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诞生，我们所处的新国情、新世情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从理论溯源、理论借鉴、理论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五个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借鉴《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

 

一、问题提出

纵观经济思想史，通用目的技术(GPT)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带来经济形态的转变，引发经济理论创新与研究范式转变。(1)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5G/6G、ChatGPT、物联网等)的发展，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挑战，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新阶段。“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中国国情的新变化。新国情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经济新常态是指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和新旧动力转换的新常态。(4)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指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的发展阶段。(5)新国情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新时代的首要任务，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目标。二是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国际形势变局主要表现为全局性竞争(中美博弈)加剧、局部战争(俄乌冲突、加沙战争)频发，以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非技术壁垒(长臂管辖、小院高墙)(6)等逆全球化活动增多。新世情要求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构建具有国际话语权的经济学，从理论上对这种现象给予说明，并通过总结自身发展经验提出解决方案。三是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面对国内国际新变局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7)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对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作为间接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提供新条件，提出新要求。

新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诞生。新国情、新世情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本文从理论溯源、理论借鉴、理论探索、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五个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从新质生产力赋能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将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社会主义发展为中国化时代化的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研究。冯莉和谢晓川提出，受法国理论的思想启发和对英法德“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参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导向和方法论变革的主要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揭露资本主义丑陋面目的科学。(9)张雄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不仅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辨，更是对社会存在论的追问，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经济社会发展的追求。(10)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胡钧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11)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争论进行陈述，认为二者具有一致的基本原理。(12)刘荣材认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包括三个层次：直接研究对象是商品、商品生产及商品交换，核心研究对象是资本及其增殖过程，最终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13)三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涵和科学指向的研究。付文军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表明了功能和主题、“经济”突显了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科学指向包括从“私经济”到“公经济”的转变，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又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既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回答时代之问的政治经济学。(14)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辩证地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58年11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同志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形成《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整体结构安排、唯物辩证法的应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模式、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民生问题、群众路线等进行全面评价，(15)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借鉴。二是学者对苏联模式的评价。随着苏联解体，首先开启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认为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悲剧的发生，(16)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制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17)其次，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回归辩证视角，肯定了苏联各种经济制度、经济措施的选择具有苏联特色和时代烙印，是苏联理论联系实践的选择，既要肯定苏联模式在苏联重化工业建设、国防军队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也要总结苏联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18)

毛泽东经济思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萌芽的研究成果。一是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意义的研究成果。亓利和沈航认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意义在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理论联系实践，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承担起“第二次结合”的时代任务。(19)二是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研究。任贵祥认为毛泽东经济思想辩证分析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和建设路线，通过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方针和“农轻重”协调发展路径。(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未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提法达成共识性概念，这个时期的经济学文献中经常出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理论虽然不规范，但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致性。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借鉴，包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21)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立论出发点，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运行机制及发展规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22)

苏联解体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极大，社会上出现政治经济学“过时论”的看法，经济学界也展开了“中国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方法修正和补充苏联政治经济学的“修补论”；二是用西方经济学直接替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替代论”；三是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回归论”；四是重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构论”。(23)

胡锦涛提出“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24)后，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展开研究。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理论创新、制度设计、政策规定和具体实践四个步骤。(25)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26)三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以增加社会财富为逻辑起点，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探索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进而形成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的理论。(27)四是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多种有价值的看法，比如白永秀和任保平借鉴《资本论》的框架，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由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等组成的理论体系。(28)单淮提出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发展动力理论、发展战略理论、科学发展及其和谐发展的途径、理论联系实践理论和政党理论的理论体系。(2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这个时期人们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展开，重点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

首先，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白永秀、刘盼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三者存在层层递进关系。(30)

其次，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思想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回答“时代之问”；(31)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32)

最后，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特征和理论体系的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开放性特征，在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同时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具体与抽象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多种方法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33)孔祥利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调整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发展为研究主线，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经济转型理论及开放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34)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个阶段的具体内涵进行了广泛研究，为我们深入探究其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把各个阶段联系起来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全过程的文献较少。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及新质生产力赋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全过程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见图1)。

图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展望

三、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科学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并依据所掌握的科学规律，增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正向促进性，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包括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

狭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特定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35)以社会革命为逻辑主线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物质利益的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研究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理论。

