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散漫北大:“我教书还要负责点名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5 次 更新时间:2023-07-20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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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进入专栏)  

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选择。”

在“国难”面前,很多人的选择,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选择。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大举进攻。

然而,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眼中,这反而是“好事”。闻一多在信中对妻子就说过这样的意思:

“七七”事变意味着中国的全面抗战必须爆发了,那种苟延的耻辱局面从此结束。是生还是死?已经不容再回避。

入侵者自北而入,随着北平古都的沦陷,机关、学校、各类事业与团体开始撤离,形成滚滚巨流。在中国大地上,你可以称为“逃难”。然而,这些人不仅仅是在逃,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设施、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是怀着在另一条战线上献身的斗争意志离去的。

人们暂时地让出了自己的家园国土,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

国家还在。人民在,信念在。

这就是“南迁”。

在这滚滚的巨流中,北大、清华、南开是一群特殊的团体。

这三校,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领军团队。他们直接受到最高层的关照与指挥。三位校长与蒋介石及高层人物都关系密切。三位校长之间有着亲密的学缘关系,感情、信念牢不可破。

日寇入侵前夕,这三所最高学府都正在进入它们的黄金时段,不仅有着卓越的领导人,体制已臻完整,校风各自鲜明。其勃勃生机,可谓后世无及。

在西南联大校歌里,将三校南迁的过程列为:“辞宫阙”、“驻衡湘”、“在山城”。

这样划分是有其历史内涵的。这是一个地理转移的过程,一个空间与时间的路线;而在这窘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群学人在观念、精神和相互关系上的磨合认同;完成了他们在国难面前的精神转变与文化抵抗的准备,从而为下面的八年坚守,打下了一个充分坚实的基础。

国难逼迫中国高层知识界走出象牙塔,踏上重归民间的文化之旅。当史家陈寅恪怀着丧父失家的哀痛,随学校来到滇南重镇蒙自时,他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这样悲观的诗句。这里面既有国力战况现实悬殊的原因,也有作为一个近代世家所承受的历史悲凉感,和陈先生在撤离时丧失典籍、眼疾危重的沉痛悲愤。

而南迁,终于没有变成“南渡”。

陈寅恪过悲的预感并没有成为现实。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战难,最后以国际性的大胜利为结局。后人于是把光复后的返乡,按陈先生的诗句称为“北归”。

抗日战争,一面是遍及北中国的南迁,一面是中国正在走进时代大潮流,通过对自身的调整和对古老资源的整合,终于与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国家并肩为反抗法西斯而战斗,直到最后胜利。中国,因为将士与人民的英勇战斗,而列名于《波茨坦宣言》中四大强国之一。

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遭受武力灭绝的一次记忆。

“南迁”值得回忆:国难耻而不辱,学风历难不衰。这些都是当代无可企及的。

南渡的噩梦没有重演,但历史的阴影却没有因为抗战的巨大胜利而离开中华民族的天空。短暂的喜悦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内战和新的劫难。中国大学、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又几经流离、劳役和家破人亡之难,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南迁”这样壮观、豪迈、英勇的大潮,这样对民族创造出重大功绩与道德楷模意义的大潮。

在进入“南迁”的历史之前,先来说说“七七事变”前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状态。因为此后的联合大学,其风气、构架、精神与物质的基础,都源自这三校的战前状况。

三校各自有着深厚的底蕴、人才与教育信念,因此相辅相成。在联合大学中,它们依然延续着自己的校园精神。正是这种引以为骄傲的传统,使三校联合办学能够历时九载。

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人称“都是君子”。大战临头之时,各有风范。他们对学校踏上南迁之路,在战火中几经辗转,定夺于昆明,均有贡献。

“三校长”中最年轻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成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实际上的校长。

