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近代自觉有其内在的意识变化过程，中华民族的自我认识和民族认同的整体觉醒是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最终得以形成的。近代中国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奠定了国人的内在认知框架和视域融合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自觉是中华儿女作为认识主体基于中国历史实践的道德理性的自知自证，同时是先进的思想文化在存有论上向本体界的贯通融入。主体意识结构理论的迥异是中西观念分殊的底层逻辑，道德直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人格信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根脉，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力量是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内生机理

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然形成,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各族人民共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从自在走向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自觉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觉醒。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自觉的研究,大多是事件性外部因素的分析,鲜有从内部要素加以研究,从意识结构变化考察的更少。本文认为,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属于现实世界的事物,但就其“自觉”而言,主体“意识”要素的转化生成是共同体得以“自觉”的内在原因,意识显现和构造的微观机制蕴含着意识生成的基本规律。考察感性和知性的构成结构,探究中西意识理论构成的差异性和相通性,既能从现象界洞悉道德主体的意识结构变化,更能从本体界证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逻辑。因此,从意识生成视角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自觉的内生机理,对于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一、主体意识结构理论的中西分殊

意识作为人脑的一种机能到底指的是什么?从现象学来说,意识既是一种包含一切相互关系的体验,也可以是一种在自身中“拥有”一个对象的意向性概念。感知信仰将显现之物设定为现实之物,“感知统觉和在其中生活的注意或者留意意指构造了对象性-拥有”。意识结构是主体精神结构中前置性的内隐系统,通常指民族意识中共有的不假思索的直觉判断,这种判断来源于意识行为整体的要素、属性及各个组成部分间的基本固定秩序。视域融合则是这种秩序意识产生的条件,视域是时空感知得以形成的前提。人是时空环境中的存在物,与人关系最近的是日常生活领域。如果说西方的缪斯是学堂,那么在中国则是生活。日常生活世界具有时序结构,“时序性是意识的一种内在物质。……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身有一个内在时间流”,就如我们闭上眼睛仍然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日常生活的时间意识由自然时序的宇宙时间和人的内在时间所确定,为人们在主观上相互使用。在现象学考察中,人把客体作为现象,朝向感知,人的感知具有时间意识,被观照之物包含着空间意识。

在同一个主观时间中,感知、判断、回忆,感情、期待、意愿等都在反思客体的当下活动中得以显现。感知的显现发生于人的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中,“现时的感知是根据作为体现(Prasenlalion)的感觉而构造起自身的,原生的回忆是根据作为再现(Reprǎscnlalion),作为当下化(Vcrgcgenwirigung)的想象而构造起自身的”。如果把“被感觉到”称为一个现象学素材,那么“被感觉到”的时间素材并不仅仅被感觉到,还带有一种“立义”特征。客观性是在立义中构造起自身的,显现者、被表象者,被思考者都经过内在的客体化而成为人的内意识。“立义"表明了人类自我育识的突出特性,自我意识是人的意识形成的最初因素,是伴随着劳动、社会和对象意识一起出现的。所以,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民族,其自我意识的整体觉醒是历史实践的结果,这与西方抽象思辨世界的精神建构有着根本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是有意识、有意志、有欲求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是与“我的关系,“我与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意识到的,实践在改变着自己的概念结构。

虽然说意识是以精神形式呈现的实践产物,但从源头上看,意识终究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物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都会对意识产生影响。个体的意识与社会相依存,个体意识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由外向内产生,共同体在个体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那而且在意识结构上,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传统对主体的意识构造产生了重要作用。在西方文化中,主体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演进多律徊于单一的哲学精神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识的构造融人了多元的眼光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意识”的概念及其构造问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是不尽相同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从古至今,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种制度,它们的底层都有一种无意识结构。这种无意识结构自人类脱离动物生活状态以来就存在着,它是社会习俗、制度等文化表象下的深层结构秩序。恩格斯认为远古时代的人类就已经思考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说: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中西古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来看,中华文明具有保持其连续性的社会史结构。古代中国人很早就选择了定居的生活形成了以中原核心区域辐射四方的统一国家,安定的农耕生活也有利于家族的长期传承。家族伦理和传统文化得到了尊重,整体观念与“和而不同”成为把握民族关系的尺度。反观西方,希腊模式是罗马帝国对周围异质文明地区的各个未开化民族进行征服的结果,政治分裂是希腊世界的历史特征。印欧民族一批批迁移到希腊半岛形成城邦诸国,在近代产生了海外殖民贸易。源于一己欲望的扩张是西方文化的底色,西方的民族国家意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许倬云认为:“一个'天下国家’的体制能维持两千余年,使中国人总是以为这个东亚地区的统一是常态,而且文化的一致性也是常态。……在欧洲,罗马帝国固然长期存在,却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的管理经验。”

