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民族学知识建构的历史语境与新时代价值指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6 次 更新时间:2025-01-17 00:35

进入专题: 民族学   现代性   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文明   知识生产  

关凯  

 

摘要:民族学是一门西学东渐的学科,百年来其知识生产过程既受到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也与近代以来我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中华文明具有丰富的管理多样性的经验与智慧,为中国民族学本土化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进入新时代,从“两个结合”的理论立场出发,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对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开展系统性反思,坚持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实践中归纳总结理论,是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民族学 现代性 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文明 知识生产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并进一步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人类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性,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从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到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形成了极其深厚的道德政治哲学知识传统,涵盖了自然、社会与人的生活世界。尽管古代中国并无“民族”这个概念,但如何使存在文化差异的不同社会群体能够融入统一的“天下”,如何对内部富含多样性的大一统国家实施有效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华文明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始终彰显着中华民族卓越的智慧和能力。

民族学西学东渐进入中国已百年有余,其知识生产过程既受到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也与近代以来我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给他的中国学生费孝通所作《江村经济》作序,他在序言中表达了一种担忧,说“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此外,他还谈到了对那种好古、猎奇、不切实际的人类学研究的不满,希望《江村经济》能够推动人类学进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以反思西方文明自身。彼时,正是“西方的没落”的悲观情绪在欧洲泛滥的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深切地感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危机,而费孝通则刚刚学成归来,正要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业之中去。在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努力建设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学科是救亡图存的题中之义。

从一开始,中国民族学的价值关怀就是如何把西方知识体系加以“本土化”改造,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因而,西方民族学对非西方“异文化”的研究旨趣,在中国学人手中转变为对内部多样性的理解与整合方式,中国民族学的这种“异文化研究内部化”的知识取向延续至今。当下,中国实现了工业化,民族学研究的对象由前工业时代的边界相对较为清晰的社会文化群体转变为工业社会在城市化背景下高流动性的群体身份认同,“民族”的主观性增强而客观性减弱,民族学长期形成的过度关注特殊性、差异性与前现代性研究的知识传统,并不能有效回应当代民族问题在性质上发生的种种变化,并不能准确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要求,因而必须对学科做出优化调整,以真正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回应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关切,扎根当下的社会生活实践,确立中国自主的学科知识体系。

二、民族学的西方起源及其知识属性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与探索都是人们针对特定时代背景而做出的带有主观能动性的回应,都与社会现实发生极为紧密的联系,因此都被刻画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16、17世纪以后,在西方的知识谱系中出现了早期民族学的萌芽,主要涉及历史学、博物学和东方学。与世界各地历史悠久的知识传统不同的是,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出现,是近代欧洲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和科学主义革命的产物。到19世纪初,一些社会科学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以研究对象划分彼此界线的学科,最初是历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19世纪中期之后,社会学与民族学出现,其问题意识来自两个在西欧同时发生的重要历史进程。一是工业生产方式和民族国家体制的出现,工业生产方式解除了农业社会人和土地的依附关系,颠覆了欧洲封建制的社会基础;民族国家体制采取“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使国民成为平等个体的法治集合,并依据国家主权规定了群体边界,因而产生了“人民”(people)、“民族”(nation)这些新的概念。为研究欧洲自身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社会学应运而生,其核心研究议题就是西方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二是1500年之后欧洲在全球实施殖民扩张,以英国和法国两大殖民帝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实践在1914年前后达到巅峰,当时欧洲殖民帝国控制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有人居住的土地面积。面对全世界不同的种族与社会,欧洲人将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传统视为“文明”的典范,而将所有非西方社会视为“不文明之域”,交给民族学去研究。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期,欧洲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频繁接触阶段。欧洲人的海洋贸易网络覆盖全球,越来越多地进入与非洲、亚洲和美洲各民族及其领地,并不断尝试对其进行殖民征服和政治支配。到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发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商业和政治资源的大规模转移,这种转移的趋势是不断增强了欧洲列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民族和社会的控制能力。在西方人与非西方社会的频繁接触当中,像体质人类学、各种各样的语言学和民族学等知识形式出现了。从一开始,民族学就将欧洲的文化和科学成就纳入一种对于“文明标准”的想象,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文明特征的典范。这种想象打破了旧有的文明观念,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文明还承认中华文明等其他文明与欧洲文明同样重要,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要更优越。但当欧洲文明凭借启蒙运动、科学主义和工业革命跃居人类文明前沿的时候,其文明优越感油然而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最初的民族学研究对象大多是非洲等地的无国家社会,其隐含的价值倾向是:非西方文明都是简单社会与低等级文明。

