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重要特征。新质生产力概念及其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原创性、标识性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在系统化、学理化的基础上，以之作为切入点来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新质生产力有严格的质的规定性，一是需要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生产力要素的新质态来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二是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产业竞争力等新动能角度来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作用。虽然新质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不能泛化，但发展新质生产力外延具有广泛性，包括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构建的新型生产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调整，二是为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生产关系调整。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重要特征。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可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相互促进螺旋式上升的。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多年，中国着力改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支持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要进一步发展，不能停留在已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还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提升。从生产力端产生新动力，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就是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新动能，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概念及其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首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原创性、标识性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在系统化、学理化的基础上，作为切入点来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从生产力要素的新质态把握新质生产力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三要素有不同的特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就反映在这三个要素的提升上。如习近平所说，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二十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要求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
第一，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其作用不仅在于其劳动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劳动能力的提高。劳动者要素可分为简单劳动者和复杂劳动者。由于新质生产力以新科技为基本特征，与此相应，复杂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所体现的复杂劳动者的生产力作用明显增强，表现为人才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即使是简单劳动也会有质的提升。马克思说：“简单平均劳动本身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性质。”这意味着简单劳动的简单性也是动态的、历史的。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新科技知识和技能、数字素养、适应数智时代劳动主体的人机并存，能够运用网力算力赋能的劳动手段，快速适应数智化机器设备，能够适应、驾驭与人工智能、人机交互型机器人的密切合作。由此，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费用也相应增加。
第二，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区分经济时代，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每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体现在劳动资料的突破性改进及广泛应用上。在进入大机器生产以后，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工具，如智能手机、互联网平台、云计算、机器人、无人机等。伴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智能传感器、自动装配线、工业机器人、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设备等成为新型劳动资料。提供这些新生产方式和劳动资料的产业同时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新科技产生的劳动资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简单劳动的岗位，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复杂劳动岗位，甚至具有人不能及的功能（如人工智能）。
第三，劳动对象质态的跃升。劳动对象主要涉及能源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人类劳动所使用的劳动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对大自然的索取。新征程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就是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需要绿色技术的支持，依靠绿色技术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相应的劳动对象质态跃升，一是进行能源革命，以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涉及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地热能等，新能源革命不仅涉及新能源的开发，还涉及新能源的应用。二是开发并应用绿色技术提供绿水青山和生态产品，包括可再生的新材料。新材料涉及碳纳米材料、仿生材料、光电子材料等。这些新能源和新材料克服传统能源材料的不可再生性，能够降碳增效。除了能源原材料及自然资源以外，数据在作为劳动资料的同时，还成为劳动对象。在许多生产场景中数据收集、处理就成为劳动对象。海量信息和数据突破空间的限制，具有可持续、可重复、可共享使用的特征。
在上述三个方面要素质态的跃升的基础上形成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这三者的优化组合所产生的结合的生产率，即全要素生产率。原因是这三个要素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补充关系。特别要注意到中国劳动者人数的绝对量减少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强烈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按照15—59岁来划分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202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5473万人。今后一段时间还会呈下降趋势。这个缺口只能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弥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不仅需要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还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和劳动资料的改进，各种要素根据各自的供求状况及对生产力贡献的权重进行优化组合。不仅如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以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
二、从新动能角度把握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先进生产力质态就是发展的新动能。
生产力性质及质态有新旧之分。相比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就是说，生产力水准和质态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它会不断地产生新质生产力。每个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的“新”都有时代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述了当时英国的情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显然，这里所讲的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就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新质生产力。依托这些新质生产力，英国率先进入现代化阶段。
