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生产力变革。马克思除了在“技术事实”层面分析机器的发展进程与自然属性之外，更主要是从“社会事实”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机器之间的“互构式”发展，进而在这种“互构式”发展中，辩证地揭示了资本文明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以及在“文明”外衣掩盖下的“伪神圣”和不容忽视的“反文明”特性和弊端。数智机器的出现，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实质性吸纳加深，并呈现出“技术封建主义”的逆向性文明发展趋势。在数智时代重思马克思的机器观，有助于我们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阐释不同社会制度属性中的生产力质态对文明迭代的重要作用，阐明数智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文明意蕴，祛魅资本主义“永恒神话”、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力话语的单一性和中心性。

作者：宋建丽，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樑，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摘自：《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6期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力量，是撬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生产工具的演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机器一度成为资本文明的重要塑造力量。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机器大工业发展对于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历史作用，同时也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机器运用不仅没有带来劳动的解放，反而带来“死劳动”控制“活劳动”、劳动异化、社会分化、人为物役等问题。数智时代数智机器的广泛应用，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乃至生活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数智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耦合，在催生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将劳动异化和资本剥削推向新高度。资本控制数智平台和大数据资源，这进一步强化资本对技术的统治权力，并以“技术封建主义”的逆文明形式呈现，社会的分裂和不平等愈加严重，全球经济呈现愈加两极分化的态势，数字全球化进程中的人类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以人工智能为先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以机器替代人力，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充分释放技术进步对于推动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动力作用。这既是对“机器问题”的现代解答，也是贡献“生产力全球话语”的中国智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机器观的当代价值。

资本逻辑下机器的文明悖论：马克思的批判与揭示

人类文明的开启、发展与生产工具的制造、运用紧密相连，生产工具的演化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在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要想和劳动对象发生作用，就必须借由一定的物质载体，即劳动资料，而劳动资料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工具。文明的发展和演进通常都以“生产工具”的迭代为显著标志，同时“生产工具”又作为相对独立且串联“自然—社会”的结构性要素而存在，对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发挥塑造作用。

机器的产生和发展在生产工具演化史和社会形态变迁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马克思在“技术事实”层面分析了机器的发展进程与自然属性。他认为，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肇始于工具机的诞生，并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具体描述了机器发展的进程：“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因此，机器就是技术的“综合体”，本身呈现物理实体样貌，是由人类设计和制造、由多种不同的技术和组件构成的设备或装置，它依照人类的先在设定而运行，执行特定的操作和任务，并随着人类的实践需要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完善其功能。

除了这种“技术事实”层面的分析，马克思更主要是将机器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条件下，从“社会事实”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机器之间的“互构式”发展。机器对资本生产过程的参与，不仅使生产更加高效化、规模化和精细化，而且重构着产品分配、消费和再生产的方式，形成以“工具自动化”为主要手段的技术发展趋势，不断巩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强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力。简言之，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变量，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文明形态，其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被设计、制造和运用，其本质属性就脱离了单纯的技术工具范畴，成为制度体系的一部分。资本家在凭借对机器的占有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同时，机器也在不断塑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架构、生产组织形式和所有制形式。

如果高度凝练马克思对机器发展进程及其自然属性、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社会属性、机器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剥削结果的系统分析与批判，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机器观始终植根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之中，内嵌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框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及其文明悖论的分析紧密相连，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对“机器”及其文明效应的一种整体性理解与把握。在马克思看来，机器首先体现为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化成果，是科学理性和社会知识在物质形态上的凝结，因而在历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义和解放潜能。换言之，在一定的历史限度内，资本文明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摧毁腐朽蒙昧思想、开拓现代化道路等方面都彰显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效应。然而，在这种积极效应背后，却是“文明”外衣掩盖下的“伪神圣”和不容忽视的“反文明”特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的支配下，机器不再仅仅是人的所谓的“肢体延长、感官放大”，而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存在形式，成为资本统治“活劳动”、攫取剩余价值的结构性要素。正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机器所蕴含的社会知识和生产能力被资本占有，并以技术权力的形式反向支配劳动者，使工人的劳动过程、时间节奏乃至主体性结构都被嵌入由“机器—资本”逻辑主导的体系之中。同时，资本文明的悖论不仅体现在日益深化的劳资对立和社会矛盾之中，还体现在资本全球扩张下的文明专制和野蛮掠夺上。一方面，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另一方面，机器生产通过其高生产效率和低成本优势，迅速摧毁了那些处于相对低阶文明形态的国家，让国外市场上传统手工业产品变得毫无竞争力，迫使这些国家逐渐转型为工业化国家的原料产地，进一步加深了经济不平等和国际分工的固化。