中世纪晚期,历经英法百年战争和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起来,进而催生出人民、主权、国家、民族等现代观念和概念。19世纪中期,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西欧工业革命、民族国家体制出现以及现代性兴起等时代背景共同作用之下诞生的民族学,作为专业化认识民族现象的知识体系,采取了一种毫不掩饰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在尝试回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对内解释西欧缘何率先进入现代社会以及如何建设之;二是对外解释殖民扩张缘何“正当”及如何维系殖民秩序。

对于前一个问题,主要是由进化论叠加亲属制度的知识生产完成的。其中,麦克伦南、巴霍芬、梅因、摩尔根等人所分析的“母系社会”和母权论,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从百年后民族学实地调查以及考古材料等证据看,其绝大部分论点靠不住甚至明显有误,但这个时期的民族学在理论上却完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论证,且影响深远。它们将分布在不同空间内的亲属制度形态,解释为进化链条上不同时间、位置上的规律性形态,如此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功地”让世人相信,西欧处在人类社会进化的顶端,现代文明国家亦当如西欧模式。

此等西方中心论,直接影响到当时欧洲民族学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以欧洲人作为唯一的文明人的姿态系统了解、研究“未开化”民族,曾长期是欧洲民族学研究的基本视角。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愈来愈多亚非拉殖民地走向独立,其褊狭的价值立场才开始得到修正。而真正促使民族学知识体系改换门庭的,乃是德奥民族学所持的“种族优劣论”在“二战”期间替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张目,由此在战后遭受到全球知识界对种族主义思想的清算。

“二战”后民族学发生的价值观转向,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仍然保有一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因而仍然表现为一种制度性西方知识霸权;另一方面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为价值坐标,强调文化形态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人们不应该用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从而将“文化相对论”推高到“绝对价值”高度。

各种变形的西方中心论与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民族学的负面影响很大,特别是文化相对主义的立足点是“族群”,而不是国家和阶级。但“族群”并不是一个含义清晰的概念,文化相对主义抹杀了“族群”作为社群除了自身一定的文化独特性之外的所有其他范畴的特征,将之抽象地视为“天然的”观念与利益共同体,这无疑具有严重的理论缺陷。文化相对主义对复杂的多层次的文化系统采取一种过简的单一整体论认识方法,在强调“小文化”的差异时故意忽略了“大文化”的整体性认同,是造成当今民族学知识困境的根源之一。

从思想史上看,西方民族学初创时期,其基本问题意识是在西方社会自身经历工业化转型的背景之下,如何通过对一些仍然“遗存”的原初社会形态开展研究,从而理解前现代社会,进而理解自身。以当下的眼光看,进入21世纪后,这个知识议题基本已被废弃。当代西方民族学更多围绕着与“现代性”(modernity)有关的概念展开研究,如“认同”(identity)、“解殖”(decolonization)、“生命政治”(bio-politics)等,但其基本的思想进路仍然是西方传统并以西方社会发展经验为中心。民族学一方面确证了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及优势,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民族主义认识论的合法化。民族学者在研究“原始社会”的过程中,常常把自己的立场假定为“此时、此地”,把研究对象假定为“彼时、彼地”,通过制造自己与“他者”的时空距离,进而把“他者”整合到现代性叙事里。“现代性”可被界定为不同于人类所有以往经验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现代化(modernization)指的是从传统共同体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在西方语境下,所有的现代性定义都内涵了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标识了现代社会既生发于传统、又断裂于传统的特征。其缺陷在于,“现代性”基此成为一种西方文化标准。民族学正是以这样的方式,重塑了部落、民族和新的族群认同。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民族学(人类学)后来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力量,一点也不比它们推进现代性的力量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学批判现代性的思想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爆发,在周期性经济危机、争夺殖民地等危机现象背后,是现代性的“异化”和“失范”特征。马克思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出发来论述异化现象的。马克思认为,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是一种“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类存在物”的核心就是“类”,具有“物以类聚”意义上的“类”的特征。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与动物相对照的,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能够形成“类”,而动物的生命出于个体本能,没有形成个体之上的“类”的特征,正是这点使人的生产具有全面性,区别于动物的本能及其生产的片面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变成了劳动力,把劳动力投入的对象变成了商品。而资本家通过出卖商品获取了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工人投入劳动生产的商品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资本主义赚取利润的一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自己的生命和劳动被彻底对象化,工人的生命和劳动不受他自己支配而由对象支配,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他、并与他相异的东西,这就是生命和劳动的异化,也就是人从全面的“类存在物”变为受资本主义支配劳动力的异化。同时,正如工人本身成为商品一样,资本家也难逃异化的命运,以资本的面目成为工人的对立面。如此,不仅每个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而且每个人与他人也互相异化。由“异化”这个概念所阐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更直观地体现在马克思揭示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中。追逐利润的欲望推动资本家进行技术改进以降低成本,进而增加利润。当然,其他资本家也会效仿,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但是,在剥削程度(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却使每个资本家在不变资本上投入的资本比例较以往提高了,造成的结果就是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是由其内在固有矛盾决定的。

