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经济萧条产生之原因的认知，还远未达到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其发生的阶段。
——亚历山大·洛夫迪（Alexander Lovedy）
一、导言：本书写作的起因
这本《货币与经济周期》旨在回顾经济思想史上一些重要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对近代以来货币与经济周期原因和机理的理论研究和分析。
自19世纪初发源于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诸社会才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但是，伴随着现代经济增长，一个让人们挥之不去的噩梦一样的历史事实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发生世界性的周期性经济衰退。按时间的长短，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Kondratieff Cycles，50—60年）、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s，中周期，大约为10年），以及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短周期，大约为36—48，即3—4年）。另外，还有人使用“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又被称为房地产周期，约为15—25年）。然而，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落后国家，因为它们本身就没有真正的经济增长，也谈不上经济周期；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和行政控制国家，即使有经济衰退（它们也不做任何报导且在统计数据上显现不出来）和复苏。有鉴于此，在经济思想史上，各家各派都或多或少地都谈及乃至专门探究世界性周期性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避免和治愈之办法，基本上是指19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现象。自1840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大多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常常又与各国货币的膨胀与紧缩以及信用和金融危机结合在一起，以致在经济学的广阔研究领域和文献中，货币与商业周期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几乎变成了一个涉及面最广、参与经济学家最多、投入研究精力最大，乃至到今天经济学各流派种争论中最激烈且仍无定论的研究课题。
在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批准号：14AZD10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批准号：18ZDA089）的支持下，我们选择了这个极其艰深复杂的研究课题进行了一些思想史的回顾。受限于我们自己的阅读范围和研究精力，我们只挑选出了在经济思想史上七、八个经济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他们关于货币与商业周期的论述进行了理论梳理和评论。我们之所以挑选这七、八个经济学派来探究和挖掘这些经济学家们对货币与商业周期问题的理论探究，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在世界范围内乃至在这个问题的研究问题上大都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当然，对新古典主流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我们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综述。实际上，在新古典主流学派中，又有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看似有相同之处，但实际上也有很大差异。甚至在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派中，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并不完全相同。令我个人尤其感到缺憾的是，在研究货币与经济周期问题上，有三个在世界上甚具影响力并为人们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家——即英国经济学家拉尔夫·霍特里（Ralph G. Hawtrey）、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以及美国老制度经济学家韦斯利·米歇尔（Wesley Mitchell），他们三人终生都在研究货币与商业周期问题。但我还是没时间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回顾和梳理。如果不对他们的理论研究进行仔细梳理和详细辨析，就还不能算是对货币与商业周期问题有一个较全面的研究。另外，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大量的著作和论文。这些都需要设专章和或专文来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因为在这项研究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两位剑桥经济学家霍特里和罗伯逊与凯恩斯一起在货币与商业周期问题上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索乃至激烈争论，我曾安排我的博士后学生李秀辉教授在其剑桥大学访学期间（2019—2020年），几乎逐页扫描了霍特里和罗伯逊的绝大部分著作（这一工作量很大）。但是后来我们俩发现，无论我自己，还是秀辉，现在都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专门各写一章来论述霍特里和罗伯逊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我们没有可能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专门研究瑞典学派和米歇尔的商业周期理论了。因此，尽管这个研究课题耗费了我自己和我的博士、博士后学生们近8年的研究精力（直到2021年8月我在通读过《凯恩斯文集》前20卷和第28卷和29卷——不包括他的《概率论》——后写出了本书的第5章，才算真正完成了这本不完备书稿的写作），但这本思想史专题研究专著仍然是一部半拉子产品。这是我自己的缺憾，也是我必须向读者们交代清楚的。
这里要特别向读者说明的是，自19世纪以来，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谈论世界经济的“周期”现象时，实际上多用“business cycles”，有些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和一些奥地利学派以及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经使用过“trade cycles”。有些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在40年代以前也曾使用过“industrial cycles”。在经济思想史上，也有些经济学家使用“economic cycles”（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中就曾使用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们较多使用“economic cycles”这个概念来。但直到今天，国际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如小罗伯特·卢卡斯，即Robert, E. Lucas, Jr.）仍常使用的“business cycles”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正文中都曾也使用过“business cycle”，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曾使用过“commercial cycle”，而这个词毫无疑问地可以直译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这个词在中文中的翻译中很不统一。早期中国的经济学翻译家们多把它翻译为“商业周期”，后来一些翻译者（包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较倾向于把它翻译为“经济周期”。“trade cycles”被毫无疑问地翻译为“贸易周期”，而“industrial cycles”则被翻译为“工业周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大量使用过这个概念）。