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袁了凡借儒说佛的弘法策略——兼论当今选讲三个国学文本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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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 (进入专栏)  

 

提要:在晚明三教融会的背景下,佛学依然被主流社会视为异学。本文讨论以袁了凡为代表的佛教知识分子借儒说佛的弘法策略。分五个方面论述:一、站位法界,福慧双修;二、引儒入佛,回俗向真;三、以义为利,内外双得;四、量化功过与三轮体空;五、以终为始,素位而行。在“余论”中,通过解读《大学》《了凡四训》和《心经》这三个经典文本,阐释如何面向社会精英讲述国学课程的思想逻辑。

关键词:了凡四训;儒佛关系;二谛论;弘法策略

 

读《了凡四训》,会看到一个有趣而令人深思的现象,像云谷禅师这样第一流的佛学家,对儒家经典如数家珍,能非常善巧地运用儒家术语,阐述佛教的思想。晚明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是儒学,特别在国家开科取士的科举考试中,评判的官方标准依然是程朱理学,而佛教被视为异学,很难进入主流社会。所以,像憨山德清、蕅益智旭等高僧,要在官方思想控制的夹缝中摄化精英人群,也必须借助儒家经典作为前方便。因为站位佛教的法界高度,他们对四书的诠释也往往比儒生更加深入。

在《了凡四训》[1]中,袁了凡基本上是用儒道思想阐述德福一致的思想,佛教思想只是画龙点睛般略述数语,在私下通信和晚年著述中,才会直抒胸臆,透露出作为佛教居士的本色。袁了凡身处中国最富庶也是文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所著《了凡四训》是引领民间道德运动的代表作,亦为当时兴起的慈善组织起到理论先导的作用。在短暂的官宦生涯中,完美诠释了“公门里面好修行”的大乘理念。

如何协调命数与业力、神灵与人间、庙堂与江湖、儒学与佛道、出世与入世、善行的动机与效果等关系,需要中道的方法。大乘佛教通过协调终极与世间二重真理的二谛论,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为菩萨道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对云谷禅师和了凡居士这些佛教徒来说,依世俗谛,将佛教的业力因果论与主流社会共许的儒家思想相会通;依第一义谛,则在哲学底层将儒家的天道思想超越到佛教的实相。

一、站位法界,福慧双修

讨论德福一致的视域,不能以急功近利心态,只看短期的效果。必须超越世俗社会的范围,引向神圣的宗教向度,以更高的理想愿景,作为对现实世界进行价值批判的根据。学佛的目的是开佛知见,依知见的高下,则生命的视域可判分成三种世界:一、与凡夫污染心灵相对应的世间;二、小乘所追求的出世间;三、大乘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法界。凡夫偏执于世间之有,小乘局限于出世间之空,大乘以空假不二的中道智慧,展开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修行,以臻觉行圆满的佛境。

大乘菩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把世间和出世间整合在更宽广恢宏的法界视域中。法界是最宽广的视域,具有三种特征:普遍性,包含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法;活动性,包含凡圣十法界一切生命的活动;具足性,含摄一切色心凡圣诸法。站位佛的法界高度,菩萨发立志成佛的无上菩提心之大愿;修六度万行之大行;起度尽一切众生之大悲;成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之大智。此四大特性概括为福慧双修、悲智双运。在菩萨行者上求下化的道路上,自行和化他是相互增上、共同成就的动态过程。只有广培深植慈悲的福田,才能生长智慧的参天大树。

袁了凡在《重修东岳行宫记》,借老友管东溟《观音殿记》中言:

玄门有飞神冲举之奇,不过凡夫奇之耳,在忉利天则何奇?进于四禅天,且刍狗之矣!禅门有入定神通之奇,亦不过凡界之奇耳!在菩萨界,则何奇?进于佛界,又刍狗之矣!由此推知,天下宁有奇特之事!惟此一点妙明真性,本无奇特却大奇特,三教中无量无边妙用,俱从此中出。神妙到极处,即平常到极处。在世出世,唯此一事而已。(《了凡先生两行斋集》卷十二)