在传统社会,受生产方式和活动能力的制约,主体意识活动的张力在大多时候还能够被束缚在传统的范围之内,然而近代社会造成了主体意识结构的中西分殊。诚然,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分,但是还没有反思客观自在的本原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言自明地设定了世界的“预先被给予性”,因此,不论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多么千差万别、旨趣各异,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人要超越流变的现象世界,在灵魂的升华中追求永恒的本质上的“一”。就“归一”而言,中西思想在古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假定世界作为存在物整体存在,并把合目的性作为存在的依据,这使得意识本身成为人类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思想也讲求“合一”,精神与自然的“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是包含了内在否定环节的“天人合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作为宇宙生命运行和人作为族类生命乃至个体生命活动同属于一个整体,天是本原,“唯天为大”“唯人为灵”。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即使到了近代,天人关系仍然是攸关政治生活合法性和伦常秩序合理性的主流思想观念,反映了时人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认识和定位。然而西方思想在近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哲学史上,笛卡尔首次确立了“我思"或“意识"的绝对确定性,纯粹的自我意识成为西方现代思潮的哲学本体,这样精神和物质就变成两个互不相干的相对实体。笛卡尔把“我思”看成“第一哲学”的开端,“我思”就是内在的精神实体如何认识一个完全不同的外在物质实体。继笛卡尔开创了主体性哲学革命之后,胡塞尔将主体性看作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之内在动力和终极目标,认为意识本身就具有意向性构造作用。在胡塞尔看来,“我思"就是一切,一切非“我思”之物都是“我思”的意向相关物或意向构造物。胡塞尔说:“内在的存在无疑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绝对的存在,即它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物’的存在。”这样一来,纯粹认识的绝对根据,即“我思”或“先验自我”成为绝对主体性。就此来看,西方文化近代以后在主体意识结构层面产生了内在分裂,西方现代文化是包含着内在冲突的无根文化,这种脱离生活现象的绝对精神世界的建构,必然会导致虚无主义。众所周知,世界先于人之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与现象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人的思维的建构性并不仅仅是主体的,也并不仅仅在思维中进行,而是以一种时代定型化的“客观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自觉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中国最初只是一个空间方位和地理范围的概念,随着近代思潮的涌人,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随之产生。古代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等级制“天子之国”,自视为天下的地理和文化中心。在“华”与“夷”构成的国家体系中,居于中心区域的民族和分布在周边的民族都接受主流文化。儒家“天下观”注重各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孔子认为华夏和“夷狄”都讲求“仁”。《论语·子路》曰:“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荀子认为华夷共同认同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荀子·修身》曰:“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闲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可以说,近代之前,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知是一个同质行为,并有一个同质的直观,这种同质直观将同一性构造为一个新的整体意识,也就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在共同意识的构造中,这种“同一性为我们所意识到,我们具有关于自一性的表象。用语言来表达:这个和那个是同一个”。这也称之为“认同”,是基于一种“共同家园”和“共同身份”的民族认同。然而,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异”,国人的民族观开始从传统“夷夏之辨”向现代民族转变。伴随着家“天下观”遭到西方的强大冲击,到甲午战争之时“天下秩序”被瓦解,中国人开始以“世界”代替“天下”,前所未有的视域转换引起了认知框架的深刻重构,中国人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激烈碰撞中产生了“世界”意识,进而能够区分“我族”与“他族”。正是在视域和认知的现代重构中,中华儿女对自己的共同身份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更需要一个“共同名字”来强化和证成。由此,随着“中华民族"这一称谓的使用,中国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华民族的自我认识和民族认同的整体觉醒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得以最终生成,从而实现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跃升。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什么能够在近代整体自觉?除了中华民族“共同身份”的重新认识之外,各民族的“共同梦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近代中国,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梦想。梦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民族屈辱唤醒了民族尊严,中华民族尊严的整体觉醒在中华民族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意识在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中达到了新的高度,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情感由此进发。近代以来,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的政治属性明显增强,重大政治事件往往对共同体的演变产生着重要影响。在政治哲学中,共同体的演进能够通过时空的延续性表现出来,物理学意义的时空是政治实践活动的场域,政治事件与生命特性的变化具有内在关联。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主权沦丧、领土被割让、民众备受凌辱,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反帝救国成为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政治情感，促使中国各民族一致对外,同仇敌忾。通常来说,每个人,每个民族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自己的道德情感,这种情感在大多时候是潜隐的。“唯有在强求做一个有失尊严的行为时,伦常的骄傲才会苏醒。”“单个人与全民族一样,会突然对令人愤慨的无情之举,令人发指的不义之行发出呐喊。”哈特曼认为,情感是意识直接可及的最终心灵深度,如果伦常性应当建立在最深的心理基础上,那么就必须证明情感是它的源泉。哈特曼说:“情感是表象与意志之间的联结环节。……伦常的观念既是表象,同时也是要求:既要进行判断,同时进行动机激发,它在与恶的战斗中需要最有力的杠杆,因此它发现自己以相当特别的方式要以情感领域为依据。”可以说,中国各民族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情感共识,近代中国民族存亡的空前形势、民族尊严被践踏,唤醒了全民族的情感意识,坚定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政治认同。

