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能源与碳经济，主要著作有《中国能源效率问题研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特征与减排战略研究：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等。
摘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实现传统发展范式与生产力理论的创新突破。从历史、理论、时代三重维度看，生产力迭代持续重塑人与自然关系，新质生产力依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脱钩，成为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当前，我国绿色生产力发展取得积极进展，绿色低碳技术产业化提速、绿色低碳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加速推进，但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上仍面临一定挑战。培育绿色生产力需从凝聚共识、激发动能、催生产业、健全治理、推动合作五个方面系统发力，以绿色生产力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关联，将绿色低碳从传统意义上的“外部约束”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属性”，其不仅是对传统发展范式的理论突破、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意味着我国对发展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重塑”的历史性跃升，成为破解“增长—环境”二元对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遵循。
我国绿色生产力发展在“十四五”时期取得显著成就和积极进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列为重点任务，为发展绿色生产力作出系统部署。然而，在实践探索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惯性张力仍然存在，同时面临一些理论争论和现实困境。因此，亟须回答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科学阐释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关系，二是当前绿色生产力的进展与现存挑战是什么，三是如何探索构建绿色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内涵
从历史视角看，生产力演化推动绿色发展。人类文明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力与自然环境承载力相互作用、螺旋上升的历史，生产力每一次质的飞跃，都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农业文明阶段，生产力水平有限，人类生产活动的范围和强度始终处于生态系统承受范围之内，人与自然维持着低水平的原始平衡，生产力整体呈现“适应自然”的特征，绿色发展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的被动适应与敬畏。在工业文明阶段，化石能源的大规模开采与机械动力对人力畜力的替代，极大地提升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与此同时，人类生产力的大幅跃升也引发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多重危机，当生产力突破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阈值，绿色发展便呈现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掠夺的特征，生态系统持续失衡。在生态文明阶段，生产力逐步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有效降低生态环境压力；绿色技术创新，持续推动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产业绿色化发展，使各行业的生产过程更加高效、低碳；国际公约、社会规范和政策引导，不断凝聚绿色低碳发展的共识。整体来看，生产力呈现出向更高质态演进的特征，绿色发展本质上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与协同共生的价值取向。
从理论视角看，新质生产力具有绿色属性。基于经济学理论，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主要特征，其重要标志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幅提升，并体现为增长模式由“规模扩张型增长”向“效率驱动型增长”的范式转型。从本质上看，新质生产力是对生产函数的创新与重构，具有天然的绿色低碳属性。首先，新质生产力能推动新的增长模式，实现更高生产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传统的索洛增长模型Y=Af(K,L)中，产出增长高度依赖于资本(K)和劳动(L)要素的规模扩张，这种基于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往往导致要素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并伴随资源能源压力和环境负荷的持续增加。新质生产力旨在超越传统增长方式，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参数A的内生增长，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知识密集型要素的引入，使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前沿向外扩张，从而在既定投入条件下实现更多产出，或在同等产出条件下减少要素投入和能源资源消耗。这种由技术进步驱动的增长模式，从根本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效打破经济增长与资源排放的线性耦合关系，进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消耗实现相对脱钩乃至绝对脱钩。其次，新质生产力能消解非效率要素，推动生产单元向前沿面收敛，并实现效率提升。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微观层面的管理低效、产业结构错配以及市场机制扭曲，一些生产单元长期处于偏离最优生产前沿面的X非效率状态，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外部性问题。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高效能、高质量特征，通过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低效和资源错配，在技术边界不变的条件下，也可通过效率改善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从时代视角看，绿色发展呼唤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作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既是应对全球生态环境约束、支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向绿色发展形态演进的历史必然。首先，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新质生产力是破解“发展-环境”时空约束压力、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引擎。统筹推进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同步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发展战略、减排战略两类任务的交织叠加，带来突出的结构性压力：既要在有限时间窗口内完成产业、能源及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型，还需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打破传统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线性耦合关系。