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币制度史基本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从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中理解其货币制度的特点和作用，为当前货币制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货币制度史研究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货币制度史应融入经济史研究之中，经济史分析的“韦伯—波兰尼—芬利”方法传统有助于理解货币制度发展的实质，波兰尼对社会整合三种方式的划分为理解各时期货币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框架。这决定了货币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功能，意味着不同的货币职能有着独立的起源，货币的起源也有多种可能，它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信用是理解货币等级和货币制度的重要视角，三种社会整合方式中存在着复杂的信用关系，影响甚至决定了货币制度的发展，如何解决过量债务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是不同时代货币制度都要应对的主要问题，也是货币制度史研究的一条主线。
作者：李秀辉，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11期。
目次
一、货币制度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二、货币职能与货币起源
三、货币本质与货币界定
四、信用视角下的货币制度史研究
五、结语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货币有着不同的存在形式和作用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货币制度，在道德、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货币制度史的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议题，对其基本问题的梳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从社会发展来看，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当前正是法定数字货币呼之欲出的历史转折期，货币形态的转变对货币制度和市场机制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历史上货币形态转变的影响和得失正可资借鉴。这一综合性主题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进行研究，“对货币潜在发展趋势阐释的任务要由具备完善经济学知识的历史学家或完善通史知识的经济学家来承担”。然则，经济学分析方法正是以崇尚逻辑摒弃历史为要义，所以不管哪种结合方式其实都很难实现，这可以解释为何这一议题从未得到系统的研究。而且，在货币制度的早期形成和原始货币的研究上，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甚至比历史学更有助于理解特定社会背景下货币的性质和功能，因为经济学和历史学更易于从现代的立场和视角看待古代社会的组织和运行。基于此，从多学科视角和方法分析货币本质、货币职能和货币起源等货币制度史的基本问题，有助于从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中理解其货币制度的特点和作用，并为当前的货币制度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货币制度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货币制度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什么是货币？货币起源于何时？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货币的所指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货币制度史的研究应融入经济史研究之中，借助于不同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理解不同时代的货币和货币制度，以达到契合当时社会状况的认知。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货币研究的一个难题或者悖论在于对货币本质的探求往往诉诸历史，而历史的货币起源则取决于货币的定义，这似乎陷入了套套逻辑的死循环。“很多钱币学家有时会被问及‘货币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很可能借助于一种区分来回答：‘这取决于你把什么叫做货币’。”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单纯的货币研究难以建立在稳固的立论基础上，而对货币制度的研究则可应对这一困境，这也是我们的研究要以货币本质、货币起源与货币制度为题的原因。货币制度在此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通常理解的货币制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条文规定，还包括惯例和习俗等，特别是在原始货币的研究中，这一理解尤为重要，因为事关货币本质和货币起源的讨论。其二是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从学理上讲，特别是在制度经济学看来。货币是一系列社会功能和文化符号的规定，不能单纯从它所附着的物质载体方面去理解。“每种‘货币’必须在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认知，‘不同的货币物品被单独地制度化为不同的货币用途，以完成互惠和再分配等交换’（Dalton,1965）。”