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这就是占世界人口1/5的13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

现代文明，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相联系。现代文明，造就了现代性，或者更应当说，现代性造就着现代文明。

现代性，首先意味着物质与技术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现代工业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现代农业取代了传统农业，现代服务业取代了传统商业，现代教育、现代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教育、传统技术，所有这一切，将人类文明置于一个全新的物质与技术基础之上。

现代性，同时意味着精神与文化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民族认同，国家意识，人的尊严，社会公平与正义，理性、进步与创新的追求，全新的时空观念和对未来的期待，超越了传统的地域性、血缘性以及权势性认同，超越了以往的价值追求与思维，为现代文明的构建塑造着具有现代素质的现代人。

现代性，更意味着制度与生活层面现代同过去的某种断裂，现代对过去一种全面性的超越。以产权明晰为根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公共权力边界明晰为目标保障公众有效参与和有效监督的政治制度，以自由与公共责任关系明晰为核心保障社会协调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制度，以及足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共享的教育与文化制度，便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行之道。

二

经由一个多世纪的反复探索和实践，我们寻找到了一条名之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走向现代文明、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性的道路。经由这条道路，我们已取得举世为之瞩目的伟大成就。

仔细辨析一下，便可发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复合体。当前挑战着中国，推动着中国发展的，实际上有三种现代性：一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二是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三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三者互相制约而又积极互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可以说，便是由它们构成的现代性三重奏。

观察中国问题之所以不易，解决中国难题之所以不易，就是因为全面把握并协调好这三种现代性，使之成为和谐的乐章，非常不易。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志士仁人，也是经历了艰难的探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后，方才逐步对此有所认识，并使自己的认识逐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局部上升到全面。

三

首先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

一说到资本，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六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结尾那一段话：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还有那就这一结论所作的第250个注。这个注引用托·约·登宁1860年《工联和罢工》一段论述：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欧洲工业资本家产生的历史过程，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结论。如《资本论》这一节所述，从美洲金银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殖民制度，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加上国债和财政制度对群众的剥夺，商业战争等等，国家权力本身，作为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成为帮助资本得以顺利从母体诞生的助产婆。资本的这一原始积累，同神学中“原罪”一样，成为资本来到人间的“原罪”。

由于资本的诞生与欧洲资本主义、欧洲工业资本家、欧洲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在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时，很自然地便连带要反对掉具有“原罪”性质的资本本身。

然而，正是马克思本人，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三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伟大之所在。

首先，资本创造了世界市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之中。……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③] 资本以市场挑战过去地域性联系、行政权力支配下的联系，第一次把人类连成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整体，使人类活动范围大大扩展。

其次，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④] 资本一方面克服着民族界限、民族偏见，超越先前地方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克服把自然神化与崇拜，而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⑤] 也正是资本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开始了全局性的城市化进程。现代城市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人口的集中、财富的集中、信息的集中、生产与消费的集中，而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是资本的集中。

再次，资本创造出具有现代文明的人本身。资本存在的前提，是承认财产的个人所有权。传统等级权力对个人，对个人财产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生产者，支配者，都缺乏个人自主的人身权利。正是资本，则使人首次具有了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所以，马克思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⑥]

资本的发展，造就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引发了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革命，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培育了具有全新文明素质的人，终于使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⑦]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先前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四

由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长时间和西方资本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资本人格化为西方各国资产阶级，人们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时，常常连带否定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伟大的文明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渐成熟时，对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包含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都曾采取了相当积极的肯定态度。

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国资本主义不占优势，“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⑧]同年7月14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指出：需要“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⑨]

1945年4月2日提交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批评有些人“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强调“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⑩]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报告作说明时，还特别强调：“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11] 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又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12] 同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13]

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还尖锐地批判了想平分工商业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4] 同年7月，“新华社信箱”对这一段论述作了专门阐述，指出：“要破坏非封建的即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还原为封建时代那种孤立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将工商业经济还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所以这种想法和这种做法，乃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15]这一问答表明，尽管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坚持原先使资本主义有个广大发展的立场，而严厉批驳与此相反的论调和做法。

然而，就在这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件影响极为重大的事件，这就是由苏联共产党掌控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并对南共领导人和南共中央发动了一场极为猛烈的批判。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后于该年6月29日正式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一是指责南共没有完全听从苏共指挥棒转，是脱离了国际主义的传统，走向了民族主义的道路，二是指责南共在对内政策上背离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竟不承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相信阶级斗争逐渐削弱，忽视农村小的个体经济每日每时、不断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甚至还和资产阶级的政党结成人民阵线。决议通过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发表了一大批长篇论文，围绕这几点对南共大家挞伐。

这一事件对中国共产党人震动极大。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即作出决议，谴责南共领导集团“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转而批判“新资本主义”一词“不要当”。[16] 1949年1月至2月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接受斯大林指派来中国河北西柏坡听取中共领导人意见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即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中共将坚定不移地以苏共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改造农民个体经济。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这一点作为党的根本决策确定下来。6月，刘少奇受毛泽东指派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见时，在其报告提纲中更明确地表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决定中国将来发展的前途，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17]

按照联共（布）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被完全否定，与之相联系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也被否定。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改几年前要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个广大发展的决定，而要很快就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于是，消灭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被视为资产阶级最后一支力量的知识分子，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再后，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党内资产阶级。

经历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实践，并付出了高昂代价以后，人们反思全盘否定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得失，重温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回顾毛泽东等人关于要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个广大发展构想及其夭折的教训，开始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的行程，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是如何给中国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五

在现代中国，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同时鸣奏的，还有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

