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与核心要义包括以创新驱动为动力机制、以新兴业态为基本质态、以要素融合为配置方式、以要素报酬为核心标识和以绿色生态为发展底色。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生成与发展壮大，在国家战略布局、战略选择、战略支撑等维度彰显出独特的意蕴价值。当前，一些区域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典型模式，为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实践场景。发挥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稳定器、牵引器、助推器、压舱石和新引擎等作用，需要从政府、市场、生态等方面加快形成发展合力，切实保障国有资本在战略导向、价值投资、耐心资本和责任投资等方面的功能。未来，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激发企业家精神特质、胸怀国家战略全局，联动社会资本壮大耐心资本规模，优化耐心资本质量、比重与结构，在战略层面和核心领域提升对科技创新和“卡脖子”技术研发的长期赋能能力。
一、引 言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产业博弈日趋激烈，有效发挥国有资本功能已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下文简称《行动方案》），从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支撑重点领域国家战略安全、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等方面向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再次提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强调了国资国企的发展目标与改革要求。当前，国资国企在做强做优做大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共生耦合关系，探索未来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国际竞争力生成和新发展格局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与国有资本：核心内涵与发展逻辑
（一）科学辨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与要义
自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指示和要求，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个概念所涉及的主要内涵与核心要义包括：
1.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机制——“创新驱动”。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包括硬创新和软创新两类创新方式，其中硬创新是由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催生形成生产力质态的，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形成的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这是观察和评价新质生产力发展最硬核的直观方式；软创新则是由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以外的因素形成生产力质态的，如产业模式创新、管理制度创新、市场业态以及销售渠道创新（网络直播、电子商务以及使用剔除算法等核心技术的平台经济模式）等。
2.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质态——“新兴业态”。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旧质生产力而言的，而旧质生产力又是在时间和空间轴上已经发生并仍然存在的生产力质态，主要包括由马力、电力、网力等技术变化而对应的不同生产力，表现为“马力”时代以纺织、手工机械等产业为主导，“电力”时代以电力、石化、钢铁、机械等产业为主导，“网力”时代以电子信息、网络通信等产业为主导。而“新”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比如因算力等技术变化而对应的不同生产力，表现为“算力”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主导的产业轨道。在当前具体到产业发展上，突出表现为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时间分布上要动态合理地配置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三大任务。其中，传统产业依托“智改数转网联”等新技术改造提升也能焕发新质生产力。
3.新质生产力的要素配置——“要素融合”。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L）、劳动资料（K1）、劳动对象（K2）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既表明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起与路径离不开技术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和转型升级，又表明新质生产力需要在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联动和良性发展循环中提供新质态的劳动者、高技术劳动资料和高效能劳动对象。同时，还要考虑到如何更好体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畅通的要素市场价值，这就要求统筹激发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和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形成众多要素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协同配置，从而通过极致的要素融合式优化配置产生最优的产出与效益。
4.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识——“要素报酬”。通常情况下，新质生产力判断基准可以是技术基准、产业基准以及相关业态基准等，但都属于外在可视化的判断基准，而内在判断基准则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跃升为核心标志，这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旧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核，也是以生产力发展实绩为结果导向的重要判断基准，表明新质生产力具有激活和整合要素资源的功能，从而极大优化提升生产力效能。如果结合C-D生产函数和索洛模型进行描述，则是Y=F(K, AL)= (K1+K2)α(AL)1-α，其中Y、K、L分别为产出、生产资料（货币化和物化后表现为资本）和劳动，A为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L表示有效劳动；K=K1+K2，K1和K2分别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当Y=F(K, AL)时，此种技术进步为劳动增进型，即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Y=F(AK, L)时，则此技术进步为资本增进型，即知识对资本的物化增强（如机器设备升级）带来资本效率提升，进而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Y=AF(K, L)时，则此技术进步为希克斯中性的，此时的A表示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广义技术进步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即是由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因素带来的，比如体制机制创新等。按照超越索洛模型的经济增长理论，Y=〔(1-aK)K〕α〔(1-aL)L〕1-α，其中aK和a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用于研究和开发部门的比例，0<α<1，此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投入研究开发的资本规模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的劳动数量以及技术水平。