一是关于物质利益的研究。马克思说：“1842—1843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36)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促使他从纯政治的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研究。(37)

二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资本、利润、地租、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等的分析，提出生产力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进而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38)

三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研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同时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39)《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创建劳动价值论、商品理论、货币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系统论述了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关系，提出剩余价值理论。

四是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理论。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从而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40)正如恩格斯所说，“《手稿》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41)1867年《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为无产阶级服务、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狭义政治经济学形成。

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补充和发展，以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研究对象，以社会革命与建设为逻辑主线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对生产组织方式的研究和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的研究。

一是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研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提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42)即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是计划经济，同时提出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时间经济，“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43)得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44)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无产阶级如何推翻资产阶级和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经济运行、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化等。但是恩格斯也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45)以此为依据，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和中国，先后建立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代表性理论，探索创建广义政治经济学。

四、理论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

“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6)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必要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效实践理论和构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必要性理论。关于是否创立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两种认知。一种是以布哈林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不需要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必要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布哈林在《食利者政治经济学》(1914)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只把商品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对象”，在国家计划经济中“就不会找到需要理论经济学来解决的任何一个问题”。(47)因此，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消亡论”，明确表述“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告终”的观点。另一种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学者坚持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人类各种社会都存在的一种科学，即使到了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学仍然存在。“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v+m和Ⅱc的关系吗?还有积累?”(48)反驳“政治经济学消亡论”的观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第二种认知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经济学。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效实践理论。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得以建立的制度基石——公有制理论的实践。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写到，俄国从封建制度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丁夫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俄国存在“土地公社公有制”。(49)说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基石。其次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体制基础——计划经济理论的实践。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稳定后，领导者提出“需要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的经济基础”(50)——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指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劳动时间，用预算驱动取代市场利润驱动的社会活动，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本质是实现社会生产的非商品化体制。因其运行逻辑是要把利润驱动转化成物质使用与个人时间节约的驱动，因此，计划经济被称为“时间经济”，是对劳动和时间的节约，以服务于劳动者本身的需要为核心原则。斯大林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51)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实行土地、工商业所有权的国家所有制，农业建立集体农庄等，进而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52)

三是构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经历了23年时间。1931年，沃兹涅辛斯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较为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揭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并认为苏联处于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主要研究过渡阶段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各个阶段的转变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总论(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组织方式、劳动社会化和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布局和联合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理论(商品流转和货币流通问题、生产费用和社会主义积累、农工商的发展顺序和国民经济比例)、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53)这些基本囊括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波里林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应当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起源，它的建立和运行及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发展”。(54) 1937年他第一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基本阶段、苏维埃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分三章)及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六部分，指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55) 20世纪50年代，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通过垄断整个社会的资源来组织和领导国民经济运行，讲述在一国范围内如何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实现共产主义，主要内容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及其运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等方面，其中，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及其运行是核心部分。(56) 1954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入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发展阶段。

五、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57)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经济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特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两个阶段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经济思想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首先，解放生产力，包括两方面：面对帝国主义，取消其在中国的特权；面对国内剥削阶级，消灭大的剥削阶级，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58)其次，发展生产力，包括建立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贯彻实施“四面八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和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

二是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理论。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论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59)而且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60)

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毛泽东同志围绕经济建设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61)最终形成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形态的经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2)先后提出以“三大改造”为主的所有制改革理论、社会矛盾转化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一是以“三大改造”为主的所有制改革理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3)建立归属集体的农业合作社、通过和平赎买政策将私人工商业变为国家工商业，将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形态变为社会主义形式的经济形态。

二是社会矛盾转化理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两种类型的矛盾。首先，明确提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64)其次，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65)形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的经济纲领。(66)

三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载体，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是“消灭商品”，即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毛泽东同志辩证思考了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67)和“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68)的论断，而且鼓励大量发展商品经济，因为“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有利于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地准备条件”。(69)

四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随着社会矛盾的转变，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70)以苏为鉴，提出“两条腿”走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时不能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71)实现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

六、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72)总要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7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理论、分配方式理论、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发展理论。

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74)目的是“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人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75)因此，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6)

二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理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其主体地位不容动摇，而且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元；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77)“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78)“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79)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8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发展最终凝结成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81)

