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探索进程揭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必然性。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展开了辩证批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了历史依据。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同时，提出了重构人类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对未来文明形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筹划，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现代性建构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展开过程，深刻回答了“中国现代性何以建构”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创造”的重大问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提供了实践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现代性道路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类型，凸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现代性内涵，实现了对现代性文明的内在超越，为人类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批判；现代文明；中国新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不断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深入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阐释，是当前学术界总结中国经验、研究中国问题和阐释中国理论的重要命题，而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现代性聚焦“古今之争”“体用之争”与“道路之争”的核心问题，以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古今之争”聚焦“要不要现代性”问题，以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体用之争”聚焦“要怎么样的现代性”问题，以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道路之争”聚焦“以何种方式实现现代性”问题，为此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实践求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聚焦“古今中西马”的现代性问题，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马克思现代性的理论视域中，厘清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国式新现代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联系，有助于进一步指认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必然性，全面阐释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研究述评
在现代性的理论场域中，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中建立了本质联系。国内学术界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现代性这一特定的人类历史发展价值原则中进行理论研究，形成了若干代表性成果。
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现代性阐释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解读，需要突破以往西方现代性的解释框架，用“中国现代性话语”进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构建与理论阐释。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实现了对现代文明的新探索，旨在开创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质性锚定、文明超越与未来展开是现代性在中国的重撰、现代性原则的时代开新和系统谋划[1]，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规定。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创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借鉴“多重现代性”思想运动经验，有助于重新厘定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概念[2]，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规范性的理论范式和话语支撑。
其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吸收、占有乃至创造现代文明成果的历史过程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3]，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原则；从现代形而上学、资本、技术[4]三重维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并筹划了未来社会文明形态，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时代出场的历史必然性；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观念论言说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关联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合理性、实践进步论、实践规律论和实践整体性[5]文明形态叙事原则的时代回应。
其三，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结果。作为成长中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需要不断建构，由此决定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不断创造[6]。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道路自身的现代性特征，开启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以人的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文明新形态，书写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为人类走向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方案[7]。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构建是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展现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华文明的实践样态，最终形成以新现代性为核心概念，以实践理性、共同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理论样态，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全体人民为中心为本质属性，以多元协调、整体推进、叙事多样为实践特征的新现代性阐释框架[8]。
其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超越性研究。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现代性的“伦理超越”就是对资本逻辑进行引导和规范，使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要求，从而开创一种新文明类型的现代性[9]。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占有与掌控”的文化逻辑、“东方从属西方”的殖民逻辑、“囿于伦理规范”的文化方案[10]的西方现代性叙事逻辑，在实践中开创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现代文明的内在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现代化轴心文明的辩证性重建，在紧张的时空场域中催生了超越性的现代文明道路，在复合的思想资源中孕生了超越性的现代文明形态[11]。第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文明新形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高扬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史观，以此持续赋能规训资本的精神力量[12]，实现了现代性资本逻辑的本质超越。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现代化模式、精神历程、政党制度、发展过程、国际治理、价值观[13](107?130)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超越。
纵观学界已有研究，学者们从现代性的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全面研究，为进一步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阐释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在全面深入、系统阐释、整体性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性逻辑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尤其是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逻辑关系、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批判与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建构、“两个结合”与建构中国现代性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文明的重建等问题上缺乏深度阐释、全面剖析和系统论证。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和历史坐标中，旨在深入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逻辑，沿着“批判—建构—超越”的逻辑理路，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和在场逻辑，论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必然性，指明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路径，彰显创造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构建中国新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重大意义。
二、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
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深刻的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彻底变革了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传统，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界定和看待现代性的本质问题，将现代性置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理解，重释了现代文明与资本现代性的本质联系，奠定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文明论基础。
(一)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视域下的现代文明
