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国家能力与民主制度如影随形。在“后冷战政治学”（1992-2022）中盛极一时的转型范式，将民主的条件、巩固和质量，也就是民主制度的发生、成长和成熟，作为民主研究的三大议程，实为“冷战政治学”的产物，意在用民主化重新书写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政治政治史。[1]但是，就本质而言，现代化至少包含经济、政治和社会这三个面向，不仅仅是民主化所指涉的政治现代化；就手段而言，现代化至少包含权力的集中化、扩大化和分散化这三个阶段，不仅仅是民主化所指涉的权力的分散化；就目的而言，现代化至少包含富裕繁荣、公平平等、民主自由、安全稳定、国家自主这五大目标，民主只是其中一个。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既离不开经济和社会面向，也不能与权力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割裂开来，更不是在与其他现代化目标相隔离的真空中生长的。相反，民主不以削弱公共权威为前提，民主建设离不开国家建设，民主制度依赖国家能力。国家能力是现代化的梯子，[2]西方社会在要求非西方社会学习自己的时候却抽掉这把梯子，重新把国家能力拿回来并使之与中国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建设相辅相成，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起步、行稳与致远的核心经验。
一、起步：能力的梯子与民主的发生
国家能力是现代化的梯子。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民主的发生离不开国家能力，这可以从能动者、理性、文化、制度和结构等五个方面来看，人们从这五个方面提出了很多变量来解释民主的发生，[3]这些解释的着眼点非常广泛，整体上可谓面面俱到，但在现实世界的民主发生中，究竟是哪个或哪些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同国家的情况大不一样。[4]没有什么单一因素可以决定民主发生与否，民主的发生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都与国家能力这个现代化的梯子密不可分。
能动者视角认为，民主发生与否，取决于精英之间的互动博弈，与大众行为关系不大，而精英是分派互动的，[5]但是，由于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所以各派精英需要遵守一些前置规则，并尊重博弈所产生的规则。[6]拉美和南欧的新生民主国家有长期政治不稳定和高压统治历史，尤其需要政治精英之间达成民主共识。[7]民主博弈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民主转型的难度和精英作用的不确定性。有党争的地方，就往往有外力影响，这就要把国际能动者考虑进来。国际能动者因素可能影响民主转型的类型，决定民主转型的原则。[8]一些国家在外来压力面前非常脆弱，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则取决于与国际能动者及其主导的多边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情况都促使人们反思外交压力、政治条件和军事干预等因素是不是非民主政体走向民主的充分条件。[9]国际能动者所施加的外部压力，直接影响转型国家的政治自主性，未必是好事，反倒很容易沦为反面教材，就像人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颜色革命”国家所看到的那样。
理性选择视角主张，政治力量出于自利目的的自发服从，对民主博弈而言至关重要，为了激发这种服从，民主政体须为这些政治力量提供平等竞争的制度框架和公平有效的实质结果。但是，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即便满足也无法保证相互斗争的各种政治力量会服从这些制度安排，所以转型过程中的制度选择必须由民主推动者、旧体制支持者或反对者之间通过谈判做出。[10]这是因为，精英和大众的个体得失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政府常常不愿进行经济学家推销的增效改革，以免民意反复。[11]理性能动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悖论，既要追求所谓“转型正义”，又要处理转型困境，前者指向打破既有的公共权威，后者又需要维护公共权威，这凸显了国家能力这个现代化梯子的重要性。
文化视角的焦点不是“走”而是“向”，尤其是对民主这个政治制度的信任，信任则来自竞争型政治博弈及其周期性的报偿所构建的负责任的稳定政府。[12]这种支持民主的态度信念，是在具有现代化、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现代社会中培育出来的，是权力、权威和影响力分散的结果。[13]在这里，文化被视为社会的产物，多元社会被看做民主文化的发源地。多元民主理论力图回应精英民主必然陷入寡头统治铁律的指责，有其成功之处，因此被树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正统。进而，文化视角旨在将民主塑造为社会共识和核心价值，这种努力离不开国家的濡化能力。
制度视角侧重旧制度遗产对民主发生与否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非民主体制对政治参与、互动和竞争规则的把持，[14]深入骨髓的种族分化[15]和侍从主义等殖民主义统治战略在后殖民时代的存续，[16]城市化的精英和富人阶层通过榨取农业资源推动工业化的财税经济体制，[17]资源输出国无力管好经济的国家制度缺陷。[18]因此，要走向民主，就要打破不公平的旧制度、清理殖民主义遗产、防止精英支配和种族分化、突破固化的利益结构、构建能打破资源诅咒的国家制度，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正是国家能力这个现代化之梯。
结构视角秉持宏观历史比较社会学路径，探究经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民主的发生，主张物资贫乏的社会无法构建长久的民主制度，一国如果发展水平低就无法走向民主。这是因为，发展往往以自由为代价，穷国不得不选择“先发展、后民主”，所以富国多民主、穷国不民主。[19]进而，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民主的前提条件。穷国变得像富国那样，经济越发达，民主就越可能。[20]这种典型的直线性现代化观，将西方现代化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将西式民主视为政治现代化的不二标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也就是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但是，能否推动经济增长显然是个国家能力问题而非单纯的市场经济问题，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之下。