就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就是生产力基础，进一步说是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基础，也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先进生产力。其实，先进社会生产力不仅是个比较的概念，也是个动态的概念。现在中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仍然不能说中国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原因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赖其先行优势，不断地创新技术，创新产业，由此其生产力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一百多年前讲的先进社会生产力是机器大工业，21世纪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应该以现阶段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参照系，即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及其产业。
从生产力方面讲，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主要是科技和产业的差距。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就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准。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模仿和引进世界科技，明显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但是不可否认，在科技和产业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在科技和产业高端化水平上。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跟跑，不仅要在更多领域与西方国家并跑，而且要在一些重要领域领跑。只有在科技和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才能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了。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弯道超车。
从世界范围看，几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产生新型生产力，每个时期的颠覆性新科技都推动了生产力质的飞跃。第一次产业革命产生的机械化，第二次产业革命产生的电气化，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生的信息化，当前的数字经济产生的数智化，正在成为新时代推进现代化的新动能。
本来根据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后发优势在于通过引进和模仿，从发达国家获取技术。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后发优势只产生于其与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科技和产业上存在较大差距时。后发国家的科技和产业现代化水平越是接近发达国家，越是引不来高端技术。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中国的科技不断发展并接近现代化水平时，就会遇到发达国家的断供和“卡脖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因此，进入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科技要自立自强，产业要实现自主可控。这就要求中国的科技和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同一新质生产力赛道。西方发达国家研发的新科技、发展的新产业同样都是中国需要研究和发展的。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新科技产生的科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新科技属于国际前沿的科技，是颠覆性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涉及研发并整合好科技创新资源发展新科技，应用新科技实现产业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质生产力推动，就需要发展国际最新科技。现在人工智能、新能源、高性能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不仅要受到关注，更要有所突破，涌现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第二，新能源新材料产生的绿色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建立在绿色发展基础之上的发展。这就是习近平指出的：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既涉及新能源及其带来的能源革命，也涉及绿色技术所产生的绿水青山效应。从能源的角度，已有的工业革命成果被称为“化石能源的时代”。化石能源至今仍然是各个产业的能源基础，但已经属于旧质生产力，说它是旧质生产力，这是因为：第一，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日渐枯竭。第二，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运转乏力；第三，使用化石能源的工业活动造成的碳排放破坏了地球和气候生态系统，并危及人类健康。这就提出了寻求新能源的能源革命的要求，“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将产生改变世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需要指出，新能源革命不仅是发现和开发新能源，还涉及新能源的应用，这是新能源革命的延伸。中国正在进入世界前列的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就是新能源革命的成果。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本身就属于新质生产力，由此催生以新能源（绿色能源）新材料为基础的新科技和工业革命，并且实现国际产业竞争中的“换道超车”。
第三，数字经济产生的数字生产力。数字经济是当前阶段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数字经济是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形成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广泛经济活动。当前世界范围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新赛道。数字经济包含了数据、算力和算法全新的三个要素，这三个方面赋能各个产业，并且赋能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产生新质生产力效应。数字技术越是尖端，算力越是强大，算法越是先进，数字平台规模越大，应用越是广泛，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越大。现在数字经济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云技术、大数据、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尖端技术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广泛应用成为数字经济新阶段。
三、围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和产业创新
需要严格区分新质生产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新质生产力严格定义为颠覆性科技及其引发的生产力的质变。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质的规定性不能泛化，不能降低新质生产力的标准。发展新质生产力则是以新质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为目标，其外延具有广泛性。这涉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科技和产业从质变到量变可以放大新质生产力效应，量变到一定阶段产生质变就能培育出新一代新质生产力。克拉克将创新过程分为基础性创新、改良性创新和营销性创新三个阶段，其中基础性创新是科学新发现推翻了现有方法，根本地改变了技术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创造出全新的技术路线，对技术和市场都会产生影响。这种创新相当于我们说的颠覆性科技，即体现新质生产力的质变。改良性创新是建立在新发现的成果和现有的市场之上的创新。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可能产生多项新技术；它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产品和新服务。其意义不仅在于进一步放大体现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创新的效应，而且促使依靠基础性创新成果的量变产生新的质变，从而培育下一代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讲，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通常讲的国家创新体系涉及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根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研究不可分，统称为科技创新体系，除此以外还要加一个创新体系，即产业创新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
