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庭医生”，袁武堂同学，走了。匆匆地，默默地，走了。

他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儿时，我住积玉桥街桥头，他住积玉桥后街中山路交口处。我们两家相距大约六七十米距离。称呼他为“家庭医生”是借用，更是这个词语字面本身的含义。比欧美国家对这个职业的定位，要贴切得多。他对我，对我们班上同学中的几位老病号，凡有病症疑惑求教于他的，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出解答，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仿佛自家人一样，热情，简要，专业，温馨。

在晶晶同学家聚会。左3袁武堂

我是小学同班同学中，第二个知道他去世的人。几天前，叶班长刚给我一个微信，问我什么时候回汉？“有一件事一直想对你说，算了，等你回汉后再说吧。”还没有等我明白她的意思，第二天，她新的微信接踵而来，“上次本来要告诉你袁武堂病了，我想邀几个同学去看他，没有想到他已经走了。”

叶班长刚刚知道，袁武堂于6月6日去世。知道他曾患重病，卧床在家，也没有很长时间。他们之间最后的交流，定格在5月18日。6月1日，叶班长曾微信和电话联系过他，均未见回复。但叶班长万万没有想到，彼时的袁武堂，已处濒临死亡的绝境。

他给我最后的微信，时间是在4月24日。在那之前，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频繁的交流。从他的留言中，没有看到任何他身患重病的预兆。他是我们发小中最显年轻，最显精神的同学。直到去年年初，新冠疫情期间，还在一线门诊室坐诊。他是医生，是给病人看病的，给我们看病的。难道他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他得的什么病？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们是1965年，从市38中初中毕业后分开的。我们初中不在一个班。这以后，一直没有联系。直到35年以后的2000年，我们武昌大堤口小学2班几位发小重逢，相聚在武昌洪山广场，我们才知道，他在东湖中学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招工进厂，大学深造，成为一名内分泌科的医生，在湖北省人民医院就职。那是武汉市最好的四家医院之一。从此，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们的“家庭医生”。

我是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属于内分泌科诊断的“势力范围”。但在我们家，我太太，一个非糖尿病患者，是他的第一位病人。

那是2007年，我太太身体突感不适，跑到武汉一家最著名的医院求诊，医生诊断是“甲亢”，服药治疗一段时间，未见康复。不久我到山东出差，太太随行。山东朋友带我们登泰山。我太太是个性极强的人，第一次去山东，第一次上泰山，她没有像我们几次去过泰山的人那样，徒步登山。她坐缆车上去。我知道，她一定是病了，病得不轻。回汉以后，我带太太去袁武堂那里看病。他的诊断是“甲减”。“甲减”与“甲亢”，一字之差，南辕北辙。我太太吃了他开的几天药，好了。完完全全地好了。

不久，我请他到琴台大剧院小聚，同时请上几位发小。我们这几位发小，都先后成为他的“病人”。那时，琴台大剧院和琴台音乐厅落成不久，是武汉市标志性的建筑，风景极美。其地理位置虽在武汉三镇的中心，但很多武汉市民却没有来过。这里离我汉阳居家不到500米，是我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地。中午，我请几位发小到临近的钟家村一家酒店就餐，尽“小地主之谊”。等到我去结账时发现，他趁我不注意，已先行一步买单了。

2007年部分发小在琴台音乐厅前留影，左4袁武堂

2008年，我和太太从国外探亲回汉。我带回一件纪念品送给他。我们相约在他办公室处相会。他的办公室在解放路西边，张之洞路靠江边一段，武昌造船厂对面，从前湖广总督衙门处，与他同时上班的门诊大楼近在迟尺，一街相隔。他告诉我，这里是一家内科杂志编辑部。这时我才知道，他兼任这家杂志的编辑已经有好几年了。我想，这也许是他能够迅速准确地判断我太太的“甲减”的原因吧。

几年前，叶班长喉部结节，一时相当紧张。到他那里去看病，确诊为喉部“良性结节”，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大堤口发小中，到他那里看病的有晶晶同学，家门同学，黄同学，李同学等，看的也都不是内分泌科的疾病。比如，甲状腺疾病，消化类疾病，呼吸类疾病，等等。