至于“economic cycles”，被直译为“经济周期”，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实际上，这几种提法，在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同是指自近代以来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实际上主要指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一种周期性现象，而不同的作者喜欢用不同的表述法。在英文中，很多经济学学家也常常使用“经济波动”（economic fluctuations）和“产业波动”（industrial fluctuations）的概念，实际上它们与“businesscycles）是指一个东西。“economic fluctuations”在中文中被翻译为“经济波动”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到底“business cycles”应该翻译为“商业周期”还是“经济周期”？是否统一为两者之中的一个译法？我们考虑了很久，也没最后决定。这主要取决于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国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周期现象而创立自己的独特“周期理论”时，使用这个词时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的。
故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根据不同的经济学家的表述和中文翻译，有时用“经济周期”，有时则用“商业周期”。
这本学术专著大部分章节是我自己和我的博士生、博士后学生所共同撰写的。只有书中最后一章“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是我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黎力（副）教授所撰写的。我和黎力已经有多年的交往了。李黎力教授多年来研究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在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研究方面，是目前国内最好的专家，由他来写这一章，我自己也比较放心。
二、《货币与经济周期》一书的逻辑框架与基本内容
自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纺织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经历了各种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而这种经济波动又被经济学家们称作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ircles）、“贸易周期”（trade circles），或“经济周期”（economic circles）。正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不断地重复发生，尤其是经历了1873—1896，1929—1933和2007—2008年这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研究经济周期已经成了近代以来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任何一项研究专题像经济周期及原因牵涉到这么多门派的研究精力和激烈争论了，且到目前为止，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和相应的应对措施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一复杂状况，使多年研究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学家、并曾任两届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解释清楚大萧条（经济周期）视为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the Holy Grail）”。他指出，“大萧条不仅导致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且还自1930年代以来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伯南克也承认，尽管自1980年代之后的15年中，这一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根本没碰到这一圣杯的边儿”。这也说明，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及其产生原因，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谜一样的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的原因、发生机制，乃至不同的应对措施，各经济学派也没有一致观点和意见，且很多流派的看法是截然相反，互相批评、争论和攻讦。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就有有多种，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说，纯货币理论说，投资过度说，成本变动说，结构失调说，负债过度说，消费不足说，企业家创新和科技革命说，心理因素说，还有农业周期说，房地产和金融周期说，等等。
在1933年出版的《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一书的英文版中，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1929/1933）曾指出，在他之前的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1930年代经济学家们多称之为“trade cycle”）的理论解释中，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非货币原因（non-monetary theories）的理论解释；一种是货币原因（monetary theories）的理论解释。今天看来哈耶克的这种划分法仍然有现实意义。以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von Mises）、哈耶克、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 Huertade Soto）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商业周期理论，均属于商业周期的货币原因解释说，剑桥经济学家霍特里（Ralph G. Hawtrey）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持商业周期的货币因素理论解释说；而熊彼特和美国老制度经济学家米歇尔（Wesley Mitchell），以及1980年代后才出现的以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和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所提出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则属于典型的非货币因素理论解释。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理论，则属于包含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的综合解释说。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的原因和发生机制的解释上，各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和和认识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大多数学派的经济学家均认为，货币与银行信用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真实周期理论”完全否定这一点），只不过是货币、银行信用和金融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大小的认识上有所区别。因此，我们的这一经济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决定以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思想史回顾的主轴，来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近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的产生的原因、发生机制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进行理论回顾。
从这一课题的研究意义来看，尽管这一研究课题完全是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但是却直接指向现实世界的问题。