（一）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高水平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源头。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发现，也就是知识的创造；二是科学的应用。马克思把前者称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后者称为直接的生产力，这就是他说的：“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科学毕竟不是技术，在未与生产结合之前，它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一般生产力；科学只有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才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正是科学与技术结合一起的科学技术成为发展生产力的要素。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作为生产力要素表现为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首先是推动工艺过程的变革。“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就像在机器生产中，每个分工环节“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其次是生产工具的变革。“随着科学不断取得成就和科学的应用，固定资本中每年经常应该补偿的那部分以更具有生产效率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表现为：“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械等等所代替……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第三是改善自然条件，突破资源的稀缺性。从自然资源的科技进步来说，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利用自然资源的科技进步。就土地来说，土地肥力首先是指自然肥力，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这就是说，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从经济学方面说，总是同农业化学和农业机械的现有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当时还发现：“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这就是循环经济的思想。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实际上指出了科学成为生产力要素从而成为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是科学被用于生产过程。科学不在生产中应用，束之高阁，就不是生产力。科学在生产中得到应用，技术连同科学一起成为生产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体现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的生产力作用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工艺过程的变革；二是促进生产工具的变革；三是改善自然条件，突破资源的稀缺性。现阶段的科技创新之所以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表征性的是其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直接创新新产业。所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水准及其所占比重反映社会生产力性质是旧还是新。
库兹涅茨说，科技和产业的“时代划分是以许多国家所共有的创造发明为依据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特殊真理”。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必须进入世界科技创新的新赛道。在现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有的创造发明是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科技。这些新科技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就需要与发达国家并跑。只有在与发达国家并跑中的科技创新才能进行平等的与新科技相关问题的国际交流和对话，提升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突破发达国家对中国断供的“卡脖子”技术。不仅如此，还需要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这种领跑者地位不是在实现现代化以后形成，而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就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例如当前在绿色科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量子科学等领域进入国际前沿，就可能实现超越和领跑。相应的，科技发展战略包括：根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根据人才是第一资源，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根据创新是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基础设施和通用技术提出了强烈需求。当年的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就是为全社会通过互联网平台跨入了数字经济的大门。今天同样需要加快与新质生产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新基建打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大门，主要涉及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基础设施，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融合的基础设施，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等。
（二）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依托新科技，落脚点在新产业。根据波特的竞争力理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竞争力是以产业为度量单位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就有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要求。新质生产力概念及其内涵实际上赋予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内涵。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是指三次产业结构的产业基础高级化，另一方面是指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未来产业依次递进的体系。所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水准及其所占比重反映一国社会生产力质态。这样，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基础高级化。新质生产力提供的高级化的产业基础不仅决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代化水平，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路径。传统产业面广量大。传统产业不等于低端产业，指的是满足传统需求的产业，但不等于其产业基础就是低端的，绝不是指停留在传统技术基础上的产业。其产业基础不升级就要被淘汰。传统产业只有在其产业基础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才能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产业基础来说，前几次产业革命提供的产业基础分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当前高级化的产业基础就是习近平讲的：“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着力点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首先是与产业深度融合，使各个产业得到数字化改造，促进利用最新数字技术创新新产业；其次是与企业运营深度融合，促进企业运营数字化。就如某个制造业企业家所说的：核心业务全在网上，管理流程靠软件，产品都能智能化。第三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技术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尤其是攻克前沿性的人工智能，云技术、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并扩大其应用场景。具体到三次产业结构，首先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其次是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平台，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安全稳定的供应链。第三是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关键是利用生物技术创新成果，从种子开始优化农产品品质，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抗病抗灾能力。利用电商平台，畅通并扩大农产品市场。