数智机器的新形态与马克思机器观的当代阐释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入关键期，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蓬勃发展，推动人类迈入一个更加智能和高效的历史阶段，形塑了以“数智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特质与当代图景。数智机器以自动化生产、个性化定制、数字化协同等特点，极大增强了生产过程的灵活性、适应性，成为引领新的生产力水平跃升的重要引擎，人类文明本应随之实现进步和跃升。然而，数智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运用，却呈现“技术封建主义”的“反文明”特征。在此背景下，探究数智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内在关联，无疑有助于认清数智时代文明演进的机遇与挑战。

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创造性地提出“一般智力”概念，主要是指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所具有的普遍的知识和技能，体现为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和经验，是整个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起来的集体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数智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一般智力”在数字时代的具体体现。在数智时代重思马克思的机器观及其对资本文明悖论的揭示，可以发现马克思机器观所提供的分析框架不仅没有失效，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更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依然能够有效揭示数智时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

在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控制权日益集中到少数科技巨头手中，广大劳动者被重新纳入高度依赖甚至近似依附关系的社会权力体系之中。这一特征与封建社会时期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支配关系具有某种相似性，因此，“技术封建主义”成为对数智时代资本主义新现象的形象化、隐喻性描述，也成为对资本文明的“反文明”性的有力例证。进一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危机并未因技术进步而得到缓解，相反，技术在资本的绑架下成为一种数智时代的超级权力。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这种新发展趋势显然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文明的倒退。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成为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主要资本形态，其通过网络平台媒介进行资本积累，甚至人类全部的生存活动都日益被纳入资本的扩张范围之内；“数字技术垄断”造成数字平台霸权，占有垄断地位的大科技公司和国家不断抢占数字空间，开展新一轮“圈地运动”，非西方国家或在数字技术领域落后的国家被迫接受发达国家以高昂价值进行的数字技术和产品输出；“数字殖民”成为适应数字帝国主义远程控制和支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掠夺手段，不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大量财富，实现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和渗透，同时还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送到全球，形成资本文明的话语控制。资本文明逐渐丧失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其弊端日益凸显，集中表现为频繁诱发民粹主义及单边主义，造成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国与国之间利益矛盾加剧、局部地区爆发战争冲突、世界范围内数字鸿沟加深，人类文明进程面临严峻挑战。

简言之，在当今世界，技术、资本和政治权力深度交织，数字科技巨头凭借充足的资金与强大的技术能力获得了在数据获取、信息流通、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垄断性话语权，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控制结构。数字科技公司嵌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充当本国政权“代理人”角色，助推发达国家霸权性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巩固，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无疆域统治”，全球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加剧，国际数字鸿沟、数据主权安全、数字伦理治理等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实现技术变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统一，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力质态和发展模式的到来。

新质生产力：破解资本文明悖论的数智文明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判断，明确了数智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在“机器生产”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的数智化、高端化、系统化等具有“新质”特征的重要转变，是生产力“系统性”的优化升级和质态“整体性”的跃迁，更是“社会技术体系规模化更新”与新型“生产力构成要素”乘数级作用的发挥与实现。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有望在实践中破解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数智技术发展困局与技术异化风险，有望超越资本文明的历史局限，形塑人类数智文明新形态。

首先，新质生产力具有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剥削性、等级性、压迫性，推动生产力复归本质，发挥属人性、平等性、解放性的文明效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质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价值取向，明确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进而推动形成以劳动主体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劳动者的价值与尊严得到充分彰显。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从根本上破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抗式”发展，更加强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在“发展依靠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有助推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文明效应。

其次，新质生产力具有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异化性质与历史限度、更新全球发展模式、塑造全球发展秩序的文明效应。在全球产业空心化、金融化与全球不平衡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将有助于打破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力体系中的技术极化趋势与“封闭式”生产模式，展现出独特的时代意义。新质生产力是承接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既承接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又在当前发展浪潮下推动立足于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同时着眼于未来全球发展的新趋势，解决资本过度流向金融导致实体产业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新质生产力带来了生产力发展模式的革新，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促使全球发展秩序重构，进而释放出具有深远文明效应的社会变革潜力，为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平衡、包容、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新方案。

最后，新质生产力具有破解“中心—边缘”型资本文明发展趋势与生产力话语霸权，祛魅资本主义永恒神话，构建更高位阶的“生产力全球话语”的文明效应。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实际，对生产力内涵的创新和重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对生产力发展的深刻洞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贡献了原创性思想。新质生产力将生产力话语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不仅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神圣形象”提供了借鉴，为全球生产力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更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新原则、新方法和新可能。

资本文明无法导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文明必然以更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超越资本文明。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开辟生产力跃迁新境界，是中华现代文明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关键性动力。数智时代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有望打破旧有的全球不平衡发展格局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复归本质，促进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创新和共享，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进步与资源分配，进而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发展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