借用天地鬼神赏善罚恶的思想,只是借以说明佛教业力果报的一种“格义”式方便说法。儒道所信奉的天地鬼神,为佛教收摄为“诸天”,即有神力而无神格的凡夫众生,同样接受业力因果律的支配。在《了凡四训》中,基于积善求福的因果报应思想,进而上升到大乘三轮体空的实相论,以更高维的法界观,整合世间善法和出世间修行。大乘菩萨道,是修福与修慧、慈悲与智慧的统一。

袁了凡站位菩萨的高度,以法界视域看待世间和出世间一切事务,强调在实相之理上通达,必在伦常日用的事中践行:“就平常处设施,在奇特处游戏,而一点灵明真性,须从日用尘劳中识取,使治生产业,与实理不相违悖。”

二、引儒入佛,回俗向真

云谷禅师与袁了凡在栖霞山中论道[2],不仅解开了他囿于命数的心结,确立了命自我立的人生轨道,对于儒道佛三教关系的会通,亦有精彩的论述,从而对袁了凡佛学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云谷首先借助阴阳推移、天命靡常、以德配天这类儒生耳熟能详的哲学概念,引入佛教的业力因果论以解释命数。要超越业力轮回,则必须站位更加高维的法界视角,从儒家的义理之身升华到佛教的法身慧命,从儒家的格天途径深入到佛教的终极真理实相。并运用真俗不二的方法论,在实相的终极层面,会通儒道佛三教的哲学概念、社会伦理和鬼神系统。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须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时节因缘。明代全然没有唐宋的开明气象。通过文字狱,以恐怖震慑知识分子,把《大诰》等御制作品控制社会基层,以行政手段在城乡里社中宣讲明太祖主义永乐皇帝思想。直到万历年间,在社会组织和思想都呈现松动活跃的景象中,佛学依然被视为异学。在此社会背景下,明末四大高僧皆援儒入佛,以儒道之说为方便,阐发佛教的义理。袁了凡作为虔诚的佛教居士,在公开场合亦是以儒生的面目应世。他在对同科进士陈颖亭《论命书》中,坦露心迹,说明为何不公开宣讲佛学的苦衷:

然从此而遍交天下豪杰聪明智慧者,如麻似粟,并无一个半个知归根复命者,是以世智浮慧愈高,而去本地风光愈远。纵步步圣贤,早已错用心矣。弟知世儒学问迷误已久,不但佛教不行,即孔孟脉络,居然断灭,故从来只和光混俗,未尝敢以真实本分之事开口告人,而今特举以告足下,为爱足下不同众人也。(《游艺塾续文规》卷三)

袁了凡批评程朱理学家排斥佛教为虚无寂灭之教,强调儒佛殊途同归,认为孔子自有出世心法,儒门乾元统天之旨,通向佛教的毘卢遮那法身。故儒门之天,在终极层面可与佛教的实相会通。况且,佛门所重普贤菩萨之行,与儒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实可相通,故佛学在世间的作用实有助于纲常。

性本无生,故亦无灭,此实十圣同然之真心;众生度尽,方入涅槃,此亦千圣同归之实际;特儒典引而不发,发自释氏之口耳。程朱概以为虚无寂灭之教,而力排其说。然则真心果有生灭乎?圣学果无究竟乎?又戒儒者毋以名利心希孔子,孔子自有出世心法,通乎毘卢法界,则乾元统天之旨是也,参乾元可以不历僧祇而获法身矣。亦毋于纲常外求佛行,佛门所重普贤万行,具在儒宗,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矩皆是也,循孔矩可以越历三祇而成正觉矣。(内库本《游艺塾续文规》卷三)

三、以义为利,内外双得

《了凡四训》的思想内核是内外双得,强调德行与福报的统一性。云谷在世俗谛层面,善巧地引禅语别解孟子“立命”思想。经过引儒入佛的释义转换,基于心源的修行,不独得道德仁义的内心自觉,亦得功名富贵的身外福报。善恶果报是宇宙的必然法则,在世间善法层面,佛教的三世因果论已然远超儒道两家的福报承负说。