事实上，现代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在这条曲线上，阶级结构和不同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21]是比单纯的经济标准更重要的第一个翘曲点，人类发展水平及长远福祉[22]是第二个，人均收入的上下底限[23]是第二个，是否处于转型期[24]是第三个，能动者及其理性选择和文化信念是第四个。然而，通过翘曲点，不同国家进入的未必是高维现代化空间，也可能是跌入低维，尤其是在翘曲点的时间窗口关闭的情况下。民主的内生论主张人均收入越高越可能走向民主的高维空间，[25]民主的外生论则针锋相对认为二者并未关联。[26]总之，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相关，但这种相关关系未必是因果关系，对于例外情况，白马非马的名实之争在所难免。
不容小觑的是，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社会失调失序失控，[27]经济现代化未必走向社会现代化，经济社会变化可能损害政治稳定，[28]变革可能是必要的，但变革未必就能有好结果，所有美好的事情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到来。[29]因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过程和方向都很重要，既要重视“向”，也要重视“走”，“走”的步调、速度甚至影响乃至决定“向”，走向现代是这样，走向文明也是这样。“向”是旗帜，是目标，是观念，存乎于心。“走”是过程，是方式，是实践，考验能力。经济增长本非易事，无论时代的浪潮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概莫能外。经济增长了，如果受益者只是社会中的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所获甚少乃至劳而无获，社会冲突就在所难免，要想搬开固化牢结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个拦路虎，就需要国家能力这个重新分配资源、财富、机会和权力的必要条件。干预生产体系、推动工业化、协调产业转型、提升工业竞争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竞争环境、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国富民强，考验的是国家的发展能力。资助科学研究、推动技术创新、激发技术革命，提升国家研究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考验的是国家的技术能力。纠正缺陷、学习知识、适应挑战、改进制度，考验的是国家的适应能力。实现政策目标、履行国家职能，考验的是国家从社会经济活动中提取调动资源的汲取能力。保障国家与社会安全稳定，考验的是国家的强制能力。确保公职人员内聚廉洁高效，考验的是国家控制协调监督政府机构的统领能力。在社会事实与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可靠事实基础上建立统一规范，考验的是国家的认证能力。政治认同、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共识塑造和人民的主动服从，考验的是国家濡化能力。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的文明有序，考验的是国家的规管能力。合理配置稀缺资源、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考验的是国家的再分配能力。将政治化的社会力量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积极回应大众诉求、确保民主代表性，考验的是国家的吸纳能力。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偏好和利益、形成并执行公共政策，考验的是国家的整合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些国家能力及其体系的现代化。建立并维护好的民主制度，当然也可以说是国家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如果不局限于转型范式大行其道的三十年后冷战时代，如果人们把时间的视角拉长至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大众民主时代，就可以发现，民主实为革命的造物，革命锻造了国家能力，民主借助国家能力这把梯子得以发生。法国大革命开启了大众民主时代，将人民主权变成了现代政治正当性的源泉。俄国革命突破了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开启了全新的民主实验。古巴革命和墨西哥革命在拉美打开了美国区域霸权的缺口，探索了殖民地人民争取以民族解放、国家自由为先导的民主制度。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西方革命往往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国革命则是农村包围城市，是人民的政治哲学引领国家的政治统一、能力建设和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权力、资源、财富、机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上的无中生有、从分到合、由弱变强，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阶段。
民主社会的前提是身份平等。近两百年前，西方列强借助现代化所产生的高度组织化的集体权力和军事能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开始从器物、制度和观念上学习西方现代化。然而，没有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器物的革命就不会发生。不能将大众组织起来，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和总统制都依旧只是上层的僭政。中国革命的真正源头，是用人民塑造文明，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只能说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它想要走向共和，却只实现了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联合。清帝逊位也并未真正开启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因为它只告别了君主，却没有塑造出人民；它打破了一个旧权威，却没有建立新权威；它意欲告别一个旧世界，却陷入了一个无秩序的混沌态。
