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重读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66 次 更新时间:2024-05-11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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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简言之,在社会经济中,货币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最无意义的东西了——除了它是一种为节省时间和劳动的发明设计物(a contrivance)这一特性外。货币是一种使人做事迅速和方便的机械装置(a machine);没有货币,要办的事仍可办到,只是较为缓慢,较为不便。并且,货币也像其他机械装置一样,只有在发生故障时,才会发挥其显著而独特的影响。”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 S. Mill, 1885/2009, Book III, Chap. VII, p. 341)

“在决定生产的数量和方向上,货币的影响起着主导作用,这可能是当代人比任何前一代人都更熟知的真理了。”

——F·A·冯·哈耶克《价格与生产》

(Hayek, 1935, p.1)

 

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世界历史上,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 A. von Hayek,1899-1992)是举世公认的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思想家。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两本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深刻剖析和反思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纳粹体制和前苏联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和运作机制,唤醒了全世界人民对这两种集权体制的认识,为前苏联、东欧各国以及后来的中国、越南等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而1960年之后出版的《自由的构成》《法、立法与自由》以及《致命的自负》等著作,阐明和弘扬了现代法治民主社会运行的理论根基,因而在世界上为各国学术界和社会广大人士所阅读和认可。正是因为哈耶克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中所阐发出来深邃和独到的思想和理论,他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一起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到今天,可能许多人还不知道的是,哈耶克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因为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所出版的名著和发表的论文中的思想发现和理论主张,而主要是因为哈耶克在20世纪20到40年代初所撰写的纯思辨难懂的几本经济学著作和一些论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20世纪上半叶与另一位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经济学理论论战所引发而撰写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宣布把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耶克和缪尔达尔时,就明确指出,颁奖给他们是以“表彰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睿分析”。

尽管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因为他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纯经济学理论贡献,然而令人叹息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当代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突飞猛进,哈耶克早期的经济学著作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世人所忽视和遗忘了。不但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国家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各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流派内很少有人关注哈耶克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所撰写的几部纯经济学著作和一些文章,甚至目前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内部,几乎也很少有学者认真研读哈耶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主要包括他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1929年德文版,1933年英文版)、《价格与生产》(1931第一版,1935年第二版)、《货币的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利润、利息与投资:以及关于工业波动理论的其他论文》(1939)、《资本纯理论》(1941),以及就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trade cycle)问题与凯恩斯进行理论论战的一些纯经济学理论论文。但是,正因为这一时期他的一些著作出版和论文的发表,尤其是在哈耶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任图克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期间的研究和理论发现获得了英国、美国、瑞典、德国等世界经济学家们的广泛赞誉和认可,他才在1974年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哈耶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和论文是纯理论的,十分艰涩难懂,与国际上经济学界的情况大致相同,国内经济学界和青年经济学子们也很少有人认真研读哈耶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著作,以致到目前为止,除了1958年滕维藻和朱宗风二位先生翻译了哈耶克(海约克——这比较接近Hayek的英文发音)的《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出版)[1] 外,以上提到的几部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在中国大陆地区还没有中译本。最近,吴富佳博士等几位中国经济学人,正在致力于把这一时期哈耶克的几本主要经济学著作翻译为中文中来,并将从 2023 年开始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应该是中国学界的一件大事!

《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最早是在1929年用德文出版的,这也是哈耶克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在哈耶克于1931年入职伦敦经济学院后,先是把他入职前应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所邀所做的4次讲座汇集成了《价格与生产》的小册子,在1931年出版;在罗宾斯的支持下,由著名的剑桥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和H.M.克罗姆(H.M. Croome)把它(《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翻译成英文,并于1933年由纽约的Sentry Press出版。罗宾斯还为这本书写了一个短序。

在撰写《重读哈耶克》、《重读凯恩斯》(2023年出版)和《货币与经济周期》三部著作时,笔者曾反复阅读过这一时期哈耶克的几本纯经济理论著作及其有关论文,感觉哈耶克的这第一部著作的英译本是他一生中论述最清晰、明确且通俗易懂的著作——尽管很明显,他在这本著作中关于“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问题的理论观点尚在初步形成过程中,许多重要理论发现还没有完全形成,有些理论观点和概念后来他自己也有所修正了(当写作这本书时,哈耶克才不到30岁,还是维也纳大学的一位编外讲师)。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到《价格与生产》这本小册子出版时,才基本上形成,并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完善,到1941年的《资本纯理论》一书中才基本上最后定型。

尽管笔者对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的英文版研读过多遍,而目前看来,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看来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仍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接下来,笔者将借最近再读哈耶克的这第一本学术著作,综合介绍和评述一下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发现,以期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理论关注和深入研究,并期望今天一些主要国家政府的决策层和央行的经济学家们能从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研究经济周期的方法论