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思想进路的影响,当代民族学(人类学)借用非西方社会的经验来反思现代性危机,且常常以“发展的受害者”的面目来提示现代人。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针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反思性文化批评理论建构,当现代性暴露出异化、失范等多重问题时,后现代主义民族学“他者的眼光”式的反思气质,不仅使自己成为现代性的“批判的工具”,而且对自己也展开了“工具的批判”。正如拉图尔论证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拥有一样的二元逻辑(自然与社会、人与非人、神与俗)。然而结果却是,后现代主义通过怀疑一切元叙事,把自己变成了元叙事的一种。对这种怀疑元叙事的怀疑,西方的元叙事逻辑显然是不够用的,而作为“复杂文明系统”的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提供另一种思维方式,尽管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充分揭示这一点。

无论如何,尽管民族学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知识属性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民族学的认识论基础是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但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为中心的方法论特征使其知识体系同时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个面向。现代知识的学科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政治科学、社会学)。民族学的人文学科属性在于其研究范畴包括宗教与哲学(思想观念)、历史、语言等内容,需要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民族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则在于运用经验观察的数据采集方法以及统计方法等科学工具分析人类社会的结构(structure)与能动(agency)二者关系,并依靠逻辑推理对社会规律进行概念化表述。与其他社会学科冠以主位的、“外在的”“自上而下”的视角观察社会相比,这种客位的、“自下而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取向是民族学独有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民族学是研究文化与族群问题不可或缺的知识工具。

三、在现代性危机中展开的中国民族学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危机和西方现代性本身蕴含危机的双重危机结构中展开的。一方面,现代性秩序和制度并非中华文明内生之物,中华民族面对现代性压力是一个适应性过程。西方学者李约瑟、费正清和列文森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中华文明传统不能内生现代性。当现代性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式进入中国时,中国由普遍性的“天下”变成了特殊性的国家,失去“天子” 的中国在现代性的对照下,沦为一个区域性“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竞争失败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仅在于其“长技”,也在于其制度和文化,于是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理性主义认识论、科学主义观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工业化生产方式等新事物,渐渐对中国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中国士人本来以“文野”分华夷,自居为文化中心而视洋人亦为“夷狄”,到后来则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承受了极大的精神苦难。如胡适所云,“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一个拥有5000多年历史、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被异质的西方文明现代性框架所限制,不难理解,其转型过程是如此陌生而艰难。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后,正值西方帝国主义现代性危机即将集中爆发的时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加剧国际竞争和帝国主义扩张,西方列强内外之间的矛盾,最终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乎摧毁欧洲。这种“西方的没落”引发一大批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批判地而非全盘接受式地面对现代性的重要历史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士人多是把西方视为一个整体,那时所有西来的“主义”,基本上都是这个特定的更新更美好的整体的一部分。直到一战,西方人自己打起来了,提供美好未来希望的蓝本自身出现大问题。不少中国人这才发现“西方”在分裂、在破产,严复就对西方有所失望:“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毛泽东后来总结说,从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寻找真理,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现代性危机在西方的展现,使得中国在接受现代性方案的时候保有一种克制与警惕。

由此,中国的现代性文化从一开始就深度杂糅了中华文明传统,不仅是一种批判性继承,也是一种刻意维护的保存。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两难心态:既痛恨西化,又想从西方取经;既批判传统,又向往某种他们认为更纯粹更宝贵的传统。章太炎在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既反对毫无保留地吸收西学,却又对传统重新加以塑造。他认为“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怎么可以置之不论呢!”中国传统史观在这里不仅以一种回顾往昔的面目出现,更指涉到文明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道路。黄金“三代”历来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含义,其意并非全在理解“三代”,更在借古喻今,与章太炎“复古即是褆新”的逻辑相通,这种传统史观延续至今。