5.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底色——“绿色生态”。如果说旧质生产力发展还存在“粗放发展、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等问题的话，那么新质生产力就应该克服这些问题，更加展现出绿色生产力质态，比如在同等生产条件下，新质生产力可能拥有更高的效率、更低的能耗和更少的碳排放（比如零碳排放）等。为此，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推广应用，大力发展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绿色服务等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和产业生态体系，形成绿色低碳和生态环保的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
尽管新质生产力包含多个维度，但仍需警惕有关新质生产力概念的认知与实践误区：
第一，新质生产力质态究竟是一维还是多维的存在。算力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产业质态更具备新质生产力业态特征，是当前新质生产力的最重要代表，这就避免了新质生产力发展过度泛化问题，但同时也要看到，新质生产力还包括由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等形成的动态性新质态，以及清洁能源、绿色技术创新等。
第二，新质生产力形成是一个“投入—产出”的全链过程以及“投入—产出—再（新）投入—再（新）产出”的螺旋上升过程，其中可能形成新质生产力，也可能形成不了新质生产力，说明新质生产力存在“投入—产出”的高风险性。
第三，在新质生产力的“投入—产出”螺旋循环中，投入端既包括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畅通投入机制，又包括了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创新性组合和优化配置；而在“投入—产出”的过程中表现出新兴业态和绿色生态的发展质态，其最终的产出结果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跃升为标志。
第四，仅仅依靠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畅通发展，并不能顺利转化出现实生产力，因此，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四位一体”融合发展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特别是服务于“教科人产”融合发展的生产关系（如体制机制、营商环境等）对要素融合发展成效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
第五，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虽然它包括了硬创新和软创新，但其中的硬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硬核和关键所在，是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重要依托，是新形势下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的必然要求（见图1）。
（二）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逻辑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国资国企功能作用的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以及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功能定位和投资领域等提出一系列部署要求，明确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方向和作用方式，有助于形成国有资本与新质生产力良性互动发展的正向回环机制和互促并进的逻辑辩证关系。
1.“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国有资本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战略布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行动方案》提出要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这些皆为国资国企的改革深化提升发展指明了方向。由此，在“国有资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逻辑回环与目标追求中，国有资本应大力推动内部新质生产力布局，并且发挥从外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从而构建起内生创业发展和外生助力发展的实践逻辑与发展机制。一方面通过国有资本大力发展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布局未来产业，有助于提升国有资本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另一方面着眼于现有三次产业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和提升现有产业发展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助于提升国有资本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2.“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战略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这给国资国企提出了质量优先、结构合理、规模提升发展的明确要求。那么，国资国企要履行“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职责，就必须在“国有资本→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做强做优做大”的逻辑回环与目标追求中有所作为，稳妥有序投资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耐心资本”助力作用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表现为通过直接投资或间接助力使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一方面更好地支撑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推动新动能转化为新势力，增强国家产业体系竞争力，进而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的新质生产力结构；另一方面发挥国有资本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和“顶梁柱”作用，履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职能，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国有资本在基本功能和法定功能方面的要求。
3.“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国有资本增强调控力的重要战略选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际上，国有经济的调控力包括导向性调适以及控制力和影响力等方面，不仅体现在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导控，还体现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安排、引领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等方面，旨在实现对经济运行态势和发展趋势的有效调控。由此，要实现“国有资本→增强国有资本调控力”的逻辑回环与发展目标，就必须优化国有资本投资领域与方向，持续加大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力度，前瞻性布局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合理保持国有资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比重，实现国资国企在关键产业、技术等领域的导向与调控作用，从而在推动经济发展、重大科技创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等方面发挥掌舵定向作用。