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市场经济逐渐演化生成以来,自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今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在经历着周期性的繁荣、衰退、萧条到复苏的循环过程,这被经济学界称为“经济周期”(economic cycles)或“商业周期”(trade cycles),也有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作为周期性的“产业波动”(industrial fluctuations)。[2] 尤其是到1929年,出现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各国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商 业周期理论自19世纪以来也几乎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 关注的问题。在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熊彼特、霍特里、罗伯逊、米塞斯、哈耶克,以及美国的制度经 济学派的经济学家韦斯理·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 1874-1948),以及后来的罗伯特 · 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1937-2023)、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1953—)、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1940—202)和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 1943—)等经济学家都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业周期问题 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和原因分析。哈耶克在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在美国游学期间,曾亲受米切尔的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影响。回到维也纳,哈耶克就向米塞斯提出要建立一个“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并在米塞斯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该研究所于1927年元旦在维也纳正式成立。正因为这一时期哈耶克专注于商业周期问题的研究,对这一领域之前的文献十分熟悉。因此,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第一章,哈耶克就根据他在这一领域的广泛阅读和思考,先是讨论了研究商业周期的方法论和理论进路问题。首先,受奥地利当时德国的一位经济周期问题专家洛维(A. L?we)的影响,哈耶克先讨论了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认为经验研究“本身不能提供有关商业周期的原因和必然性研究的任何新见解”。他还认为,统计研究在探寻商业周期原因上,也不能有任何帮助:“虽然商业周期理论可以作为统计研究的基础,但统计研究本身永远无法证实商业周期理论。这绝非是有意贬低经验研究方法的解释。”哈耶克进一步解释道:“统计只能在消极的意义上验证理论。统计或则可以证明有些现象是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的,或则说明统计不能发现这些现象。”由此,哈耶克得出结论说“统计研究对已有的理论解释的依赖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一再声称不带任何理论偏见的对商业周期理论进行统计检验的论断总是自欺欺人的。”

其次,哈耶克认为,商业周期理论应该被区分为货币理论因素解释和非货币理论因素解释。在1933年《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的英文版所增加的注释中,哈耶克说:“自本书的德文版出版以来,我越来越不相信货币和非货币解释之间的差异是各种商业周期理论之间最重要的分歧点。一方面,在我看来,似乎在坚持用货币因素解释商业周期的经济学家们中,一些理论家认为货币价值的变动的表面现象是周期性波动的决定性因素 ;而另一些理论家则强调,货币因素给生产结构带来的实际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在货币因素解释论者内部的差异远远大于这一理论学派与所谓非货币因素的理论家的差异……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些从资本匮乏中去寻找危机根源的解释与所谓的‘消费不足’理论之间的区别,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比货币理论解释与非货币理论解释之间的区别更具深远意义”尽管如此,哈耶克在书中还是坚持了商业周期的货币因素解释论和非货币因素解释论区分。因为,他认为,“作为一种商品(commodity)的货币,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它最终不能满足任何需求,货币的引入消除了‘封闭的’均衡体系黏性的(rigidity)相互依存和自给自足状态,并使那些被排除在后者之外的运动成为可能。这里有一个起点,其满足了任何令人满意的商业周期理论。”接着,哈耶克指出:“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成功地凸显了正确的问题,并在许多情况下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尚未提出无懈可击的解决办法,其原因似乎在于,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的所有支持者都只是或主要是在货币价值变化的表面现象中寻求解释,而未能追寻货币进入经济体系过程所产生的更深远和根本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非同于货币对一般价格的影响。”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哈耶克在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已经表明,虽然他自己也属于商业周期的货币因素理论解释派,但是,他的观点非同于当时已有的从货币价值变动来解释商业周期的各种理论观点,而更注重货币进入经济体系对整个经济过程和生产结构的影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哈耶克之所以能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已经埋下了发芽成长的理论种子。在其后的《价格与生产》到《资本纯理论》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这一深刻的理论之树只是在不断地完善和成长而已。

哈耶克之所以如此早地形成了他的(也被称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独特的商业周期理论,首先是在年轻时受到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维塞尔(Friedrich F. von Wieser,1851-1926),尤其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和他的师友米塞斯(Ludwig H. E. von Mises,1881-1973)的影响。他公开承认过这一点 :“最后,货币作为起点使我们实际上可能演绎性地证明,在现行货币制度下,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将特别表明,维克塞尔—米塞斯关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之间差异效应的理论,已经包含了最重要的解释要素。只有不再直接涉及纯粹虚构的‘一般货币价值’(正如米塞斯教授已部分做的那样),才能形成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这足以对商业周期中的所有要素进行演绎性的解释。”