中国虽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却有着与欧洲迥然不同的文明传统。显然,从文明视角出发,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被现代性给定的一个外部结构所限制。富含内部多样性的中国要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必然遭遇到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而这个问题,恰在民族学知识范畴之中。盖尔纳总结的中欧地区民族主义的五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维也纳会议之后、民族独立时期、凡尔赛合约与威尔逊时代、种族清算阶段、民族情感高涨阶段),就不适用于中国经验,按照他的模式,中国是从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才切入民族政治的。

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是主权、公民身份和民族主义。主权在民是国家的现代性原则,人民成为建国的根本基础,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化的政治民族主义关联甚密——即一定领土范围内的“人民”被塑造成“民族”。尽管欧洲传统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具体路径上主要分为政治民族主义(法国原型)和文化民族主义(德国原型)两种,但到了中国,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内部社会的双重民族主义结构,如何使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同构乃至同一,成为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之一。

从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开始,在国家建构意义上,民族主义就不仅是外部框架问题,也是内部结构问题。当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社会,直接制造出政治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一种悖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同构,成为国家建设始终面临的秩序难题。针对外部框架,国家化的政治民族主义不仅要求共同的文化基础,也要求国家化的、具有整体性意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成分,需要最大限度建构国民同一的文化认同,以实现政治上的一致对外,由此“中华民族”的概念与观念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就内部结构而言,基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国家建构要求所有次群体的文化民族主义服从于整体的政治民族主义,从而制造出其与国家内部多元化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这种情况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后果,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但对中国这样疆域辽阔、多样性丰富的国家来说尤为显著。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以及蒋介石提出的“宗族论”,实际上是以欧洲民族国家建设经验和理论话语为准则的,既无法走出“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论桎梏,也无法脱离大汉族主义思想逻辑。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批判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主张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另一方面对苏联式民族自决理论保持高度警觉。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五十一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李维汉总结了中国实行自治地方制而不实行联邦制的理由: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直到分离权,是以具体历史条件为依据的,而非任意和孤立的(俄国的历史条件适用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联邦制);二是中国各民族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共同敌人的革命形势,以及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特点,决定了中国适合自治地方制的区域自治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学也以苏联民族学为知识标准重塑自身。1952年新中国的民族学经历了大规模的“学科改造”,改造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并按照苏联民族学的模式建设学科,在理论上摈弃了所有原学自西方的学科理论,如进化论、传播论、结构功能主义、行动过程论等,而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取而代之。当时民族学学科改造的主要措施,是撤销了其他高校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专业,在中央民族学院建立研究部,将全国相关专业的权威学者都集中于此,包括吴文藻、潘光旦、翁独健、冯家昇、翦伯赞、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等。这批主要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卓越学者在政府主导的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他们调查搜集了大量民族志资料而创造了学科史上的一段辉煌,为当时国家制订民族政策、处理民族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持。这是中国民族学学科迄今不可逾越的一段鼎盛辉煌之期。

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原来被视为学习榜样的苏联民族学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民族学”。之后,“民族问题研究”完全取代了民族学,民族学在学科意义上泛化虚化。“文革”期间,民族学学科被撤销。1978年民族学学科得以重建,以后的40余年中,在全国几十所高校里建立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同时中国民族学也再次开始向西方人类学界学习,重新融入国际学术界。而在中国民族学与西方学术界断绝来往的30年之中,西方民族学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二战后,西方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并展开现代化进程,民族学(人类学)失去了传统的“前现代”研究对象,对“异文化”的执着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自我想象。同时世界社会科学中心从西欧转移向美国,美国以文化人类学之谓替代民族学,关注田野实证与诠释,“不可避免”地透过某种程度的文化决定论视角观察理解几乎所有社会问题。1983年在西方几乎同时出版的三部名著使现代主义成为民族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民族”因其意义模糊而难以成为确定的研究对象,而民族主义则可替代之。在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之下,民族学本身也发生变化,它所习惯的“传统”“共同体”“他者”“涵化”“发展”等概念统统内含了现代性的面相。

在对人类社会的宏观解释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民族学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论视角使阶级立场成为认识论根本,其批判精神则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在经验研究与实证分析模式之外,形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理论与方法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西方主流的民族学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这种分析方法对新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助力,也使党的民族工作能够在每个民族中都能找到坚实的依靠力量,团结了绝大多数的各民族群众。可以说,若无阶级分析,新中国建国纲领中关于民族平等的规定就无法真正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可能发生,至少不可能以极低的社会成本、在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下发生。而若无社会主义改造,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可能会残留一些以“民族”面目出现的由各种传统权威及特权集团控制其属民的封建政治体变种。