4.“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国有资本提升社会贡献度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是调控经济发展方向、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与依托，通过对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的运营与管理来为全体人民谋求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产品服务等各种福祉，以及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促进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与原则。由此，在“国有资本→国有资本社会贡献力提升”的逻辑回环与目标追求下，聚焦聚力关系国计民生的新质生产力领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特别是提升新兴产品（服务）的供需适配性，就必须推动国有资本作为战略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积极改善社会供给结构并通过社会盈余分配提升社会福祉。同时，基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自身产业优势与地方资源禀赋紧密结合，助力东中西部地区联动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统筹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崛起，积极化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
5.“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国有资本助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战略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作出过重要部署。由此，要实现“国有资本→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逻辑回环与发展目标，需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探索“第二增长曲线”，推动国有资本助力解决“卡脖子”瓶颈问题，努力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科学、工业软件、新能源（如可控核聚变）、新一代移动通信等若干国际竞争博弈激烈的领域布局新赛道，特别是紧密结合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动产业焕新行动和未来产业启航行动，加快攻克产业发展的堵点卡点，助力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确保产业链安全和韧性水平。
三、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比较与启示镜鉴
（一）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
相较于传统的产业培育方式与场景，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资本雄厚、精准高效、结构优化、导向发展等特质，一些区域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典型范例。
1.上海“张江模式”。该模式重点聚焦“园区运营+集群发展”“科技投行+创新红利”“要素集聚+集成服务”，通过张江高科技产业园的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生态环境优化，健全完善产业链，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形成协同创新、人才集聚、降本增效等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它的独特价值点位和知识边界拓展体现在：首先是实施“新三商”（科技地产商、产业投资商、创新服务商）战略，实现从载体开发到股权投资的转型，实现产业价值增值服务；其次是创新“时间合伙人”理念，形成全周期、全要素集成服务；最后是建设“园中园”，通过“特色园区+产业链生态”推动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
2.深圳“创投模式”。该模式重点聚焦“专注化+智囊化”“灵活性+专业性”“价值化+杠杆化”，通过培育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采用创投模式助力产业发展，在风险投资事业中做创新价值的开创者、发掘者和培育者。它的独特价值点位和知识边界拓展体现在：首先是前瞻性构建多元化创投生态，形成包括政府引导基金在内的多层级庞大基金网络，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覆盖国内外，资本效率居同行前列；其次是发挥国有资本“大胆资本”和“耐心资本”的功能作用，引导创投机构加大对“20+8”产业集群（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示等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合成生物、区块链、细胞与基因等8大未来产业）领域的投资；最后是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方面独树一帜，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协同的关键推动力。
3.苏州“园区模式”。该模式重点聚焦“高新发展+产城融合”“科技金融+制度创新”“创新集群+开放引领”，首开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先河，实现苏州工业园发展与新加坡分享发展红利的“双赢”局面。它的独特价值点位和知识边界拓展体现在：首先是采用“小政府大服务”管理模式，在以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坚持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奉行“规划即法”的“一张蓝图绘到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服务与人居等功能有机融合；最后是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行政审批改革与审批服务、国际法庭引入、股权投资母基金等领域产生了系列首创改革成果。
4.合肥“产投模式”。该模式重点聚焦“国资引领+循环发展”“引投联动+链主建设”“产业图谱+专业队伍”，发挥国有资本引领带动作用和“大城名校”效应，注重国有资本运作和优化布局，积极撬动社会投资，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有资本增值的双赢。它的独特价值点位和知识边界拓展体现在：首先是在政府“应何为”“能何为”的“有为政府”建设上进行了全景式的探索与诠释，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政府有为的边界；其次是创新“股权+招商”模式，通过“以投带引”和健全完善“投入—退出—增值再投入”循环机制，实现国资保值增值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双赢”；最后是围绕“链主”推动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圈建设，编制战新产业链招商图谱，依托“懂技术”的专业化招商队伍和行业顶尖专家提升投资成功率，推动生产力向“新”而行、向“高”攀升。
5.杭州“余杭模式”。该模式重点聚焦“梦想小镇+创业创新”“产业生态+链长制度”“产业布局+平台布局”，发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优势，同时又不拘泥于数字经济优势，以数实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形成世界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它的独特价值点位和知识边界拓展体现在：首先是数字经济与创业创新高度融合，形成人才吸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生耦合生态；其次是创新链长制度，以细化服务“颗粒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起“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融合发展模式，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生态，服务新兴产业发展生态圈；最后是突破平台发展劣势，通过构建高能级科创平台集群（如大科学装置、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形成平台发展后发优势和创新发展新优势。
