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下，现代性悖论的本质在于“异化”；韦伯则通过“理性化悖论”揭示现代性危机。二者殊途同归地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生存与自由的困境：现代性浪潮中，物质的盛宴与精神的囚笼并行不悖。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化解现代性问题，但他对于个体精神救赎的论述较抽象，若结合韦伯的个体精神分析模式，能更好凸显唯物史观被忽视的人文关怀，从而探索出保持个体尊严和精神价值的可能路径。

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马克思与韦伯的差异性对比，但二者观点的共通之处同样值得关注。在反思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问题上，马克思与韦伯共同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也有着相似的洞察。就现代性批判而言，两者虽路径各异，却几乎是落在同一个批判点上。马克思从异化理论切入阐释资本主义之压迫，揭示了劳动异化如何成为束缚人性自由的枷锁；韦伯利用理性化悖论实现现代性祛魅，揭露了工具理性泛滥下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与价值体系的瓦解。他们之间的高度契合基于一个共同追求：重塑资本主义这一全新社会形态下的人类价值观，以克服现代社会所遭遇的价值困境，追求个体的解放与自由。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尝试整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韦伯的个体精神分析，以互补的视角来理解二者观点的相通之处，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具“人”味儿，并为破局现代性问题提供新视角。

一、现代性问题：异化与理性化的共通性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下，现代性悖论的本质在于“异化”。异化（Alienation）意味着个体主体性的丧失，被外部异己力量所支配，它凸显了现代社会内在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马克思详尽分析了自我异化与物的异化的联系，揭示了异化的世俗化表现，即货币和私有财产。他指出无产阶级是消除异化的关键力量，并提出通过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来实现摆脱异化的革命目标。他总结道，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被异化：“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人类最本质、最原始的活动呈现为异化劳动，意味着主体性的彻底丧失。

在异化劳动的推使下，社会呈现出极端的二元论色彩。这种对立不仅显著地体现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层面的分裂上，更深入地体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异化劳动与自由劳动、物的依赖性与人的独立性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而多元的形态。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其自反性也是现代性悖论（Modernity Raradox）的体现之一。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形而上学，重点指出了其抽象理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批判了国民经济学，聚焦于对资本逻辑的质疑。前者强调了对“观念统治”的批判，而后者则突出了对“物质统治”的挑战。〔2〕抽象理性与资本逻辑达成了“共谋”。理性是资本的观念形态，资本是理性的“现实运作”。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还深刻地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人类本真状态的异化。

韦伯则在“理性化悖论”中揭露现代性危机，进而批判现代性。他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提炼出“理性”这一要素，认为正是这种特征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建构与繁荣。尽管韦伯并未直接且明确地界定“理性化”这一概念，但在他那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就是现代性（Modernization）的同义词，它指代的是一种系统化的、追求量化与精确性的过程，强调逻辑推理、数据分析，显著区别于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与主观臆断。这种理性化过程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社会崛起与持续演进的核心机制。在《与学术为业》的演讲中，他论述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共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3〕可见，韦伯对人类思想文化进行了反思，并指出理性化过程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却也伴随着价值隐退与人性异化的风险。

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具有多重面向，在阐释中逐渐显露出其自身所具有的“二律背反”，即理性化悖论。剖析理性化的内部逻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分歧尤为显著。形式理性指的是以逻辑、推理和规范为基础的抽象理性，而实质理性则涉及行动的实际目的和价值。这两者之间极富张力，形式理性往往会削弱实质理性的效用，导致行动失去本真意义；目的理性强调效率、计算和目标导向，而价值理性则关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现代社会往往过于倚重目的理性，忽视了价值理性的综合考量，这种倾向最终可能导致个体精神的迷失和道德困境的涌现。从这一角度看，形式理性与目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非理性的体现。资本社会的畸形发展让这两种非本己的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这即是理性化之隐忧——“理性的铁笼”。这一社会学观点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日益理性化，从而导致个体被束缚在以目的论效率、理性计算和控制为核心的社会大机器之中，安全但不自由。过度理性化必然会剥夺个体的情感表达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导致社会生活僵化、机械化，这与马克思所述的异化现象不谋而合。