货币在此不同于铸币，货币制度史的分析也不能局限于通常的铸币史研究。“货币总是藏在铸币的后面。”铸币史的研究要容易一些，因为它们是在特定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下的有限社会现象，但货币制度史是人类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不同的货币制度之间又往往是互不相关的。“在研究铸币起源时，学者主要回答‘何地’与‘何时’的问题，而研究货币起源时他要更关注‘如何’和‘为何’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货币的性质与功能是依托于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和时代背景的，对货币的完整理解就要依托于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货币定义和货币起源则可在此过程中得到统一。
（二）经济史研究的分析方法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种思维和方法上的误区：用“现代的”行为方式和经济模式来分析古代社会的生活，这既反映在古代经济研究的“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中，也表现在经济学对经济史的假设和认知上，如在讨论分工的起源上，“经济学忽略了面包师和铁匠同属于一个大的机构性家庭，为他们提供食物，并行政性地分配他们的产出。”不少学者已对此提出了批评，强调古代经济和现代经济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经济领域并非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对所谓经济要素的历史研究要放在不同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加以理解，我们将这一方法思路称为“韦伯—波兰尼—芬利”传统。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时代，兰克史学方法已走向末路，在“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也走入了死胡同，韦伯以“理想型”（ideal type）总结不同时代社会的总体差异和典型特征，在经济史研究方法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无论如何，韦伯关于古代经济和古代城市的论述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试图将古代经济纳入其政治与社会制度框架中加以考察，而非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剥离出来，单纯考察它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当要考察某一时期的特定社会时，韦伯会从其主导的阶级、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理解和阐释，而不是单纯地描述这一社会。“当研究一个社会时，他会从某种内在的优势和缺点等方面赋予这个社会以明确的方向和特征。也就是说韦伯分析的是各种结构。”韦伯的话语体系与历史学传统密切相关，强调从特定的社会背景以当时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事物本身。
虽然很少引证韦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其实深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观点一致。“韦伯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理解现代性，并且和波兰尼一样，将现代性的经济制度和思想的历史根源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波兰尼和韦伯也不约而同地认为需要做比较研究。”波兰尼将以现代经济学思维认识古代经济的方式称为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s），他主张将经济行为纳入社会整体发展中加以认知，并称之为实质经济学（substantive economics），因为经济是“嵌入”（embed）在法律、政治和道德等制度范畴之中的。“应该以一种经济过程被制度化的方式描述现实经济，贸易、货币和市场这三种制度可以提供案例。”如果说韦伯用的是“理想型”为工具来分析不同时代的经济特质，波兰尼则借助于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三种社会整合方式来进行他的实质经济学分析。
韦伯和波兰尼共同影响了摩西·芬利（Moses Finley），芬利参加了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班。在其著名的《古代经济》中，芬利强调必须抛弃现代经济学理论，建立适合于古代经济的框架范畴才能准确地理解古代经济。既然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假定并不适用于古代经济，“那么所有由此出发的对于经济行为及其指导价值观的分析也都是错误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求适用于古代经济，但不适用于（或者不一定适用于）我们社会的不同观念和不同模式。”芬利模式至今仍是理解古代经济的主导模式，对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借鉴这一分析传统，在货币制度史研究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尤其是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部分，波兰尼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框架和分析素材。
（三）货币制度史与社会整合的三种方式