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厘清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系。在传统现代性理论家看来，现代性作为理性支撑起来的事业，以“人的自由何以可能”为目的，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最高原则，衍生出笛卡尔关于唯心主义“我思”为立论基础的唯理论哲学和培根关于唯物主义“知识就是力量”为立论基础的经验论哲学两条路径，构成了传统现代性的不同发展路向。德国古典哲学在传统现代性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否深入世界的本质而获得普遍性知识的追问，揭示了理性与现代性的本质联系；黑格尔基于绝对理念的统摄，指明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实现自由解放的路径；费尔巴哈阐明现代性的本质是人的感性表达，感性是整个世界的基础，也是人获得自由的根本前提[14]。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根植于西方传统现代性的理论背景中，是对康德“纯粹理性”、黑格尔“绝对精神”、费尔巴哈“感性”现代性思想的积极扬弃，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主题是探讨现代社会的本质问题，揭示现代社会的规律，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病，试图探讨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共产主义[15]。马克思不仅关注现代性的历史命运，也对现代性理想充满了热忱的追求。马克思不仅是启蒙现代性的追随者，也是传统现代性的批判者，更是新现代性的重建者。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文明的辩证批判使马克思成为传统现代性追随者中的“另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走上彻底否定西方现代性的道路，而是基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考察现代社会，揭示了资本现代性带来文明进步与文明局限的两重悖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前提性反思。
“现代社会”常常被描述为“现代文明社会”，揭示了现代化、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内在关联性。首先，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的历史性现象，它的内在本质和基本规定通常被表述为现代性。现代化作为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其本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它既有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质的发展趋向，也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独有的个性和形式。现代化是一次人类文明的巨大嬗变，推动人类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必然会开启一种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其次，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本质依据。“现代文明是现代性的具象化，现代性浸润着现代文明的展开过程，决定着其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及发展格局。”[1]现代化关涉传统向现代的“文明转型”，蕴含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现代性逻辑。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文明结果与特性呈现，是对现代化发展结果的高度概括。最后，现代文明标注了现代性的实质内容。换言之，现代性在本质上表现为资本不断深入的文明化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现代性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衍生出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生产关系。随着物质生产和普遍交往的扩大，资本主义现代性打破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正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生产方式赋予了现代性以世界性、流动性和矛盾性的复杂特征，揭示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现代文明的多元化发展路向。
(二) 资本现代性对人类文明的双重性作用
现代性发轫于西方文明的母体，作为文明的本质特征而展开并作用于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的整体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性代表了人类在文明时代不同于前文明时代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意味着传统与时代的断裂，这种断裂性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表现得异常突出。资本现代性是由资本逻辑所规定的现代社会的总体特性，换言之，资本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逻辑。从文明论来看，资本逻辑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现代性对人类文明具有双重作用。
1. 资本现代性的文明面向
资本现代性的进步作用表现为资本的“文明面”。“现代性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历史主体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象化为现代化过程，由此塑造了现代文明形态。”[17]资本现代性在世界历史的空间场域中开启的现代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首先，资本现代性对世界历史的推动作用。资本现代性推动了现代社会的普遍交往的扩大，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封建主义性质的前文明时代向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转变。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承载着现代性普遍的“物质内容”，在现代化的持续生长和不断发展的助推作用下，孕育了新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把世界各国人民联系起来，打破了以往封闭自守的隔绝状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了积极的准备。其次，资本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文明作用。资本现代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摆脱了中世纪的传统因素，使得现代性观念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对象化为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以崭新的时代新貌解构了封建时代的文明秩序，开启了理性化、世俗化的祛魅进程，推动人类文明向着“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8]的方向发展，提升了现代文明的内在品质。最后，资本现代性对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作用。现代性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担负起解放人的使命，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为实现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宽裕的时间和更为广阔的空间，为社会关系的改善和个人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积极的发展条件。
总之，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与现代性普遍内容的结合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蒙昧走向文明，推进了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显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层次的不断提高。
2. 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局限
资本现代性在开辟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展开，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文明以自然和社会等外部世界的异化为代价，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呈现出进步与野蛮、解放与奴役的双重变奏。资本现代性的文明发展悖论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裹挟下，现代文明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危机。
其一，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资本重构了现代人的生存样式和精神世界，现实的人对物质的全面占有促使人的自身能力和自由个性完全遭受物化的遮蔽，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遭受物化的奴役和统治，这种片面性的发展带来了生存和发展意义的丧失、价值虚无、道德褪色和认同危机，陷入了“人的发展危机”。
其二，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型文明，这种文明形式具有内在的对抗性，演化为“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发展模式。资本现代性的内在限度与矛盾张力促发了现代文明进程的矛盾本质，使得现代文明采取对抗的、反文明的、野蛮的手段和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变得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19]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基础之上的“罪恶文明”：“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20]资本的文明化趋势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与矛盾运动，使其陷入“文明发展悖论”之中。
其三，资本的内在本性决定了代表资本家少数人利益的现代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扩张性质的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性依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按照资产阶级扩张性的“野蛮”方式，在全世界推行所谓的“现代文明”，带来的现代性后果就是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试图按照资本主义的面貌创造出一个同质化的“文明”世界。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使得资产阶级不仅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而且利用资本权利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殖民和掠夺，暴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的面孔和赤裸的野蛮本性，使得各个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加剧，带来了全球性的文明冲突。人类文明多样性受到现代文明霸权的全面宰制，人类社会因而陷入“文明交往危机”。这些危机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有着自身的历史限度，并使自己深陷现代文明的发展困境。
(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全面批判
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视域中，将对现代文明的诊断深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机理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根源、内在缺陷和历史限度，在阐明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全面批判。
首先，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和存在论依据的批判。理性形而上学是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形而上学以理性和主体性的抽象原则建构起人类文明的高峰，把“真实的世界”同一化为理性的世界，以同质化和抽象化遮蔽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基于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路，现代文明被贴上“同质化”的标签，西方理论家借此宣扬资产阶级文明“永恒论”，企图为现代文明的扩张性和殖民性辩护，掩盖现代文明的发展悖论。马克思深刻批判了理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以实践的、历史的观点把握客观物质世界，把现实个人的活动理解为对象化的实践，消解了传统现代性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以抽象的人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起点，把客观世界视为人的活动的对象，把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放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过程中理解，指出现实的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试图寻找一条通向人类解放的文明发展道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论颠覆了资本主义文明形而上学的基础，破解了资本主义文明观念的虚幻基础，解构了资本主义文明起源问题上的神话学，将文明发展的实践形态置于人类社会的空间场域之中。