二、经济周期的非货币因素解释和货币因素解释

在对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大致分类之后,哈耶克首先分析了商业周期的非货币理论解释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大多数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商业周期现象的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生产技术的变化,消费品和资本品生产的结构失衡,乃至经济的外在因素冲击(包括天气等等),是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创新驱动理论)、帕森斯(W. M. Persons),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米切尔、汉森(A. H. Hansen)、卡塞尔(G. Cassel)等等。这类商业周期的非货币因素解释学派提出了各种各样商业周期和工业波动产生的原因。为了反驳这种种非货币因素的解释理论,哈耶克假定,“为了弄清‘真实的’原因(这些因素是被作为‘货币变化不是周期性波动的原因’而加以强调的)是否能对周期性波动进行充分解释,有必要研究它们在纯粹物物交换条件下的运作。”哈耶克认为,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经济中,还谈不上均衡与非均衡,因而也不可能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因此,哈耶克认为,“这种思路将会完全驳倒所有基于生产、市场、金融和心理现象的[周期]理论,这些现象都不能帮助我们解除构成所有经济论证基础的基本均衡关系。”由此,哈耶克强调指出 :“货币因素必须被视作为解释周期性波动的决定因素。”为什么是如此?哈耶克在前面解释道,这主要是因为货币的基本职能所决定的 :“货币作为一种纯粹的交换手段,任何人都不会为消费的目的而需要它,就其本质而言,它总是在没有完全达到其目的的情况下被用于再交换;因此,当它存在时,静态理论基本假设的系统和‘封闭性’就被放松了,并导致了在静态均衡的封闭系统不可思议的现象。”由此哈耶克相信,不研究货币问题,不考察利息、信贷、储蓄、货币的创生和投资,就不可能认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就此,哈耶克特别指出:“通过将货币包含在阐释的基本假设之中,就有可能推断出诸如在周期性波动中观察到的那些验前的(a priori)现象。从商业周期的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由货币影响所引起的价格机制的扰动,就是为诸种商业周期理论所理所当然地认为的‘利率制动’(interest brake)的失灵。”。从这个角度哈耶克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不要忘记,在任何时刻,不仅是当前的生产数量,而且生产设备(包括不能忽略的存货)的数量,都是通过价格来调节的。除了上述物品和服务的价格,特别是使用资本所支付的价格是由利息来调节的。无论我们接受何种特定利息理论,所有当代理论都一直认为,利息的作用是使各种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相等。”从货币、利率、投资与经济波动的角度来思考商业周期问题,哈耶克自然追溯到了企业家的行为和预期。为此,哈耶克先是批评了当时一位经济学家哈迪(C. O. Hardy)的一些错误认识。哈迪认为,在自由竞争下,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从有利的形势中获利,所有人都忽略了彼此的准备工作,并且“没有任何力量通过干预来遏制生产的持续增长,直到它自我反映在订单减少和价格下降之中”。哈耶克认为,根据这一陈述,价格机制只有在产品进入市场时才起作用,而在此之前,生产商只能根据他们所估计的需求总量来调节他们的生产规模。由此,哈耶克指出,哈迪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理论中反复出现的基本错误:“产生这种错误源自对调整企业家行为和价格机制的考虑的误解。”

沿着这一理论分析进路,哈耶克就自然而然且天才地辨识到了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行为尤其是企业家的预期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哈耶克指出:“如果企业家真的必须依靠他对产品总需求的知识来做决策,如果经济活动的成功真的总是依赖这种知识,那么,就不需要非常复杂的情况就能对供求关系产生持续不断的扰动。……在现代交换经济中,企业家不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而生产——即使有时可以这么说——而是基于对盈利能力的计算;而正是这种计算才能使供给与需求平衡。在给定的情况下,他一点也不关心总需求的变化;他关心的问题只是情况变化后他可以期望得到的价格。之前所讨论的理论中没有任何理论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这些预期通常被证实是错误的。……很久以来,由于货币的扰动的影响没起作用,我们不得不假设,企业家预期的由于需求变化或生产条件变化所产生的价格,差不多会与均衡价格相一致。对于企业家来说,根据他们对生产条件和市场的了解,通常能估算出变化发生后的主导价格,而这不同于对总需求数量变化后的估计。”把企业家的行为尤其是企业家的预期考虑进来,哈耶克提出:“商业周期理论的任务在于说明,在什么样条件下,纯理论分析所描述的趋于均衡的过程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出现断裂——即为什么与静态理论的结论相反,价格并没有引起与均衡状态相符的生产的数量变化。”

哈耶克在1929年的著作中就提出要从企业家的行为和企业家的预期来探寻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现象,与英国的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4;《货币论》上、下卷,1930;和《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1936)尤其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危机不过是资本的边际效率(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这取决于企业家的预期)突然崩溃的结果,因而“商业周期最好应当被认为是由资本的边际效率周期性的变动所造成的”的这一分析理路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就能从一个方面让我们明白,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二人从思想的理论渊源上说,都来自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作“维克塞尔关联”——即“Wicksell connection”),尽管哈耶克感到在学术上与凯恩斯处于伯仲之间——甚至有些“亮瑜情结”——并于20世纪30年代在二人之间发生了世纪性的理论大论战,但二人却私交甚笃,不但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而且互相尊重,这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三、信用扩张与货币内生

在对当时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的非货币理 论解释和货币理论解释(哈耶克基本上属于这一派)各 自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分别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之后,沿着 维克塞尔—米塞斯的“自然利率”与市场“货币利率”的 分析进路,哈耶克开始了他自己的货币与商业周期分析 框架的理论建构之路,想依此来探寻现代市场经济中周 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