而从战前应变的举措中,可见出,梅校长已做好了任重道远的准备。

2009年中秋节早晨,台北阳光明媚。我们摄制组来到一条老巷,拜访刘长兰学长。

见庭院紧窄、古朴、种兰,室宇蜿蜒,家具有明清风格,这里仿佛是一个北平寓所的缩影。墙壁上的镜框里全是优雅的画作与字幅,其中有当年联大导师梁实秋和叶公超的字画。

九旬高龄的刘学长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容颜秀丽,衣着雅致。

刘长兰,祖籍安徽宿县。

刘学长才气横溢,开口就说:“记得少年春衫薄。” 果然北大气派。

她说:

我是北大的。“七七事变”是1937年。我是1936年入学,进去了一年,就赶上“七七事变”。那时,我已经在北大一年级了。

刘长兰进北大一年后,学校南迁。她领略到了那个年代最后的校园风光。

斗转星移后,刘长兰的讲述,依然令人可以感受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北大的风范与精彩:

那时北大连校园都没有。北大就在故宫的背后,占了故宫以前不太用的房子。

比如女生宿舍就是宫女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了。

旁边有西院,西院是理学院,那原来是里面的一个宫廷,房子都是旧的房子,北大拿来用。整个的地区叫沙滩。沙滩就变成北大的校园的占用地。

旁边的小馆子也打开了。因为学生,吃饭的地方多了。也有一些别的,理发店啊。

有一个理发店,它很得意,因为胡适在那里理过发。

环境很散漫,但是又有一个核心,像一个桃核似的,核心是北大。

那一块地方,是北大的,即便没有正式的校园。

她讲到北大校舍与校长、校风、教授、学生有一种“散漫”的特点,此值得一考:“以前北大崇尚绝对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所以北大从来开不成全校的大会,一说开会,两三只小猫。”(这是刘长兰学长诙谐的谈话语调,指来的学生很少,并且都是些不声不响的、不重要的角色。——作者按)

当年也有激进的同学,想要发起“运动”、组织之类,但在这个散漫的校园中,既不会被制止,也没有多少激烈反应,人们还是各自安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听到北平的一个传言,都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刚刚好’。我们不甘心做这个‘老’。我们班里面,有一些积极的同学就发起一个‘新北大运动’,要把北大改得新一点。”

第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全校出去游园。第二件事情是全校开一个大会:

一说要开全校大会,没有地址。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就跟故宫博物院的人说,我们要借用故宫的一块地方开个大会。故宫就说:那好,你们隔间就是煤山,那有个小山坡,这个园子给你们用好了。

煤山,明崇祯殉国的地方。我们全校大会在那里开的。

因为有个“新北大运动”,所以来的人比较多一点,但是也不是全体,尤其不会像别的学校点名,你到了没有?没有,随便三五个。这个一堆那个一堆。

从刘长兰入学,到我那一代人入学,经历了半个世纪,其中有无数历史的不如意,与北大精神相逆的事情挡不住地发生了。

庆幸的是,我进北大的时候,时代风气回转,一批老教授们都出来讲课了。在我们77届、78届,也有一些原来社会上的民主分子。于是校园又有点儿旧时气息了:也是上课不点名,爱上不上,考试照样是“优”;也是开大会,人不齐,想睡午觉的就继续睡,一个宿舍去一个人,回来说说。

刘长兰说:

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一直是很瘦的一个人,虽然肚子里装了很多书,但是人还是很瘦。他这个脖子拉的皮很长。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校长脖子那么细,断了怎么办呢?

他说话很慢,声音小,可是送得很远,我们都能听到。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北大要加强的就是外语。你们要注意,以后外语不要成为北大的一个缺陷。虽然我们刚开始,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外语翻译都是北大出来的。我们要维持这个精神。”

他又说了一句:我们不随时上路。这句话听清楚了。慢慢的,有些同学站得离大门口近的,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走了、散了,这个大会就很简单地开完了。

“新北大运动”,虽然没有实际行动,可是对于有些人也引起一些注意。胡先生,就是胡适,关注了。

那时候在北大不喊谁是什么博士、硕士,“先生”两个字是最高的敬意。

胡先生当时还没有在北平。有人就告诉他,有这个“新北大运动”,他说“好啊,看他们怎么运动法”。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不要出轨。