三是分配方式理论。在明确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关系的基础上，深化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依据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的原则“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和“劳动按贡献参与分配”，提出按劳分配的本质、实现条件及加入市场经济制度后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的本质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进行分配，遵循“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既否定了特权主义，也否定了平均主义，劳动效率和劳动贡献成为按劳分配的标准，其中按劳动贡献确定分配份额，实际上承认劳动力存在个体差异，允许收入差距的存在。按劳分配实现的条件包括保障“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测量具体劳动量的市场经济制度(市场交换可以将私人劳动转换成社会劳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四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理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型理论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等量替换，“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82)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重视价值规律(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平衡点，(83)动态调整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的比例。(84)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次经历了“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85)“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86)“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7)“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8)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的共识，党的十三大将计划与市场放在一个体制中，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89)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清除了障碍。

五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没有“姓资”“姓社”的社会属性，因此，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90)其次，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91)再者，提出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92)最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93)

六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通过市场经济发展，建立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价值为手段、以“三个有利于”为衡量标准，形成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本质是满足人民需要。

七是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发展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94)中国提出对外开放，并将其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主要探索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让生产要素走出国门，同时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要素，以及如何利用国外的先进生产要素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合资办厂、开设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开展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国际交流等，基本原则包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七、理论体系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以新时代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建设系统化、学理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创新主要包括方法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策体系、高质量发展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一是方法论体系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以人民为中心、自立自强、守正创新、问题导向、(95)系统观念的思维方法(把握好大局的同时抓住关键问题，解决主要矛盾)、底线思维方法(民生底线、风险底线和经济发展底线)、精准思维方法(精准扶贫)、战略思维方法(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为人类求解放)(96)等科学方法，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体系。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从所有权制度、分配制度、微观体制、宏观体制、要素市场建设、环境培育六个方面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其中，所有制层面提出三个制度，在强调“两个不动摇”基础上提出具体实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路径。收入分配制度层面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进一步健全各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微观体制方面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宏观体制方面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与资本市场方面，加强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包含市场体系、竞争政策、产权保护、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等内容的制度建设。环境培育方面，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97)

三是政策体系创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调控，新时代我国逐渐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结构政策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激活发展活力、社会政策兜住民生底线的八大政策体系。宏观政策稳健有效指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六稳”促“六保”的政策。产业政策要“准”指瞄准结构性改革方向，引导资源流向薄弱环节与关键领域。微观政策持续激发市场经济活力指微观政策要“活”，放出活力、管出水平、服出效率等。区域政策对区域平衡性与协调性的调整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政策。(98)结构政策畅通经济循环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的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基础工程等；科技政策突出创新驱动，包括创新是第一动力和创新居于核心地位的政策。(99)改革政策要“实”指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100)社会政策托底指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兜底。(101)

四是高质量发展理论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核心、习近平经济思想为行动纲领的发展理论。首先，面对新方位、新矛盾，习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102)其次，为解决结构性失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投入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排放结构等多方面，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103)供需联合发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次，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及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八个方面。最后，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上，提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方面内容”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104)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行动纲领。

五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5)2023年初提出“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106)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07)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08)再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09)最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10)

八、未来展望：新质生产力赋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11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一脉相承，因此可以借鉴《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基本原则)、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见图2)。

图2 新质生产力赋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

(一)底层逻辑——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表现为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及其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带来的变化。

首先，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看，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12)以前学术界将科学技术作为乘数项引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113)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可以理解为非实体要素与实体要素的辩证关系。这里的实体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非实体要素包括科技、数据、信息、管理、制度、教育、文化等。非实体要素渗透实体要素的过程就是实体要素提质过程，非实体要素只有渗透到实体要素才能提升生产力的质态。新质生产力是实体要素与非实体要素的辩证统一：新质生产力=数智化劳动者×数智化劳动资料×数智化劳动对象，其中，数智化劳动者指掌握高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新型劳动者；数智化劳动资料指各类基础设施数智化以及用数字化软件改造硬件设施和机器设备等劳动工具的数智化；数智化劳动对象包括天然实体劳动对象数智化、非天然实体劳动对象(合成材料、非常规性能源等)和非实体劳动对象(数据、信息等)的数智化。