然而,阶级分析在民族研究中并非万能钥匙,它也有严重的理论局限。事实上,阶级分析教条化、刻板化、泛滥化,会给处理民族问题带来严重的理论风险和操作失误。当阶级分析被任意扩展为政治斗争工具时,不仅无助于解决现实中的民族问题,甚至还会人为制造出新的民族问题。“文革”期间出现大量的涉民族问题的冤假错案,极大地伤害了民族关系,以致“文革”结束后民族工作一直将拨乱反正工作持续到1987年,之后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过于强调民族的差异性和主体性,延续了苏联民族理论的传统。当时的二级学科民族学则受到美国人类学很大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界重新引进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大量翻译相关著作,课堂上也以介绍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传统和前沿理论为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西化”倾向严重的问题。可以说,今日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展开民族学学科优化调整,实际上隐含着对这一时期民族学知识生产奉西方为圭臬取向的一种修正。

改革开放时期,正是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的迅猛发展期,社会条件发生剧烈变化,“民族”的特征特点也随之改变。对这种变化,中国民族学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该如何面对它。李维汉在1962年指出,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个判断契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实际上也符合从清末民初“民族问题”滥觞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状况。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8%。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比重接近16%。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1949年末,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64%;1978年末,人口城镇化率为17.92%;2023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这是沧海桑田的变化,中国的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脱离“农民问题”的历史语境。

如今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一切都产生深刻影响,包括民族与民族问题在内。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得较为充分的是政治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主权、公民身份、国家制度)以及认识论的“脱魅”特征(科学、理性)。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脱嵌”(经济理性、拜金主义)以及时空、人员的“脱域”(大规模人员流动、货币经济、专业化、个体化、新技术通信工具应用等)特征已经相当明显。经济理性的凸显、家庭伦理的变革、个体主义的张扬,此类种种公私领域的变化,表明传统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力已经减弱;“佛系”“空心病”“躺平”“内卷”等现象表达出来的无意义感愈发强烈,这些都是人的“异化”和社会“失范”的典型表现。扎根如此社会背景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也表现出与此前社会不同的精神气质。

民族问题的背后始终隐含着某种更为系统化的社会问题。在失去革命和阶级话语的压制力后,各种身份认同的资源——无论是传统的族群、宗教和地域认同,还是新兴的各种价值、情感与社会运动带来的认同资源(如网络集群、同性恋、新职业群体等),都生产出新的社会边界以及维护这种边界的新方式,而都会在某种条件下转化为基于族群中心主义意识的身份认同资源。当市场经济牵引着社会结构与观念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族群的文化差异开始显示出新的社会重要性,无论是市场中的资源竞争,还是对优惠政策的工具性利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族群身份增强竞争力,狭隘民族主义成为把个体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化为民族问题的推手。

当下民族问题的实质,不仅包含历史因素的影响,更包含有现代性社会危机的因子。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与大规模社会流动对民族传统社区造成巨大冲击,合力使民族与地域脱离,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客观性成分减弱,主观性成分增强。互联网和商业市场成为民族情绪最重要的“发声”渠道,文化身份认同成为族群争夺的社会战场。音乐、展演、餐饮、网络新媒体平台等本来用于承载民族文化的场域,逐渐成为彰显族群表征的时空所在,客观上可能变成传播狭隘民族主义知识与情感的工具。当民族主义成为主观性社会情绪、身份认同资源以及资源竞争工具,族群中心主义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跨地域地激发和传递社会情绪,人为制造出客观上未必成立的民族对立。人们陷入对族群认同的主观性想象,甚至使原本基于客观标准分类的民族识别失去符号意义:最激进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未必生活在边疆。

改革开放以降的民族学知识生产,并没有充分回应当下社会变迁及其民族问题实质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掀起新中国民族政策研究的小热潮,例如杜磊之于回族、郝瑞之于彝族、Katherine Kaup之于壮族、路易莎之于苗族、Ralph Litzinger之于瑶族、杜磊之于维吾尔族。其主流理论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就是汉族对非汉族(所有少数民族)的“同化”,另一方面则宣称中国民族政策在创造出一些“客观上本不存在”的少数民族。这种关于中国民族政策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批判话语,背后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新的东方学变种,并配合着中国学界某种“自我东方主义”想象。