沿着维克塞尔-米塞斯的分析理路,哈耶克继续追 问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既然货币利率(money rate of interest)与均衡利率(equilibrium rate[3])的偏 离是商业周期发生的重要原因或至少是引火器——哈耶克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偏离必定被视作生产结构周期性反复出现的不均衡现象的原因”——那么,二者的偏离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第4章,哈耶克认为,有证据表明,“周期性波动的首要原因 必须从货币数量的变化中去寻找,这种变化无疑总是反复出现,而货币数量发生变化,总会导致定价过程的扭曲,从而把生产引向错误的方向。因此,我们正在寻找的新要素,就存在于可供经济体系运用的货币数量的‘弹性’(elasticity of the volume of money)[4] 中。正是这个要素的存在构成了商业周期出现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现代货币和信用制度下,货币数量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利率(哈耶克这里仍然使用了庞巴维克、维克塞尔和米塞斯所使用的“自然利率”概念)与货币利率之间的背离是如何发生的?哈耶克对这个问 题的追问使其开始探究现代货币和信用经济中货币创造机制问题。

在这里,哈耶克发现,当时的大多数货币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要理解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现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流行理论所依据的一些假设。而当时货币理论普遍被认为是所谓的“外生理论”(事实上,在国际和国内学界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韦森注)。哈耶克甚至认为,“米塞斯教授本人——他肯定被认为是德国商业周期理论最受尊敬和最坚定的倡导者——在他的最新著作中,将商业周期的周期性出现归因于中央银行将货币利率压低在自然利率之下的一般趋势,从而为其理论观点提出了充足的理由。因此,商业周期理论的倡导者和反对者都一致认为,这些解释最终属于外生理论,而非内生理论。”然而,哈耶克也注意到,维克塞尔等经济学家的各种早期商业周期理论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了“具有内生性的本质”。接着,哈耶克指出:“事实上,为了说明繁荣与危机情形的交替出现,实在没有必要把银行(哈耶克这里实际上是指中央银行——韦森注)方面的干预引入进来。如若忽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动产生的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之间的差异,并强调这种差异是人为降低货币利率所引起的,这就使商业周期理论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论据。这即是说,事实上,这里所描述的过程本身必然且始终在现存的信贷组织下重复发生。这代表了经济体系中一种固有的趋势,并且在最充分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内生理论”。哈耶克还接着追加到,以上所描述的情形“可能是实践中最常见的情形,而且事实上在现存的信贷组织中必定且必然会重复出现”。

在非常敏锐和明确地区分出“货币外生”和“货币内生”两个概念(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这本书中,哈耶克区分这两个概念及其界定甚至比凯恩斯在其“货币三论”中讲得还清晰、明确和准确——如果说不是更早的话)之后,哈耶克还具体阐释了在一个经济体中货币数量增加的三种可能途径:“有三个因素可以调节一个国家内的流通媒介的数量——由黄金流入和流出所引起的现金数量的变化;中央银行纸币发行的变化;最后,在许多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经常引起的其他银行‘创造’存款。[5]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是复杂的。”哈耶克还特别强调指出,银行发放信贷从而创造存款是增加货币数量的三种可能途径中最重要的一条途径。[6]

从各种版本的哈耶克的传记来看,他从来没有在商业银行和任何金融机构实际工作过,但他在这本书中却对银行贷款创造存款从而对货币内生讲述得如此清晰明白。譬如,在谈到银行家可任意创造信贷的可能性时,哈耶克指出:“由于建立在新增存款基础上的信贷通常不会出现在授予信贷的同一家银行的账户中,因此,在个别情况下,根本无法区分‘通过现金支付产生的存款和那些源自信贷的存款’。”哈耶克还指出:“当然,银行家是否或一定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创造新增信贷,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对这种新增信贷理论的反对意见,是针对银行‘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信贷的说法,尽管在给定的利率下仍然适用,但这对我们分析所需要的那部分理论没有丝毫影响。”根据当时一位叫布尼亚蒂安(Bouniatian)教授的“存款并不取决于银行,而是取决于商业和工业的需求以及银行扩大信贷的扩张程度”这一观点,哈耶克似乎相信,“毫无疑问,当商业周期处于上升时期,银行信贷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张”。[7]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哈耶克进一步指出:“根据工业的‘要求’而调整货币数量的直接的后果是,‘利息制动’不能像在没有信贷的经济体中那样迅速地发挥作用。然而,这意味着会发生比能够完成任务更大规模的新调整;由此繁荣成为可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危机’。因此,周期性波动的决定原因应归结为流通媒介数量的弹性,在此情况下,银行所需要的利率并不一定总是等于均衡利率,反而在短期,则由对银行流动性的考量来决定。”

四、被迫储蓄与经济危机

阐明了货币总量的三种产生机制尤其是明确区分了货币外生和货币内生两个概念并详细地考察了内生货币创造的过程和机制之后,哈耶克还想进一步探究现代货币经济中商业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第五章一开始,哈耶克就指出,“我们的研究所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必须掌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无权假设一个具有‘弹性’货币的经济体系会呈现出那些可以从静态理论所演绎出来的变动。相反,可以预料到的是会出现在这种静态理论通常假设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变动。”接着,哈耶克批判了所谓的随着货币量增减影响“货币价值”变化对经济运行有影响的传统货币理论,提出,有了“有效货币流通量(volume of effective monetary circulation)的所有变化,才会产生源自‘货币影响’的经济数据的变化”。实际上,哈耶克这里是说,不需要去费力研究货币的总量的增减所导致的“货币价值”变动这类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只要研究货币总量的增加对经济过程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就够了。