从道德现象学考察民族意识的自觉,不仅要关注道德主体的自我尊严和自我同一性,还应将“生命价值"诸问题纳入其中,深入“道德直觉"背后发生机理的层面。道德直觉是人类主体性道德思考和行动的立足点，“道德视域"则是引发道德思考的最原始的发生面。在视域的发生面上,直觉不仅仅是道德意识的触发点,还具有本体意义。梁温先生将首觉看作孔子原创儒学的道德本体，他认为道德感来源于人的直觉灵敏,感觉和理智只有附着于直觉才能与人的内里生命发生关联，“我们内里的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是这直觉的窗户。一切色、声、香、味、触、法,所附直觉皆能有大力量作用于我们”。在近代中国,自从有了世界意识,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思考自身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国人的生存基本结构在“看”之中构造起了新的总体图景。这里的“看”与康德的“统觉”相近却不同,主要指对总体意义的瞬间摄取,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顿悟”。“看”也是一种联结机制,梅洛-庞蒂认为,“看”的动作之中预设了身体器官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意义"则是用我们的感觉场或知觉场对人之存在的形式进行综合。梅洛·庞蒂说:“生命活动可以说具有一种原生的意义。”“意义”首先来自人人皆有的“知觉”,但是“意义"并不囿于“知觉”层面,还与感知的“方向”有关系,“方向”则是由事物的结构显现出来。由此,“意义”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就来源于“背景场”。“意义”的产生与特定的“方向”相随出现,特定的“方向”则来自行为得以发生的“背景场”,“背景场”与生命体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结构性关系,这种结构性关系就是“行为的结构”。从抽象学说来看,“每一个本真地(直觉地)进行的普遍化都以一个个别之物为基础,经验的普遍化以经验的个别之物(因而时间性的个体之物)为基础”。通过“观视"近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其生存背景之间的共生关联,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浴火重生的“图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涵得以重新“立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构型得以重塑。

三、中华民族信仰的重铸与升华

个人是由特定的现实关系历史建构而成的,任何社会现象都历史地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人的思想行为与其生活世界的内在特征密切相关,人格信仰决定着主体理念建构的深层意识结构。人格是个体或群体自我精神的综合反映,是意识体验活动与能力的基础。休谟认为,人是“身体”与其相联系的“思想”的统一体。休谟说:“我们在每一刹那都意识到自己的内部的能力,因为我们感觉到,单借我们意志的命合,我们就可以来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并且指导心中的各种官能。一种意志作用就在我们的肢体中产生一种运动,或者在我们的想象中生起一个新观念来。”在他看来,与人格相联系的一个是意识,另一个是记忆,人格的同一性是指意识对自我的同一认识,同一性的确证在于记忆;决定人格同一性的关键不在于人格内容本身及其影响因素,而在于人的意识活动能力。人格的生成与自身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从近代看,人格其实是现代社会中人的自身构成问题。舍勒认为:“人格是那个直接地一同被体验到的生活一亲历的统一。”"胡塞尔说:“人本身作为人格显然也在变化中,因为他们必定相互关联地不断采纳新的习性特性。”帕菲特则从经验主体出发,祛除了形而上学的人格同一性,确立了认识论意义上人格信仰的现实性。他指出:“因为它作为一个人使自己成为他自己的同一意识而存在,人格认同只依赖那种存在,无论它只附加在个体的实体上,还是能在几个实体承接中有连续性。”

