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6期

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是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基于2011—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深化专业化分工和增强供应链协同三条路径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政府补贴能够强化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融资约束则会抑制该效应的发挥。异质性分析表明，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在成熟期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东部地区尤为显著。此外，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对大型企业的赋能效应更强，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本文在理论上揭示了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实践上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中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命题，其本质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与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扩张和规模积累的增长方式不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更加依赖关键技术突破所引致的生产函数重构、资源配置优化与组织方式变革。当前，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高端芯片等关键数字技术加速突破，凭借其基础支撑能力、技术渗透能力与产业带动效应，日益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因素。然而，在中美科技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以出口管制、技术封锁为代表的外部冲击不断压缩我国技术引进和国际协同创新的空间，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卡脖子”问题仍较为突出。传统依赖外部技术溢出实现技术追赶的发展路径已难以为继。在此约束下，依靠自主创新推动关键数字技术突破，并将其转化为企业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迫切要求。

既有文献多从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或一般数字技术的维度，解释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路径，但对关键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关注不足。相较于易模仿、快扩散的一般数字技术，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处于数字技术体系前沿，具有更高的技术壁垒、更强的专有性和更明显的先发优势，更有可能通过构筑技术壁垒、重塑生产方式和强化产业链主导能力，帮助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因此，深入讨论企业能否通过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提升新质生产力，以及这一过程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理论视角上，既有研究主要从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或一般数字技术维度解释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本文将关键数字技术创新纳入企业新质生产力研究，突出其底层支撑、技术壁垒和产业链牵引作用，从而深化了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第二，在机制识别上，本文在检验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率、专业化分工和供应链协同三个维度揭示其传导路径，并比较其与一般数字技术创新在作用路径和作用强度上的差异。同时，引入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刻画外部支持与内部约束的边界条件，从而拓展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的微观解释。

二、主要研究发现

本文基于构建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测算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结合企业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专利申请数量，实证考察了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模型、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说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进一步比较发现，关键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强于一般数字技术创新，表明关键数字技术具有更强的突破性、引领性和赋能效应。第二，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深化专业化分工和增强供应链协同三条路径发挥作用，且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对不同作用路径的强度明显强于一般数字技术。第三，政府补贴能够强化关键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则会削弱其作用，而二者对一般数字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第四，关键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高科技行业、成熟期企业和大型企业样本，呈现一定的“马太效应”。

三、政策启示

本文认为，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以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为重要抓手，既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又要完善政府支持体系和产业协同机制，推动关键数字技术从“技术突破”转化为“生产力跃升”。

第一，充分释放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赋能效应，夯实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基础。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紧跟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物联网等关键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探索新兴应用场景，推动技术研发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时，企业应协同推进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既要以创新数量响应市场需求、激发创新活力，也要通过高质量创新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企业还应完善数智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员工科技素养与数字技能，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引进和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新质生产力长期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第二，完善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作用路径，增强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支撑。在资源配置方面，企业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对人力、资本、技术和信息资源进行实时监控与动态调度，提高要素匹配效率。在专业化分工方面，企业应依托关键数字技术降低搜索、匹配和监督成本，重新审视业务边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服务商，集中资源发展核心能力，形成“小核心、大协作”的组织模式。在供应链协同方面，企业应基于区块链、物联网和数字平台构建供应链信息共享机制，增强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联合决策和风险响应能力，降低供需错配程度。

第三，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增强企业关键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应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配的金融体制，加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支持和引导企业开展关键数字技术攻关。在补贴政策设计上，应注重精准性和动态性，建立资金智能监管和补贴退出机制，避免过度补贴和政策依赖，实现补贴效用最大化。同时，政府应完善科技信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基金和风险投资等多元化融资渠道，缓解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则应提升政策识别与资源整合能力，积极争取创新补贴，并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和内部治理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融资约束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第四，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构建差异化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政府应根据区域基础、行业属性和企业发展阶段制定分类政策，提高政策供给的精准性和适配性。东部地区应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推动关键数字技术向更高层次应用延伸；中西部地区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增强企业技术吸收和转化能力。高科技行业应聚焦尖端技术研发与应用，非高科技行业则应通过数字化改造和技术服务平台降低技术应用门槛。企业层面，成长期企业、中小企业和资源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应借鉴成熟期企业的先发经验，探索适合自身条件的技术创新路径；大型企业和“链主”企业应通过技术转让、供应链金融、平台开放和标准共享等方式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缓解“马太效应”，全面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