那么,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经济过程乃至造成经济危机的?哈耶克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记得这样一条准则:“如均衡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为适应‘货币需求’的改变而调整货币供给是经济体系平稳均衡运行的必要条件。”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道理,哈耶克接着指出:“关于货币数量变化之影响的精确和精准建议,只有在货币数量变化的源头和在经济体系中发生该变化部分两方面都有准确信息时才能确定。……个人选择如何花钱是出于他的天性还是其他非经济动机的结果,这不能仅靠理论推测来确定。同样,只要我们不知晓银行向国家提供的信贷是如何使用的信息,就不能验前地(a priori)说什么。然而,当我们讨论银行向工业提供生产性信贷时,情况就不同了——这些信贷正是流通媒介数量增长的最通常的形式。只有在使用这些信贷是有利可图的时候,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可以获利的时候,才会被发放。然而,盈利能力是由为这些信贷所支付的利息与使用信贷所赚取的利润之比所决定的。只要在任何给定利率下可获得的信贷数量是有限的,竞争就会确保只有最有利可图的业务(employments)才能在给定数量的信贷中获得资金。因此,利率决定了这些新增货币的用途,而这些新增货币用途的数额又取决于对利率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的了解程度。”[8]

到这里,哈耶克沿着自己环环相扣的逻辑分析理路从货币总量的增减对经济过程的影响,进一步推进到分析利率的变动对经济过程和商业周期发生影响的机制过程。这自然又回到了维克塞尔 - 米塞斯以及哈耶克和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共同采用的从“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9] 与市场货币利率的背离角度来探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现象的理论进路上来了。为了阐明这一理论进路,哈耶克研究了“自然利率”的波动问题:“在纯粹利息理论的框架下……我们必须简要地讨论自然利率受‘真实’因素制约短暂波动的影响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在现今一些著名的商业周期理论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特别是依照卡塞尔教授的观点,周期性波动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们高估了新资本的供应,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假设,即受真实因素影响的利率暂时下降,同样地与以货币因素人为降低的利率一样,会导致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但哈耶克认为,卡塞尔在其商业周期理论中用需求侧的变化解释商业周期并不充分。因为,“储蓄的剧烈波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均衡利率暂时变化和人为降低货币利率一样会引起资本投资的扩张,而由于储蓄供应的减少,这种投资在以后将无法维持”。[10]

到这里,哈耶克沿着货币创造的外生和内生过程以及货币供给和需求所导致的利率问题,追溯到讨论储蓄(savings)问题上来了:“毫无疑问,基于储蓄活动速率变化的自然利率波动,在利息理论中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将非常有助于评估受货币变化影响的波动效应。”为什么储蓄在均衡利率与市场货币利率之间关系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哈耶克认为,每一种给定的生产结构中以及在不同生产部门和生产阶段上,每一种产品的配置,都要求最终产品的价格与生产资料的价格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在均衡状态下,这两组价格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必须与利率相等,在这个利率水平下,必然要求从当前消费中储蓄相同的资金,并作为维持这种生产结构所必须的投资。”但是,问题在于,“除了个人储蓄活动(其中当然包括公司、国家和其他有权筹集强制性缴款的其他机构的储蓄)外,消费与资本创造之间的比例只能随着有效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哈耶克还认为,“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变动并不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差异是由于给企业家提供了新增信贷。……将货币注入流通过程只有暂时的作用——直到新增贷款变成了收入。此时,除非新增贷款与新增加的货币收入总量之间的关系与第一笔注入的货币与之前的货币收入总额之间的关系相同,资本创造的比例必定会回落到自愿储蓄活动(voluntary saving activity)的水平”。

提到了“自愿储蓄”,哈耶克又接着论述了“被迫储蓄”(forced saving)[11] 这个在经济思想史上经常被人使用的概念,并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或商业周期的最终原因归结为“被迫储蓄”。沿着上述信贷增加、货币内生,市场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对生产结构——即消费品生产和资本品生产——影响的分析理论,哈耶克认为,“消费与资本形成这二者之间的变化(variation)首先表现在价格体系上,进而表现在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上。只要生产结构保持不变,由于储蓄活动增加而产生的贷款利率下降的第一个影响是,造成贷款利率低于生产资料价格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哈耶克还进一步解释道,储蓄活动的增加一方面很快带来消费品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对资本品的需求,从而导致其价格上升。然而,如果利率的下降是由于流通货币增加造成的,那么,这就不会导致价格边际的相应降低,也不会导致两组价格重新调整到将持续下降的均衡利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对投资品需求的增加将会带来对消费品需求的净增长,但这又会带来通货膨胀。一旦信贷膨胀(credit inflation)停止,也会造成投资品价格上涨止步,从而使消费品价格上涨,投资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之间的差价也再次扩大。这时经济危机就会到来。

