

民族内部的精神凝聚与文化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有助于消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的文化张力，加强中华民族接纳新思想、融合新实践的能力，提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的柔性适应空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通过强化共有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确保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始终保持步调一致。包容性与凝聚力的有机结合，不仅能够更好地处理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内部矛盾，还能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更加和谐地处理外部挑战。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中华民族包容性与凝聚力将各民族聚合为一个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而奋斗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具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与共同的目标。它促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激励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实践证明，包容性与凝聚力的协同作用能够有效平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遇到的多种矛盾，提供灵活的调整机制、正确的目标导向和积极的实践动力。包容性与凝聚力演化的双向驱动模式，使得中华民族在应对内部复杂性和外部不确定性的双重挑战时，始终保持复兴进程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与凝聚力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通过理论和实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人类文明的共生方案，并非历史的客体化真理，现成地躺在那里；从经验上看，文明的冲突与张力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从未停歇。”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以多样化的文明呈现在人类历史的总进程中，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开始显现。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正是处理国家间文化差异、利益分歧的关键理念，包容性为理解世界各民族历史以及文明提供了可能性，也为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互鉴提供基础。中华民族内部和谐与复兴的延伸，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贡献。

包容性与凝聚力的结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中的可行性。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平共处是实现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凝聚力，可以在多边合作中建立稳定的治理机制与有效的集体行动框架。在人类文明多样化的现实背景下，包容性与凝聚力的协同作用为协调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提供了实践路径。将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与凝聚力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不仅代表着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和行动逻辑的重构，更通过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实践，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包容性与凝聚力的内涵。这一重构过程也为构建更加包容、公正、可持续的全球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五、结论与启示

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使命在于从中华文明整体视角协调各民族文化，使之作为整个中国精神的不同表现。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是时候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体，达成“人类各精神的总凝聚”。中华民族历代先贤通过对包容性与凝聚力的传承使中华民族具有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包容性与凝聚力彼此交融，持久地对立身其间的中华民族进行更新改造，中华民族也秉承其命维新的姿态将自身放在基于过去与未来的当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培育发挥“旧邦新命”之效。

张会龙，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族与国家建设研究；杨菊美，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国家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2XZZ007）。

来源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