其次，现代性的资本逻辑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基础和本质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二元对立的文明发展悖论。在现代社会，以资本为基础建构起各种思想观念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西方现代性以资本为“原本”、以意识形态为“副本”的逻辑结构。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实基础，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性批判的本体论依据。资本逻辑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上，以不断扩张和实现增值为目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建立在资本对劳动者奴役的基础上创造的文明成果服务于少数资本家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基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扩张、奴役和野蛮的内在特质，试图破除关于资本主义文明超历史的、永恒的、普遍性的现代性神话。
最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批判是立足于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的总体性的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贯彻了文明辩证法的重要原则，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异化性质、扩张本质和历史限度，否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永恒合理性，指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暂时性和被高级文明形态取代的必然性，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中国式新现代性的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综合性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萌芽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辩证批判，初步形成于对共产主义新文明的未来展望，发展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内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其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中，探索于一百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等要素的集成创新，实现了对人类文明形态的综合性创造。
(一) 共产主义文明：马克思重构人类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缺陷和历史限度，宣告了以资本逻辑为本质内核的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新文明方案的最终破产，并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必然被新的高级的文明形态所取代。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同时，形塑了新现代性的基本定向，对未来文明形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筹划，揭示了人类新文明的发展路径和发展趋势。新现代性是“扬弃了资本逻辑和资本现代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真正做到了实现人和发展人”[21]，它的未来指向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新现代性是人类真正的普遍文明的理想方案，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构中国现代性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现代性类型，其中包含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基本原则，实现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乃至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阐发了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内在特质，构成了人类新文明的本质规定。共产主义文明是一种崭新的未来文明形态，是人类真正的普遍文明的现代性方案，对于“诊断现代文明的‘症候’、医治现代文明的‘病症’、为支撑现代文明的结构转型、拓展现代文明的畛域具有积极的建构性效应”[22]，为世界文明在新的十字路口实现有序有效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共产主义新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是一种致力于文明形态协调发展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人类新文明。
针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获取共产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性方案。在晚年时期，马克思在深刻总结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印度、俄国等半文明、“野蛮”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这些存在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探索出一条通向人类更高级文明的现代性新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东方农村公社式的文明因素在充分占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有可能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开启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新文明的未来展望中提出了走出“异化文明”的现代性方案。在文明发展道路方面，马克思在揭示现代文明普遍发展道路的同时，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文明国家在借鉴和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有可能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23]的现代性新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导向，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结构，这些理论构想为构建中国式新现代性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时代的出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向。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两个结合”：构建中国现代性文明的发展路径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构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深刻回答了“中国现代性何以建构”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创造”的重大现实问题，指明了构建中国现代性文明的发展路径。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体现了建构中国新现代性的实践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书写人类现代文明的理论公式和求解方案。“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和方向。”[24]现代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生成，是基于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境遇中，由于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中国现代性启蒙任务，当时中国人转向寻求“第三种文明”[25]的深刻背景下，为马克思现代性文明方案在中国的出场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其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的基本态度和总体方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使现代中国完成了群体性启蒙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现代性启蒙任务，造就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为构建中国现代性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具有双向互构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实践基础和创新动力，现代性诉求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标和现实动力”[26]，这两者相互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建构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创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图式。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27]。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动力的中国新现代性建构在本质上是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塑，实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不断更新与创造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成就，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28]，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纵观党的百年历史，“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9]。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守正创新，体现了中国道路和中国现代性既充分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又结合本国国情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精神品格与思想理论特质[30]。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既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借鉴与吸收，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矫正西方文明带来的现代性弊病，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新叙事。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因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更具有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汲取马克思主义而更具有时代性，在时代性的维度上深刻改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民族性的维度上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这种“互化”和“结合”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现实路径。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现代性道路：开启了人类文明新类型