我们选择他，都是基于他的为人。他尽职，敬业，重友谊，我们信得过。

他祖籍江西，父亲是做竹篾器的手艺人。他家是我们积玉桥中山路一带唯一的一家竹篾器制作店。现在回想，我脑海里会隐隐约约浮现出他父亲一个人在他们家门店编制竹篾器的身影。沉默寡言，双手不停，埋头干活。那身影，就像几十年后我们看到的袁武堂。他性格内向，也许是家庭传承。

但我很快发现，他并非不善言辞。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2016年，我们大堤口小学2班发小，举行发蒙60周年纪念聚会。他不但积极参加，而且在会上，主动为同学做了一场约半个小时的老年人健康与生活方式关系的专题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极受我们这些退休老人的欢迎。那次聚会，五十年没有见面，远在日本的刘同学携夫人，专程回汉参加，盛况空前。演讲中，袁武堂不忘对刘同学说上一句，“你是我们儿时的精神偶像。”刘同学是小学体育健将，儿时，游泳，摔跤，拳击，远近闻名。我从他这句冲口而出的话中，读到了袁同学内心世界的另外一面。

袁武堂同学在发蒙60周年聚会上作养生讲座

我和叶班长可能是他发小中最后的2位病人。

2018年，我客居上海。我的右肋骨下，中线偏右约5、6cm处，突然疼痛异常。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以前也曾隐隐作痛过，做过多次检测，一直查不出原因。也没有这次疼痛这么厉害。我告诉他，我有多年糜烂性胃炎。但胃不在这个部位啊。他要我在疼痛部位标记，发一张照片给他。他看到照片后，建议我服用洛赛克（奥美拉唑镁肠溶片）。连续服用2周后，剧烈疼痛消失。

2020年。我在万里之外，突然发现我的体重比两年前在上海时减轻了约10kg。这对于一个两年前体重约65kg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此状况正好属于他的专业范畴。经过我们医患之间的交流，初步判断，我的体重骤然降轻，是两年前我的糖尿病用药，从格列吡嗪控释片更换为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造成的。他建议我适当提高血糖控制量，增加饮食。事实上，我的体重，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其时间曲线基本平缓，甚至略有上升，最高时上翘约4kg。

去年9月，叶班长单位例行体检，CT发现某处疑似肿瘤。叶班长感觉身体没有不适，不想进一步检查。她问袁武堂，袁劝她做胃镜。11月，胃镜活检的结果是“轻度肠上皮化生。”情况虽然不是最严重，吃药便可。重要的是，这对叶班长的身体给出的一个强烈信号。这是袁武堂对叶班长一次非常及时的指导。在医患信息极不对称的今天，对于我们平民百姓，与医生朋友、同病患者及时交流，极为重要。

直到去年，我才深深地感受到，袁武堂是他所有的病人最亲近的医生。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肆虐，他给我来信写道：

“家里那张大圆桌，自疫情发生以来从来没有坐满过。缺席的就是3个人，我，儿子及儿媳。”

“儿子在武汉市七医院麻醉科，该院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儿媳是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我在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重症门诊。”

“在我们医院很多人上了一线。”

“我有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参加过抗‘非典’，前不久才完成了武汉军运会医疗保障任务。”

“我向院领导两次申请，（但医院领导）考虑我已经七十岁了，予以谢绝。”

“我现在医院重症门诊坐诊，以方便那些慢性重病患者的需要。我们三个医生轮流值班，一直未停诊。”

“医院门诊各种病人都有。急诊病观察室就在我们旁边，再加上每天要应对六七十左右的病人，感染风险很大。但我们几个人坚持上岗，没有退缩。”

“元月19日，儿子为一个危重发热病人做了气管插管。不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位病人之前新冠病毒检测为阳性。儿子因此于元月25日上完夜班后被医学隔离。2月初隔离到期，经查各项指标正常，马上又投入一线。…直到外援全部接管，他回麻醉科上班。”

“儿媳长期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消毒与隔离意识在我们家最强。亚心不是定点医院，物质紧缺。在重症病房却没有隔离服，只能穿着简单的蓝色低级别的防护服上班。被医护人员戏称为‘蓝色敢死队’。”

“全家人不敢奢望能一起围桌进餐。只望老天保佑我们一家老小三代平平安安。保佑武汉平平安安。”