接着,哈耶克继续讨论了当时流行的“被迫储蓄”[12]与商业周期之联系的理论逻辑。这种理论认为,当银行信贷增加时,新的货币被经济体系内生出来,货币总量不断增加,“被迫储蓄”也会随之增加。“这种现象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增加资本创造,是通过新增信贷而不是通过放弃进行消费的个人的自愿行为,也不会让消费者获得任何直接利益。根据被迫储蓄理论的通常表述,这是通过货币一般价值的下降而发生的,而货币一般价值的下降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因之释放出来的产品数量可供获得新增贷款的生产者所使用。然而,我们对这一理论持同样的反对意见,正如我们反对通常所说的人为降低货币利率的影响——即从原理上来说,只要货币数量增加,被迫储蓄就会发生,并不需要货币价值的变化来体现”。[13] 很明显,哈耶克在这里对从桑顿、边沁、马尔萨斯、约翰·S·穆勒、瓦尔拉斯到丹尼斯·罗伯逊等坚持的传统“被迫储蓄”理论流派观点提出了一些反思性的批评。但是,从下面的论证可以看出,哈耶克并没完全否定这种从“被迫储蓄”的货币理论思路探讨商业周期的观点。他指出,与上述我们已经否定的观点密切相关,“我们不需要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每一次新增信贷都会诱发‘被迫储蓄’。……对这种人为诱发资本积累的影响,还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人们常常认为,人为压低利率所引起的被迫储蓄,将改善经济的资本供应,以致使自然利率最终必然降至货币利率的水平,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均衡状态。这也即是说,危机完全可以避免。”但是,哈耶克认为,人为增加固定资本(由新增信贷引起的增加)与自愿储蓄活动产生的增加,将以相同的方式降低自然利率。“这种理论假设的前提是,新资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纳入经济体系,即归入经济体系的产品的价格应该包括利息和折旧。”接着,哈耶克把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过程”理论引入了进来,认为“如果在这些条件仍然适用的情况下完成一个新的迂回生产过程,就可以导致暂时降低自然利率,但是这并不能最终解决这一难题。”

通过上述层层分析,哈耶克最终得出结论说:“把被迫储蓄视作经济危机的原因,可能比期望它能恢复一个平衡的生产结构更为合适。”

五、几点启示

自1929年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出版以来,转眼已近百年过去了,但是今天再读他的这本著作,我们发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仍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自2021年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美国和西方各国央行史无前例地外生超发货币(乃至大力印发钞票,即M0),加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导致全球供应链的部分断裂和阻断等因素(参韦森、苏映雪、张嘉诚,2023),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日本除外)普遍爆发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高通货膨胀,结果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急剧缩表,一次再一次地不断加息。这似乎又在重走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前后美联储的错误货币政策之路(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伯南克对此都有过深刻的理论批评和剖析)。另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历了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而广义货币(主要是如哈耶克和凯恩斯所认为的信贷扩张、债务迅速增加和“被迫储蓄”而内生创造出来的)增加得更快。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广义货币总和。到2022年年底,中国的广义货币已经高达266.43万亿元,M2与GDP的比率已为2.2倍多。在此情况下,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又在下行。在这种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形势格局中,各国央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才是合宜的?

今天,再读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我们可以从中至少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在目前经济、贸易、金融、投资、运输和信息已经全球融通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些发达经济体之所以不断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货币因素确实在其中起着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看来,一个经济体中货币的增长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央行的增发基础货币(货币的外生注入),另一个是商业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即哈耶克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所说的经由“被迫储蓄”引致的货币内生,还有哈耶克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这本书中所讲的由于对外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导致的外汇的增减。而这三种货币创造机制对现代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运行影响是巨大的。

第二,货币增减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主要是物价的上涨和下跌(一些国家央行在一定时期疯狂发行基础货币——或通俗地讲“疯狂印钞”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形除外),而是生产结构的扭曲和不均衡。反过来,市场上资本品价格(PPI)和消费品价格(CPI)的下跌,往往不是经济过度繁荣和货币总量萎缩的结果,而反过来可能是经济萧条即将来临的一个前兆——或者说至少是一个伴随现象。

第三,理解了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共同之处和差异,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在信贷急速扩张或央行急剧超发货币导致短期繁荣之后,如若有经济萧条将要出现的征兆,这时央行的合宜货币政策不应像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和今天的美联储所做那样急促地紧缩货币、缩表或加息——这只会引发或加深危机;另一方面,若指靠行政命令继续扩大债务规模、继续指靠银行信用膨胀或降息来救经济,那可能也会无济于事。这时,人们会感到货币政策突然失灵了。这也正好应验了哈耶克上面所说的应该把先前的信用膨胀和货币扩张所造成的“被迫储蓄视作经济危机的原因,可能比期望它能恢复一个平衡的生产结构更为合适”的判断。在这样的格局中,唯一的或被迫的做法应当如哈耶克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中所讲的那样,要考虑如何影响和改善企业家的预期,或如凯恩斯在《通论》中通篇所强调的那样,如何提高全社会——或者精确地说各行业和各企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这里要特别注意由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导向所影响的企业家们的整体预期变差和全社会资本的边际效率的下降。