在史无前例的大溃败、大分化、大重组冲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走到了命悬一线的悬崖峭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同理想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旧的哲学、伦理、思想、观念及其改良版本丧失了凝聚人心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激发中华民族改革能力的新哲学、新伦理、新思想、新观念，而人民就是这种新哲学、新伦理、新思想、新观念的核心，新经济、新文化、新社会和新政治都仰赖于新国民，即人民。如果没有“锻造人民”的社会革命，中国无法成就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人民不是一个幻觉，而是经由血与火的考验塑造出来的，从一隅至全局，从部分到整体，从分散到整合，通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阶级联盟、统一战线、独立建国，通过土地改革、劳资协调、婚姻革命、城乡互助塑造，经由政教、政制、田制、税制、兵制、币制、法制、社制、社会风俗、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化实践，开创了人民至上的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既继承了传统文明的大同理想，同时又改造了大同的涵义，把大同的基石改造为人民，把大同的价值改造为平等，同时又用公正补充平等。进而，通过人民的民主和人民的共和，累积并释放国家能力，实现了现代化所必需的权力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在人民素质、教育、医疗等方面打下坚实根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福祉的不断提高，走出了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总之，人民的诞生，激发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能力，尤其是濡化、汲取、强制和统领等国家基础能力，人民国家与人民民主的相互成就，塑造了以人民民主为内核的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的本质特征。
二、行稳：能力的台阶与民主的成长
国家能力不仅是民主发生的梯子，而且是民主成长的台阶。现代政治学的一大核心问题，已经从要不要民主转向民主如何发生、如何成长、如何防腐拒衰。在以国家为主要政治组织的现代政治生活中，只有沿着国家能力的台阶逐级而上，才能建构好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制度的长存永固也不是自然而然之事。因此，本节将关注民主的巩固问题，包括民主巩固的多重含义，尤其是时刻考验国家能力的那些文化、经济和制度因素如何影响民主的健康成长。民主的巩固至少具有五重含义[30]：避免民主的崩溃，避免民主的衰败，民主的完善，民主的深化，以及民主的组织化。民主巩固指涉的问题包罗万象，诸如大众支持、民主价值的传播、军政关系协调、政党建设、选举制度稳定化、政治例行化、国家权力分化、引入直接民主机制、司法改革、减少贫困、经济稳定之类，无所不包。
避免民主的崩溃被视为重中之重，那什么因素决定民主是崩溃还是存活？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是文化观念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31]重要政治行动者的信念、选择、能力、合作，精英和大众能否在观念和行动上都信奉并遵从民主的原则和方式，是民主生死存亡的关键。其二是经济绩效决定论。经济绩效派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32]、水平[33]和效果[34]。这一学派认为，经济发展越慢，经济绩效越差，社会冲突和不满就越可能加剧，体制外方式的吸引力就越大，民主制度就更可能崩溃。[35]经济绩效决定论认为，富裕程度、通胀程度、不平等程度、国际氛围和议会制度，都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非同寻常。一旦一国充分富裕，达到年人均收入6000美元，民主一定会存活下去；与年人均收入在1000-4000美元之间但处于经济衰退期的国家相比，民主更可能在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但处于经济增长期的国家存活下来；民主甚至可以在最穷的国家存活下来，如果该国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减少不平等，国际氛围适宜，并实行议会制。但贫穷的确是个灾难，一旦穷国经济停滞不前，成为一潭死水，民主就迅速死亡。其三是政治制度决定论。这种观点强调宏观制度结构和政党制度对于民主存活的影响，主张议会制更利于民主的稳定，总统制不利于民主的稳定，这是因为，总统制会导致议会与总统双重民主正当性的冲突、赢者通吃式的选举竞争、僵化的行政部门任期固定、行政与立法部门僵局。[36]选举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但远未解决现实政治中的腐败和侍从主义等国家建设困境。
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美国后院”，拉美国家大多选择了总统制。理论上，总统制可以让民主政府更有能力解决政治冲突，进而巩固民主。现实中，总统成功实施政策的关键在于，其宪法权力与党派力量（总统所属政党是否在议会取得牢固多数）之间的良性互动。政党制度、社会冲突程度和经济发展等不同条件，或许可以让某种政治制度在某个国家运行无碍，但其他国家却更适合另一种制度。拉美民主转型的制度抉择困境，为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巴西，总统制与多党制结合，总统往往缺乏稳定的议会支持，使之被迫规避民主制度。[37]这呈现了民主与权威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哥伦比亚，总统制与两党制结合，但由于农村议员把持议会，加上金主制度，改革派总统纵有巨大权力也无法推进改革。[38]这说明，事实上的寡头制不利于民主的巩固。在委内瑞拉，两党制在1958年就已成形，但总统权力有限，看似较易在议会的立法过程中被边缘化。但总统实际上却比较强势，因为他们拥有议会的支持，政党也高度纪律化，还能有效行使某些非法定权力。一旦叠加经济失序和政治丑闻，总统就更希望谋求扩大权力。[39]委内瑞拉总统制的这种情形，倒是更接近美国总统制。在哥斯达黎加，现任总统与未来总统之间的政策差异，加上总统公开初选等因素，导致政党纪律化不会强到让总统获得其政党议员的自动支持，因此，议会也有能力制约总统。[40]但关键在于，国会议员卸任后不得马上再次参选，总统的任期只有一任，一旦当选就获得了国会议员的政治任命权，有权把卸任议员任命为行政官员，这让总统对国会的控制达到了极限。在墨西哥，总统也只能做一任，但可以借助压倒性的政党力量，获得巨大的国家权力。[41]这可以说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结果。在阿根廷，总统在宪法和政党制度中都拥有实质权力，尽管1983年以后多与国会多数派立场不一致，但他们有高度纪律化的大党支持，从而得以享有非同寻常的行政支配权。[42]这说明，政党纪律化是总统获得实质权力的重要保障。在智利，宪法设计在两个相当不同的民主阶段相当不同。在1933至1973年间，导致民主崩溃的不是总统制，而是难以招架的经济社会问题。[43]在1988年军事专制者失去政权后，总统仍然处在为专制者设计的宪法框架下，享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议会在政策制定上被边缘化。新政权改革了政党制度来减少政党数量，让与军事体制结盟的保守势力获得了非常大的代表力。[44]这可以说是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的遗产。在（1982至1997年间的）玻利维亚，不存在纯粹的总统制，总统由协商会议（Assembly Negotiations）选举而非普选产生。总统要有充足的资源给同盟者以避免同盟不稳定，只有在总统制框架下改革选举制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45]而这并非易事。