其次，新质生产力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带来了生产、分配、就业、消费等方面的变革。“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4)一是新质生产力促进生产效能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产效能提升指借助生成式AI技术进行工业设计、药物研发和合成数据等，以缩短研究周期、提升研究效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借用AI、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优化产业布局、节约生产成本、促进“数实融合”。(115)二是新质生产力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技术进步一般分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劳动节约型技术更愿意用资本替代劳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劳动雇佣，降低了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资本节约型技术指更愿意用劳动替代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雇佣，增加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116)以AI为例，不管是分析式AI还是生成式AI整体呈现资本节约型特征。(117)三是新质生产力改变就业格局。新质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包括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替代效应指新技术的扩散会替代旧技术，造成技术性失业；补偿效应指新技术的扩散创造新就业的过程。(118)从长期来看，新质生产力对就业的补偿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技术进步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短期来看，替代效应更加显著，需要合理的政策引导新旧技术转换，因为这个“短期”，有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四是新质生产力重塑消费路径。以ChatGPT4为代表的生成式AI将互联网用户界面引入自然用户界面的交互时代，互联网办公出现Office 365 Copilot、AI+搜索(New Bing)、AI+教育(ChatGPT3)、AI+医疗、AI+金融等诸多方面变化，互联网资源的可得性增强，只需要将需求以人类语言告知AI，便可获取各种各样的服务，集认知、交互、创造为一体的类人化服务主体、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互联网消费体系应运而生。

(二)理论硬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19)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包括研究对象硬核、方法论硬核、基本原理硬核、规律硬核和价值观硬核。

研究对象硬核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为起点，把广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思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以所有制结构为起点，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论硬核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是辩证唯物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坚持系统的观点”“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120)遵循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二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1)等。

基本原理硬核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生产决定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相互关系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领域转移以实现供求均衡的理论)等。

规律硬核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以剩余价值规律为本质规律(资本的生命力就是利润，内在冲突与外在压力决定了其兴衰和灭亡的全过程)、以竞争规律促进质量提升(在长期优胜劣汰中不断提升个体生产要素质量，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提升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以供求规律为实现规律(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经济和销售经济)、以周期规律为发展方式规律(在“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循环中不断升级发展，固定资本不断更新是走出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

价值观硬核指一个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为目标的科学价值观，一个旨在认识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以及一个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科学历史观所构成的价值体系。

(三)基本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122)简单说，政府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目的是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两种手段单独使用，都存在不同缺陷，即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因此需要两种手段配合使用。这两种手段对经济作用的不同力度会产生不同效果，比如陈云贤就提出九种不同的组合形式。(1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寻找两者组合的最优动态均衡点，提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一方面是“有为政府”理论。一是中国政府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中国政府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是其宗旨。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掌握国民经济命脉，中国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掌握国有经济的绝对控制权，保证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可行性。三是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政策等调节周期性经济波动，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幅。四是“有为政府”的评价标准涵盖了遵循市场规则、保持经济秩序稳定以及高效配置资源等方面。

另一方面是“有效市场”理论。一是有效市场的内容是多层次的，包括优化市场要素体系和市场组织体系、强化市场法治体制和监管体系及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等。二是中国经济高度市场化、高度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以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活经济，对外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政策。三是新质生产力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数实结合”促进经济发展。四是“有效市场”的判断标准包括充分竞争、监管有序和信用健全等。

总体来看，政府和市场都要合理定位，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客观规律，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市场要遵循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自觉维护市场有序高效运作，二者有机结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理论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采用一系列现代经济学的成熟方法，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推进高水平市场经济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124)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关系。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历史分析法(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存在)、比较分析法(比较市场经济与不同主义结合的异同点)、矛盾分析法(确定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系统分析法(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问题和重点问题)等抽象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分析具体问题特性)、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质的规定性和数量模型的推导)等具体方法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总论(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演进历程(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形成、完善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基本原则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理论定位、运行机制、实现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

(五)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时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25)即“四化同步”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呈现城乡二元化、区域间差距过大和区域内不均衡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国出台一系列缓和主要矛盾的政策，包括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缓和城乡二元化发展；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北振兴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等，缓和区域间发展差距过大问题。鼓励建立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缩小区域内差距。其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缓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六)实现目标——中国式现代化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6)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了生产力的量变过程，催生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必然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新质生产力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具备高知识、高技能、高素质、高追求，同时要求以创新激活人才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主体。