图2展示了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模式。
（二）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模式特点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区域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有共性存在，又有个性呈现。就“共性”而言，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上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机制结合，以资本（如基金矩阵、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上市融资等）为纽带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重产业生态体系构建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特别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面临股权投资退出难的问题，这成为国有资本发挥耐心资本作用的重要风险源，客观上需要“S基金”登场（见表1），因为“S基金”既能降低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投资风险，又能发挥资本接力的耐心功能，助力国资国企聚焦主业主责。总体而言，深圳、上海、苏州在“S基金”成立与运作中走在前列，合肥、杭州作为后起之秀，其首只“S基金”设立时间相对要晚。
就“个性”而言，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体现出一定的区分度。比如在政府主导的强度上，合肥产投模式在政府主导性上相对更强一些，其次是上海张江模式，而苏州园区模式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政府主导模式——政府支持模式，体现出中新两国政府在新加坡工业园上的特殊安排。从市场化强度上看，深圳创投模式更倾向于依托国企的市场化模式，而杭州余杭模式侧重于政府与市场互动融合的模式。从上述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来看，这些差异也带来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的风险差异，特别是合肥模式尽管成效显著，但也面临经济逆周期下存在中高风险的情况，需要未雨绸缪、妥善化解，特别是需要有效布局“接力资金”（如“S基金”等）以及加大IPO融资力度等措施支持，同时逐步树立国有资本总体保值增值的整体性思维，并逐步健全制度设计。
二是在核心特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上海张江模式坚持以“基金+基地+全要素集成服务”推动“空间+投资”的产业价值创造，其中资本招商采取“基金+园区+产业”模式；深圳创投模式以“财政+国资+基金”多轮驱动新兴业态发展，其中股权投资主要投向“20+8”产业集群；苏州园区模式以“基金+基地+招商”模式推动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其中基金投向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与生物医药等战新产业；合肥产投模式以国资引领推动“以投带引+四链融合”的链群发展，其中基金主要投向“芯屏汽合”（芯片、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与产业的融合）和“集终生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生物医药、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等战新产业；杭州余杭模式以“基金+招商+平台生态+链长制”培育新兴产业生态圈，其中基金主要投向数字经济、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新产业。
三是基金偏好有所差异。尽管不同发展模式都存在基金的作用，但侧重点有一定差异，比如上海张江模式的基金投向侧重于未来产业导向和绩优企业，注重后期竞争力生成和后期冲刺；深圳创投模式的基金投向注重价值投资，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兼有头部企业纾困投资等；苏州园区模式的基金投向贴近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形成覆盖“产投研”的行业生态体系；合肥产投模式的基金投向注重投早、投小与投硬科技，如战新产业领域（蔚来汽车、长鑫存储），以及与企业纾困相结合；杭州余杭模式的基金投向倾向于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关键领域技术、前瞻性产业化项目储备。
四是在新兴业态布局上既存在交叉，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特别是在国家和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布局上差异明显，体现不同地域对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支撑差异和技术路径选择差异。其中，张江园区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圳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通信、先进电池材料、高端医疗器械等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苏州的纳米新材料、高端科技仪器、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等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合肥的智能语音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杭州的视觉智能（数字安防）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三）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启示镜鉴
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有成功的案例，也同样有因国有资本引进重大项目出现风险而深陷困境的现象。在系统评价与比较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模式以及各自独特价值的基础上，形成如下启示镜鉴供参考之用（见图3）。
一是在资源配置上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双向融合。首先，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政府敏锐把握发展的“机会窗口”。地方政府要高度关注国家中长期规划与政策导向，敏锐把握科技发展态势，特别是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并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结合城市发展禀赋优势，谋划产业链发展图谱，聚焦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环节，引进重大项目、厚植产业积累，打造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集群生态圈。其次，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拥有良好营商环境的有效市场。良好营商环境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软实力和竞争力。地方政府在“顺势（市）而为”中做好对地方产业发展的精准定位分析以及制度供给服务的同时，还要着力重塑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持续优化市场化资源配置，建设高标准的市场制度体系，迭代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可置信的政务诚信以及推动“教科人产”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建设等，在营商环境迭代优化中不断提供增值化企业服务。