云谷这番内外双得的教诲,亦是对“德福一致”理念的论证,从而成为《了凡四训》行善积德的理论基础。袁了凡晚年总结一生经验,首先确立道德在我的志向,至于功名富贵,则得之有命,而求之有道。士从事科举事业,必须遵行之道,有正心术、积阴德、务谦虚三则。不起希望,不萌怨尤,才能内外双得。故袁了凡反复叮咛:

以义为利,《大学》丁宁于末简;仁义未尝不利,《孟子》发例于首章。鸣呼,深哉!(《游艺塾续文规》卷三)

《大学》作为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论文,在结语中提出“国以义为利”,以更高的站位,将治国理政的目标定在“功在天下、利在千秋”。统治者不应急功近利地聚敛财富,而是应以行德治仁政、追求民生均富的大义为国家的最高利益。如果以功利主义为执政导向,则如孟子对梁惠王所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四、量化功过与三轮体空

《了凡四训》为论证德福一致,先以功过格的量化形式行善积德,进而趋向三轮体空的第一义谛。对德行生活作量化管理,将功抵过,并以善行之大小多少来计算福报,从表面看来,确实有商贸行为的功利之嫌。如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在《人谱·自序》中,批评这种做法为“邀福嗜利”。

其实,从佛教真俗不二的方法论言,为引导广大民众行善积德,须先从刚性量化的事相入手,然后进入不住相而行六度万行。《了凡四训》以行事、明理、治心,作为改造命运的三个维度。先从改过行善的事相入手,行事须明业力因果之理,明理须发大乘之心,方能与实相真理相应。行事、明理、治心,三者是理事兼融的整体,故“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执下而昧上,则拙矣!”

即便有上士的根机,亦不废中下之事行,袁了凡一再强调:“盖有至敏之资质,决当做至钝之工夫,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与邓长洲》)在《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中,提出要辨明善行的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等八个方面。从至钝至笨的工夫入手,进而强调著相行善为半,三轮体空、无相行善为满。发大心不离细行,“志在天下国家”,并扩展到法界无量众生,这就是大乘的菩提心、大愿力。

莲池祩宏在《自知录序》中,以人苦不自知,故将功过格易其名曰《自知录》。在序中分析了对这部书的三种态度:下士,或冥顽不灵,或罢缘灰念之辈,或自以为上士而刚愎自用,借口乎善恶都不思量,而嘲笑勤而书之者。中士,则循迹而行,积功累德。而“上士得之,但自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书可也,不书可也。何以故?善本当行,非徼福故,恶本不当作,非畏罪故。终日止恶,终日修善,外不见善恶相,内不见能止能修之心。福且不受,罪亦性空,则书将安用?”既不执事以废理,亦不执理而废事。

五、以终为始,素位而行

袁了凡身拥文武之才,胸怀经世济民之志。治理宝坻县政,只是牛刀小试,已誉满朝野。然步入仕途仅五年,尚未施展平生才学和抱负,就陷入官场党争,遭诬陷弹劾,削职家居。晚年编撰《游艺塾文规》正续编,借助指导士子举业,以明自己的志向和良苦用心:劝人收心,劝人积德,劝人立命。游艺,取自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艺者,不限于六艺或制艺,更不是牵强附会为生活美学。那是在危脆的人心和微弱的道心之间,守住惟精惟一的天道原则,于顺逆境遇中游刃有余的中道智慧。

无论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还是佛教上求下化的菩萨道,皆以终为始,落实在修大人之学、行菩萨之道的全过程。修身进德就体现在日常事业中,“善修之,则治生产业,皆与实理不相违背”。(《训儿俗说·修业第五》)君子在穷达转换之际,都要合乎道义,过有尊严的生活。无论是得志时处庙堂之高,还是不得志时退江湖之远,君子皆素位而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即袁了凡父亲袁仁教诲的家风:“位之得不得在天,德之修不修在我。毋弃其在我者,毋强其在天者。”(《庭帷杂录》)