传统发展理念下的生产力，难以在维持现代化速率的同时，确保生态承载力平衡，新质生产力则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全新动力源——即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使经济增长脱离资源环境束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绿色动力。其次，从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来看，新质生产力为摆脱全球发展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思路。当前，全球发展正陷入现代化困境：一方面，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程大幅滞后，一些国家在气候变化上开历史倒车，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生态环境恶化叠加显现；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长期受制于南北技术鸿沟、治理能力短板、能源结构失衡和能源安全压力，易陷入“增长—污染”的老路和恶性循环。在这一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不仅为中国绿色转型的成功实践提供理论阐释，更为世界各国提供一种超越传统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全新路径选择。通过先进绿色技术输出与制度治理经验共享，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共品，助力人类文明从单维度的物质扩张向多维、协同、绿色的高级形态演进。
当前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进展与挑战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我国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绿色低碳技术加速实现产业化，但在推动系统性转型上仍不足。在技术革命性突破方面，我国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正经历从“跟跑”向“并跑”“局部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绿色生产力培育提供重要驱动和坚实支撑。第一，在关键前沿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在氢能产业链、先进储能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关键领域实现从原理验证向工程示范的跨越，涌现出一大批开创性成果。例如，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成功并网，开创全新的发电范式；创新性提出海水直接电解制氢规模化产业化应用的系统评估框架。第二，绿色技术产业化实现规模化扩张。近十年来，中国助力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LCOE）分别下降60%和80%，驱动行业成本革命和能源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等稳居全球第一，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与循环寿命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达到23.4亿千瓦，“十四五”时期，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40%提升至60%左右，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中绿电占比接近四成。第三，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深度融合、加速赋能产业。重点技术领域创新活力持续增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低碳、集约和高效方向升级，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技术底座。2024年，我国双化协同相关专利申请量达2.69万余件，授权量6405件，其中数字化能碳管理、碳排放监测、智能电网、基站节能降碳及绿色数据中心相关专利有效量分别同比增长47.9%、45.1%、17.5%、9.8%和9.7%。
尽管绿色低碳领域技术进步显著，但仍面临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挑战。理论方面，存在“效率—总量”之间的杰文斯悖论。经济学家杰文斯对英国19世纪的煤炭观察发现，蒸汽机的发明虽然能提升燃煤效率，但这一提升反而增加煤炭的总消耗量。这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善虽然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使用成本，却可能诱发总需求规模的扩张，产生“回弹效应”（Rebound Effect）。实践方面，存在原始创新不足、技术路径锁定的问题。我国绿色低碳技术体系呈现出显著的“1-N”特征，即在产业化（1-10）、市场化（10-N）阶段具有明显的全球竞争力，但在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阶段（0-1）仍然存在一定短板。例如，风电、储能等领域的关键工业软件和算法仍高度依赖国外，风电机组主轴轴承、质子交换膜电解槽等关键零部件和材料依然“受制于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的自主性不足。此外，现有高碳产业体系存量巨大，存在一定“路径依赖”“技术锁定”效应，从传统能源结构向清洁能源结构的平稳转型，既面临巨大的沉没成本压力，也存在极高的系统集成难度，尤其在钢铁、水泥、石化等大规模工业应用场景，实施工业脱碳高度复杂。
绿色低碳要素市场化初步成型，但定价与交易上仍面临挑战。在要素创新性配置方面，我国持续探索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生态价值的“价格化”和“资产化”，推动自然资源与生态服务从“环境外部性”转化为“生产要素”，为绿色生产力提供市场保障。第一，绿色要素市场不断扩容提质。在能源和碳排放权领域，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显著增强。例如，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中，有64%来自电力市场交易，其中绿色电力交易量实现爆发式增长，同比增加38.3%；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单一的发电行业扩展到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高耗能行业，截至2025年末，已覆盖重点排放单位3378家，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达8.65亿吨，累计成交额576.63亿元，通过价格信号有效引导企业进行低碳技术改造。第二，绿色金融体系快速扩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项目快速增长，截至2025年底，我国绿色本外币贷款余额44.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全年增加7.72万亿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贷款、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贷款、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贷款余额，全年分别增加3.3万亿元、8173亿元和6461亿元，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关键的流动性支持，也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器”。第三，生态产品价值化加速试点。