对此,中国民族学的回应大致受困于“封闭与盲从的倾向”两种知识立场。封闭倾向的表现是固守过去几十年“民族研究”旧传统,故步自封、自说自话,强化“分民族研究”,将56个民族分类本质化,不研究汉族与中华民族,用旧概念工具掩饰学理的乏力;盲从倾向的表现则是奉西方理论为圭臬,有的人持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东方主义”立场,例如生搬硬套西方概念,奉多元文化主义为至上法则,同样强化“分民族研究”,虚化中华民族,甚至有间接呼应西方在民族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之效。

这种困境与学科重建以后的学科内部发生的变化有关。首先,在研究旨趣上,民族学成为少数民族(特别是西部地区)研究的代名词,专注于与“传统社会”为伍,对现代社会现象研究不足。其次,民族学内部逐渐分为民族史、二级学科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三个主要分支。三者虽然“分家”,但学理上都保持同样的惯性: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差异性与前现代性;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学科理论脱节于社会实践。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来是在19世纪欧洲、20世纪初苏俄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真正对中国产生主要影响的是经斯大林改造的苏联民族理论,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也在事实上未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主要理论依据,更不能准确回应21世纪中国“民族”形态逐渐向主观化、脱域化演变的社会现实。而西方人类学知识传统偏重关注文化特殊性、差异性与小型共同体研究,对国家的整体意义过于忽略甚至反其道行之(如斯科特“佐米亚”之说),对现代性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因而同样不能满足中国语境下国家构建过程中处理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需要。因此,中国民族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面临严峻挑战,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民族学知识生产本身成为制造而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

四、中国民族学知识传统中的“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国民族学知识传统的关键特征。从一开始,中国民族学就力图处理帝国“天下”的多样性与民族国家“文化—政治”同一性理想之间的张力。蔡元培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首次界定了“民族学”,他在文中引证《山海经》《史记》等传统典籍说明中国的多民族样态,虽然赞同“民族的文化随时代而进步”,但也认为“化去了优劣的差别见”的民族学才大有裨益于世道人心。同样于1926年,吴文藻就指出“民族”与“国家”概念对于中国的含义异于西方,主张“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若文明生活和合作精神够强,则多民族国家胜于单民族国家。费孝通在留英归国后的1939年,看见顾颉刚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随即给顾写信表达了异议:按照西方的“民族”定义,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这样的争论不仅体现出民族多元与政治一体的矛盾,也展现了西方学术概念与中国经验的龃龉。

费孝通后来在顾颉刚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表达了对顾的理解与自我反思:“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费先生于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带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色彩,与早年偏西式的民族观念不可同日而语。费先生的思想转变恰是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的缩影。

从知识逻辑上看,中国民族学有很强的史学基因。在20世纪初以“新史学”为主导的现代学术变迁背景下诞生的民族学,具有深厚的历史学基因,当传统的天下秩序让位于全新的民族国家体制和西式民族学概念,民族问题成为中国国家现代性转型的一个内生变量。事实上,中华文明传统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司马迁吸收了先秦及秦汉以来人们对前现代民族的看法,以“民族史传”的形式表达“究天人之际”的历史哲学思想,由此开创了民族史编纂的史学传统。因此,在后来的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过程中,民族史包含了最多的中国性因子,比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或西方人类学化的民族学要多得多。

从理论建构上看,中国民族学主要受到三个思想流派的影响:冲突学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共识学派(进化论与功能主义)与中国史学传统(边疆史地)。救亡图存的压力是民族学中国本土化的第一推动力,从民族学西学东渐的第一天开始,中国学人就在思考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以面对国家建构与现代性自身危机的双重压力。早期的民族学者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诸理论流派思想整合成改造中国社会的知识手段。林耀华回忆说,在当时(1928年)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标。吴文藻于1947年提出“社会学中国化”,认为社会学只有根植于中国土壤、将理论与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才能彻底地中国化。由此可见,“异文化研究内部化”的研究范式正是民族学在中国“本土化”的核心内涵,族群文化研究发展为“边政研究”,汉人社区研究发展成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研究,都是这种本土化民族学的必然结晶。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与国家建设的结合更为紧密,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地区“四化”研究等工作的开展,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由于面对共同的“本土化”问题,在此过程中,老一辈民族学家从不刻意区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界限,直到学科重建以后,三者才开始比较清晰地划界。