激进的学生认为:“北大要做的是在这个社会上更显著,不能这样平平淡淡的。”

学校里已经感觉到这种气氛。有同学认为,北大的人不能这样老气横秋,说“北大老”就是有讽刺的意思。这些激进的学生在外面有所联络,想有新的组织在北大中出来。

“但是没有教授热心这种事情。”

学生永远是被当作孩子来看待的,即使他们涉及了政治:

像蒋梦麟蒋先生这些人,永远是天塌下来了他还坐在那里,稳重如山。闹了很多地方,他还在看他的《资治通鉴》——“有什么问题吗?”顶多问这样一句。

教授是各种人都有,谁也不干涉谁。

当年我在北大上学时,最好的一点,也是学校领导见怪不怪、处乱不惊,总是往好里去判断学生。这有些老北大的风范。

别的学校照着教育部的规定,从大一念起,像课程是大一的国文、社会学,或者自然科学什么的。但是在北大,校长和教务长一商量,考进大学不就是考了他们高中的程度吗?他们能考进来了,说明那些书都念了,都及格了。为什么进来了还要重读一遍,浪费时间?

他们一下就决定,北大的课从二年级念起,不用念大一的。我们轻松了,等于少浪费一年。

对于课程,学生有革新的要求,在“新北大运动”的影响下,北大的课程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教授上课都不点名的。一位历史系的教授,他不点名。教务处通知他说:秦教授,上课要点名,不然学生都散掉了。有的来,有的不来,影响他们的成绩。

这个教授说:要我点名啊?我教书还要负责点名啊?那时候他就给画一个“全到”。全到了!那到了下课的时候,教务处的人到每个科室去收,到这儿一看:“全到”了!

后来有人就告诉教务处:这些教授你不能让他做什么,他高兴点就点,他不高兴点也不要紧。你要他点也没有用,他就永远给你画个“全到”,你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自由的。

上课不点名这个事,我上学的时候亦然。老师只点过一次名,就是为了对照一下,认认人。

现代文学史课,我就从来没有上过一节,到毕业才见了当时教课的系主任严老师。可是老师绝不会因为你不到他的课堂,而惩罚学生,我照样得“优”。而另一位系主任孙老师,我也不大听他的课,因为我搞创作,他却替我推荐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古典文学倪老师还在我的试卷上题词祝贺。

这就是北大之风,不拘泥于上课,老师关注的是学生才华的发展。

因为我们念的课是二年级的课,有的学生就说,我们也听听三年级的课嘛。

所以听课的风气很盛。既然不点名,我们到别的系里听一听也可以。

当年,在街面上路过北大的人,一看,到北大了,今天他们有哪一位教授讲授啊?

一看某某名教授,他们就到课堂上来听课,也没有人管。没有人知道进来了一个校外的人。

我们北大没有校舍,没有校园,后来就盖了一座红楼。

红楼是北大唯一自己造的房子,就在最前面。红楼后面有很大的广场,有时候有一些体育运动在那里举行。这个广场后面是地质馆。

地质馆是北大的一个特色,那个时候有地质课的学校还很少。

在地质馆再靠后面一点,是四年级的学生宿舍。这个学生宿舍后来就有很多人住。因为里面住什么人,学校也不管,所以有很多人就跑到那里。

后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男生宿舍,也是这样一种“随便住”的情况。同学经常带自己的熟人来,找一个铺位,就住上一段,与战前的北大同观。

喜欢北大的人很多,很多人考不上。考不上就住在旁边,那个时候叫公寓。北大宿舍的周围布满了公寓,那就是一个民宅。北平的房子都是几进,一进、两进、三进。一进房子,有堂屋,有中间屋子,有旁边左右。