二是在组织管理上实现“专业团队+科学决策”的有机聚合。首先，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市场化的人才。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发挥正向外部效应，需培养一批懂产业、通政策、熟悉市场、擅长谈判、精于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才能去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产业项目，剔除风险巨大的产业项目，显著降低政府决策风险，化解决策压力，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其次，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科学高效的决策体系。科学高效的决策体系不能保证项目投资完全成功，但若该体系缺位会导致大多数投资项目失败。因此，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体系对提高国有资本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功率至关重要。当然，科学高效的决策体系有赖于专业人员对项目真实价值的挖掘、对项目严谨的论证过程以及决策人员对项目公正客观的评价。
三是在金融支撑上实现“驱动模式+资本市场”的高度契合。首先，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驱动模式的创新。驱动模式主要有三类：其一是依托国有资本打造“拟上市企业+专业团队+引导基金”的模式扶持培育出更多的上市公司；其二是借力国有资本联合外部资本采取打造“资本或孵化器机构+专业团队+招商基金”的模式引育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户；其三是国有资本通过建立“市场化团队+市场化决策机制”为自身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走上市场化专业化的发展路线。其次，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融资体系的支撑。多元化融资体系是支撑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通过“政府引导母基金+天使、科创、种子基金+市场化基金+基金管理”的国有“基金丛林”，撬动国有资本联动社会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从资本市场建设以及“S基金”设立运营中解决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
四是在开放发展上实现“内外循环+链条嵌入”的深度耦合。首先，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国内外市场畅通链接。国有资本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力量，特别是它可以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发展基础，助力国内企业和市场加快实现“客场全球化”转化为“主场全球化”，进而走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开放发展道路，表现为在供给侧上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内外畅通的发展循环，需求端上形成内外需互济的市场发展格局。其次，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嵌入全球价值链。坚持立足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稳妥处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把握好全球与国内价值链体系构建的时序关系，在具有链主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在不具有比较优势和处于从属地位的产业链领域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稳步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
五是在投资导向上实现“耐心资本+战略投资”的嵌入整合。首先，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发挥耐心资本功能。外资过去、现在和将来无疑都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在国际复杂博弈和激烈竞争环境下，加上当前市场环境和发展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影响，部分外资的“耐心资本”功能有所降低，更加凸显国有资本作为“耐心资本”功能助力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其次，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发挥战略投资功能。国有资本来源属性规定了其具有保值增值的目标要求，因而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在“战略性”和“价值性”两个方面进行统筹兼顾和平衡发展，在战略重要性、前瞻性和关乎产业链韧性安全领域发挥国有资本的强大支撑作用，更好地助力新质生产力创生和发展壮大，同时又在“价值性”功能上履行国有资本职责，切实降低国有资本投资风险。
六是在发展环境上实现“产业生态+制度创新”的高效黏合。首先，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产业生态的支撑作用。良好的产业生态是产业上下游纵向和横向关系的协同，它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具体起到产业链条支撑、价值网络支撑和科技创新牵引作用。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注重以新质生产力创新集群为导向，健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供应链整体布局，实现固链、强链、补链和拓链，形成分工有序、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其次，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的支撑作用。制度创新表现为制度的精准化和创新化集成供给，特别是通过“链长制+链主制”的创新性结合，重塑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黏合效应，孕育新的革新力量，在开辟新赛道、新技术、新平台、新机制中催生出更为高级的生产力。
四、发挥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大效应
要发挥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稳定器、牵引器、助推器、压舱石和新引擎等作用，需要从政府、市场、生态等方面加快形成发展合力，切实保障国有资本在战略导向、价值投资、耐心资本和责任投资等方面的功能。
（一）发挥国有资本“聚合效应”，建设有为政府
重点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巨大、资金集中、靶向精准等优势，延伸国有资本宏观调控和精准导控等类政府服务和治理功能，服务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战略全局。
一是优化国资战略布局，发挥顶层设计牵引作用。聚焦国家战略全局，围绕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等战略进行布局，国有资本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数量和规模的控制力上，更要体现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增强攻克“卡脖子”难题的“科技创新”贡献力，特别是在国际产业博弈激烈的领域“积极开辟新赛道、抢占新高地、塑造新优势”上。同时，地方国资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协同进行战略布局，发挥“1（中央）+N（地方）”的协同效应，积极参与国内国际战略性、前沿性产业链分工。