总而言之,20世纪初民族学西学东渐传入中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东方主义色彩,是西方中心的权力逻辑在知识、学术与话语等方面的拓展。在早期的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这种东方主义色彩既包含了欧洲基因,也包含了美国基因,甚至还有俄国和日本的思想基因。最初的中国民族学研究发端于国外学者的各种实地考察和留学西方的中国民族学者的学术实践,在理论与方法上都受到西方很大的影响,一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中国材料配合西方理论反思西方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民国时期的各种民族学理论学派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实现了重大的学科转向。在阶级理论的意识形态支配之下,民族学成为解决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边疆民族地区与国家一体化的矛盾问题的一种知识工具,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在中华大地上的生成及其衍生的各种危机次第出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这种全新的局面,仅靠学习国际最前沿的民族学人类学之“用”(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成果)并无法全面解决问题,进一步确立保持民族学的中国之“体”才是关键。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民族学界要放弃向西方学习及与西方理论积极展开对话,而是要以中国实践为经验事实基础创建新理论,这才是文化自信的真正体现。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的矛盾主要是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民族学研究的重点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基础,不是利益与资源之争。这种文化研究及其跨文化视角,正是面对现代性及其危机的一种有效工具,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创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民族学学科才具有未来性。

自“西学东渐”以来,历代中国学人无不怀有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追求。而面对当下西方知识霸权延续的现实语境下的学术话语压力,中国民族学又该以何种方式实现“中体西用”,基于中国立场对西方的各种污名化话语生产做出有学理尊严的知识回应,是建构中国自主民族学知识体系的核心所在。

五、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是新时代民族学学科优化调整的根本遵循。

新中国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既超越了欧式民族主义,又超越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列宁主义民族自决理论。这种超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标示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工作领域体现出来的深刻理论意涵。

在现代化发展条件下,当今民族学需要讨论的是,社会流变之后我们该如何去重新认识民族。民族学应该放眼去反思和解决现代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比如国家建构、历史观、社会运动(族群与宗教运动)、现代性精神危机等诸多领域的现实问题。从外部视角来看,当下世界越来越像文明冲突论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之所以如此,和源起于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危机有着莫大的关联。对普遍性的宣称内涵于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中,现代知识的三大门类(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通过不同的方式维持着普遍性的信念。冷战结束,福山乐观地宣称“历史终结”时刻的到来。然而,身份认同政治正在此时兴起,各种新的社会边界不断生成。激进伊斯兰主义、中美竞争、俄乌冲突等现象,无不宣示着全球价值的撕裂,这种情形似乎应验了亨廷顿的判断:文明的边界成为世界性冲突的根源。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文明冲突论的背后,是西方文明“一神论的影子”:包含个人、平等、人权概念的现代主体性与基督教目的论史观的结合。

一神论的死结在于制造了“一神”与“一神”之外的绝对性分裂,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论正是这种分裂的典型表现。在现代主义理论视野中,民族主义原生论与建构论针锋相对,原生论者秉持达尔文的进化观认为民族是从远古演变而来的(因而需要肚脐),而构建论者论证民族是现代性“上帝”创造的(因而不需要有肚脐)。在经验层面上,这场争论注定没有结果,最后只能向上帝求证创造亚当的时候有没有顺便做个肚脐。相对主义似乎可以增强非西方世界的文化自信,但正如盖尔纳设问的那样“同一个世界是否存在不同的真理”?盖尔纳的回答是否定的,绝对的相对主义也只是用一神论的逻辑制造了一个非西方的神。

未来的世界需要一种跨文化(trans-culture)的视角。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早已构成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只有超越自身文化的褊狭,实现文明互鉴,才能合作共赢。跨文化意味着跳出自己的文化池塘,接触非我的文化池塘,在此过程中将外来文化加以内化,从而重构自己的文化。这不同于外在于人的客位视角,而是怀着“跨”的心态,吸收融合不同的文化。跨文化的哲学逻辑是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拉图尔描述的现代性事业——转译机制(主体与客体之分)和纯化机制(人与非人之分)——正是造就现代人主体性的手段。主体间性先于主体性,跨主体性意味着跨越自我的边界,与他人相遇,通过这一经历,融入普遍真理的“共可能世界”之中。在货币化、专家系统、信息化等时空“脱域”机制相当发达的今天,“跨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全球现实,对跨文化视角的民族学知识诉求越来越强烈。