二是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方向就是习近平指出的：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深度融合中发展起来的，是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现代化需要抓住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新机遇，同发达国家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并跑，并且要站上世界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习近平近期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讲话中明确：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是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新科技和产业革命融合的直接影响和重要特征是产业生命周期明显缩短。今天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明天就可能不新了。由此提出超前布局和培育未来产业的迫切性。未来产业会随着技术的成熟、扩散，以及市场的认可，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成为对经济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成为主导产业，从而使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升级。当然，未来产业毕竟是未来的，充满着变数。因此，超前布局的前提是准确选择以及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调试纠错。中国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四、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建立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就是习近平强调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习近平在说明新质生产力概念时用了“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的概念。整合就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这种新型生产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调整，二是为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生产关系调整。在理论和实践中，不能将适应和促进两者混为一谈。前者是指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调整，后者是指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建设，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一）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着力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调动新质生产力的原动力，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适应新质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重点是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贡献及其价值，并且在收入分配上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是数字经济，因此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调整突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放得活”“管得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这样，与以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主要有以下要求。
第一，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平台和技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例如，数字经济平台和技术可以打破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大数据和区块链可以克服市场信息不对称；数字平台和技术可以提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有效信息，为保障公平竞争提供新的手段；互联网平台及其提供的大数据，可以通过对大量用户信息与行为数据的分析，准确甄别企业信用及其行为；信用监管的智能化可以有效克服因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所有这些在市场经济中得到运用就可为放得活和管得住市场提供现代手段。
第二，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财产权制度。以往所讲的财产权一般都是物质产权。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突出出来了。一方面，转向创新驱动，需要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包括数据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需要对数据产权确权，原因是数字成为数据需要利用平台进行采集、利用一定的算法进行处理才能形成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功能。需要根据数据功能对数据产权准确确权（产权及产权价值）。数据要素的使用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效应，需要在数据流通中保护其产权实现数据价值。
第三，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准入和共享。现代社会中大数据是比石油资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但在现实中数据资源由于独占和分割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原因是数据要素市场很不健全，即使存在也是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是信息最不对称的市场。因此促进数据要素在流通和共享中充分发挥作用，关键是针对数据要素的不同种类（技术性数据，市场性数据，公共性数据等）建立和完善各类数据要素市场。利用数字经济平台融合企业和市场的功能，实现数据在部门间互通共享，消除数据要素部门间、区域间、平台间、企业间流通壁垒，使信息、物流流通更加顺畅，形成市场准入的空间拓展机制。
第四，建立数字经济平台的自律性规则。数字经济中平台和网络代替市场后，虽然互联网平台能够提供较为充分的信息，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仍然会在平台上反映出来。其现实表现是，网购中的假冒伪劣，电信诈骗屡禁不止；平台垄断和无序扩张会破坏公平竞争。平台自律是“管得住”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平台需要建立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自律性制度和规则，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从线下转到线上，完善线上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对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甄别和判定能力。数字经济领域的失信问题不仅需要针对性的制度安排，还需要利用数字经济提供的技术，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推动建立信用治理新格局，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建立健全以平台为基础的新型信用监管机制，即监管部门监管平台，平台监管平台参与者。
（二）构建全面支持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新型生产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指科技和产业相融合的创新。各种科技创新资源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来整合的。整合的重要功能是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打通颠覆性、前沿性科技向新产业转化的堵点和卡点，促进新科技的产业化创新。起整合作用的既有市场作用，又有政府作用。