首先，尽管自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周期是个不争的历史史实，但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的原因到目前仍无定论，各种理论和说法都有。加之，尽管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了，尽管当代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和本·伯南克（美联储前任主席）在2004年就曾乐观地相信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经济学数学手段的运用和数学模型的预测普遍运用，经济周期在人类历史上将会不会再来了，但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却表明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仍然是现在进行式。因而，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及其各学派的理论解释，不但有着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意义，也有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当下理论意义，更有着理解当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现实意义。
在第1章导论中，我们首先指出，这本学术专著属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纯专题学术研究，旨在理清到目前为止仍然困扰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在近现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中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通过对近代以来经济思想史上一些主要流派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解释理论回顾，并通过对不同经济学流派对这个的理论解释的比较分析，我们希望整合出我们对这个仍然困扰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我们认识和理解。由于近百余年代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和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机制解释上流派甚多且百家争鸣，我们的研究既不可能、也不企望把经济思想史上所有经济学流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和解释全都关注并进行理论探究，而只是选取了在近代和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些主要的流派的经济学家的论述和解释进行挖掘、分析和评论。
在第2章，我们做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与金融危机简史简单历史回顾。尽管这一研究课题整体上是一部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但是，经反复论证，我们还是决定先做一个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和金融周期简史的历史回顾，以基本上弄清近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的存在性。这一章的研究发现，在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之前，在金本位（Gold Standard）货币制度约束下，经济的金融化和杠杆化程度较低，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解释经济周期最重要的单一变量，信用、物价和产出等与货币的波动性高度一致。货币与信用可以被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非金融部门信用杠杆与货币和总产出的关系在1970年之前的一百年时间里都非常稳定。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特别是1970年代之后，货币与信用和商业周期的关系显著弱化，金融变量——包括信用、抵押、杠杆和不动产价格等——成为解释周期的更为重要的变量；经济周期的波动性下降了，但金融周期却在加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股灾等——成为更具毁灭性的尾部事件和引发实体经济的衰退的诱因。
从第3章开始，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探究了近代以来经济思想史上七个流派的经济学家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第3章首先比较详细的研究和回顾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危机的商业周期理论，着重回顾了在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关于货币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机制以及信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的论述。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他的全面经济周期理论，指出货币带来了经济危机形成的可能性，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现实运动。信用使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致，在延缓经济危机爆发的同时也加剧了其后果和影响。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这样马克思就把经济周期与货币、信用和银行联系起来了，成了后来的魏克塞尔（Knut Wicksell）、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罗伯特森（Dennis Holme Robertson）、米塞斯、哈耶克、凯恩斯的从货币、信用和银行周期来论证商业周期的理论先驱（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第4章回顾了从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到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和德索托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发现自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魏克赛尔提出“资本的自然利率”和“贷款利率”及其二者的背离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实体部门的影响以来，米塞斯尤其是哈耶克1912年初创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最早提出，当银行开始以低于自然利率的货币利率发放贷款和信用媒介，会刺激企业家增加投资，延长生产过程，提高生产资料的价格，但最后会翻转过来，过度的投资会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升，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跌，企业家经营亏损，最后整个社会陷入经济危机。这一理论在哈耶克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和发展，这就是以“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哈耶克认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货币创造导致银行借贷利率的下跌，会刺激企业家增加投资，社会资本随即会投向更“高阶资本品”的生产，相应地会减少对接近于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低阶资本品”生产阶段的投入，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错配”。这种货币低利率下的“虚假信号”所造成的资源错配，迟早会产生与繁荣相反的效应：即期消费品不足，迂回生产阶段则过长，投到“高阶资本品”生产阶段到的资本过多，导致产品过剩。到这些不当投资企业的产品滞销，经营亏损时，最后就不能偿付银行贷款了。这样一来，待到银行贷款需要进行“清算”的时候，整个金融系统和生产过程就会突然断裂，大萧条随即就会到来。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的理论分析基本上还是在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分析框架之内进行的，但他更强调商业周期和美国大萧条是政府干预市场过程和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和错误货币政策的结果。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西班牙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德索托发现，在没有社会公众自愿储蓄的前提下，商业银行无中生有的创造货币，这样的信用扩张导致的低贷款利率，会刺激企业投资的扩张，产生大量不当投资，最后导致消费和投资结构的失衡和整个经济的周期性危机。