众生畏果,菩萨畏因。人的行为根源于心,故必须由心源入手,进行改过行善的德性生活。云谷禅师将孟子“修身以俟命”的说法,发挥为佛学无所得的精神:修,即因上努力,努力从事治恶积德的修行;俟,即果上随缘,但求耕耘,不问收获。终极目标就实现在当下的菩萨行中,以消除目标与过程分离的“乡愁”,故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

在“道心”与“人心”的张力中,明德亲民的近道之教,菩萨上求下化的修行,永远在路上。

余论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列入当今国学课程的讲述范围[3]。根据笔者几十年来面向社会精英讲述国学课程的经验,与其在文化外延上泛泛而谈,不如直探佛学核心,依托常见文本,讲清基本概念。按照真俗不二的方法论,通过解读《大学》《了凡四训》和《心经》这三个经典文本上,阐释儒佛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史脉络。

《大学》不到2000字,作为儒家系统阐述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论文,以内圣外王为宗旨,侧重于庙堂之高的宏大格局。《了凡四训》则以丰富的案例,诠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退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精神,以德福一致为宗旨。《大学》阐发的大学之道和大人之学,通过晚明袁了凡这一个中下层官员,鲜活而真实地展现出来。通过《大学》和《了凡四训》这两个文本,以此了解中国士人的家国情怀和民胞物与的精神,在追求大国崛起和小民尊严中达到安身立命。

《了凡四训》又是一本在佛教内外拥有深广影响的善书,具有浓郁的儒道佛三教融会的思想背景,它借助儒家世间善法,讲述佛教业力因果论思想,最后导入缘起性空的般若正观。故选此文本,在思想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可起到沟通儒佛的作用。

通过《了凡四训》和《心经》这两个拥有广泛影响的经典文本,讲述佛教哲学的两大基本点:业力论与缘起论,使学员把握佛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论特征。通过解读《了凡四训》,阐述五乘共法的基础,即业力因果的基本原理,侧重在世俗谛层面。有此铺垫,解读《心经》则重点阐述缘起论,侧重在胜义谛层面,并勾勒大乘佛教哲学的基本架构。紧扣四个根本概念:苦厄、般若、菩提、涅槃,以四谛法门统摄世间生死的流转缘起和出世间解脱的还灭缘起。在教法的传播上讲五乘佛法,在哲学层面讲五蕴和楞伽五法,在修道层面讲菩萨六度。

在儒道典籍里,也记载许多因果报应的事例,皆谈趋吉避凶之理。儒道两家皆根据《易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认为善恶的报应不仅决定个人的祸福寿夭,还会福庇或殃及子孙,即由家族共同承担报应的“承负”法则。儒家对人死后的归宿语焉不详,把永生的意义更多地放在社会评价上,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佛教则深刻揭示了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所以,选择《了凡四训》这个文本,以生动丰富的案例,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理。明白业力论,方可从儒道的修身和家族承负说,于生命价值上进趋法身。选读《心经》这个常用文本,以明白缘起性空的真理,方可超越世间的天人和五伦关系,掌握空有不二的中道智慧,于终极真理上直达实相。在缘起的现象背后,把握空的本质。经过佛教般若空观的荡相遣执,一切善法都是佛法,故儒家的世间善法也纳入到世俗谛层面。

《金刚经》中有句名言:“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转凡成圣的生命提升,与对真理的认识深化是同步进行的。中国思想界能接受外来的印度佛教,并发展为独擅胜场的大乘佛学,即是在哲学的底层逻辑上,将儒家的义理之天、道家的无为之境,与佛教的终极真理实相融会贯通。因此,选读《了凡四训》和《心经》这两个文本,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和底层逻辑。

(本文提交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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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此书的内容结构及解释,详笔者所著《王雷泉讲国学:了凡四训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8月初版,2024年6月第3次印刷。袁了凡(1533-1606年),原名表,后改名黄。生平资料载于清代彭际清《居士传》,亦见于浙江嘉善和江苏吴江的县志等资料。

[2] 参见拙作:《三教融会背景下的栖霞论道》,《海潮音》(闽南佛学院学报)创刊号,2023.6。

[3] 参见笔者:《当今研读国学经典的意义》,“默雷涌泉”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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