公寓,就是利用学生在那里住的需要,有旅馆的性质,它代包饭。北平公寓你可以吃住都在那里。在我们附近这些公寓都很多了。

考不上北大,没有关系,住在公寓里头,见天去听听课,也跟到了北大差不多。

北大的散漫至今未根除。这散漫有好处,好处就是包容。

在我进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外面的民宅,也是大片地租借给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旁听生。

这时候北大已经搬到了西郊,那些出租的住宅也有些村落的味道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好处是,随便一走就到了圆明园,在横七竖八的末代巨石下面,芳草萋萋,学子们就躺在山坡上看书和发呆。那时,校外周围是田野、荷塘。虽然校内有未名湖,但很多同学的恋爱都是在那里进行的。自由这东西,还是与天地自然比较近。

刘长兰从少女时代就是一个心高的人。她说:

很多人考学校的时候,报名是从最难考的北大、清华、师大这几个学校开始,一直到给钱就可以上的学校,比如民国大学。最后肯定能考上一个。

我考的时候,我不要这样。那个时候少年气盛:我要念北大,我就考北大!别的学校,考上我也不上。

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我的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也是追随国父的。”

上北大究竟有什么好?能学到什么?刘长兰道:

有一本书写老街道、老学府。他提起北大,就讲:在北大,上课不一定点名。那么同学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过几天再来,也可以。就有人问:这样一个大学,最后他毕业能学到点什么呢?

这本书说:每个人都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简单一句话就是:在北大学到了一个独立的人格。

在北大校园,由于提倡自由自主,师生相互尊重,所以学生的信心大增,自我价值彰显。这一点,我亲身感受过。我有一种感受:到了北大,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人还是那个人,性格、说话都还是我,可不知怎么着,忽然间我就被认可了。在这样氛围里,学生得到认识自我和发展的空间。

在北大学到了很多。比如对于国家的热忱和支持。

北大人关注国家,有人说是因为京师大学堂后面就是皇宫,有“齐天”之感,不像一般国人那样,是抬头向上看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同学们提起国家领导人,都好像是熟人,净叫些外号。记得一群女生在说“邦邦”,听了半天,我才知道那是国家首脑。

北大那里,同学上课不上课,是没有关系的。教授跟同学之间,大家见面笑笑,点点头,彼此心照不宣——你跟我想的一样,我们不必说在嘴头上。所以北大就是这样。

北大人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感。这在我们那一代还是很明显的。毕业许多年,大潮之中,彼此在干什么,会干什么,大家心中都有数。一方面很涣散,但有很高的“北大原则”,如果你违背了,那么后面的小学弟们可以宣称,驱逐你出校园,不认你是校友。这种事情,我亲眼见过。这个北大的传统,它是神圣的。

北大的教授也都很随便,穿戴也不是西服革履、金丝眼镜,没有这一套,都很随便。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个性,有他们的学识。像梁实秋,他除了正式场合是穿西服外,平时都是中式衣服。但一看就是一个儒士,不是普通人。连街上蹬三轮车的,都知道这位先生不随便的。所以北大的人,给人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们北大人出门跟清华、师大就是不一样,一看就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同样的话,别的老学长也对我说过。到了西南联大时期,三校虽然联合了,但是学生的风格迥异,一看,就知道是哪一校的。我忽然联想到:李白、杜甫、苏东坡。他们三人的诗歌,懂诗的人是不会搞混的。这三校的风格,懂得大学的人也不会搞混的。只有局外人,才会觉得都是一回事。

今天,现实中的北大,正在被当作某些人、某些事情的操作平台。利用北大的历史声望,“居高声自远”,许多违背北大精神的人与事在这里扬扬得意地上演着。

然而我和许多人愿意相信:老北大就像是一坛百年陈酒,酒底子是倒不尽的。它的醇香是遮挡不住的。一逢机遇,就会喷薄而出。在我短暂的生涯里,已经遭逢过几回。有很多人、很多事,显示了这种力量。在那些经典时刻,北大,不再只是一座学府,它已经成为我们灵魂的信仰。