第5章全面回顾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凯恩斯作为一位货币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是从货币的视角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他的三本主要经济学著作《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论述的最终目的，都是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产生的原因及其解救措施。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理论的全貌。这一章旨在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解读，以求较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以纠正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误解。第一节导言简述了凯恩斯研究的现状。第二节回顾了凯恩斯从开始进行经济学写作到《货币改革论》中对货币与商业周期的理论论述，发现凯恩斯认为到1920年代各国管理货币势在必行。一国国内的价格水平是由银行信贷所决定的，而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货币。在《货币改革论》阶段，凯恩斯已经开始强调工商界人士（businessmen）的预期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第三节回顾了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整体理论建构与理论逻辑。在《货币论》一开始，凯恩斯就详细探讨了货币的基本概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和银行货币这些概念，并在第三篇初步建构了他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框架。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承袭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但把自然利率界定为一个社会中储蓄等于投资时的利率，进而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产生的原因。第四节较详细追溯了凯恩斯《通论》的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及其理论逻辑。到了《通论》阶段，凯恩斯已经抛弃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并首创“资本的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这一概念，进而以“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市场利率的关系为基础，构建出他的投资和经济波动的萧条经济学的理论论证框架，并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认作为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所造成的。第五节简要介绍了在《通论》出版后国际经济学界对凯恩斯萧条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的批评与商榷，最后提出由于在近现代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爆发总是伴随着金融危机，因而凯恩斯从货币与利息，金融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关系以及企业家的预期来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在大方向来说是对的。但是，由于当代经济宏观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再使用凯恩斯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概念，因而当代经济学已经部分抛弃了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6章则对熊彼特著作中关于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的内容进行提炼和梳理和全面回顾。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的理论阐释以及两者的内在关联，一直都是宏观经济学理论领域的热议难题。熊彼特领军的企业家创新驱动商业周期思想，因与近三十年的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相契合而再度引发经济研究者关注。这一章从经济思想史的维度对熊彼特著作中关于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的内容进行提炼和梳理，从熊彼特对货币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入手，进一步详述了其纯模式经济周期分析、四阶段经济周期分析以及技术长波论，同时对其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进行阐释，以期呈现这位智慧型预言家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思想全貌。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来看，熊彼特这近40年的研究成果，开创了一种新颖的阐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全新理论。其以“创新非均匀性”为核心思想的商业周期思想，在阐释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危机解释、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诸多方面都贡献颇多。即使时至今日，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也经常在经济问题的时事评论中被援引作为作者观点的理论支撑。在对于货币本质和市场过程的充分讨论基础之上，熊彼特才构建出为人所熟知的创新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该理论中，熊彼特尤为重视创新与创造、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萧条与危机等概念的界定和剖析。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精神引致了创新，创新引致了繁荣，其他企业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跟随引致了利润下降，整个经济进入衰退。在综合考虑到企业、银行信用和心理预期因素之后，这种下降的趋势必然会引致萧条。这样的经济周期将周而复始的出现，但每一次新周期的起始都是因为创新的出现。为了从统计和历史两个角度验证其经济周期理论，熊彼特在其《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一书中，在再度丰富过往所创建的经济周期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刻画了从1787年到1938年整个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三次大的长波周期。自此，创新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在理论上、历史上以及统计上的分析都堪称完备。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互联网和电信技术所引发和推动，并带来了持续30年左右的经济繁荣。时至今日，当我们回望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下行趋势时，会忽然觉得熊彼特对于货币以及商业周期洞见的深刻。中国从2017年也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这显然也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联系紧密。对熊彼特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对于研判中国经济周期波段以及全球宏观经济走势都将非常有益。