目前，在浙江丽水、江西抚州等地区已开展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等跨界流域也已推行流域排污权交易，这些地区结合各自实际和基础条件，在生态产品价值评价及应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生态保护补偿、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绿色金融创新等方面展开探索，通过“核算—定价—交易”的闭环机制，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推动自然资本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尽管我国绿色低碳要素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但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深层的理论与实践挑战。在理论层面，一是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效应评估问题。环境外部性内部化会改变能源资源要素和污染排放的相对价格，驱动企业决策者进行要素替代，或激励企业研发和采用节约该要素的技术，对这些效应的评估仍需进一步研究。二是生态资产价值化的科学性和伦理性仍存在争议。生态资产具备高度非标准化、时空异质性等特征，加之核算体系、数据基础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为科学量化生态资产带来现实阻碍。在实践层面，一是预期引导机制不完善。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长期法律保障，交易主体对绿色资产长期价值信心不足，导致市场流动性偏弱，难以形成持续的要素循环。二是制度“碎片化”较为明显。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各类绿色要素交易体系往往限于特定试点范围，在跨区域、跨行业协同上存在行政壁垒，加上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难以形成区域性或全国统一大市场，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阻碍要素流动。三是数字化瓶颈。由于数据要素标准不一、行业信息孤岛现象较多，数字技术在提升绿色低碳要素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加速，但产业发展生态仍有待完善。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方面，我国通过传统产业绿色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以及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不断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构建起多层次、梯度化的绿色产业体系，为绿色生产力的落地提供坚实的载体。第一，传统产业绿色化重塑。通过技术改造与能效提升，传统制造业正经历从高碳化向低碳化的转型。截至2025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8336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22%，并带动地方建设省市绿色工厂1.6万余家；在钢铁、水泥熟料、电解铝等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领跑。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表现突出，通过产业链高度集成，已形成显著的规模效应和全球竞争优势。2025年，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产品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7.1%。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80%以上，锂电池出货量占全球70%以上，电动汽车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已成为支撑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第三，未来产业抢占绿色科技竞争制高点。聚焦未来能源发展赛道，瞄准氢能、核聚变、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颠覆性技术，前瞻布局绿色环保、新能源装备等绿色低碳产业。例如，2025年我国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EAST），已实现“亿度千秒”的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刷新世界纪录；华能甘肃正宁电厂配套全球最大煤电碳捕集示范工程正式投运，推动碳捕集技术迈入百万吨级工业化应用阶段。
尽管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进程显著，但仍面临深层的理论与实践挑战。在理论上存在三个难题。一是“创造性破坏”与公正转型的张力。按照熊彼特理论，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必然伴随着低效产能出清，与此同时，大规模高碳资产的搁浅风险也可能引发结构性失衡，包括就业压力、区域发展差距、产业链安全等问题。二是“波特假说”在绿色转型中的现实悖论。尽管存在环境规制促进创新的机制，但由于绿色生产往往伴随着更高的研发投入、更复杂的供应链标准、更高昂的绿色要素成本，如何平衡产业绿色化带来的成本上升与产业竞争力关系，成为企业决策面临的挑战。三是“污染天堂假说”与全球碳泄漏困境。从宏观视角来看，若缺乏全球协同的规制机制，产业绿色化可能导致污染产能向监管宽松地区转移，从而形成监管洼地成为“污染天堂”，并带来全球范围的“碳泄漏”风险，削弱绿色转型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外部性。实践层面存在三重障碍。一是路径依赖导致“不愿转”。企业受制于既有的高碳发展模式及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加上一些企业绿色转型意识薄弱，在面临生存压力时，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惯性，绿色化转型的优先级被边缘化。二是转型风险导致“不敢转”。传统产业的绿色技术改造和投资绿色未来产业，普遍具有投入规模大、回收周期长、技术不确定性高等特征，由于相关的金融支持体系、风险分担机制尚不完善，导致一些企业“不敢投、不敢转”。三是能力缺口导致“不会转”。由于前沿技术路线存在不确定性、基础管理能力薄弱、专业服务机构匮乏，导致个别企业在应对复杂技术变革时存在“能力赤字”。
推动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路径
凝聚绿色共识，为绿色生产力厚植社会根基。绿色生产力的实现，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文明形态变革。这一进程既离不开物质层面的技术革命支撑，也依赖于价值认同、行为模式与经济结构的系统转型。要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绿色发展价值观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内化”与“共识凝聚”，使其成为社会不同主体的自觉行动准则。政府层面，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此，要打破“唯GDP（国内生产总值)”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指标纳入政绩评价。要加强能源互联网、智能监管平台等公共产品供给，为绿色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企业方面，使绿色转型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布局颠覆性技术路线，推动生产工艺向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跃升。将环境责任纳入公司治理架构，通过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推动企业绿色绩效与资本市场评价、融资成本深度挂钩。对于处在产业链关键地位的链主企业，还要通过绿色采购标准、技术溢出与协作机制，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完成绿色化改造。居民方面，要积极转向绿色消费者、社会监督者。培育绿色消费习惯，通过扩大低碳产品、节能设备及循环利用产品的市场需求，释放导向清晰的市场需求信号。居民要积极利用社交媒体、环境监测平台等工具，对企业环保行为、政府监管成效进行实时反馈与舆论监督。此外，还要通过教育、宣传与文化建设，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转化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