九十多岁的刘学姐声称:“我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这个心结,我也有。离校几十年了,我依然生活在“北大人”这个温暖而又值得信赖的人际圈子里。师友之间用我们熟悉的法则办事,在我们之间永远存在一种认可,我们中有一个北大氛围笼罩着,这个“影子北大”并没有消失。

北大散漫的风气与校舍的散漫状态,保留有一种古老中国的文人遗迹。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书院的传统。北大前身号称“京师大学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各自寒窗用功,时有交流、云集、比试、求师、问友的活动,但总体还是个性化的学习。而清华校园生活,基础上是欧美化的,个性自由也是欧美式的,与北大不同。整个北大就是中国文人式的涣散云集。它是一种文科式的思维型管理,注重精神;而清华则是理工型的逻辑式管理,注重团队与行动。在后来战事的应对中,北大的行动滞后于清华,这也与学校的精神构架有关系。

1937年夏天日寇訇然发动的大战,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对时局估计不足。

蒋梦麟在1948年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岛,写了《西潮》一书,后来大陆亦有出版。书中回溯: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影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们准备了许多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

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我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的也很有限。

蒋梦麟曾经认为日本将以缓慢的“蚕食”侵吞中国,这个判断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散漫成性的北大有措手不及之感。

北京大学当时由郑天挺教授主持工作,正在准备夏季开学的课程表。

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抗日宣传品,借此进驻北大红楼;维持会查封了北大二院。北京大学变成了日寇关押拷打爱国学生的地狱。

庄严学府,一向傲然的斯文、尊严、浩然之气受到巨大挑战。蒋校长对于战事的滞后反应,代表了当时多数中国人中国式的思维。和平善良的人们无法估计,日本竟然置国际法规与道义于不顾,悍然长驱直入中国腹地。

蒋梦麟后来碰到了一个老学生,他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去受过“招待”。敌人把凉水灌到他鼻子里,使他晕过去。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

在历史文明中受惠于中国的邻邦,却堂然执有这样的逻辑,这就是日本人;表面彬彬有礼,而出手往往令中国人猝不及防。

日本民族表面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文雅,而其深层性格,却与我中华道德人性迥然相异,这值得后世研究,引为教训。

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1937年夏天,就在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中国当局即刻作出了迁移大学的决策。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撤出沦陷区,到大后方去联合办学。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据蒋梦麟《西潮》)。

蒋梦麟回家乡去见老父,告别老人家。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蒋父在送走了儿子后,退避深山,兹后,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

这是当时上演在中国父子两代中的普遍壮剧:老的一代为国尽节,少的一代为复国继续奔走。多少无名的、有名的父子都这样作别了。从文人、军人到农夫、市民,从有记载的到无记载的,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上的一幕壮别大戏。

千秋万代,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延续着自己的血脉和信念。

学校在战火中连续转移,两易其地。到昆明安定下来,蒋校长就告别了学校和教育界。

纵横恣肆的一本《西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该书的时候,沈君山教授写推荐文章,称它为蒋梦麟的“自传”。他们是世交,自然此话不差的。然而《西潮》却又不以蒋梦麟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中心,其中写到学校的部分极少。蒋梦麟在北大的任职,是他人生成就很重要的一笔。可以说,北大从京师大学堂的旧体制转型成一所现代大学,正是在蒋梦麟管理下完成的。

但在此书中,蒋校长却没有围绕自己的角色来写。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书中写西南联大,只是融入到战争中的中国这一宏大舞台上的一颗棋子。蒋梦麟的视角特点,是总要超越个人所任职务和所在部门的范围。他对个人经历过的地域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常常联系国际与世界,文笔所至,囊括经济、政治、人文、地理。《西潮》这本书,其实是写一个知识分子放眼看中国、放眼看世界,寻谋自己和国家民族出路,命运漂浮不定而又充满自由气息的思考历程的。

选自《西南联大行思录》,经作者及三联书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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