第7章回顾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货币与经济周期思想。费雪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的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要放在他的学术研究历程中加以理解，从在均衡理论到利息理论，再到货币理论等。费雪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则涵盖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货币供给与经济周期、金本位与大萧条、摆脱大萧条的政策建议等方面的内容。费雪的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在认识今天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提供流动性以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8章简要回顾了新古典主流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新古典主流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内容比较庞杂，本章选取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理论进行解读，并适当加以相互比较，以体现新古典主流学派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的整体风貌。新古典主流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托宾、弗里德曼、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以及伯南克等。其中托宾对于货币与商业周期的理论贡献在于他的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影响经济的机制，后者具体包括托宾效应以及投资的q理论。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部分所涉内容比庞杂。除了现代货币数量论和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外，主要侧重于货币冲击与经济周期的分析，国际货币制度中的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货币政策规则方面的弗里德曼（Friedman）规则及其与泰勒（Taylor）规则的比较等等。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的真实周期理论包括了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源于经营体系之外的一些真实因素，如技术进步的冲击，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或者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并不存在与长期趋势不同的短期经济背离。该理论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一些对经济持续的实际冲击引起的。实际冲击包括大规模的随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波动，这种波动引起相对价格波动，理性的经济当事人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来对相对价格波动作出反应，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性波动。真实周期理论完全否定货币以及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认为货币只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面纱。伯南克的贡献则在于金融加速器理论（financial acceleration theory）、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以及货币因素与大萧条等。
第9章回顾了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特别是以海曼·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为典型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从投资融资切入引出货币金融，从经济扩张期间投资利润现金流入与债务偿付现金流出二者之间的失衡所产生的金融脆弱性和“动态不稳定性”（dynamic instability）视角出发，描述了“稳定孕育着不稳定”的基本周期的循环交替；另一方面则从更广泛的市场内生动态与政府干预等阻遏性制（thwarting systems）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着眼，从金融制度的长期演变所产生的“结构不稳定性”（structural instability）问题出发，刻画了经济周期的更迭演化。
收入本书附录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哈耶克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中初论信用扩张、货币内生与商业周期”和“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与误用”。附录一是我应吴富佳博士的邀请，为哈耶克的首部著作《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在写这篇序言时，我再一次阅读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原文，并从凯恩斯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本书（在此之前，我已经比较详细地研读过凯恩斯的相关论述）。在基本上弄清了凯恩斯的货币的生产理论之后，我又意识到哈耶克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许多超前的理论发现。由此，我对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附录二是我前几年自己独立撰写并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一篇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和误用：货币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这篇长文实际上探寻了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经济学的知识论基础，也算是整个研究课题的理论总结。这一章从回顾哈耶克在1937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和1945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两篇经典文章（Hayek, 1937, 1945）所构建和哈耶克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论（epistemology）基础开始。哈耶克认为，在具有细密劳动分工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知识是分立的，因而只有用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才是有效率的。正是通过价格体系（the price system）的作用，劳动分工和以人们的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了可能。然而，在哈耶克的这一理想市场经济模型中，只有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而实际上并没有货币的因素在其中——尽管从开始研究经济学起，哈耶克就从货币（尤其是信贷扩张和货币内生）的因素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发生的机制和原因。但是，按照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和“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这两篇经典论文（哈耶克本人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实质是价格机制，但是市场价格是一个货币标量，有价格必须有货币。然而，在哈耶克的这两篇有关他的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论基础中，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的。一旦把货币因素考虑进来，即无论是有一个外在的政府机构或央行从制造和注入货币，还是完全采取金属货币，抑或是由银行贷款“货币内生”，就没有完全理想的完美市场价格决定机制。这实际上就为整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现象提出了最深层的理论解释。但是，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并没有把他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与上述两篇著名文章中论述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理论完美地结合起来。