学者们发现，不同背景下总统职能的差异，取决于政党制度的以下两个特征：议会中的政党数量是否适当和政党纪律化的程度。如果政党数量适当，没有政党可以控制议会多数，就需要某种联合政府；如果总统的政党不能控制大量议会席位，就很难实现政策目标；中等程度的政党纪律则能增强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关系的可预测性。政党和选举法决定政党的数量及其纪律化程度。如果总统有大量政党支持，或者至少有充分的政党支持，来确保其否决票得以维持，他们就不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被边缘化，就能有效实现巩固民主的目标。但是，拉美很多国家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缺陷。
文化观念、经济绩效和政治制度，这三个影响民主成长的关键因素，分别关涉国家的濡化能力、发展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这些国家能力的缺失，不仅是拉美等非西方国家才有的问题，而且是西方国家同样存在的普遍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接近三十年（1945-1973）的休养生息期之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在内的第二波现代化，并在社会主义民主的道义压力和激励下，内部暴发风起云涌的民主化运动，少数族裔、女性、工人、穷人等群体发出强烈的社会自我保护之声，精英主导的西方政府体系既面对愈加广泛的参与式民主诉求，又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困境，陷入了民主的危机，亨廷顿、克罗齐和绵贯让治为西方世界的三边委员会撰写的研究报告，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所谓民主的危机，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普遍步入老龄社会，人口再生产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三低模式”，社会治理转向“高福利、高开支、高税收、低增长”的“三高一低模式”，社会开支逐年递增，财政长期赤字运行，政府公债水平不断超过警戒线持续上升，经济运行转向去实向虚的过度金融化，新自由主义从内部策略变成对外战略，企图推动拉美、非洲、苏东地区和东亚全面转向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深受其害的拉美从“美国后院”变成反思美国模式的大本营，非洲受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双重冲击，苏东地区发生政治剧变，东亚暴发金融危机。
在现代化从苏联、美国两种模式只剩下一种美国模式的大变局面前，中国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开放，较为平稳地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阶段，始于国际战略的调整，即用“和平与发展”取代“革命与战争”，全面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大战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放权让利、价格改革等微观或局部改革到政府职能转变、市场体系建设等全面改革，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探索到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仅意味着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也意味着政治场域、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意味着党政关系、央地关系的协调，这些因素的变化、调整和协调，影响着各自的力量强弱、作用机制、适用范围和边界限制，也影响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状况。
市场经济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大增长，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也放大了原本就存在地区和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央地关系也在财政上出现弱干强枝现象，提升中国的国家能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阶段的显著特征。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起点，中国逐步加强了汲取、再分配、规管、整合等国家能力，增强了国家决策的自主性，防止市场自由这一原本只应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经济原则，侵蚀、冲击、腐蚀甚至完全取代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国家的自主性落实在和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政治相对于行政，政治权力相对于资本权力，政府相对于市场，全国性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以及国家相对于社会等等。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所带来的高度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面前，没有人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人民不站出来建设基层、监督政府、管理国家，国家就可能变成冷冰冰的机器。同时，没有基本的国家能力，任何理想价值目标也都很难实现，民主也不例外，对于第三波转型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三、致远：能力的梯阶与民主的成熟