众多学者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属性，尤其是原始货币与现代货币的差异时，大都会借助于波兰尼对三种社会整合方式的区分：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如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在《经济史理论》中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三种类型；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运用波兰尼交换的三种方式探讨货币的起源：礼物交换和相互帮助的互惠、青铜时代大型统治机构的再分配和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市场；乔治·多尔顿（George Dalton）在分析原始货币的特征时也用到了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的区分；国内学者郭丹彤则指出基于这三种方式学界对古埃及经济性质的理解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这三种社会整合方式的区分最早是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 Malinowski）完整提出，波兰尼对其进行了系统阐释和运用而广为人知。与其所持的经济活动最初是“嵌入”（embed）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到现代开始了“脱嵌”（disembed）进程的著名观点一致，波兰尼认为经济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化就是考察经济在不同社会中的位置，而不同社会整合的方式可总结为这三种模式。“我们从经验上发现主要的模式是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互惠意指对称系统相关方之间的流动；再分配表示向一个中心点的调拨运动以及再从中心划拨出去；交换是指市场系统里发生在不同‘人手’之间的相互运动。”三种整合方式是理解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同一阶段不同组成系统的重要分析工具，类似于韦伯“理想型”的作用：选取居于主导地位的整合方式来分析处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的总体特征。对应到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互惠在大部分部落共同体中处于支配地位，它在再分配为主的古代帝国中起着重要但从属的作用，而帝国的对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仍以互惠原则进行”。
二、货币职能与货币起源
货币职能是货币制度史研究的根本性议题，“货币即货币所为”不仅用于理解现代货币，而且涉及行使部分货币职能的原始货币的性质判断问题。历史上，货币的四种基本职能是独立起源的，这也增加了货币起源判定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货币的出现深刻地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货币制度伴随着人类文明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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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四种功能的独立起源
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是公认的货币四种职能，只有同时具备才能成为货币，但在历史上这四种职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各自独立的起源。“实际上，价值储藏、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和交易媒介很明显有着不同起源，尽管它们可能出现某种当下的顺序，但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些职能的独立起源和发展对于理解货币起源和货币界定等货币制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货币萌芽期的支付手段、价值储藏和计价单位进行任何缺乏历史基础的讨论都将陷入麻烦。”运用二重性分析方法，结合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才能最大程度地还原货币各职能的真实情况。“货币不同功能的含义包括两方面的标准：功能所产生的社会性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中货币物品所行使的功能。”结合这两方面的标准，我们分别对价值尺度、支付手段、价值储藏和交易媒介四种职能的起源做一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这四者虽然是独立起源，但对它们进行考察的顺序并非随机的，特别是交易媒介职能，虽然它在现代社会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在早期历史中并非如此，而且其出现时间也是最为晚近的。
“支付、标准、财富储藏和交换的独立含义源自它们制度性的单独起源和服务目标。”结合早期社会环境中货币的重要性而言，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价值尺度或者计价工具。“无论是货币物品还是它们所起的作用上，货币基本用途起源的探究将我们带回到人类社会的无文字时期，那时经济问题需要运用可量化物品的可操作工具。”可见，货币的基本职能开始于这些通常被看作货币的可量化物品以及这些物品所发挥的各种功能和作用。在以互惠为主要整合方式的社会发展时期，虽然并不需要严格的数量化，但礼物回报的价值总要比所接受的礼物价值多一些，这其中就包含了数量上的比较。“在社会整合的互惠形式下，‘均等’和‘相当’决定了在这个对称系统中涉及相关各方的数量总额要‘充足’。”在再分配体系中，数量化和等价功能更为重要和常见，而且更加正当地发挥作用。“它们实现了不同种类物品之间的数量化关系，这些物品被用于支付税收、租金、会费、罚款或者标志公民身份的资格。”在这些不同的整合方式下，不同层次的对等与等价体系开始发展，最终产生了价格系统。随着社会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等价体系的融合和统一是一种发展趋势。对等与量化在不同社会整合方式中都有着重要的现实需求，虽然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逐渐地正式统一为固定的标准，成为价值尺度职能的来源。与价值尺度相关的物品是一种类别，最终用于实际支付的物品往往又是另一类别，支付手段职能有着另外的起源方式。