第四,由于现行的货币制度中,广义货币的增加主要是贷款创造存款(一些存款是由于“被迫储蓄”)而内生出来的。广义货币的快速增长与社会总债务量的增长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后者往往比前者增长得更快、更多。在此类经济体中,如果广义货币和债务还在继续增加,而债务的增加已经让整个社会不堪重负,这时,如果市场运行的自然机制产生贷款——或中国经济学界现在所通常使用的社会融资——规模下降或增速减缓,这未尝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且有益的事。因为,这意味着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还有些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和自我修复的内在功能,这也可能会减弱即将来临经济萧条的烈度和破坏程度。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且仍指望依然靠行政命令强制让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继续增加贷款和社会融资来保增速,那结果只会是增加必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和破坏力。

 

注释:

1. 严格来说,哈耶克的这本Prices and Production(1935),被滕维藻和朱宗风二位先生翻译为《物价与生产》,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在今天,经济学界和 媒体界大都不再使用“物价”这个词了。未来再重译哈耶克的这本名著时,当翻译为《价格与生产》。在本文和笔者以前发表和出版的文章和专著中,我们都使用了《价格与生产》的书名

2. “industrial fluctuations”被翻译为“产业波动”,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译法。按现在经济学界普遍用语,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工业波动”。但是,按照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济学界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学家们的实际用法,我反复琢磨,他们所说的“industrial fluctuations”,不仅仅是指作为“制造业”的工业,也包括商业、运输业,乃至金融业等等。故这里还是保留了“产业波动”的旧译法。

3. 在使用“均衡利率”时,哈耶克还特别加了一个注脚:“我认为 K·施莱辛格(K. Schlesinger, 1914, p. 128)在他的《货币与信贷》一书中引入德国的术语‘均衡利率’(equilibrium rate of interest),似乎比人们通常所使用的‘自然利率’(natural rate)或‘真实利率’(real rate)更为可取。早在 1887 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就使用了‘均衡水平’(equilibrium level)这个概念。”从这里可以看出,哈耶克这位老学究式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著述做学问起,就十分严谨,且对用词、术语的选择和语言表达十分考究。

4. 到现在我们仍然不明白维克塞尔和哈耶克所使用的“货币数量的弹性”是指什么,又是如何在现实中计算出来的。

5. 直到今天,许多人对经由货币外生和货币内生引致的货币总量的创生机制仍然是一知半解、满头雾水。就连今天的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实际上都只在讲货币都是央行印发出来的(即全部外生并直接注入经济体的)。大多数经济学人也都相信,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再加上一个货币乘数,就是货币总量创造的一切。在凯恩斯(Keynes, 1930)和之前的杰文斯(Jevons, 1875)提出“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以及哈耶克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这本书(Hayek, 1929/1933)中明确区分“货币外生”和“货币内生”这两个概念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创生机制仍然感觉是浑浑噩噩。好在最近由四位英国经济学家乔西 · 瑞安 - 柯林斯(Joshua Ryan-Collins)、理查德 · 沃纳(Richard Wener)、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托尼·格里纳姆(Tony Greenham)合著的一本书《货币从哪里来?》(Ryan-Collins et al,2012)一书,通过对银行实际操作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实际运行的分析,详细阐明了一个经济体系中货币总量是如何创造的。这也更清楚地从现当代经济运行的实践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哈耶克和凯恩斯在 90 多年前所阐释的货币创生机制。

6. 在这里的一个注脚中,哈耶克指出,银行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早就认识了到这一点,维克塞尔则首先指出,银行的存款业务是流通货币数量弹性(elasticity)的首要因素。

7. 在这里,哈耶克是在提醒人们,在一个经济体中的货币创造过程中,信贷需求是货币创造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直到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还只是关注央行的“货币供给”对经济过程的影响。认识到货币总量主要是由商业信贷扩张所造成的这一点,对理解现代经济体系的运作乃至商业周期发生原因,尤为重要。

8. 应该说,到这时哈耶克还没注意到利率变动会通过影响信贷规模进一步影响货币总量的增减。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当今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央行都主要采取提高和降低央行基准利率(被业界通常称为“价格调控”——因为利息是使用货币的价格)而不再用提高或降低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的“数量调控”手段来调节货币总量和制定货币政策了。

9. 我们也注意到,在后面的论述中,哈耶克发现了维克塞尔 - 米塞斯的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的偏离影响市场价格乃至引起商业周期之分析进路的不足:“维克塞尔的概念在研究货币对经济体系的影响方面具有根本的意义;特别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货币利率被不断增加通货的数量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的实际重要性。遗憾的是,尽管维克塞尔的解决方案不能被认为在所有方面都是充分的,但自从他提出这个理论进路以来,还完全没有受到与他的重要性相称的关注。除了上述提到的米塞斯教授的著作外,该理论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仍有许多与之相关的问题有待解决。”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瑞典诺贝尔经济学评奖委员会在1974年把当年的诺奖授予了哈耶克与缪尔达尔而不是米塞斯了。同样,我们也能意识到,该委员会把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哈耶克和缪尔达尔,也暗含着对维克塞尔这位19、20世纪之交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致敬的含义在其中。