国家能力既是民主得以发生的梯子，也是民主得以成长的台阶，更是民主得以成熟的梯阶。9·11事件暴发后，随着美国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在阿富汗、伊拉克陷入泥潭，美国学术思想界对转型范式的批评渐成主流。比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就指出[46]，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转型范式”应该寿终正寝了。转型范式的终结，推动民主转型的研究重点从民主的发生、民主的成长转向民主的质量。转型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三大转型困境，则凸显了国家能力作为民主制度梯阶的重要性。
卡罗瑟斯认为，第三波国家的转型大都不成功的现实，对转型范式提出了严肃的挑战。[47]首先，第三波转型是民主转型这个说法不准确，一些国家根本没有转向民主，大部分国家只有零星的表面民主迹象。其次，成功的转型常常是渐进的、保守的，没有固定的步骤，也不遵循理性的次序。再次，选举往往虎头蛇尾，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非常肤浅，治理责任依然虚弱。第四，民主并非仅凭精英而无需前提条件，不同的结构条件深刻塑造着政治结果。最后，国家建设远比民主建设更复杂，也更重要。卡罗瑟斯的转型范式过时论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格鲁吉亚伊利亚大学政治学者吉亚·诺迪亚（Ghia Nodia）同意卡罗瑟斯的大部分看法，不过也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需要改变的是外部冲突和协助的范式。美国民主基金会学者杰拉尔德·海曼（Gerald Hyman）指责卡罗瑟斯错误地把美国国际开发署当作假想敌，认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并不固执于任何一种范式，实际上也早已超越了转型范式，而致力于解决不负责任的多元主义、腐败、失败国家、治理赤字等问题。[48]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这种转型范式过时论，的确促使民主研究改变了焦点。
随着转型范式受到强烈质疑，民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的条件、民主的巩固，转向民主的质量。戴蒙德和莫里诺认为，[49]过去三十年来，民主已经扩散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许多学者、政治家、激进分子、行政人员已经从问“为什么会发生转型”，转而问“新的政制到底应该像什么”，关注什么因素使民主“变好”或者“更好”，如何衡量民主、改善民主。民主质量的衡量标准通常要考虑八个维度：自由、法治、垂直责任、责任、平等、参与、竞争、水平责任。这些维度通常一起发挥作用，但方向有好有坏，要么朝向民主的改善和深化，要么朝向民主的衰败。高质量的民主要能让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和责任机制走上真正的民主法治轨道，以确保所有公民的政治平等，并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50]统治者在政治上越对公民负责，民主的质量就越高；议员政客在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含糊，民主的质量越高。[51]
可以看出，这条思路是用民主的内涵来定义并量度民主的质量，福山是这条思路的集大成者，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论中，民主、法治和国家三足鼎立，他直接把责任制政府等同于民主，但他和戴蒙德、莫里诺和奥唐奈尔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52]他基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国家重建上的失败，主张国家建设不同于民主建设，国家建设甚至优先于民主建设，这是因为，国家建设的成效决定民主的质量；国家建设的失败也正是民主的衰败。也就是说，福山本质上是用国家的建设来定义民主的质量，这就回到了他的老师亨廷顿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的那句经典名言：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政府的形（form of government）而在于政府的度（degree of government）。[53]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主张秩序是个好东西。在《第三波》中，他又主张民主是个好东西。正是这两张不同的价值立场，构成了转型范式的内在张力。
在本质上，这种内在张力才是转型范式终结的根本原因。转型范式的问题意识所保含的两种价值立场彼此之间冲突强烈，这导致了一个大问题：在政治转型中，如何让人们既相信并坚持民主是个好东西，又相信并坚持秩序是个好东西。当然，前者并未推翻后者，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不意味着秩序就不是个好东西，民主并不是政治制度唯一的公共美德，政治秩序所包含的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政治自主、秩序稳定同样重要，[54]而稳定是分析一切政体的核心维度。亨廷顿阐发转型范式的《第三波》的布局也体现了这种内在张力。这本书共分六章。第一、二章讨论民主、民主化的概念和条件，指向民主是个好东西。第三、四章讨论转型过程，这部分让亨廷顿更像是个政治顾问，他的好友布热津斯基因此送给他一顶“民主的马基雅维里”的帽子。第五、六章讨论新生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三大转型困境：“正义困境“、情境困境、体制困境，以及民主全球化的主要障碍，指向“秩序是个好东西”。
“正义困境”针对两大群体：文官群体与军官群体，在转型之后不可能把这两大群体完全消除。[55]面对这两大困境主要是政党群体，因为所有转型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都是政党政治，都是以政党为中心来组织政治生活。情景困境，包括人们所能想到的现代社会可能出现的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现代社会普遍遭遇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可能会跨越所谓威权时期、转型时期和民主时期长期存在。如果这些问题长期无法解决，人们就会对民主失望进而挑战民主体制的正当性。亨廷顿的办法是，给大家提供一套新的正当性理论。他将正当性分成绩效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两类，威权体制几乎完全依赖前者，民主体制则是部分依赖前者、主要依赖后者。[56]体制困境，既有威权制困境也有民主制困境。前者是指决策权过于集中，大众对政治体系的反馈不足，以及过度依赖绩效正当性，后者是说权力的社会化程度太高，社会斗争太过激烈，党争僵持不下导致政府难以决策，以及既得利益集团操控政治。[57]在转型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忽略这两种困境，或者只知前者不知后者。但是，转型一旦完成，当民主制度经过两次政权易手之后，这两种致命困境就会凸显出来。
