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永:向善立身知行合一——明朝廉吏袁了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5 次 更新时间:2019-10-19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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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永  


明朝廉吏袁黄(1533年—1606年),号了凡,浙江嘉善人,以《了凡四训》享誉四海,是传统善学的集大成者。他考中进士后出任宝坻(今天津宝坻区)知县,全身心投入当地各项建设,勤廉爱民,为民谋利,绩效卓著,彻底改变宝坻面貌,成为地方治理的典范。

袁了凡带着敬畏心上任,履职之初便至城隍庙,藉由祭祀向神明发誓而描绘了其施政蓝图。他在致友人书中,还用“上报朝廷,下酬知己,无负生平报国之心”来明志。为此,他拟定用以自警的《当官功过格》说:“申请蠲免,使地方得受实惠,算三千功”,“加派增粮,算千过”,“听讼能伸冤理枉,一事算一功;能诲诱顽民,平其忿心,使之无讼,算十功”。他把每日所做之事,用正负数字标示善恶,毫不遗漏记录下来,以自省自律,改过迁善。

他还提议“每人各置一籍,每日所行之事,或善或恶,随手记之,月终一会,出簿互观”。经其身体力行地倡导,《功过格》遂盛行于世。宝坻官民评价,他以清廉俭朴要求自己,以慈和仁爱对待百姓,以恭敬谦逊对待上级,以光明正大和睦同僚,以礼仪法度训教生员士子,以赏罚分明管理县吏差役,以至真至诚感动天地。

袁了凡任知县之初,连年水灾造成全县饥荒。他把救灾济困作为“急务”,用自己的薪俸来抵偿赋税。他及时申请开仓放粮,摸清贫困孤老的生活状况,分出轻重缓急,因人因户分别救助,并要求官吏亲自发送,严禁克扣。

袁了凡以民众之心为心,所作所为皆利民惠民。他遍访乡里,关心百姓疾苦,饥时给粮,寒时送衣,遇到卖儿女者,他捐银赎回。他体恤民生,重视生产,劝农兴农,轻徭减赋,弛禁缓刑,为百姓脱厄解困。他疏通河道,筑堤防涝,因势利导,变水患为水利,并引来优良稻种推广,为无数百姓开启救生之路。

袁了凡躬行教化,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典范。他总是说自己所做,做自己所说,凡是要求别人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廉洁奉公、克己爱民,以其实际行动影响周围的人。他平易近人,不尚威严,却不失威信。他尽职尽责,加强吏治,既严格要求下属,强化其责任心,又如朋友般关心体贴,时常教导,给予爱护与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使袁了凡与同僚保持着良好关系并赢得其信任,也使宝坻官员的整体面貌和行政状况得到改善。



袁了凡为官以清廉为原则,常告诫同僚:“大抵人生财禄,原有定数,贪者枉自秽污,而终身不能得一毫非分之物,廉者落得清修,而终不失吾命中所有之财”,故“我辈既号同心,各当砥砺名节,以清廉自誓”。他力行节俭,对日常生活有详细规定。如,约定每次宴会,只备五样菜,不许宰杀牲畜,“随时鲜果,或用一二,不得过丰”,倡导谈诗书礼乐,或商讨解决民间疾苦,不说他人是非和鄙俗之事。

县衙附近原有熟食店,多有顾客在此购买用于打点府吏,由于他清正廉明,对案件随察随结,没有积压,以至于客户稀少,后来店家只好转行。著名思想史学者朱鸿林教授指出,袁了凡首先是一位“廉吏”,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历代先贤的民本思想、明德之志、勤勉精神和廉洁操守。他的为政风格,可用一个“廉”字来概括,廉惠、廉能、廉明、廉直,这是其成功之道。

袁了凡极为重视司法和狱政,但他的公堂十分冷清。《宝坻政书》载:“先生慎用刑,常终日不笞一人,经月不拟一罪……民有犯罪者,必反复晓谕,令其悔悟自新。”他要求凡遇诉讼,应当从速审理,“一人在狱,举家不宁,故犯人不可轻系”。他审理诉讼,秉公断案,为冤枉者开解,得再生者数十人。他对罪犯不严刑逼供,而是教导向善,谕之以理,责之以义,使其发自内心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他常给狱囚讲行善得福、作恶得祸的事理,犯人听后感动得泪流满面。袁了凡审慎用刑,注重以儒家伦理教化民众,甚至悉心照料囚犯的饮食起居。

上述做法很快收到奇效:他来宝坻第二年秋,连日大雨导致监狱屋墙倒塌,而囚犯们相互劝诫守法,竟然无一人逃逸。当他离任时,剩余囚犯相继脱罪无一在押。宝坻在其治理下,以往弊政得以消除,监狱一空而仓库积存增长二十多倍。县内经济复苏,附近流民纷纷来落户,文化教育亦大为改观,呈现出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全县“官民和谐,情同一体”。

袁了凡上忧国事,下怀黎民,以德治民,依法行政,革除积弊,深得民心。很多人家供奉其画像,每日供饭上香,用敬神一般的礼遇表达对他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离任时,除了几大箱书,身无长物,几乎没有路费。父老乡亲十里相送,络绎不绝,从早上拜别到晚上,船还无法启航,场面感人。他离开才十天,当地民众追思感恩不已,自发筹资出力为其修建生祠,祭祀不辍。一百五十年后,清代宝坻知县洪肇楙见百姓对袁了凡仍念念不忘,深受感动,重修祭祠,盛赞他“一疏奏可,万户生春”。袁了凡“在任五年,贤声赫赫”,有口皆碑,受到二十七次举荐,朝野都对其特别关注。随后他主事兵部,奉命抗倭援朝,扭转战局。



袁了凡的事业与精神,亦可启迪当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吴文新、朱康有教授著《〈了凡四训〉与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从分析袁了凡的道德修养入手,结合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论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这一重大课题,极具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子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阶段性成果。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为该书作序,他认为:

“党性教育就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论断隐含了对传统美德的资鉴……把党性修养与具体的生存境况结合起来,把外向式的改造世界与内向式的‘反求诸己’,即改造自我融为一体,打成一片,始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心学标准。深入挖掘《了凡四训》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之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不仅对普通人优化生命运动、掌控自己命运有借鉴价值,而且对共产党人强化党性修养、形成信仰自觉有借鉴价值。”

袁了凡的思想不仅对当代中国人有着现实意义,其影响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他的善学思想及其善政实践,是廉政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笔,值得大力研究和弘扬。我们应以辩证观念汲取其不朽精华,昭明其人性光辉,使之成为构建新时代文化的正能量。


作者: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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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0月18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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