中国现代性是中国道路的凝练与概括，揭示了“曾经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民族在进入现代性的境遇后，一方面寻找适合自身的与现代性接榫之形式，同时保持本来民族之独立地位与自我认同，实现自我文明传统的新生与复兴”[31]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引领了“以人为本”的中国新现代性构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新样态，由此创造了人类文明新类型。
在现代性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伴而生。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的本质占有”“人类社会”原则及“和平主义”性质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规定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文明逻辑。第一，从现代文明与现代化道路的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石，“文明与道路紧密相关，道路承载着文明，决定文明的兴衰”[32]。道路形式决定文明形态，现代化道路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文明形态的多样性。简而言之，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就自然会形成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性质、特征、内涵决定了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文明类型。第二，从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结果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道，路是我们的实践，道是我们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实践的一种理论、制度和政治的总结”[13](23)。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又以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定来规范自身。这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质、具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特征、拥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源流，同时又内含现代文明的新要素新表达”[33]。第三，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侧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殊性，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范式和世界意义，更多地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发展规律的普遍性。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实践主体、发展道路、制度安排和价值目标等方面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必然会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支撑的文明新类型，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明形态上的最新探索，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所进行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现代性文明范式的转变，其中以驾驭资本逻辑作为构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前提，克服资本扩张带来的现代性弊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构建中国现代性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来驾驭和利用资本的实践过程为塑造人类新的文明形态提供了价值规约；以劳动逻辑作为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核心动力，旨在克服异化劳动，使劳动逻辑成为主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不断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致力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实现文明成果共享，克服了西方现代文明秉持资本至上而产生的劳动异化和劳动奴役，从而指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现实可能性；以人的解放逻辑作为构建中国现代性的价值指向，中国现代性建设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致力于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使现代性回归到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与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上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是“物的现代性”向“人的现代性”的本质复归。在驾驭资本逻辑、劳动逻辑与人的解放逻辑的辩证统一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马克思现代性构想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变，重构了中国新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现代性的光明前景。
四、现代性文明的内在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现代化文明的总体性阐述，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超越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现代性的“新”特征，“新”在区别于传统文明形态的现代特征，“新”在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进步特征，“新”在赓续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发展特征，实现了对以往现代化“旧”道路呈现出来的文明“旧”形态的积极扬弃，从而实现了对现代性文明的全面超越，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图景，深刻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现代性阐释
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文明发展的“新”方位，在中华文明史、社会主义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性、超越性和世界性的新现代性内涵。
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底蕴，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凸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性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造就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特征，这些突出特征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精神特质和文明基因，决定了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道路；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依靠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决定了中华文明秉持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实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综合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独创的一种新型文明，重构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汇集中华文明的精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孕育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深厚底蕴。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汲取智慧与养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重生。
从社会主义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定向，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当代中国形态，凸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超越性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公有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为内在规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式。社会主义文明既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证扬弃，也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吸收，塑造了平等包容、交流互鉴、自主融合的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境遇里实现从一般到特殊的‘具体化’发展，又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展开，现实地表现了社会主义从特殊到一般、从一国到世界的发展。”[34]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积极扬弃和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与现代化实践的有效对接，其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本质超越，实现了现代性文明的时代重构，形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现代性形态，彰显了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文明类型，实现了人类现代文明范式的根本性变革。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探索人类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崭新形态，是具有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双重底蕴的世界文明新类型，凸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性内涵。在人类文明史中，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明，是资本运动、资本的力量、资本逻辑相结合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35](134)。在资本逻辑统摄下，西方现代化文明是一种分裂对抗、矛盾冲突、霸权扩张的文明形式。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6]。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水乳交融中，塑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文明形态，超越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旧文明形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文明导向超越了两极分化的文明发展格局，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文明形式超越了物质主义膨胀单一性的文明发展结构，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底蕴的文明性质超越了现代化文明对外扩张掠夺的文明发展路径，展现了人类现代化文明的新图景。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现代文明的全面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在中国现代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文明形态，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前提，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根基，重视文明的传承、互鉴、交流与创新，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为导向，实现了人类文明理论的范式革命。