总之，“正义困境”是制度困境，情境困境是能力困境，体制困境则是系统困境，三大困境考验的是国家的统治能力、政府的水平，指向了秩序是个好东西。亨廷顿并不认为民主转型之后，就能走出这些困境，相反，民主常常无法走出这些困境，通过选举更换领导者只是权宜之计，如果这些困境长期得不到解决，程序的正当性就会衰减，绩效的正当性就更重要了。说到底，三种困境都是国家能力的弱化所致，[58]这实际上也正是晚近五十年来所谓西方民主的危机所在。转型范式的终结，彰显了国家能力之于经济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性。
转型范式首先是在其肇端也就是美国终结的。对美国而言，转型范式的终结，意味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取代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意味着朝野上下对全球反恐战争代价的反思，意味着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开始超过民主建设，结果就是，美国保守派将其自身的政治衰败归因于美国自由派的内部政策，内事不决眼光向外，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对外政策上达成共识：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美国二十年全球反恐战争的受益者，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美国全球化战略的搭便车国，进而将美国后冷战时代对外政策的大战略调整为：大国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尤其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其竞争对手。对于已经经历了起步、行稳阶段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国家的中国而言，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致远阶段注重国家能力和民主制度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一大原因。
国家能力与民主制度是现代化的重要两端。分为言之，就国家能力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起步、行稳、致远三阶段，分别以国家的初始能力（包括汲取、强制、统领、濡化）、成熟能力（包括认证、规管、再分配、吸纳、整合）和先进能力（包括发展、技术和适应）为要；就民主制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起步、行稳、致远的三阶段，分别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国际民主为要。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重心是“站起来”，通过身份平等的劳动者构成的人民至上，通过人民民主来构建国家能力，进而实现社会公正，恢复国家的政治统一，推动经济的工业化、社会的城市化文明化。中国式现代化行稳阶段的重心是“富起来”，通过释放市场经济的活力、增强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能力，通过发挥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干部与群众等“两个积极性”，从物质贫乏走向繁荣富裕，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先富走向共富。中国式现代化致远阶段的重心是“强起来”，通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通过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化，推动中国社会从半工半农、半城半乡、半文半白，走向成熟的工业化、城市化、文明化，转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更平衡的发展，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中实现了身份平等的中国人民，团结成为一个自主互助的民主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革、建设之中，缔造了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发展成果人人共享、面向世界美美与共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政治过程中，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能力由虚转实、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由弱变强，中国人民站出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监督国家、实践民主，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行稳与致远。
概言之，国家能力既关乎国家治理的水平，也关乎民主制度的水平，关乎民主的条件、巩固和质量，影响民主的生成、成长和成熟。在现代世界的政治生活中，国家的发展与民主的发展之间不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关系。国家能力是西方世界现代化的梯子，西方世界在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制度经验之际却抽掉了这个梯子。对于非西方世界而言，重新拿回并安放国家能力这个梯子，让国家建设与民主建设的相辅相成，才是中国式现代化起步、行稳与致远的核心经验。通过既重新拿回国家能力这个梯子，又把国家能力安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恰当位置上，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为广大亚非拉国家探索一条自主发展、文化自信、文明自觉的现代化新路，正在为非欧洲民族与欧洲民族之间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真正平等交流互鉴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正在为人类迈向更美好的社会创造一个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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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王绍光：《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57页。