“应该注意到历史中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用来估计价格的货币与用于偿付债务的物品往往是分开的。”如果说价值尺度源自对等和等价的数量化需要，那么支付手段职能跟社会交往的定性需要更为密切，跟特定背景下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有关。“作为规则的义务是很具体的，它们的履行并不是量化而是纯粹定性的事务，因而缺少一种支付的本质。对宗教和社会义务的违背，不论是对神、部落、亲属、图腾、村落、长者、等级或者团体等，对违背的纠正并不是因为支付，而是在正确的地点用正确的方法做了正确的事情。”以支付来解除某种社会责任并不是因为一定数量物品的经济价值，而是所付物品象征的宗教或社会地位的转移或丧失。早期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来自部落内部的共餐和回礼等，还有部落之间的婚嫁和冲突的解决，以及中央权威出现后赋税和地租等行政义务。“原始社会支付通常与嫁妆、赔偿和罚款有关；在古代社会还有习俗、职责、税收、地租和大批支付的贡品等。”现代社会将支付理解为物品的交付，这种观念倾向于所付物品的物质属性，早期社会则更倾向于物品所附着的化解矛盾和增强关系的社会含义。“支付的观念最为重要，它起源于安抚之意，用于缔结和平，但后来赔偿金和婚姻义务在古代近东不如大型机构的再分配交换那么重要了。”由此而言，早期支付所用的物品本身的重要性要弱一些，集中于食物和贵重物品等，种类比较多样化，统一性趋势远不如价值尺度职能，如在苏美尔最终集中于大麦和白银双重支付体系。
“在很多用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支付的场合，货币也被用作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财富储藏。”这两种职能会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价值储藏本身就是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其中的重要功能。“财富储藏是生存经济中的一种制度，它起源于食物的收集和储存。”无论是原始部落内部的互助和共食习俗，还是古代社会的再分配机制，都存在着食物和财富的收集和集中，然后是共享或分发，这是早期共同体得以运行的重要依托。部落社会在酋长的带领下会储存食物和财富进行经常性的节庆活动，用于部落间的社会交往和部落内部秩序的维持等，如著名的夸富宴。“酋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这些节庆场合收集和派发财富，这产生了他主导的收集和储存所产物品的再分配。”财富的集中和收藏也是再分配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心”的作用就是储存和分发所生产的食物和财富。“无论形成集体的约束是血缘、封建关系、政治纽带还是直接的税收，结果总是一样的，即储藏和再分配。”用于价值储藏的物品是价值的象征和社会与政治活动中流通的对象，因而成为货币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用于宗教和政治目的以及用于彩礼等内部需要而进行的财富储藏，使得内部需要的某种物品很明显可以获得充分的接受程度，而有可能成为货币选项。”当然，价值储藏职能在货币四种职能中的重要性相对较弱，它与货币的形成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一个可信的事实是在一些情况下支付手段的宗教、政治或者物质用途会产生交易媒介或者价值尺度的职能，但并不必然会经过价值储藏的中间阶段。”
交易媒介职能是在历史发展比较晚的时期才出现的，这不同于其他的三种职能。“市场发展之前很久，白银、大麦和其他货币化商品已经开始用作价值尺度、债务计量、支付手段和储蓄工具。”在原始社会共食和互惠的习俗环境中，食物交易和易物是被禁止的，因为这会侵蚀维系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原始人对易物的排斥最终被克服不是因为如前人所以为的对市场习惯的青睐，而是因为实质上与等价相关的各种制度设置。”价值尺度会在观念上给原始人以数量和对等的想法，现实中的交换行为则一般认为是在共同体与外部接触时首先发生的。“韦伯对经济制度起源的作品认为对外交易早于内部交易，货币的交换用途源自对外的方面，在对外交易中第一次发展出有组织的市场。涂瓦恩提供了事实证明。”由此而言，先有了市场才有市场交换以及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而且市场是晚于贸易出现的。“除非贸易变成市场贸易，货币才变成交换货币，问题是这样一种经济如何运作。”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经济是嵌入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的，市场交换也只能从属于互惠和再分配。“再分配中的一些物品可能最终会用于私下易物交易，在这一程度上，‘附带流通’开始了，并可能成为地方市场形成的主要原因。”市场交换成为整合社会交往和经济运行的第三种方式，是另外两种的有力替代，并在合适的条件下发挥主导作用，交易媒介职能也是如此。“可以说在没有市场的复杂社会中，交易和货币的运作只有通过已建立的等价体系才能理解，实际上，等价体系的崩溃导致了依赖价格的市场的发展，在许多案例中就是如此。”
（二）货币起源的三种可能
