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其命维新”的天下观

从世纪之交开始的国学热，已经延续了20多年。从大学教师的角度，我能真切感受到大致在1999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精神的磁场转向寻求中国文化的根底。

我在复旦大学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1985年我毕业留校，担任宗教干部专修科班主任，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宗教干部。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对宗教管理干部的专业化要求也日益提高。这个培训现职干部的大专学历班总共办了三期，以后党政机关的干部来源，则主要来自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转入市场经济之后，社会的主导思想是发展经济。一些地方在宗教工作的施政理念上也出现了偏差，甚至有人提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对这个祸国殃教的口号，我在不少文章中一直发声批评，因为它严重损害佛教的发展，导致宗教生态的失衡。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到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有很多标志性的事件，表明社会精英阶层的兴趣重心转向了精神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成功的人士，在解决了财务自由问题以后，进而要解决精神自由的问题，于是纷纷到大学攻读没有文凭的国学课程。国内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各类传统思想研修班，甚至在商学院中也开设了国学课程，正是因应时代需求的产物。

所以，我把1999年之后兴起的国学热，视为中华民族崛起的“文艺复兴”。复兴，并非指复古。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经典，孔子做了很好的榜样：“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第28章）孔子并非全盘复古，而是审时度势，继承传统的资源，努力开创新局。

所谓复兴，即如《诗经·大雅·文王》所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文化的血脉生生不息，以德秉受天命，不断改革旧法，为国家民族开出新运。今天我们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即孔子所说的“从周”，指传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人文化成的民族精神。

对此我深有体会。我1965年进入上海市向明中学，才读了一年就爆发文化大革命。1968年年底，我们这一届中学生必须全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选择回到宁波老家插队落户。1969年2月28号开始第一天劳动，为什么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是1978年2月28日在复旦大学入学报到，在农村整整当了九年农民。下乡第一天，在鄞县管江公社前丰大队的毛竹山开山松土，收工后有位农民把我叫到他家楼上，悄悄借给我一本藏在米缸里的《孟子》线装书。文革虽然造成文化的断裂，但文化的血脉一息尚存，纯朴的农民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尊重。后来，我为家乡塘溪镇的地方志写序，充满感情地写道：“十年文革的狂飙虽也搅得家乡鸡犬不宁，但连绵的山峦仿佛减震的屏障，将荒诞政治的喧嚣，化为农家的炊烟和山间的浮云。”（《堇山塘溪》序）

《诗经》所称的“其命维新”，有两个关键词。“其命”，指天命。对国家民族而言，即指国运。1989年底，我到香港参加“太虚大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顺道拜访了南怀瑾先生。他跟我讲，从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国运的转折。中国的崛起需要四句话：“资本主义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福利，共产主义的理想，儒家的大同世界。”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如何在大国崛起的征程中，履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对作为个体的小民而言，则指安身立命的命运，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实现对幸福和尊严的需求，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因此，国运和我们个体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维新”，即守正创新。所谓守正，就是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不能像以往那样对传统文化全盘推翻。所谓创新，即如孔子所说，在对传统经典有所损益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此即“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第三章）。与时俱进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所以孟子赞美道：“孔子，圣之时也。”（《孟子·万章下》）中庸不是平均主义的捣糨糊，那是平庸。真正的中庸，用河南话说就是：“中”！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

知天命、能时中，这是非常高的标准，唯圣贤才能做到。同时，经典告诉我们，即便是愚夫愚妇，只要愿意学习并付诸实践，不管是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抑或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按照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修身路径，知行合一，理事兼备，就一定能做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第二十章）。

二、横渠四句：士的弘道使命

人的生命境界，取决于眼界的高度和心量的广度。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文化的年轮以三十年为一代。我们为什么要学圣贤之言，因为很多人哪怕生理年龄活到了八十岁，文化的年龄依然很幼稚，还达不到三十岁的普遍水平。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助这个有限的色身去追求那永恒的义理之身。求安身立命之道，必以彻见心性方为究竟。在天人群己之间，透彻领悟生命的真实本性，从而在生活世界中提升生命的价值。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即宋代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点明了士的弘道使命。张载这第一句话，就深深烙下了佛教的印记，这是佛教来华以后才有的文化自信，要为天地立心。横渠四句融汇了儒、道、佛三家的精髓，在天地群己间和历史长河中，确立中华民族精神的终极价值、人生意义、文化使命和政治理想。