马克思与韦伯在现代性问题批判视域下存在着共通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探讨主要聚焦于社会物质生产关系，揭示了无产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不幸遭遇；韦伯则从社会文化层面出发，深入分析了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庞大体系下的渺小与无助。因此，可以说，韦伯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完全背离马克思。相反，正如蒙森所言，韦伯在方法论上的立场实际上比他自己所愿意公开承认的更为贴近马克思的视角，他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意图通过理想类型的构建，在普遍历史的广阔背景下描绘现代社会的核心发展脉络，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的卓越概论有众多相似之处。〔4〕韦伯的理性化悖论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都以资本为中心展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并殊途同归地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生存与自由的困境。尽管他们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其理论分析的共通价值势必值得重视。

二、现代化困境：超越与维护的路径选择

在解决现代化问题上，韦伯倾向于温和的改良主义，马克思则秉持激进的革命主义立场。韦伯反对采用暴力革命手段，主张在维护自由民主的基础上恢复世俗活动的神圣性，呈现出一种无力的悲观态度。相较之下，马克思则坚信通过系统性的制度革新与爆发式的革命行动，可以解放人类的实践活动，使之挣脱不合理社会结构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他奉行着辩证的乐观态度，坚信通过自我变革可以超脱异化，他比韦伯走得更远。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是自然演进的历史过程，是对人的本质的暂时性否定。资产阶级的消亡，根源于其内部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与冲突，这一历史进程是社会经济形态自然演进与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的发展变迁必将催生出新的阶级力量，引领社会不断前行，最终朝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深层次的揭示向我们展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类本质是在现实社会中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的实践的历史发展的产物”。〔5〕但同时异化劳动将原本应作为目的的自主与自由活动降级为纯粹的手段，进而将人类特有的类存在本质扭曲为仅服务于肉体存续的工具。由此，人类对自身类本质的自我意识在异化的作用下发生扭曲，以至于类生活本身在个体体验中沦为达成生存目的的手段。〔1〕由此，马克思得出，人的解放不是理论上的虚无追求，而是迫切的现实问题，他寄望于社会性的实践力量以应对结构性冲突和社会矛盾。具体而言，这一解放过程包含三个核心层面。首先，必须克服私有制和分工的局限，推动社会化生产的深入发展。只有当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人们才能获得充分的物质基础，从而为个体自由与个性的绽放铺平道路。其次，达成自由个体间的联合，是终结社会割裂与无序状态的核心路径。这种联合旨在构建一种契合人性、促进人类全面成长的社会架构。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不再孤立无援，而是依托集体的力量实现个人潜能的最大化，共创美好和谐的未来图景。最后，马克思强调，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露资本逻辑的虚伪本质和冷漠行径，呼吁人们超越物质化观念的禁锢束缚，觉知自我意识。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自我反思，人类将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解读、对唯物辩证法僵化的理解，致使忽略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个体精神的重要性程度。这种忽视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世界的阐释效力，而这正是韦伯探讨的核心所在。

在韦伯看来，现代性危机已从物质短缺的经济危机转向深层次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触及社会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文化认同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等多个维度，揭示了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潜藏的文化冲突。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面临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与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迷茫与困境。韦伯一方面怀揣着乌托邦式的愿景，期待一位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先知能够横空出世，以超凡的感召力引领人类走出现代性的迷雾，重归精神的家园；但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先知降临几乎成为不可企及的奢望。正是基于这种既期待又无奈的心境，韦伯将目光转向了更为现实的层面——即在黑夜的漫长守望中，深入探究个体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价值追求的变化轨迹。他深刻剖析了现代性崛起所带来的精神困境，即个体主义和宗教精神的凋零，“在这种文化发展的这个最近阶段，‘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6〕