货币四种职能各自独立起源，在时间上也存在差异，这也意味着货币的起源模糊且复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一种规则是普世的，除非是指货币用途分散在不同物品的多样性上的规则。显然，在这些情况下不同货币用途的区分对于理解早期社会的货币制度具有很强的实际重要性。”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并非一个有目的的线性过程，而是充满了无意识、非理性和偶然性等因素，这些混杂在一起逐渐形成了货币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贸易的情况下，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财物可以通过礼物、赔偿金和政治纳贡等方式进行转移。”礼物、赔偿金和贡品是货币起源的三条有力线索，赫德森也将共食、赎罪金和再分配看作货币起源和演化的三种传统，它们分别代表部落外部和部落内部的互惠以及再分配。三条线索相互比较，用于部落外部的赔偿金在时间上更早，使用意义上也更接近于货币的起源。“在某个范围内评估个人伤害的习俗和制度中，可以找到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起源。”在赔偿金实践中的价值尺度衡量是探寻货币起源的第一种可能，而此后计价工具的最终统一是货币起源的第二种可能。“从衡量多种行为的总体价格网络中选出统一的计价方式时，货币的突破产生了。货币是最终的抽象，最重要的价格系数，给大型机构提供了土地和牲畜的估价标准，并提前计算利息。”在市场交换出现后，我们最熟悉的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才出现。“市场融合使所有货币职能制度化在同一货币工具之上。”这是货币起源的第三种可能，而更多的其他可能也许已湮没在历史中了。
（三）货币起源与早期文明
货币起源要从早期社会三种整合方式中去寻找，货币制度的演化也跟文明的发展进程相互呼应。“货币发展与文明演变如此密切地相互交织以至于几乎没有可能区分出何种程度上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试图以原始的方式计数甚至计算。“在人类发明文字并学会使用数学符号以前，他们发明了一些方法，用简单的人工操作为工具产生出当时的智力计数达不到的复杂数字结果。”这种对计数和计算的需要，很可能促使早期人类采用绳结记事，或者准确地说是计数，到后来才有了记录和书写的发明。“从第一次有书写记录开始，计数形式是我们理解经济实践的主要资源。”而早期的计数记录也逐渐演化出了价值计量、信用关系和货币等。更重要的是，计数形式的复杂化很可能就是文字发明和演变的主要原因。“使文字演化的不是计数符号系统，而是公元前8000年用于原始计数工具的三维陶土模具所代表的动物、庄稼单位、油和其他商品等等。”而书写、文字和数字的演化和应用也极大地促进了计数工具和计价系统的发展，“随着书写、数学和称量系统的发展，可操作工具虽然在原始和古代环境中很重要，但它们后来变成了文字和计算的粗糙替代品”。计数、文字和计价方式在文明发展初期是相互融为一体的过程，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也融入了文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每一个阶段。“计价观念、称量、货币和价格，利息和地租的收取是构成使文明实现从个人间的互惠到大量资源的获取、生产和分配的量子跃升的社会控制技术的一部分。”
三、货币本质与货币界定
从社会制度角度看，货币本质上具有二重属性：既是社会关系和经济制度所赋予的功能和意义，又是功能表达所依附的物质载体。沿着这一思路就可以理解行使部分货币职能的专用货币和行使所有职能的通用货币一样，是对应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货币，也就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意义上理解货币的界定及其争论。
（一）货币本质的二重属性
货币所依附的物质载体是货币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但它往往遮蔽了货币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制度所赋予它的功能和意义。这两个方面在探讨货币的性质时同样值得注意，或者说货币本质上具有二重属性，在货币研究中需要运用二重分析方法。这种二重分析法类似于经济史研究中的“实质—形式”之争，在认知货币本质属性时，作为载体的货币物品是一种形式，货币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功能和意义则是实质内容，二者都应得到关注。形式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实质研究则在波兰尼等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得到推广，我们对货币制度的研究应借鉴二者的方法和成果，但更倾向于后者。“货币功能起源和发展的问题上，它们的物质物品和操作使用的联系才是关键。货币物品的重要属性是它们的可量化性，这可使它们作为任一货币用途起作用。”在直观上，作为货币载体的物质物品往往会被误认为货币本身，货币研究中也容易夸大它们的作用。但是，“物质物品并非货币本身，在一个合适的情况下任何物品都可以发挥货币的功能”。货币物品的属性要求往往是有限且固定的，更重要的其实是制度层面的货币操作和功能用途对货币的影响。“世界上所有的‘货币物品’都有一个物理形态，但无论这种形态如何，从大石轮到黄金和啄木鸟头皮等，它都是一种象征。”货币象征的是特定时期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的某种方式，当经济组织变化时，货币的本质和属性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总之，离开货币物品所服务的对象和功能，货币没有明确的本质，而它们依赖于每个经济标志性的交易模式：既作为可见物品又作为抽象标准，‘货币即货币所为’（Reynolds 1963: 474）。”就这一意义上的货币即货币所为而言，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起源都要诉诸特定货币制度中货币的职能和用途。
（二）专用货币与通用货币