“为天地立心”，确立了士的使命。天地无言，但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气候的周转，都有其不易的规律。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大化运行，把握住宇宙运行的规律和终极价值。在天地人之间“立心”，主体是人，此即张载在《诗书》中所说：“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此心非指诡异危脆的凡俗之心，而是指微妙难明的“道心”。此道心，唯少数圣贤才能把握。这种超越凡心，上达天道的道心，即圣贤之心。所以，要在圣贤树立的天地人“三才”的宇宙格局中，确立天道的终极价值。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是靠少数圣贤来引导的。

“为生民立命”，为大众选择、引领安身立命的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生民，即张载在《西铭》中视若“民吾同胞”的普天下民众。立命这个术语，来自《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修身以俟命，即尽人事以顺应天命。孟子的“立命”思想，在《中庸》系统展开为三大纲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自上而下，从天道下贯人间而成为人的本性。人的本性秉承于天命，就使人性具有终极性意义。因此，必须遵循天道，在人间行正道。欲通达天道的终极价值，必须经由圣贤引领的教化过程。

“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语境中的“往圣”，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圣人，要继承恢复已经中断的儒家学术传统。在今天看来，我们所要继承的往圣之学，还应该包含儒释道和诸子百家思想中的精华。尤其是两千年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过千百年来与中国文化的磨合融会，在宋代已经确立中国化的创新，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万世开太平”，即周孔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亦即张载《西铭》中所描绘的理想境界，民胞物与，全体归仁。今天阅读中国优秀传统经典，弘扬国学的意义，就是要确立民族的文化自信，为万世开拓天下太平的坦途。

横渠四句中，第一句为天地立心，确立天道的最高价值；第二句为生民立命，为人民大众确立生命的方向。前两句是体，即把握以人为本、以天为则两个向度。后两句由体达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标明传承弘扬国学的实践路径和目标指向。此即《大学》的宗旨“明明德于天下”。其至善境界，即如《中庸》所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三章）

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在变易的时势中，寻求并笃行不易的天道，以达到和谐的最佳状态。所谓大同，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三十章）儒家理想的政治和社会愿景，是对和谐社会和天下太平的追求。

此即《大学》开宗明义提出的大学之道。守中固善的精一之道，明德亲民的近道之教，永远在路上。

三、以人为本、以天为则

那么，这样一种天下观和家国情怀，其道德价值的源头在哪里？孔子指出君子有三畏，成为大人的三种价值来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畏天命”：对天命、天道和天地鬼神的敬畏。在中国文化中，天有自然、命运、主宰和义理四义。在中国，敬畏神圣而不可抗拒的天命，又强调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的立命思想；敬畏天地鬼神的监临，但并没有从主宰之天发展出绝对的一神教所信仰的至上神。自孔孟以来，在包含天之前三层意义的基础上，强化了对义理之天的阐释。《中庸》以道德贯通天人关系，诚者为天道，诚之者为人道，以德配天，发挥义理之天的精义。

“畏大人”：大人，本义指现实的政治统治者，说明五伦关系中君权的强大。然在三畏的相互制衡中，君主必须以天命和圣人之言作为价值之源，才能取得执政合法性，从而真正成为百姓的敬畏对象。人间统治者虽然号称天子，并非永享天命。

“畏圣人之言”：就儒家传承的人文精神而言，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路传承下来的圣贤之教。其作用体现为诠释天命、化世导俗、指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鉴于天命以民心的向背而作抉择，那么反映民心、阐发天命的解释权，就不是君主独享，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圣人之言履行。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人间的统治者，被称为圣王，说明君主和圣人是一体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政教不分、君师一体的格局。孔子的出现，在中国文化中的伟大意义，标志着君王和圣人分离。孔子这个圣人并不执政，故称为素王。据此，形成三王鼎立的格局。天命，属宗教的维度，相当于法王；大人，属政治的维度，相当于人王；圣人之言，属文化学术的维度，相当于素王。综合天命、大人和圣人之言这三种敬畏对象，构成道统、政统、学统三角关系。万物并行而不悖的和谐社会，如同一个圆球，道统、政统、学统相互制衡的正三角，则构成和谐社会内在的支撑骨架。

士大夫人生价值的提升，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路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说明人间一切的终极价值源自天道天命。作为天命、大人之外的独立一极，圣人之言对现实统治者就具有监察的制衡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两个特征，即以人为本、以天为则。

在天地人三者中，人实为天地之中心。人作为天地之心的作用，是由圣人实现的。“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第27章）圣人上达天道，下化万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三句名言和横渠四句，说明中国文化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是在天人合一视域中，探讨既超越而又内在的天道与人性；在家国同构基础上，探讨修齐治平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理想。