韦伯专注于如何促进并保证资本主义沿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其关于未来路径的构想就是要回应现实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分追求，探寻一条传统的回归路径。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个体精神维度缺失的良好补充。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其已触及发展瓶颈，内在矛盾难以调和，预示着不可避免的终结命运。他深刻剖析了现代社会面临的根本挑战：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与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之间的固有张力。这一冲突在现代科学与理性主义主导的社会行为中尤为凸显，且难以通过理性自身的力量得到根本解决。韦伯意识到，尽管工具理性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基石，但其过度膨胀无疑将侵蚀价值理性的根基，引发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危机。遗憾的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显乏力，难以有效应对这一理性悖论，从而难以彻底根除伴随现代化进程而生的诸多弊端。韦伯未能找到解决理性化悖论的直接途径，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则为解决这一悖论提供了可能。

在现代性困境上，马克思和韦伯的解决方案虽各有侧重，却也可以相互补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更宏大叙事上的人道主义底蕴，他挑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生矛盾，得出了革命变革的必要性，然而，他对于个体精神危机的救赎论述略显抽象，更多地停留于一种理想化的憧憬层面。这种理想追求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很难有效地推动人类走出“物质死亡”的迷局。韦伯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资产阶级代表，他的立场自然倾向于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而非颠覆。但这也决定了他从存在主义和个人主义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现代性所带来的精神危机，提出了保持个体尊严和精神价值的可能路径，为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挣扎于心灵困境的个体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指引，为救赎之路的艰难实现补充了精神层面的慰藉。

三、现代性出路：“人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物质繁荣与经济向好并行，但同时也伴随着个体精神空虚与自我认同危机的加剧。提升历史唯物主义对当前人类境遇的解释力，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我们仍缺乏至关重要的辩证思维，未能充分揭示其对现实世界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深刻剖析与变革潜能。为防止其精神文化层面的阐释陷入简化或实证主义窠臼，亟须充分挖掘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强调，并批判性融合如韦伯个体精神分析模式等多元理论资源，以此丰富唯物史观的人文维度，突破既有研究框架，开辟理论创新的新路径。

为探寻出路，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将批判重心从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转向对资本逻辑的社会实践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多维且开放的理论，强调实践变革，“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7〕在认识论层面，唯物史观超越了传统自然法框架下的理性规范，跃升至实践理性的新境界，它摒弃了机械决定论与传统唯心主义的偏颇，将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持续动态、客观发展的复杂系统；在方法论层面，它遵循辩证分析的原则，拒绝静态、封闭的解释框架，主张在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寻找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在发展中持续自我反思与调整，以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需求，牢固确立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石地位，同时敏锐洞察到生产关系变动对社会结构及文化意识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唯物史观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塑造。它不仅聚焦于经济层面的解析，还深入探讨了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其实践理性思维要求我们在审视社会变迁时，既要看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亦不可忽视上层建筑对社会意识和文化发展的引导作用。从更广泛的角度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洼池，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心理定式往往将其误解为一种仅立足整体，而忽视个人的理论，这显然是错误的。

个体自由是唯物史观潜藏的主题。在谈及马克思的自由观时，我们往往首先想到“自由王国”“自由人联合体”等概念。这似乎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主要指向一个“总体性”的方案，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解放。但是，这一整体性的追求并未忽视个体自由的实现，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个体的自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全体成员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个人权利的体现，也是促进他人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关系的总体解放确实是马克思自由方案的根本实现路径，但个体自由同样是马克思自由方案的内在组成部分，它是总体性解放在现象层面的必然结果。这种自由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中个体自由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紧张状态，展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境界，即在集体中实现的个体自由与在社会中达成的普遍自由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马克思自由观中的个体自由值得在当代重新被挖掘。

