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文先生去世以后的怀念文章中，我觉得将张文先生称为平民贵族是最为贴切的，这是对张文先生人格的生动写照。平民和贵族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但在张文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张文先生具有平民的情怀和贵族的精神。这里的平民情怀是指张文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与人为善，尤其是亲近年轻人。贵族是就精神而言的，是指张文先生在精神上超越世俗的束缚，追求学术人生的终极价值。张文先生退休以后，继续思考刑法，将对刑法根基问题的思考推到一个前人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张文先生身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和，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张文先生都采取一种平和的态度。我在平时与张文先生的接触中，从来没有感觉到他有着急上火或者焦虑不安这些负面情绪，他总是以一种和善的、平心静气的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这种情绪状态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启发，也是我们的榜样，使我们能够从容地面对生活的挑战，肩负起时代的重托。因此，尽管张文先生已经逝去，但他留在我们脑海中的永远是一付乐呵的、慈祥的面孔。

如果说平民贵族是张文先生的人生标签，那么，“人格刑法学”就是张文先生的学术标签。学术标签是一位学者成熟的标志，也是其学术贡献的升华。张文先生创立的“人格刑法学”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独具一格的理论成果，具有明显的刑法哲学的印记，在当前刑法教义学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我国刑法学界显得格外夺目。“人格刑法学”的底蕴是刑法人道主义。可以说，张文先生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刑法学家。长期以来，刑法在我国是专政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刑法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副严厉的面孔，张文先生则力图塑造刑法慈祥的面孔。“人格刑法学”就是张文先生为刑法的慈祥面孔所贡献的浓墨画笔。在“人格刑法学”的学术标签下，张文先生提出了“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并将其贯彻于立法、司法整个过程。张文先生还提出了“非犯罪人化”的命题，主张将那些只有符合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于犯罪人之外，对其不予定罪、判刑，按照一般违法行为予以处置。尤其是张文先生对死刑存在提出了从限制到废弃的演进路径，期盼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理论命题完整地构成了张文先生具有思想深度和学术厚度的“人格刑法”全貌。张文先生这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以及其所达到的学术自觉，是永远值得我们后辈追随的。可以说，张文先生的“人格刑法学”是继储槐植先生的刑事一体化思想以后，为我国刑法理论作出的又一个具有原创性和标志性的学术贡献，由此而彰显了北大刑法学科的理论特色，成为北大刑法学科的宝贵精神财富。

张文先生生长在一个由动乱到和平的变迁时代，先生到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国家法制尚未健全的年代。因此，在这个时期，张文先生并没有受到完整的法学教育。及至改革开放，张文先生人到中年之际才重新回炉求学，师从杨春洗先生。如果说高铭暄、储槐植是新中国第一代刑法学家，我们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新三届属于第三代刑法学家，那么，张文先生则可以归入第二代刑法学家，但也是被政治运动耽误的一代。然而，张文先生并没有放弃对学术的追求，成为我国第二代刑法学家中的出类拔萃者，其学术特色和理论贡献完全超越了时代的局限。

张文先生自从入学北大以后，一辈子生活在北大，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工作，将教师的本职工作做到极致。在担任北大法律系党委书记期间，张文先生尽其所能地帮助同事。在北大法学院担任博士生导师期间，张文先生对每一位同学从生活到学习都关怀备至，结下了深情厚谊。即使是在学生毕业以后，张文先生还时刻关注学生的成长。在张文先生指导的博士生中，涌现出像刘艳红教授、杜宇教授等这样富有学术创新精神的中青年刑法学家中的佼佼者，这是张文先生的骄傲，也是北大刑法学科的骄傲。因此，张文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法学教育家。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