鉴于货币职能各自独立的起源，在原始社会，货币物品通常只发挥货币职能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某种货币物品往往只用作某种特定的功能，这种货币可称为专用货币（special-purpose money，专门用途货币），以区别于同时具备所有职能的通用货币（general-purpose money，通行用途货币），即我们熟悉的现代货币。“早期社会并没有用于‘所有用途’的货币，不同的货币用途由不同的象征性物品承担，因而在早期社会没有任何一种物品配得上货币之名，这一名称更适用于一组物品的集合。”不同种类的物品发挥不同的货币用途，这些货币用途的制度化过程也是相互独立的，“早期货币都是专用货币”。在以身份和阶层为主要特征的早期社会，某些物品及货币只能由某个阶层的人在某个特定场合用作特定用途。“一定大小的蚌壳只能由酋长取得和占有，也只能由他在战时或作为礼品付出。”在以互惠为主导的社会交往中，礼物的流动和物品的交换总是与送出者个人带有某种关联，与身份和阶层密不可分。只有在以“中心—外围”为特征的再分配体系中，货币才有可能发展出面向所有人和所有物品的某种用途，这是迈向通用货币的关键一步。“通用货币实质上是社会职业专业化的结果，最早是由大型公共机构用于债务支付目的而形成的。”大型公共机构用于货币计价的物品也容易成为物品和税费的支付手段以及私下交易的流通工具，通用货币由此得以流传和演化。虽然带有些许争议，专用货币与通用货币的区分确实有助于我们认识早期货币与现代货币的不同，为我们对货币制度史的考察提供重要的分析视角。
（三）货币的界定及其争论
早期社会的专用货币是不是货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涉及货币的含义和范围的界定。“很多经济学家并不将原始货币看作是货币，他们所用的货币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明他们所认为的经济演化中的前货币阶段。”经济学立足于现代社会的视角，将货币看作一种商品，其所指的货币往往是通用货币，但是研究原始社会和原始货币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强调一种更为宽泛的货币概念，认为货币研究应该更贴近于特定社会的实际情况。“波兰尼支持原始社会中宽泛和有弹性的货币概念，并培养了一批有影响能发声的人类学家群体。”其实，专用货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货币的问题在人类学家中也是有争议的，如马林诺夫斯基就持反对意见，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则支持原始货币属于货币的范畴。专用货币或原始货币对应的是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工具，它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经济交换的主要工具，也不能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和货币观念对它进行分析和理解。由此问题转换为，货币涵盖的范围仅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包括非市场经济的社会？“货币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它不只是无生命的物品，它还是一种社会制度。”既然是一种社会制度，货币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不同时代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下的社会制度。针对货币制度的研究，我们更倾向于将货币的范围放置于广阔的历史长河中，面向不同用途和种类的货币集合。“货币因此可界定为用于任意一种或几种相关用途的可量化物品。”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是不断变化的，这决定了货币功能和货币特性也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货币更需要一个有弹性的动态化界定方式。
四、信用视角下的货币制度史研究
信用提供了一个有弹性的理解货币制度史的视角，信用是比货币更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组织方式，货币是为了量化和偿付各种信用关系而出现，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和货币等级。信用活动和债务数量的积累往往会影响货币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对这一现象的认知和应对是研究货币制度史的一条主要线索。
（一）信用与货币
信用是极少数比货币更为复杂，出现时间更早的经济概念，它对理解货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非常重要。“信用在经济活动最早的阶段就存在了，它甚至早于易物仪式的出现。”广义的信用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交往中未还的人情和未履行的义务等等。“原始社会的信用源于部落和邻里之间互惠交往方式的运行，债务也得以产生。在古代国家，神庙和宫殿是庄稼收获信用的主要提供者。”原始部落的成员也会尽最大可能地生产和收集物品，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通过送出礼物、举办大型宴会甚至毁坏贵重物品等方式以获得社会声望，而竞争者要送出更多的礼物才能胜出。“参与这些活动使他们负担大量的债务，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地还清债务。”再分配体系里的交换也并非易物等即时支付的方式，而是债务账户赊欠的方式，平时产生的债务和信用会在收获季节集中清算。“部落共同体中最重要的债务是欠酋长的，而再分配经济中则是欠大型公共机构的。”债务计量和债务最终支付分别对应着货币最重要的两种职能，即计价单位和支付手段，可见债务关系与货币起源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货币与债务的关联在史前的迷雾中早已铸就。杀戮和更小的人身伤害似乎是第一个需要按照习俗估价计算的现象，并需要一个货币标准来量化要履行的义务的规模。”早期社会中货币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支持信用交易，而不是用于商品交换，只是到了市场交换发展以后，货币和商品交换才成为了主导模式，信用则翻转为衍生和次要的作用。在货币制度史中，货币与信用的关系问题非常关键，我们认为应该从信用和债务角度来认识货币，而不是基于货币来界定和认识信用。