二是统筹谋划国资运作，增强国资聚合竞争优势。重点解决国有资本如何运作、如何保值增值、如何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要优化国有资本功能发挥机制，特别是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依托各级国资主管部门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的重组整合，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优势的国有投资平台（如管委会+开发公司或国有投资集团等平台公司），通过“投资集团+产业基金+社会化投资+上市融资”的融资路径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推动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实现“国资保值增值+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双赢”。
三是推动“四位一体”发展，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其中实体经济是目标函数，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都是决定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变量。国有资本可发挥在人才、科技、资金、信息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补齐“四位一体”协同发展中主要变量发展短板，打通影响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堵点卡点，推动科技、人才、金融等要素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能级上形成动态且有效组合，构建向实体经济聚力发力的协调发展格局，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所需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竞争新优势。
（二）发挥国有资本“放大效应”，建设有效市场
重点发挥国有资本的耐心资本功能、弥补公共产品市场失灵以及投资不足、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等关键市场经济功能，加快重构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体系。
一是发挥国资战略价值功能，履行国资社会投资责任。发挥国有资本“战略性+价值性+长期性”功能导向作用，鼓励具备条件的国企特别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设立专业化平台，通过投早、投小、投长期和投硬科技的策略，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阶段为底层创新和培育孵化提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发挥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孵化器”作用，支撑我国产业发展夯实基础、长高长壮和行稳致远。
二是增强国资市场补位功能，发挥国资精准投资功能。在推动国有资本优化配置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一方面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卡脖子”领域发挥“亲自下场”（社会资本没有能力投资的关键领域）以及“不吝救场”（社会资本支撑能力不足的关键领域）和“接力发展”（社会资本支持持续性不足的重点领域）作用，接续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围绕关键重要技术攻关，探索构建“政府牵线搭台、国有资本参与、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在重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不足的领域精准布局国有资本，加快推动国资控（参）股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助力创新赋能和创新突破。
三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构筑自主安全可控屏障。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全球产业关系正从“互补型”向“竞争型”转变，针对供应链不稳、产业链不强和不安全等方面的隐忧，在继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着眼于长短结合、分类分级精准推动产业链安全韧性建设，发挥国有资本助力产业发展的“杠杆效应”，积极探索“产业链关键节点+国有平台+产业基金+社会化融资”运行模式，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助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部署和高质高效耦合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发挥国有资本“增益效应”，建设有利生态
重点发挥国有资本在所有制融合、集群发展、绿色生态和数智发展方面的优势，加快形成有利于战新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提升的生态。
一是助推经济融合化发展，营造协同发展良好氛围。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在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同时，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足够空间和稳定预期，立足关键产业链生成和自主可控、专精特新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培育等目标，从国有资本支持新质生产力行业的民营企业发展的维度推动混合所有制建设，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协同发展。发挥国有资本助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融合”功能，通过因地制宜地参与打造数字化服务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赋能。同步推动产业服务链建设，发挥国有资本规模聚合和引领优势，着力构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区域创新生态。
二是助推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产业链条竞争优势。现代产业竞争已不再是单一企业的个体竞争，而是逐步形成兵团对兵团的族群竞争，将以集群化、链条化发展形态出现，即集群对集群、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国有资本可聚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工业软件、新一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因地制宜布局和赋能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同时将国有资本优化配置的重点转移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和产业集群做强做优做大的方向，推动产业建链、强链、延链和固链。
三是助推企业绿色化发展，筑牢新兴业态发展底色。伴随《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协议的实施，国际贸易将进入碳壁垒和碳关税时代，未来供应链节点的高碳排放将导致出口产品付出更多的碳管制成本。国有资本可抓住巨量市场机遇，充分发挥其技术支撑优势，服务企业降碳减碳固碳控碳，推动企业向绿色目标转型升级，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和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同时，着眼于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推动国有资本助力能源、采掘、原材料、冶炼等有关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智改数转网联”，让传统产业和各地特色型“历史经典产业”也能焕发出新质生产力。
五、结 语