2016年，大堤口小学56级2班部分同学发蒙60周年聚会。后排左3袁武堂

那段日子，他还写道：

“今天轮休，不穿隔离服，自由地躺在沙发上，感到十分轻松。…夫人早上七点起来一直忙到现在。一贯喜欢在家闹一点动静的我，正享受着片刻的安宁。”

“然而这份宁静还没有维持5分钟，高中玉琴同学来电，‘喂，袁武堂，你还好吗！你在医院里风险蛮大的。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读高中时，玉琴长我2岁，端庄秀丽，朴素大方。对我一向以大姐自居。”

“此前，万里之外的夏新民，漂亮的叶班长和晶晶，经委退休的沈同学等几位发小，也先后来电给我关心。”

“此时此刻，这些发小和同学，惦记着我这个处于前沿的人。他们的问候，不仅给我温暖，也给了我勇气。”

疫情期间，他坚守的岗位，是其返聘工作。他曾对叶班长私下讲过，几年前退休，一家私人内分泌专科医院曾高薪聘请他。他去后不久发现，这家医院想借他人民医院多年临床的声望，推销某种医药制品。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他愤然离去。

叶班长清楚地记得他们之间最后的对话，是在去年8月，他对她说，我们大堤口2班的一位女同学，时隔五十多年，与他联系上了。“等一段时间，我们相约一起坐坐。”叶班长忘记问他，那位女同学是谁？她也想不起那位五十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会是谁。

他给我最后的微信留言，一反常态，谈到的竟然是积玉桥街上的小吃。他说，他读到我回忆得胜桥街街的文章，勾起了他儿时的回忆。他向我讲起得胜桥一家的油条，积玉桥桥头的面窝和热干面，无限思念。他说，等你回汉，我请你吃热干面。

我回应道，积玉桥桥头的“汽水包子”，更令我神往。我记得，那家面食店门口有一个汽油桶改装而成的炉子。上置一个黑色平底圆铁锅。师傅在圆铁锅里，密密麻麻排放好生的汽水包，浇上水，盖上木锅盖，待到蒸汽冒出，师傅掀起锅盖，沿圆心再浇上一道水，再盖上盖，一手拿着锅铲，一手拿着锅沿，在熊熊炉火之上，略微倾斜地转动，直到白色蒸汽从锅沿再次冒出，铁锅里发出吱吱的炸裂声，师傅才摆平铁锅，掀起锅盖，用铁锅铲敲击锅沿，发出铿铿的声音，然后将香喷喷的汽水包子，卖给翘首以待的街坊。

我对他说，那家面食店卖的不是“汽水包子”，卖的是铿铿的敲击声。

我以为他是在怀旧。

2020年7月21日，他突然给我发过一条消息说，“晓秋老师印象深刻！”晓秋老师是新三届公众号的作者，一个多年的癌症患者。我在那年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她，赞美过她。我当时想都没有想，他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呢？

我真迟钝。

部分发小在武昌聚会。后排左3袁武堂

直到几天前，叶班长告诉我，他是去年8月以前发现直肠患癌的。以后又发现了胃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这是叶班长读中专时的黄同学告诉她的。黄同学儿时与袁家门对门居住，双方的兄弟姊妹都非常熟悉。袁特别嘱咐黄，不要告诉叶。他说叶班长热心快肠，如果她知道了一定会来看他。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的病况。

我十分不解，去年上半年，疫情期间，袁武堂还在一线上班。怎么突然发现癌症晚期？他是内科医生，难道不知道55岁以后，无论有无症状，都至少要做一次直肠镜检测。他劝叶班长做胃镜，他自己以前他就没有做过？以致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绝症。

他对自己的身体也太不上心了。

我更不理解的是，袁武堂同学在身患绝症之后，从不向他的发小和病人进行一丝一毫地倾吐。他提到晓秋老师，身患癌症十八年，一直坦然面对。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一直有十多位天南海北的微信朋友，24小时接力，与她时时刻刻相伴。她最后安详地走了。比袁武堂早走不到2个月。

我们现在说什么话都晚了。

我祈愿，我相信，他们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天国相遇，相识。因为他们都是有爱心的人。

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