10. 在其后的《价格与生产》中,哈耶克(Hayek, 1935)进一步展开探讨了这一问题,基本上建立起了他的独特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分析的框架。

11. “forced saving”这个经济思想史上被许多经济学家使用过的概念,国内学界一般把它翻译为“强制储蓄”或“强迫储蓄”,最近,通过反复研读哈耶克、凯恩斯、维克塞尔以及米塞斯的著作,我觉得这两种中文译法都比英文原意有点过强。因为,不管是个人、家庭、公司、政府机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和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当收到一笔货币收入或者是借入一笔款项,甚至为朋友和他人代为保存一笔资金——除了贩毒、贿赂、洗钱和其他非法来源而必须保藏现金外,都会把手中的货币马上存入银行或其他存款机构。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偷盗、被抢劫、被烧毁或其他可能的损毁,还可能是因为可以从银行存款中收到一定的存款利息。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家庭、企业、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在银行存款,大都可以被认为是“自愿储蓄”(voluntary saving)。除非在一些非常情况下,受政府和司法机关命令以及被某人或某种组织所胁迫必须把某一笔款项存入某银行,其他都不能算作中文意义的上“强迫储蓄”或“强制储蓄”。经反复斟酌和推敲,我觉得“forced saving”这个英文术语至多应该被翻译为中文的“被迫储蓄”。实际上,在英语世界中,经济学家们也对“forced saving”这一概念是否合适提出过一些质疑。譬如,瑞典经济学家埃里克·R·林达尔(Erik R. Lindahl)在 1930 年出版的《利率与价格水平》一书中,就曾分析到,在积累高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的物价必将改变那些具有强烈储蓄倾向的人的资产配置,直到社会总储蓄等于实际投资。但这种储蓄是自愿的,因为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消费,而唯一限制他的是他自己的信用状况。林达尔还注意到,由于利率下降导致计划投资超过计划储蓄,并且随着价格上涨使企业家在事后将获得较高的收入。这预料不到的收入在一时不会被企业家们花掉,这自然会提高额外的必要储蓄。林达尔把这种储蓄表述为“无意识的储蓄”。由此他认为“forced saving”是一个不恰当的术语(Lindahl, 1930/1939)。

12. 从经济思想上上来看,“被迫储蓄”这个概念是在 19 世纪初由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亨利 · 桑顿(Henry Thornton, 1760—1815)、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所提出来的,后来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约翰·S·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米塞斯(他使用的“被迫储蓄”是一个德文词“Erzqungenes Sparen”),熊彼特、罗宾斯以及英国的商业周期理论研究专家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都曾使用过。哈耶克、凯恩斯、林达尔也都用过这个概念,但后来他们都对这个概念的合适性表示怀疑。譬如,凯恩斯在《货币论》上卷第 12章先是根据他自己的定义把“被迫储蓄”理解为“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Keynes, 1930, vol. 1, p. 154),但是到《通论》中,凯恩斯则明确指出 :“被迫储蓄”及其相关观点的含义十分混乱,“无论如何,我敢肯定,‘被迫储蓄’以及最近使用的类似名词(例如哈耶克和罗宾斯教授所使用过的),与我在《货币论》中所使用的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差额的意义没有任何具体的关系。虽然这些学者没有对他们所使用的这一名词加以明确的解释,然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他们的意义上‘被迫储蓄’是一种经济现象,该现象直接来自货币数量和银行信用的改变,并且可以用这种现象加以衡量。”(Keynes, 1936, p. 79)接着,凯恩斯还指出,由于货币数量的改变所导致的储蓄量变动,“并不比任何客观条件的改变造成的储蓄数量的改变更具有‘被迫储蓄’的性质”,除非我们规定一定的储蓄量,‘被迫储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下面所看到的,尽管哈耶克在《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这本书和其他文章和著作中也曾大量使用“被迫储蓄”这个概念,但看来他对这个概念也有所怀疑,并在使用中是有些犹豫不决的。

13. 用现在的术语说,哈耶克这时还不同意通过“价格控制工具”来进行调节。但在他的整个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的论述和建构中,他一直主张,当银行(市场)利率被人为压低到“自然利率”或“均衡利率”之下,信用即会扩张,而贷款的增加又会创造存款(人们被迫储蓄),从而增加货币总量,这就会导致资本品投资的扩张,最后导致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失衡,从而发生经济危机。看来,在写作这一著作时尚年轻,他还没完全弄清自己的思想和分析理路,还在他的“商业周期理论”理论框架的建构的半路上。

 

(本文为复旦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的韦森先生为哈耶克《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中译本所作序言,该书将在 202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首发于《香港国际金融评论》第15期“重读经典”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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