“君子之道”和“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格力量的主要内容。君子是中国传统社会推崇的人格范式,其中包含了德行修养和为人处世的诸多原则。《礼记·曲礼》曰:“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人格对士大夫和平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统社会的精神纽带。礼记·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君子人格要品行端正,合乎道义。《礼记·礼器》曰:“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礼记·曲礼》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叩君子人格实质上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体现,从道德现象学来看,爱是更为深层的心理学原因,“爱是一种持续的志向((csinnung)、一种恒久而确立的意志朝向……而且它在某些情况下会上升为压倒性的激情(Pathos)”。在人类历史上,大凡声势浩大的伟大革命行动,无不是通过思想对激情的内在支配来实现的。沙夫茨伯里认为自然情感是出于人之本性的对整体的热爱,他强调,“自然情感是把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正确地理解它会凝聚整个人类”“。这一点在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在近代中国,各民族同心同德,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更加鲜明。也可以说,各民族“把对被爱者之福祉当作对自己福祉来加以关心,这种关心本身重又产生于将被爱者与本已本质认同为一的做法之中”。

共同体意识产生于共同体交往实践之中,必定会打上共同体的精神特质,并具有某种意向性。在近代中国,这种意向性突出表现为一种基于人格信仰的民族大义。马克思结束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层面考察意识的产生,认为意识就是人的“定在方式”。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由于更深地嵌入生产过程,因此能够通过他们的劳动现实,走向对阶级意识的把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是有意识地对阶级历史状况的感觉,他认为党具有一种“有意识的总体意志”,有能力决定无产阶级意识的形式。他说:“将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就能认识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自觉正是“有意识的总体意志”的重铸,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一大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十"即先进分子的觉醒和疾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七"是君子人格范式的主要群体。古代的“士”是一个发挥着特殊作用的阶层,士人通常讲风骨,重操守,志在天下,关心民间疾苦,肩负社会道义和道德教化。“士以天下为己任”,“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士为知已者死”,“士可杀,不可辱”都是士的人格风范的描述。在近代中国,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时出现的,各民族先驱者在共同的人格信仰召唤下空前团结,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重期。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了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回族青年马骏、水族青年邓恩铭、土家族青年赵世炎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华儿女,正是他们的觉悟,带动了国人的觉醒。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国内外仁人志士的联合。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传统君子人格及士人风节的有益养料,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将自身武装起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道德意识现象学来看,充溢于古往今来仁人志士风骨中的精神动力实质是一种“义务感”。这种“义务感”被赋予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人格情操和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自然能够引来尊敬和追随。哈特曼将“义务感”看作道德凝聚的“根”认为义务感能够将有意识的道德性引向德行。他说:“义务敬重、义务忠诚和义务之爱,都聚合在义务感之中,而且是通过义务感这样的根才得以维系在一起。”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近代自觉,不仅仅是感性复合体的觉醒,更是中国人坚守的人格信仰和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融合重铸的结果。共同体同一性的建构,正是以价值观念和英雄范式的认同为基础的。近代中国的人格生成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梁启超曾指出,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孙中山先生曾感叹:“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片散沙。”鲁迅先生更是对国人的性格做了人木三分的刻画。在中华民族最危险和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以自身的人格信仰唤醒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这种人格浸染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囿于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而能够从千百万人的壮丽事业中展现出来。从现象学看,所有伦理情感都属于这种有关“你也能”和“当作我自己"的现象学。“把他者当作自身来重视和把自身当作一个他者来重视从根本上说是同等的。”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这是一种“民胞物与”的情怀和“心同此理”的机制。因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将“一片散沙”熔铸成为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并带领各族人民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中最为重要的感召力量是千千万万具有高尚人格、舍生忘死的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是中国传统人格的时代升华,伟大人格力量是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张鲲，陕西岐山人，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机制研究”（21BKS181）

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