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费振刚的北大往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07 次 更新时间:2024-07-08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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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进入专栏)  

 

费振刚先生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但我还不时想起他。

2021年春费振刚先生在他的老家辽宁鞍山过世,我在微博上发了挽联,表示沉痛的哀悼:

六十年燕园教习,喜饮酒,喜交游,升平变乱历经,一史三皮成佳话

八六载人生弹指,不附势,不争功,刚正落拓做事,自有美赋留后生

费振刚先生生于1935年,195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9月留校,此后一直在北大任教,到2000年退休,刚好60年燕园“教习”。

费老师为人朴厚,略有些口吃,有什么说什么,无遮拦。他喜欢交游应酬,若有朋友的饭局,是常去的,酒量不大,爱喝,一喝就半醉,满脸通红。认识费老师的人都喜欢他的直爽。他的朋友很多。

所谓“一史三皮”,指1958年北大中文系师生(1955级为主)响应号召,向科学进军,实现科研“大跃进”。他们一边大炼钢铁,一边大批判,在文史楼加班加点,只用了暑假三十多天时间,突击编写了一部七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因封面是红色的,观点又非常“革命”,被称为“红色文学史”。这本是极左风气下的产物,北大也不能幸免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学生也借此得到锻炼。当初参与这部书编写的一些同学,包括费振刚、张炯、谢冕、孙玉石、孙绍振等,二十多年后都成为几个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

该书后来又进行两次大修订,封面也变换两次,费振刚亲历了《中国文学史》由“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全过程。这部《中国文学史》原是北大科研“大跃进”的“代表作”,成为当时全国文教战线标志性作品。当时读大学三年级的费振刚作为编写这部文学史的骨干,还代表年级出席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北大是社会风云变化的焦点,费振刚大半辈子都在北大校园里过,并不平静,这就是“升平变乱历经”了。

后人很难理解当年运动频繁的那种“变乱”。富于戏剧性的是,原来“红皮本”是后生小子向自己的老师发起批判,像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等“学术权威”,当时都是批判的对象。尽管学生编“红色”文学史时,仍然参照了他们的老师游国恩编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但叙史改为以阶级分析和所谓“人民文艺”为主线,增加了许多机械的内容。随后,这本文学史受到周扬、何其芳等人的善意批评,费振刚他们自己也觉得太过粗糙,要将“红皮本”修改为“黄皮本”,又不得不把游国恩等“批判对象”请出来,指导修改。1961年形势变了,中宣部和教育部决定编写高校文科教材,指定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等全国知名的大专家为主编,费振刚作为年轻学生代表也在其中,五人共同编写《中国文学史》。该书与“黄皮本”多少也还有些关联的,出版时封面改为蓝色,也就是“蓝皮本”文学史。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最有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史教材。

费振刚与游、王、萧、季四位老先生并列主编,很多人以为费振刚也是老教授,有的在书信中还以“费老”相称。其实,费振刚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之后 “费老”的称呼就叫开了,我们平时都叫他“费老”,而不是“费老师”。

说费振刚“不附势,不争功,刚正落拓做事”,也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他长期做中文系的行政工作,1977年至1988年任副系主任,1994年至1999年任系主任,不趋炎附势,不唯上,不搞花架子,也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与他的名字“振刚”相合。费振刚可是北大的知名人物,也为系里做出很大贡献,可是直到1992年,57岁了才评上教授。这固然有“文革”的耽误,也因他从不居功自傲,在涉及个人利益问题上不争不抢。

费振刚当系主任,是颇有些“老派”作风的,只要教学能正常运转,就不搞那么多新名堂,凡是形式主义的活动,能推就推。老师不会因为他是系主任,就另眼仰看,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称他“费主任”。在一些会上,倒是见有老师当场对费振刚的意见驳议,他也不以为忤,从善如流。记得当年老师们的工资低,生活比较困难,系里派一些老师去日本、韩国等地讲学,规定回国后要把在外讲课的收入按比例上交给系里一部分,留作系里照顾其他老师的资助。有个别教师硬是不交,费振刚也无奈,不加追索,息事宁人。但碰到原则问题,费振刚也可能会很“刚”的。

费老有一句名言,“以不变应万变”。90年代教育界开始被商业潮流裹挟,学校南墙被推倒,建起一长排商店,浮躁的空气充溢校园。许多高校和院系纷纷“升级”改名,学院改为大学,系改为学院,还开办许多赚钱的专业和培训班。费振刚老师对此表示反对,在中文系坚持不改名,不扩招,不办赚钱的培训班。

我在挽联中说的“美赋”,指费振刚与胡双宝、宗明华合作编注的《全汉赋》,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完整的汉赋校勘本,也是费振刚学术上的一大贡献;“美赋”亦指费老耿直善良的美德。我们私下里开玩笑说,费老长期“当官”,虽然不过是“生产队长”,但也算是“老革命”了,若不是过于耿直,也许他早就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我和费老师交往很多。1995年他担任中文系主任,把我“提拔”为副主任,分管研究生和科研工作,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碰头开会。他只抓“大事”,不管具体,完全放任我们去做,在背后给予支持就是了。那时我发起“孑民学术论坛”,邀请许多校外的著名学者、作家来系里讲课,报酬极少,也就是请一顿饭。费老师的“面子”大,他出面去请专家、陪专家,从不推让。论坛一度成为北大的学术风景,还上了《人民日报》。

最难忘的是1999年7月,我接替费老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他把我叫去静园五院他的办公室。十多平方米小屋,只有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上面凌乱堆放着书报文件,还有一张简陋的靠背椅子,我们只能站着说话。他交代我要好好维护中文系的传统,坚持宽松自由的学风。三句两句,没有任何官腔空话,就这样交班了。

退休之后的费老,从没有要求过系里给予任何照顾。他和师母去了广西梧州,帮助偏远山区办好师院的中文系。

后来费老更老了,就叶落归根,回到故乡鞍山,在那里终老。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4年7月2日A10花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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