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故儒家强调为政之学，有了官职才能实现政治抱负。士，掌握着修身为本的政治哲学，但未必都有从政一展抱负的机会。孔子一生经历，即进退出入于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孔子短期内做过鲁国大司寇，大部分时间则如他所自嘲的，惶惶如丧家之犬，周游列国跑官要官，到处兜售他的政治理想。儒家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历史使命感，故在江湖和庙堂之间，有着议政的空间。士作为天命的诠释者和民心的代言者，即便在野也可以议论朝政，乃至形成清议集团。这样，在统治者内部，就形成了相对民主的议政机制。

我们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国人百姓也可以议论朝政，乃至嘲讽痛斥执政者。庙堂之上的统治者也设有采风官，收集民间对朝廷的议论乃至谤言。原始儒家具有以民为本的情怀，以孟子最具代表性。齐宣王问臣弑其君的合法性问题，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残暴不仁的国君上违天命，下逆人心，已经失去为君的资格。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对君权有限制作用，在当时相当前卫。

在《大学》中，“大人”包括但不限于政统，而具有道德高尚者的含义，成为承继道统和学统，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作为人间统治者的大人，不仅在于位高权重，也在于道德崇高，才能成为民众敬畏的对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士不再以入仕为政为唯一诉求。无论在朝在野、穷通微显，士在修道进德的道路上，成为天道的承担者、传播者、实践者和监督者。

四、人心与道心的张力

以人为本、以天为则，关键在于如何在天地人之间“立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话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被称为古代治国十六字心传。这四句话意谓：人心危脆诡异，道心微弱难明，求真总须精纯专一，治世贵在守中固善。

“人心”，是世俗社会中充斥物欲的凡夫之心，难测又难以改变，故必须警惕因人心不稳而导致社会的动荡。“道心”，是秉承天道天理所坚守的圣人之心，如孟子所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几希微明的东西，就是圣人所传的道心。

这十六字心传，说明了天道与人心的关系。天地与生民一体，道心本于人心，而又超越人心。在现实社会中，道心和人心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圣人要上达天道，下通人心，显明众生心中为种种物欲和偏见所遮蔽的道心。在修道以为教的过程中，导正汪洋大海般的危脆人心，圣人必须要有执两用中、与时俱进的中道智慧。

正如道家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这里的“常心”，指僵化的、凝固的、永恒不变的执着之心。这说明天道天命不是与人间隔绝的，此即《尚书·泰誓》所强调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道天命是以人心的向背为标准而转移的，违背了人心就违背了天意。违背了天意、民心的统治者，按孟子的说法就失去了君主的合法性，只是一个独夫民贼而已。

这就是说，圣人坚守的道心是与时俱进的，必须置于天人古今的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汉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他做学问的诉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现在，我们把司马迁这三句话，与横渠四句和《大学》三纲结合起来对读。

“究天人之际”，明白我们在天地人之间的地位，奠定安身立命的基础。此即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人关系，是以指向天道的“明明德”为纵向坐标。

“通古今之变”，学习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在可变的事中，领悟不变的理。此即张载所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社会关系，则是以“亲民”作为横向坐标。

“成一家之言”，在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中，君子素其位而行，在明德亲民的道路上，时时做到“止于至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于进退显隐之间，都能把自己置于最恰当的位置，守住本分而履行社会责任。

我对《大学》三纲的解释，跟朱熹有所不同。朱熹把至善作为未来才能实现的遥远目标。其实，至善既是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也是明德亲民的最佳出发点。止于至善，是在明德之纵、亲民之横这个坐标上的扇面展开。修齐治平，君子养成，每一步都踏在至善的道路上。“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生生不息的求道路上，以中道智慧，善巧处理天与人、凡与圣、理与事、古与今的关系。

正如太虚在《文化人与阿赖耶识》中所说，文化乃人类共造之业果。人不能离开既定的环境和条件而随心所欲，此即佛法所谓时节因缘。但万古如斯的“恒”，存在于新生旧灭的“转”中；“共”的环境，体现为无数“不共”的个人行为。人类“恒”而“共”的社会历史，实由特立独行的“不共者”所引导而转动。

本文为2024年5月18日在复旦哲学课堂所讲《志道解惑，明心见性 — 从〈大学〉到〈般若心经〉》第一节的部分内容，据赵海记录整理稿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