在探究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需要廓清两个问题：一是认为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存在“X效率”问题，对能否贡献新质生产力存疑；二是学界和实践层面存在一种担心或者疑虑，认为国有资本参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会导致“计划经济”弊端以及挤占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等。实际上，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公地的悲剧”与市场失灵以及科斯定理等理论视角看，上述担忧是可以克服的，特别是在廓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合理边界后，“有为政府—有为国企（国资）”与有效市场或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效国企（国资）”是可以协同共存、并行不悖的。基于这样的考量，在分析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模式特点后，从主导类型、核心特点、基金偏好、业态布局等方面对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由此从资源配置、组织管理、金融支撑、开放发展、投资导向和发展环境等维度提出启示镜鉴，为我国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建议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利生态三个方面发挥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聚合”“放大”“增益”三大效应。
综合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因地制宜，既不可做“井底之蛙”，又不可“邯郸学步”、墨守成规、刻舟求剑。正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所言：“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又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所讲的“天时、地利、人和”对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种选择应基于“此时、此地、此人（包括新质态的劳动者和团队）”的综合考量与权衡。
其次，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发挥生产关系赋能和解放生产力的功能。这里的生产关系应该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具体包括强化“五个有利于”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取向，分别是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形成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取向，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取向，有利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与优化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取向，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鼓励公平竞争和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取向，有利于国有资本弥补市场缺位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取向。
再次，形成边界清晰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双强体制”，是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发力、推动国有资本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其中，强政府的“有为”重点体现在“国进民退”向“国民共进”转变、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协同发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与盈利空间的预留、对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商业模式的鼓励以及落实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类体制机制与政策取向的公平审查等方面；强市场的“有效”则是加快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目标是迈向“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开放”的“五统一、一开放”。通过上述“双强体制”构建，从而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有为政府如何有为”“有效市场如何有效”的核心问题，为国有资本更好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清晰的协同路径。
从次，国有企业应该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国有资本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更加有所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国有企业主要管理者由“行政任命”而承担特殊的“行政职能”，因而没有企业家精神，而这又与制度和机制设计有关。实际上，上述观点有待与时俱进。一方面，企业家精神本身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概念，可以将企业家异质性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之第一精神，而企业家精神还蕴含着第一精神之外的责任、效率和公平精神之特质，这恰恰证实了国资国企发挥耐心资本作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内在特征；同时，企业家精神不仅包括个体性企业家精神，还包括团队企业家精神，这在国有企业中依然能够发挥异质性创新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胸怀国家战略全局，特别是激发国资国企企业家精神之第一精神，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体制机制创新上为国企构建一个基于创新、责任、效率、公平精神的兼顾均衡性与整体性的企业家精神框架，积极破除不利于国有企业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樊篱。
最后，加快建立健全国资国企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激励兼容机制。特别是探索国有资本投资（含基金投资）考核容错免责机制，健全绩效评价制度，有效建立“尽职合规免责、失职问责”的清单式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重构考核指标体系，降低短期营收、利润等量化指标权重，创设科技创新贡献度、产业链培育成效、长期价值增长潜力、服务国家（或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等质性指标，完善耐心资本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国有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敢投”“愿投”“善投”迈出重要一步；在前两者基础上，多措并举扩充国有资本资金池，壮大国有资本作为耐心资本的规模，改变“耐心资本”供给不足、长周期资金供给短缺的状况，优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有资本质量、比重与资本配置结构，创新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贷联动”“投投联动”等协同机制，强化国有资本对科技创新和“卡脖子”技术研发的长期赋能能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跨越“魔鬼之河”“死亡之谷”“达尔文之海”。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