（二）信用关系与货币等级
信用关系的运行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产生了和维持着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这也意味着货币存在着等级，而且货币等级与社会等级及其分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这是特定时期货币制度的一个主要内容。货币起源于量化和赔付各种信用关系，无论是在互惠还是再分配的社会整合形式中。信用关系早在原始社会中就体现为同等身份和阶层的人之间的礼物交换和社会交往，这种传统直到古希腊时期仍然存在。“荷马希腊时代，存在一个精英礼物的交换系统，相似等级的物品才能进行交换，这是身份创造的一种方式。”社会身份和等级也正是通过礼物物品的送出和接受形成的信用关系来创造、维持和延续的。在再分配体系中，这种用货币维持社会等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货币成为中央行政管理的直接手段。“计数的本质是衡量计算，这也意味着等级排名和从属地位，计数系统是更加广泛的行政管理系统的一部分，最早是在公共机构中发展起来的。”计数并非来自生产方式，而是反映了等级社会的信用体系，意味着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结构。“类似的货币等级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借贷活动中，用大麦支付给农民，而自由市民收到的则是白银，这也解释了二者之间利率的不同。”这种“大麦—白银”的二元货币信用体系直观地反映了货币自身等级的存在，也延续和再生产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古代货币创造和维持着权威的范围，并通过精英流通和穷人的货币将富人和穷人分化开来。”货币等级对社会阶层的分化作用在市场交换产生以后变本加厉地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而货币自身的等级性因为通用货币的作用而被淡化和遮蔽。
（三）一条可能的研究主线
即使在互惠方式主导的原始社会也存在大量债务，并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产生及其处理势必会对货币制度产生重大影响，货币制度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可能就是货币制度对信用发展和债务危机的反应与处置。古代社会的再分配经济，如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会采取定期的债务废除方式来应对债务积累的问题。“正是这些债务废除的方式使得美索不达米亚的债务数量减少至经济支付能力的可承受范围内。”巴比伦的统治者会在继位的第一年宣布债务废除，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则会“清除（用于记账的）石板”来抹掉超过支付能力的债务以维持经济的平衡，古希腊梭伦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债务废除。然而这一传统在古希腊后期和古罗马时代中断了。“希腊和罗马时代的货币与债务在起源上遵循了一条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路径，寡头的力量足够强大，废除了债务免除。”财富和地位最终获取了债务避免上的优势，公共机构主导生产让位于私有制加剧了这一进程，计数体系的服务对象不再是社会整体，而是其中的某一小部分。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极化，货币集中于少数寡头手中而退出市场流通，这也是经济逐渐货币化的一个结果。“欧洲的黑暗时代并非政府侵占私有财产所引起，古代世界的崩溃源自金融寡头控制了罗马，并将税收负担转移到了耕种者头上，他们的自由和土地保有权之前在整个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是受政权保护的。”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债务危机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债务危机处理的方式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发生了重要转折，债务的强制执行替代了债务的定期废除，并拥有了正当合法性，这根本性地改变了货币所处的社会环境。债务危机的爆发及其应对冲击并塑造着货币制度的发展演变，是货币制度史研究重点关注的一条主线。
五、结语
“货币在世界历史中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从未被系统地研究过。”对货币制度史基本问题的梳理和分析为完成这一宏大议题做了初步的尝试，货币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现象，需要多学科视角加以全面地探讨，除了经济学和历史学之外，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实地考察成果也为货币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支撑。货币是一种社会制度，货币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受社会整合的三种方式的影响，信用关系则贯穿始终，货币职能、货币起源、货币本质和货币等级等基本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得以理解和认知。货币各职能是独立起源的，货币起源也有多重可能性，货币本质随着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变化，货币等级是信用关系和社会等级的反映等等，这一论纲式的研究为重新发现货币现象和货币理论的基础性论题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18ZDA089）、复旦大学—金光集团思想库2022年度研究课题“货币制度史的比较研究”（JGSXK220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