激发绿色动能，为绿色生产力注入源头活水。绿色技术革命性突破与各类新型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是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一是建立自主可控的绿色技术体系。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工程化—市场化”的全链条协同攻关。强化底层原创突破，加大对战略前沿领域的科技布局，聚焦氢能、超临界二氧化碳技术、可控核聚变等领域，突破“0到1”的核心技术瓶颈，提升自主可控水平。加速绿色技术成果的规模化产业应用，通过优化产业链布局，推动绿色技术从实验室向工业级场景大规模应用。二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以新型能源体系为基础支撑，建立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梯度替代机制，在技术选择上保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行发展，确保替代过程的可靠性与平稳性。三是健全充满活力的绿色要素市场体系。绿色市场体系的关键逻辑在于，通过价格机制引导实现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要扩大和深化碳排放权交易、绿证制度的应用范围，强化价格信号对能源结构转型、产业减排的导向作用。要加速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建立健全自然资本核算与补偿机制，促进生态资源向经济资产转化。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健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
催生绿色产业，为绿色生产力开辟战略空间。绿色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梯度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绿色化，实现全链条、全周期的现代化发展。一是传统产业夯实绿色根基。要深化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推动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实现能源效率提升和污染排放降低，在保障产业安全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发展，实现传统产业由资源依赖型向绿色高效型转变。二是新兴产业壮大绿色规模。要强化新兴产业的规模效应，依托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兴产业已形成的规模优势，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链。一方面，通过清洁能源替代、工艺优化和循环利用，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与排放；另一方面，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绿色设计、绿色制造和资源回收利用。三是未来产业植入绿色基因。氢能、可控核聚变、合成生物、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尚处于技术探索阶段，在技术路线选择、基础设施布局和标准制定中，应充分考虑绿色属性和资源效率，通过前瞻性制度设计和技术规范，将绿色要求固化为发展底层逻辑，实现从源头上的绿色锁定。
健全绿色治理，为绿色生产力筑牢制度屏障。健全绿色治理体系，为绿色生产力提供坚实制度支撑。一是完善权责清晰的绿色法治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中心，不断健全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及相关法律标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从单一管控向多目标协同转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导向下，执法实践需在不同情境中统筹权力规范、效率公平与风险防控等多方面要求。同时，通过构建分层分类的责任体系和更具针对性的裁量机制，将生态价值理念嵌入具体制度运行流程中，推动执法方式由事后惩戒向风险预防延伸，由单点治理向全过程治理转变。二是构建高度有序的绿色治理体系。绿色治理体系建设重在实现从“末端监管”向“源头预防与系统协同”的转型。要强化环境规制与市场机制的深度融合，推动治理模式从“命令控制型”向“市场激励与协同治理型”转变。要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治理能力，提升绿色治理的综合效能。逐步推行多层级碳管理制度安排：地方层面开展碳排放考核，行业层面实施碳总量控制，企业层面建立碳管理机制，项目层面引入碳评价标准，产品层面推行碳足迹核算。三是健全稳定可预期的绿色政策体系。在政策上，通过明确时间表、稳定规则体系和可预期的激励约束机制，为绿色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支撑。创新保护和投入激励机制，实施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价格、标准等政策。完善绿色税制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多样化与服务升级，健全绿证市场运行机制，构建系统完备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
推动绿色合作，为绿色生产力贡献中国方案。发展失衡、气候变化都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逻辑天然具备超越国界的特征。一是推动绿色产业全球合作。通过强化绿色低碳产业在上下游环节的深度耦合，促进清洁能源技术、高效环保材料、智能低碳装备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与配置。二是推动绿色技术全球扩散。绿色生产力应成为弥合各国发展差距的粘合剂，通过知识共享、联合研发及绿色技术转移机制，推动先进的低碳技术向全球南方国家有效扩散，降低发展中国家在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技术进入门槛，防止由于技术不对称导致的全球气候治理失衡。三是推动绿色资源全球开发。绿色生产力高度依赖于关键矿产与清洁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推动全球视野下的资源可持续开发模式，建立跨国界的资源管理与环境监管机制，加强对跨境流域、共有森林及深海极地生态系统的协同保护，避免因单边扩张式的资源掠夺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失衡。四是推动绿色标准全球对接。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绿色标准体系的建设，包括碳足迹核算标准、绿色产品认证标准以及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披露准则。促进各国、各贸易体系绿色标准的互认与对接，降低全球绿色贸易的制度性障碍。五是推动绿色治理全球协商。通过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等多边机制平台的作用，推动各国在减排目标、技术援助与资金支持等关键议题达成高度一致的行动共识。通过构建“全球绿色治理共同体”，实现国际发展格局从单边竞争向多边协作的转型，确保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支撑。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