资本的存在是以它对劳动的统治为其根本特征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已清楚指出：“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18] 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劳动成为“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即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都成为与劳动者的劳动相对立的外在的东西，并由此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即“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将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9]正因为如此，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反抗和否定。

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就是克服劳动的异化，超越劳动的异化，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概括，即“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从根本上说，它表现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20]

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高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但又源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没有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充分发展，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就无从建立。

传统小生产、自然经济下的劳动，基本上只关注其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庭的消费的需要，保证自己能够传宗接代。由于当时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低下，人们所进行的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扩大再生产只在极有限的条件下方才能进行。这样的劳动，不具备现代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1]

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之所以必然源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首先源于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追逐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马克思对此曾有非常明确的论述：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着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22]

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之所以必然源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还直接因为资本创造了大工业，创造了机器体系和广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反复说明，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2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又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2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中他又写道：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强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5]

正是大工业的发展，机器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利用，使劳动具有现代性有了可能。我们曾经企图避开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在小生产还广泛存在、大工业还很薄弱的条件下，一步到位直接构建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然而，事实已充分证明，这只能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乌托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已指出：“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26]毛泽东1944年8月31日给秦邦宪的信中也曾强调，要由农业基础转到工业基础，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27] 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强调：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28] 但是，在我们接受了苏共过渡时期理论之后，忙不迭地试图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结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对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都丧失了自主权利，乃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实际上倒退到了寺院经济、庄园经济，成为毛泽东曾经预言过的“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事实又一次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警告是多么正确！马克思的警告是：劳动“异化”的消灭，“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合作，内外交流”，应当说是完全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与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可惜，后来没有能坚持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有了很大发展，这也为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的生长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而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成长，又反过来制衡着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主要是制衡着资本运行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创造剩余价值，尽可能多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乃至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的对立，无论资本所有者是私人，还是国家，只有使这两种现代性形成积极互助，方才能使二者相得益彰。就世界范围来看，欧洲工人阶级和欧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方面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苏联式社会主义，一方面是资本国家化，另一方面是劳动者难以超越国家面前的劳动异化，劳动对于他们说来仍是一种异己的、强制性的生命活动，一种付出、奉献、牺牲。这一种社会主义能在一段时间中集中全国力量，提高效率，但因缺乏相应的制衡，难以持续、持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接续了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历史传统，总结和吸取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各方面的成功经验，有效地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与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世界奇迹。当然，这两者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与冲突，这种结合也还有许多地方不那么成功，还需要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努力。这恐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色之所在。

六

同时挑战现代中国的，还有第三种现代性，这就是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性。

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使它并不能导致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劳动者不可能，资本的所有者在这种对立中也不可能。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运用，使人们减轻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增加了受教育的必要和机会，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但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高下的悬殊，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距离，包括劳动者本身肉体的、精神的、资质的差异，都会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难以普遍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自己发展过程中，又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确定为最高价值目标，就是要自觉地以这第三重现代性来更好地统率或同一前两种现代性，使社会达到一种新的和谐境界。

马克思指出：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0]

马克思将人的发展概括为三种形态，在第一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第二种形态下，即在交换价值成为生产基础的条件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第三种形态，则是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其根本特征，也只有在这基础上方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个性”。[31]

人要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须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2]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这就是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33]

如果不具备这一客观条件，那么，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便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难以成为生活的普遍现实。也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经验发展和表现，而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越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并且这个受到特别培植的特性发展的方式如何，又是一方面决定于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他特性被压抑的程度和性质。”[34]

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有着56个民族的东方大国，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发展如此不平衡，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差异如此之大，人们所获得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是如此不同，要真正使每个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然困难很多。中国实际存在着的资本的活跃，劳动的差异，尤其是传统等级权力的强度运作，在不断制造出众多新的不平衡，新的不平等，新的不公平，更会严重妨碍着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然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又并非可望而不可及。什么是自由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切自发性的消除”。什么是全面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35] 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能将在时代与环境的制约中自行作出选择；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感性、知性、理性，人的知识、感情、意志，人的创造能力，都能得到恰当的展示与发挥。这既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又是非常现实的步骤。当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地向前发展，人们不再为贫困和求生所困扰，而一步步走向中产化时，当人们在接受教育、选择职业、支配休闲时间中越来越公平、越来越有自主权时，当人们在社会整体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强的主体性、独立性时，人们就在一步步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扎扎实实地前进。当然，这还仅仅是起步。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历史深层次的巨大变化，可以清楚看到，这确实是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而造就这个历史巨变，正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在当代中国共同演奏的一个交响乐。近几年来人们所热烈议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可以说，就是要为这一交响乐的演奏设置一个最好的指挥。没有这样一个好的指挥，三重现代性在演奏中便会发生混乱，甚至很大的混乱。这场现代性的三重奏，应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甚至可以说是高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之所在。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36] 正是现代性的这场三重奏，人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现今中国最实际的运动。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当中华民族经过百年探索，终于找到适合自己国情与世界情势的发展路径，演奏起这样一个巨大的由三重现代性构成的交响乐时，中国将向世界显示，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将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从传统的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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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3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3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30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39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39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6、184页。

[⑩] 竹内实：《毛泽东集》第10卷，第224-225页，“广大的发展”在《毛泽东选集》中改为“必要的发展”。

[11]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页。

[14]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版，第88-89页，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这一段话删去。

[15]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见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版，第139-140页。

[16] 《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4页。

[17]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216页。

[1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62页。

[1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97-9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6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66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2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57-5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2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23页，注①。

[27]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29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08-109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04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29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3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285-28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67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2月版，第226页。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