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普世文明论”，展现了多元现代性文明共存的发展图景。西方现代性文明建立在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塑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内核，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衍生出“普世文明论”。该观点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单级”和“线性”的发展模式，文明表现形式为一种同质化的文明，一切现代文明不过是西方文明的翻版。以“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论”为内核的“普世文明论”认为欧洲文明代表了“通向最高级的人类文明”[37]，意味着人类历史与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并没有沿着西方的“单线突进”的文明发展逻辑，人类文明也没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统摄下趋于终结。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发展理念，以“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文明结构，以“人本”的劳动逻辑为文明动力的内在逻辑定向，从根本上彻底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普世论”和“文明同质论”的神话，展现了文明多元发展的现代性图景，必将引领人类现代化潮流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势。
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展现了美美与共的新现代性文明的发展图式。西方现代性文明秉持“一元论”的世界观、“国强必霸”的国家观、“资本至上”的价值观、“丛林法则”的伦理观，其文明主体间“单子式”的交互模式、文明发展“单线式”的逻辑进路中内含着文明冲突的现代性因子，衍生出了“文明冲突”的历史观和“文明优越”的交往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文明赤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幅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38]。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国际社会解密中国道路和“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成功秘诀之所在，也是世界更好地认识新时代中国的重要窗口。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了以尊重文明多样性为前提，以文明交流、互鉴与包容为基本特质，主张文明之间“美美与共”的新文明交往模式，在本质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
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文明霸权论”，展现了和谐共生的新现代性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特质。现代性的文明霸权是西方精神的世界化和地域性知识的普世化，突出表现为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西方现代性的文明霸权逻辑有着贪欲性、征服性、开发性和输出性的表现形式，以标榜“进步主义”掩盖其在全球推行权力主义、扩张主义和普世主义的真实意图。文明霸权逻辑的表现形式是以资本逻辑统摄劳动逻辑，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和掠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源于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源自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目的性的“人本逻辑”，决定了其开启的人类文明新类型是和平主义性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彻底摒弃了现代性文明蕴含的“独占”和“独霸”的思维方式，打破了资本主义文明对现代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绝对垄断，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新类型，其实践效应不仅引领了世界文明的走向，也开启了繁荣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任务。
(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现代性的范式革命，在“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的现实交汇中获得了理论阐释的全部“历史感”，确证了自身结构大厦的理论基点[34](2)。只有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全球现代性的空间和实践场域中，才能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为回答“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以及为人类文明的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新方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综合性创造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背景下产生的，意味着人类文明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在世界大变局下，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缺陷与社会矛盾在世界历史变局中逐渐全面显现，全球现代性境遇中文明赤字的现实困境愈发明显。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文明范式和整体图景，重塑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引领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不仅终结了“普世文明”的现代性神话，也重塑了社会主义文明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的创生展现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揭示出在世界文明的深刻变革中，人类文明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主义文明日益走近世界文明舞台的中央，并向着更高发展阶位和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人类真正的普遍文明的方向迈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勃兴带来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聚变效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和不断拓展例证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深刻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规律，也拓展了后发国家探索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的新路径。换言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共同发展”[39]，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新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秉持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则，坚持文明发展的整体协调性，增强现代化文明成果的普惠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40]，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向，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形式，是新文明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贡献了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元哲学层面的中国方案，是中国方案的理念形态、哲学基础、轴心原则，是总体性的中国方案。”[41]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具有逻辑同构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的聪明才智和可供选择的中国方案，它重新塑造了人类合作文明的崭新范式、重新定义了人类交往的思维存在、重新寻求了世界文明赓续的正确路径”[35](20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内涵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基本特征和世界意义的集中体现。因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存基础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是重建人类文明的新现代性方案，致力于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共生、开放包容的美好世界。人类文明共同体建立在世界文明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定向，以具有人类文明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践基础，旨在构建更加和平、公正和繁荣的人类文明新秩序，以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为重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五、结语
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中国现代性建设也是未竟的事业，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同样正在创造和发展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不断拓展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指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发展是对全球现代性文明方案的现实重构。中国现代性建构在本质上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不仅回答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创造”的问题，也回答了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发展”的问题，指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方向，也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性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价值导向和路径规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明样态，是与马克思指明的真正普遍的共产主义文明存在距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真正普遍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类新文明在发展阶段上具有递进性，在文明要素具有同一性，在价值层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现代性的不断积累，从量变向质变的过程，有利于共产主义文明要素的成长和文明结构的完善，必将在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开启人类真正的文明。
马云志，女，河北枣强人，哲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的研究。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4项，出版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37篇，讲授的课程受到中宣部、教育部、兰州大学等领导与广大师生的认可与好评，2017年被评为兰州大学“立德树人”先进个人，2021年被评为兰州大学学生最喜爱的十大教师。
文献引用格式：马云志,赵荣锋.批判、建构与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逻辑[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1(1):136-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