新质生产力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提升既有产业结构、塑造新产业、推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创造新需求、开拓新市场等，做大蛋糕，增加经济总量。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更高的市场化水平上，优化生产资料所有权结构、构建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新质生产力赋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27)一是利用新质生产力完善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二是利用新质生产力丰富和完善有益于人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新质生产力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28)新质生产力以低成本、低消耗、低污染的生产为导向，推动生态化、智能化生产，助力生态产业经济化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新质生产力赋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29)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优化各种要素的自由配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激活市场的各种要素。高水平的生产力、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促使中国成为市场高地和成本洼地，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提供技术、平台和制度保障。

九、结论

新国情和新世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提供了现实基础，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从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理论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理论体系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借鉴《资本论》逻辑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底层逻辑，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主体，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理论体系。

注释

(1)安同良、魏婕:《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复杂经济学视域下新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学的重构》，《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12期。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42 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页。

(4)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日。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6)李应博、林子秋:《技术权力与大国创新:西方国家认知逻辑、行为模式与外溢后果》，《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5期。

(7)《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23 年 9 月 9 日。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9)冯莉、谢晓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转向及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2期。

(10)张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缘起及其发展逻辑》，《哲学研究》2021年第6期。

(11)胡钧:《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经济学家》1997年第2期。

(12)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再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13)刘荣材:《〈资本论〉研究对象的三重理论维度及其当代价值》，《经济纵横》2020年第2期。

(14)付文军:《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与科学指向》，《经济学家》2021年第1期。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3-842页。

(16)武克全:《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17)程伟:《计划与市场:制约苏联经济走势的关键》，《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5期。

(18)张志元、李政隆:《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再思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19)亓利、沈航:《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理论探讨》2024年第2期。

(20)任贵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年第2期。

(21)于光远、苏星等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22)程恩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前言。

(23)朱成全:《对构建中国经济学几个问题的思考》，《财经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

(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5)王会:《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访宫敬才教授》，《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26)胡振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27)宋学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28)白永秀、任保平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29)单淮:《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0)白永秀、刘盼、吴杨辰浩:《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关系的初步探讨》，《经济纵横》2023年第12期。

(31)张建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理论视野》2021年第8期。

(32)白永秀、吴杨辰浩、刘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和学科体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年第4期。

(33)杨长福、谭欢:《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和贡献》，《重庆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34)孔祥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理逻辑与体系架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4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24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5页。

(4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1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47)《布哈林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40页。

(48)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830页。

(50)《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1页。

(51)《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1-592页。

(52)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 ( 根本法 ) 》，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4 页。

(53)尼·阿·沃兹涅辛斯基:《沃兹涅辛斯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55页。

(54)鲍·波里林:《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讲授》，《经济问题》(苏)1937年第1期，转引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

(55)鲍·波里林:《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刊》(第2卷)，1924年，转引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56)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43-445页。

(57)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

(5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4页。

(5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60)《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

(6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3页。

(62)《毛泽东年谱》(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7页。

(63)《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20页。

(6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6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205页。

(6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第81页。

(6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9页。

(6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4页。

(6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8页。

(70)《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

(7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7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7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

(74)《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75)《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7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7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7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32页。

(79)《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8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8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20-21页。

(8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8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84)陈云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详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85)《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86)《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2页。

(87)《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

(8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89)《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84页。

(9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9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92)《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99页。

(9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76页。

(9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78页。

(9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20页。

(9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97)白永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新及其重大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

(98)《中央经济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1日。

(9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5页。

(10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10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11 日。

(10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9页。

(10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10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10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页。

(106)《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0页。

(10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10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0页。

(10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

(110)《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94页。

(11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31页。

(11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2 日。

(113)于金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硬核与科学范式——与刘刚同志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1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115)Walters，P.and Murcko，M.，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Generative AI on Medicinal Chemistry”， Nature Biotechnology， vol.38 (2020)， pp. 143-145.

(116)Acemoglu，D.，“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0(2002)，pp. 7-72.

(117)Autor，D.，Dorn，D.，Katz，L.F.，et al.，“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35 (2020)， pp. 645-709.

(118)Petit，P.，“Employment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Stoneman，P.，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1995，pp. 366-408.

(119)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9页。

(12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12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1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77 页。

(123)陈云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12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 50页。

(12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159-160 页。

(1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53页。

(12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12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12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