首先是基础研究机构和研发平台的整合。新质生产力源于处于国际前沿的颠覆性科技并最终落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只是科技创新，也不能只是产业创新，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的创新。相应的创新主体不只是企业，还有作为知识创新及基础研究主体的大学。一方面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性基地。基于这种作用，大学及其科学家都不能孤立地凭自己的喜好进行创新。要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以产业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为导向，创新未来产业技术为导向。不仅如此，还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促进新科技向新产业的转化。另一方面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由于创新源不完全在企业，更多的来自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成为孵化新技术新产业的投资主体。围绕产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核心技术的协同创新的机制即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涉及大学实验室、孵化器、研发机构之间的联系，科学研究、中试、产品和技术开发之间的合作和反馈。在大学与企业共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科技创新和导向市场的直接互动，不仅是知识创新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互动合作，还包括科技创新与创造消费者的协同，既引导科学新发现孵化新技术的导向，又引导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导向，也就大大缩短传统的市场导向的创新模式中所要经历的“试错”阶段，因而可以加快产业创新的过程，减少创新的风险，使创新的技术和产业既进入前沿，又有市场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地。产学研各方共同建立研发新技术的平台和机制，共同参与研发新技术。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企业和大学建立的研发共同体成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在大学与企业共建的协同创新平台，可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有企业家所关注的商业和市场价值，也有科学家所关注的科技价值。既有企业家提供的市场导向，又有科学家提供的科学导向，还有大学提供的新技术人才的培养。这些方面协同作用正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真谛。与此相应，各个方面的创新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更多地投向孵化和研发新技术环节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就体现对创新要素的整合。
其次是产业和风险投资机构的整合。体现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创新无一不是新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投资实际上是风险投资。这种投资是有风险的。有风险可能存在风险厌恶。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孵化新技术的创新投资也是风险投资，与自己的长期发展密切相关。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可能理性地指导创新行为，通过不断地调整技术路线以适应创新目标，从而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科技成果产业化最为缺乏也最需要的是金融支持。无论是风险投资家还是一般的生产企业，进入孵化新技术阶段，其投入的资金不可能都是自有资金，大部分需要依靠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这就提出对科技金融的需求以及金融自身的创新要求。如果说创新科技成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那么金融支持就是其充分条件。针对孵化新技术阶段存在风险的特点，需要鼓励专业的创投公司进入提供创业投资。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深度结合，促进金融资本开展以科技创新成果孵化为新技术、实现产业化为内容的金融活动。这样，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科技金融的主体。由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紧靠知识创新阶段，此阶段产生的创新成果同时具有明显的外溢性（公益性），并不只是具有私人属性。因此，政府参与这个阶段的投资就很有必要了。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机制可以弥补缺乏市场性风险投资的不足。当然政府介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投资，不是代替企业和私人投资，而是以产业基金的方式起引导作用。这对培育创新创业的耐心资本有促进作用。
第三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整合。这是鼓励创新的市场化途径，对培育未来产业有特别的意义。未来产业既要有处于国际前沿的科技，又要有未来市场价值。未来产业的研发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会产生沉没成本。因此人们把这种创新称为“试错”过程。成功的关键是构建起未来产业创新的体制机制生态。未来产业的创新一开始靠的是创意。科技创新成果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基础性成果，在此基础上转化为新产业重要的是创意。实践证明未来产业的创新并非都是预先安排好的，预先安排的并非都会成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创意成为未来产业的现实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的风险。而且，产业创新本身是系统工程，未来产业一般是创新型小微企业甚至是某个创新者首先提出创意的。创意成为产业化的现实涉及创新项目的选择和判断，中试，各个方面的技术支持，风险资金支持等。所有这些不可能靠某个提出创意者就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整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大繁荣》一书对此种景象描述为：“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被他们召集过来提供技术支持。事实上，现代经济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成为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具体地说，参与创新和创业的，除了有创新构想和创意的人士或企业外，还有不同投资主体参与风险投资，例如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公司，还有不同生产商对新创意进行转化，还有人对创新成果进行各种市场推广，连终端客户（消费者）也要进行评价和学习。将这些方面合起来，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含义。当然，一些有实力的企业砸重金进行产业化研发也不是不可能的。显然，所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指人人创业，而是指创新创业的大众参与，每个人各尽所能参与创新创业。而要形成这种创新创业氛围，前提是经济要有活力，从体制机制、文化理念、社会认同上形成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氛围。
既然创新未来产业存在不确定，创新失败的概率很大，不仅涉及技术路线，还涉及市场接受程度。不断地“试错”才会成功，失败后再次创新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因此，社会给予创业者足够的宽容，就是给成功以机会。因此，产业创新的容错纠错机制就是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具体地说，针对产业化创新的创意，如果创意取得成功并被采用后其创意价值应该得到实现并获得相应的收益，但创新不成功，只是承担创意价值没有得到实现的风险，相对风险投资者来说经济风险较小。实际承担创新失败经济风险的是风险投资者。中国为激励创新，激励风险投资，政府建设科技园、参与建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政府在这里提供的引导性投入实际上也是风险投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风险投资者的风险压力。
最后是政府引导机制和政策的整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离开政府的引导。政府的引导除了提供国际前沿的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的信息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水平基础研究和新技术孵化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服从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着眼于原始创新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考虑，推进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使其为科技和产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前沿性知识和思想。大学与企业共建高新技术研究院，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也需要得到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二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要落到实处，包括建立政府和企业共同设立的未来产业引导基金，增强为科技型企业的产业化创新提供风险投资的能力。发展和完善科创板之类的资本市场和其他各类风险投资市场，使创新未来产业的投资进出顺畅，鼓励更多的耐心资本介入创新投资。三是提升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各类科技园、产业园是科技和产业融合的创新高地。正像新产业的生命周期缩短一样，已有的科技园产业园集聚的科技创业的生命周期也在缩短。其升级要求更为迫切。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升级各类科技园、产业园。具体途径是迭代升级。把代表旧质生产力的项目和产业逐步移出科技园、产业园，腾出空间，做强新质生产力项目，吸引下一代新质生产力项目直接发展体现新一代新质生产力的新的科技园和产业园，如以人工智能为特色的科技产业园。