对一些读者来说，这本书也许是一艰深难懂的经济思想史理论回顾，其学术价值就在于我们尝试理清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仍然困扰着世界各国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从世界经济的现实来看，尽管一些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在21世纪初就乐观地认为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经济学数量方法和数学建模的运用，经济和金融危机将会在人类未来社会消失——因而任何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问题都会变得没有多少意义了（trivialness——罗伯特·E. 卢卡斯语）。但是，2007到2008年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宣告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的理论自负和盲目乐观的破灭。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在未来将仍然困扰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因此，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及其原因，仍然有当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体制的大方向，中国经济也随之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行。尤其是到目前为止，中国GDP大约只有美国的66%左右，但的中国的广义货币已经差不多是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总和，中国的债务杠杆率也已经很高了。由此一个可以想见的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是否也会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周期？就此而论，虽然这一研究只是经济思想史的纯学术研究，但我们绝不是只往后看，只是做经济思想史的专门学术回顾，而是具有超前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三、余论
借此机会，我也大致回顾一下从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后我上大学到现在所走过的学术坍塌之路。从我自己的研究路径来说，1987年出国前，主要是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产权理论。1987年出国后，我开始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方面著作。1998年回国执教复旦后，我则系统地阅读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尽管在1980年代后期出国前我就读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大量的时间都花在研究哈耶克的思想（几乎他的全部著作）上。后来，我又开始研究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人类学和道德哲学方面的著作，想从语言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道德哲学（伦理学）的维度探究人类社会制序（socialorders）及其起源、形成、维系、变迁乃至未来走向的机理和原因，在这些方面出版了极其思辨的十几本专著，并发表了一些纯思辨的理论论文。但是，正是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诱导我逐渐进入了哈耶克20世纪30到40年代所撰写的几部经济学的著作，并“误入了”研究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这个极其复杂且永无定论的领域中。后来，为了弄清货币的本质和起源，又逐渐使在我近十几年来一直在搜集和阅读货币理论、货币史，尤其是货币制度史方面的文献，并在2018年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写出一部世界货币制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来。
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从文革开始读读鲁迅和1930年代的文学作品，到开始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到后来喜欢黑格尔、康德、维特根斯坦、约翰·奥斯汀（John L. Austin）、理查德·黑尔（Richard M. Hare），到阅读马克斯·韦伯、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以及后来的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哈耶克、米塞斯，再到凯恩斯等等，以及后来大范围地阅读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史、法制史、政制史、科技史和货币史，这一步步走过来，回头一看，原来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已经横跨了这么多领域和学科。到了现在近乎古稀之年，才觉得自己心中越来越不惑，切思想开始澄明，并努力开始形构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不管读什么书，也不管在哪个领域中徜徉，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中，自己总是感到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引导和指导着我，用现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讲，觉得自己一生都好像是“programed”。故到了今天，我心平如水，无怨无悔，万事澄明。但愿God能给我更多的时日和精力，把我一生所艰苦攀登的学术研究之路上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整理出来，写出文章和著作。这里也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年我多次给自己的学生们和朋友说，多年来自己著书撰文，深藏在我心中最底层的想法是：自己著书和写文章，主要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通过写来系统地整理、明辨乃至拷问自己的认识。故我从来不敢奢望和渴求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中的观点为别人所认同，也不为自己的著作和文章能为多少人所理解、阅读乃至引用而窃窃欣喜。我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阅读和写作，能够对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和一个良序现代社会的构建形成一些自己的感悟，这就足够了。文字千古事。如果我已出版和发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包括这本《货币与经济周期》，能为未来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诸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一点边际贡献，为有心和感兴趣的学者的提供一些有益参考资料，也就是自己最大的满足了。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节骨眼上；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也有待于重新起步和进一步发展。作为一名年如古稀的中国经济学人，期望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学术探讨和思考中，能总结自己大半生的所学所思，撰写出更多一些真正增加人类社会知识边际增量的文著来。
（作者韦森先生现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首发于《香港国际金融评论》第17期“重读经典”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