再结合韦伯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探寻效率与人性需求的微妙平衡。韦伯强调复兴价值理性的权威，以之作为工具理性的制衡力量。他提出审美现代性的概念，作为工具理性的反向力量，旨在防止其过度渗透并控制社会各个层面。审美，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判断方式，通过其非功利性的价值追求，能够缓解或减轻工具理性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赋予个体挣脱理性桎梏的自由。随着社会的理智化与合理化进程，艺术承担起了一种世俗救赎的使命，它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对抗理性主义的过度膨胀。它通过对人生意义的审美重构，填补了宗教衰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彰显了个体差异与独特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工具理性对个体的强制性塑造，实现了对工具理性单一逻辑的有力反驳。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工具理性的深刻反思，更是对人类精神生态多样性保护的积极尝试。

在韦伯看来，我们首先要重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避免个体被纯粹的经济理性所吞噬。面对碎片化和流动化的现代世界，重塑稳固的价值体系，实现个人主体性的复归。同时，文化和精神生活也需要重拾及复兴，寻回世俗生活崇高的价值感，以填补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价值真空，实现现代性的自我完善与救赎。此外，更需倡导多元价值观的共存与融合，避免单一价值观的独断统治。碎片化意味着多元性的交织，集体认同感应源于共鸣而并非压迫。韦伯以其作为社会学家的敏锐视角和审慎态度，为多元文化并存与价值观多样化背景下人类精神世界的重构提供了启示。其思想不仅是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更是对现代社会所急需的平等对话机制的呼吁，他倡导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促进不同视域的融合，共筑多元而和谐的社会图景。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人类意识深度与广度的拓展，更是对共同价值追求与文明进步的不懈探索，对倡导多元社会的当下颇有裨益。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如萨特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存在着人学的空场”。它不仅局限于对人类物质生活层面的探讨，反而，在更深层次上，廓清了现代人生存困境与其精神世界的密切交织。〔9〕我们应避免将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看作彼此孤立的二元对立，而应将它们置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脉络中，进行深入的辩证考察。要增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解释能力，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复制或盲目追随韦伯等人的理论框架，而是应立足于唯物史观，紧密关注时代脉搏，不断创新和开拓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叙事。只有采用这种动态融合的方法论，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和全貌。

回顾马克思和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及其潜在互补性后，我们可以明确，二者并非全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足的。马克思侧重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韦伯则运用历史分析视角，专注于社会变迁中的个体情感与价值系统。二者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出发来探讨现代性问题。将这两种方法论融合，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性的复杂面貌。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持续地反思、调整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以期在保留物质进步的同时避免精神世界的荒芜，实现物质进步与精神发展的双重目标。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人的主体地位，这种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原则才是对理性化的真正超越。

总之，在现时代，物质世界的浮华和精神世界的失落仍然是我们的通病。在现代性启蒙之后，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理应得到更系统更充分的探索与挖掘。人不能永远只停留在肉体层面，唯有以灵魂来塑造自己，通过知识创造价值。然而，现代人因“祛魅”而陷入思想上的困境，丧失追求更深层次思想生活的信心。但是，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资源和智慧，来构筑一个更加多元且深刻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剖析，其洞见至今依然掷地有声，他们各自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再审视与再批判，引领着现代哲学的新启蒙思潮。对二者现代性理论进行跨维度的对比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现代性困境的理论认知，更是一项亟待深入且需要持续开展的理论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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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沃尔夫冈·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M].阎克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5.

[5]杨慧芝,李丽,许芷菁.完善人的文化属性:劳动教育的价值及其实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4,44(3):1-10.

[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75.

[7]习近平.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N].人民日报,2020-10-11,(001).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9]刘举,李建玲.现代性的悖论与出路——基于马克思与韦伯社会史观比较的视域[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4):27-38.

张晶，女，吉林吉林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朱宇婷，女，湖北荆州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刊于《理论界》2025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