（三）构建人才作为第一要素的新型生产关系
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综合国力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那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生产力中劳动者要素跃升的重要体现是，从事技术、管理和数据劳动的复杂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优势不是一般的劳动力要素，而是各类人才要素。基于教育、科技、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新型生产关系的着力点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设人才高地。
首先，人才链对接创新链。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推进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无缝对接和深度融合。由此提出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部署人才链的要求。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涉及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整合。做强“人才链”就能激活“创新链”和“产业链”。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看，产生颠覆性科学技术并且得到广泛应用的创新人才链涉及人才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研发人才，管理人才，创业人才，技能人才等。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创新阶段发挥能动作用。高科技人口密度决定一个地区的新质生产力的密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指的是各个地区发展的新质生产力项目不可能是同质的。不同质的项目对专业性创新人才有不同的需求，因而可能给专业性人才提供充分展示才干的用武之地。这样，在人才市场上高端的专业性人才的流动和集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常态。为此需要建设全国统一的人才大市场，打破人才流动的行政性障碍。与此同时，各个地区需要创造集聚创新人才的环境。一个地区集聚人才的环境非常重要，相应的改革措施主要涉及：城市化水平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水平的提升促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同时，所在单位的科研条件及自由探索的环境对吸引高端人才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人才链与创新链对接关键在培育和打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洞察力和领导力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企业家。这两方面人才可以说是人才链的链主。
其次，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战略关键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战略人才力量是指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的各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战略科学家，既包括谋划科技长远和全面发展的战略科学家，也包括在某个专业领域起引领作用的领军科学家，主持大科技工程的技术总师、工程总指挥等，他们既精通本专业业务，又有放眼世界和未来的战略思维，能洞察科技发展、国家重大需求、国际竞争的趋势。现阶段需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卡脖子”领域核心技术人才和产业发展急需人才。引进和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战略性创新高地的建设，为战略科学家及各个科学领域的领军创新人才及团队提供用武之地，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二是构建起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制度体系，积极打造吸引集聚全球高端人才的开放创新生态。这是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的领军作用的制度保障。其中包括建立体现各类人才价值的评价、激励机制和环境。各类人才在创新体系中的职能和作用不同，需要分类评价和分类施策，在创新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发现与评价、使用与管理、分配与激励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尤其是要给战略科学家充分信任和科研决策权。
第三，弘扬科技企业家精神。企业是创新主体，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关键是企业中要有创新的组织者。这个组织者就是企业家，尤其是科技企业家。对企业家的创新素质和职能，从熊彼特开始经济学家们早有一系列的界定和论述。根据熊彼特的定义，经营者只有在从事创新活动时才能成为企业家。“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它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它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自然是一条规则。”创新有风险，厌恶风险就没有创新。因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被归结为敢冒创新风险的精神。企业家不但不厌恶风险，而且敢冒风险、勇于开拓、不断创新。这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根据新质生产力要求，对科技企业家来说，只是具备创新精神还是不够的。在科技创新中，一方面科技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素质，敢冒风险，能够洞察市场需求，体现以市场为导向。另一方面科技企业家具有科学家的素质，有科技视野，敏锐地发现并引领新质生产力的趋势，成为孵化新技术新产业的引导者，体现创新成果的先进性，就像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当年发现IT并引领了互联网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现在马斯克、库克正在引领以空间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中国的任正非引领了以新一代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科技企业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引领作用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各类创新人才的集聚和培育很大程度上靠科技企业家的作用。人尽其才是对人才的最大吸引力。其次，科技企业家具有协调产学研各方的能力。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大学的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进行集成，对多个主体进入的新技术孵化活动进行组织协调，是科技企业家的基本职能。第三，科技企业家需要主动连接市场和科技创新过程。不只是为研发新技术提供市场导向，还需要为新质生产力导向市场，培育新科技新产业成果的消费者，使开发的新技术和产品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第四，科技企业家的组织职能就在于不间断地引导创新并根据最终的市场目标及时调整创新方向，直至开发出品质更高成本更低的产品进入市场并取得财务回报。根据党的二十大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培育科技企业家，不仅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还需要有效的激励。既要促使企业家具有科学家的视野，又要促使从事科技创业的科学家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
第四，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在教育。技术日新月异，教育不但不能落后，还要与技术赛跑。马克思基于“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的科学判断提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由此，对工人提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正在迅速推进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分工、技能要求及相应的就业的全面流动性。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简单劳动的岗位，而且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复杂劳动岗位，进入人不能及的领域。由此提出“教育与技术赛跑”的要求：一方面科技创新人员的知识要不断更新。适应新质生产力需要，高等和职业教育的专业、学科内容需要超前布局、教育先行。另一方面通过终身教育克服数字鸿沟之类的新科技鸿沟，促使劳动者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断提升就业能力，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大军。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玉珍，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