从内部视角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疆民族问题和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矛盾剧增。这给民族学学科提出了新的任务,即对于中国社会中新出现的这些焦点问题,如何阐释并提出解决之道。于是,民族学界的研究活动更多转向对于中国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对中国现实社会实地调查与研究中,其研究实践和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继续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想为验证目标的研究。这批人虽然也较以前更多地深入中国现实社会开展调查,但他们的目标是用这些案例来对话西方的理论。可以称之为西方理论导向的研究类型。二是利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工具,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特别是民族问题为目标。这类研究可称为问题导向的研究。三是以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特别是边疆、民族问题为目标,但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多地探讨、寻找、创建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但他们不仅希望解释并推动解决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也希望在这种努力中创建新的,更适合于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这一类型最为符合构建中国自主民族学知识体系的目标。

从民族学学科的知识属性来看,中国民族学是有着长期本土化学术积累的学科,在科学主义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以丰富的理论和方法工具去剖析现实社会的民族现象。民族学理论不是哲学,只能产生于实践,创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实现理论创新的突破,关键在于实地调查。民族学实地调查的田野工作目标同时包含了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两者相辅相成。但就当前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情况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或许更重要。也就是更多从问题导向出发,在经验事实中发现、归纳总结规律,才可能创建新的理论范式,形成对解决当代民族问题有助益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理论话语。

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经验,具有高度的历史合理性。事实上,民族问题本身是和更大范畴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修正民族政策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民族政策本身,而在于整体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工程自身的宏大力量。民族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细节。

管理国家内部的多样性是每个统一多民族国家都需要处理的问题,全球化使这个过程变得比之前更为复杂,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失败,揭示出原本认为的承认多样性并保护之就可以解决民族问题,但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这种绥靖式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却是宗教极端主义运动的壮大和族群冲突的增强。中国自身的社会条件与知识语境决定了中国民族学不能跟着西方走,因为社会条件不一样,问题意识不一样,国家制度也不一样。

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融汇了中华文明传统、“大一统”秩序与多样性治理的现代经验等。随着中国实现工业化,民族学传统认知中的“民族”共同体,逐步被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合力冲散。只有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才能准确识别并处理国家建构中的民族问题。传统民族学出于对小型共同体和前现代文化的偏好,其分民族研究的知识存量并不能充分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性。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民族学应该产出知识增量,把现代性、国家和中华民族视角带回民族学研究。

在文明冲突、价值撕裂的当下世界,中华文明传统的“天下无外”“天人合一”“仁”等观念,正是破解现代“一神论”观念死结的良方。在这个意义上,把现代性带回民族研究,不仅要用跨文化的视角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更要发掘包括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在内的各文明之间的理解式互动方式。以民族学的宗教研究为例,从当前的学科路径来看,主要包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宗教学三种视角。三者有不少交叉之处,但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较多聚焦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而宗教学主要把宗教当作文化现象研究,聚焦宗教史和教义较多。因有三种学科路径交叉,该领域研究从量上看较为丰厚,但研究成果的质量并非尽如人意。仍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简单地将宗教当作社会和文化落后的标志,或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视作宗教,而将其他民间信仰视作迷信。同时,受关注较多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信仰,而对作为社会乃至政治组织的宗教,在相当大程度上缺乏经验实证研究成果,如对宗教的经济运营形态就较少关注。而这一点,恰是宗教问题产生的重要动因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中国民族学面临知识范式转换,核心在于深入挖掘中国社会的实践经验,基此形成中国自主的理论解释体系,并参与到国际民族学知识生产之中。新时代民族学的使命,是致力于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服务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服务于开创人类文明、发展、安全的新形态。民族学学科优化调整,直接推动力就是两个“共同体”建设,同时也与全球范围内民族问题尖锐化,以及我国在国内、国外面临的全新挑战密切相关。在这一全新政治站位下,民族学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定位,从问题意识、理论方法、人才培养等多维度实现全面创新,形成中国自主的学科知识体系。

六、结语:民族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一百多年来,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创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局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简而言之,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需要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指导,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营养;对西方的民族学理论开展系统性反思,重新评价和梳理;大力开展以问题导向为主的经验研究,研究中国与世界的现实民族问题,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实践中总结理论;坚持民族学以实地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

中华文明具有丰厚的民族知识土壤,以及管理多样性的经验与智慧,要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国情,需要从民族学本土化的知识立场出发,无论是研究宗旨的设定还是研究对象的选择,都需要首先立足本土,继承“天下一家”“有教无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成功的民族治理经验,不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和民族事务治理,以及相关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知识支撑。同时,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需要走向世界,要在国际互动、对话和知识融合之中,超越国家、社会与文化边界,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志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贡献。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没有列出,引用请务必以纸质版为准。

    进入专题: 民族学   现代性   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文明   知识生产  

本文责编:Super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社会学 > 民族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8831.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4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