[3]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9页。
[4]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5]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87页。
[6]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Pt.4: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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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hitehead, Laurence.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revised ed., Oxford: OUP, 2001.; Whitehead, Laurence. Democratization: Theory and Experience, Oxford: OUP, 2002.
[9]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International Linkage and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no. 3 (2005): 20-34.
[10] Przeworski, Adam.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UP, 1991, esp. chs. 1-2.
[11] Fernandez, Raquel, and Dani Rodrik. “Resistance to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1991): 1146-1155.
[12] Lipset, Seymour Martin.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no. 1 (1959): 69-105.
[13] 【美】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4、273-341页。
[14] Bratton, Michael,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 “Neopatrimonial Regime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s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46, no. 4 (1994): 45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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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Bhagwati, Jagdish.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McGraw-Hill, 1966.
[20] [美]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6页; Lipset, Seymour Martin.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no. 1 (1959): 69-105.
[21] Lipset, Seymour Martin.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no. 1 (1959): 69-105.；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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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rzeworski, A., Alvarez, M., Cheibub, J.A. and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950-1999. Cambridge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NY.
[27] Johnson, Chalmers. Revolutionary Change, Vol. 4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8]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29] [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路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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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徐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3] 欧树军：“作为制度的国家：亨廷顿政治视野的整体性考察”，《学术月刊》，第50卷，2018年第9期，第92-100页。
[54] [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路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357页。
[55]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223页。
[56]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243页。
[57] Hellman, Joel.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50 (1998): 203-234.
[58] Bunce, Valerie. “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Big and Bounded Generaliz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no. 6/7 (2000): 703-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