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翻译伴我四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11 次 更新时间:2024-06-02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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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  

我翻译过许多著作。第一本一九九〇年出版,最后一本二〇二二年出版,相距约三十年。这两本书的出版周期比较长,前者是一九八一年翻译的,后者是二〇一〇年左右翻译的,相隔差不多也是三十年。从第一次动笔翻译到最后一本译著问世则是四十年。无论三十年还是四十年,都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我的翻译有几个特点。一是起步早,二是持续的时间长,三是中断的时间也早,四是成果“累累”:出版译著十几本(还有不少译文),包括英文和德文。也许这算不得什么特点,只是一个思路,借此我可以讲一讲翻译的故事,谈一谈对翻译的认识。

一九八一年临近研究生毕业,我在哲学所图书馆借到伊斯雷尔的《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语言是我喜欢的东西,辩证法是我自以为很了解的东西,我读了这本书,有些见猎心喜,想翻译它。非常幸运,那一年我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张伯幼老师,他帮助我在商务印书馆确立了选题,于是我就正式开始翻译。这个机缘很重要,否则我也不可能那么早就做翻译。所以,我很感激伯幼老师,也很感谢商务印书馆。我是学英语出身,翻译大概是有些本能的事情吧。那时我的逻辑和哲学专业意识还不是很强,理解也不深。我知道研究的路很长,要努力学习。同时我也相信,翻译可以与研究相结合,这也是“工作”。当然,潜意识里可能还谬以为,自己的英语比较好,从事翻译正是发挥所长。

第一本书的翻译很顺利,很快就译完了。我得寸进尺,又提出翻译罗斯的名著《亚里士多德》。我在做论文期间读过这本书,觉得很好。我提出翻译它,伯幼老师很支持。这两本书翻译得很快,尤其是第一本,有时候我觉得和抄书差不多。那时年轻,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努力,不知疲倦,也不太琢磨。面对一页页译稿,我觉得翻译不难,还很有成就感。这样,我在三十岁之前已经完成了两本译著,感觉良好。只是由于其他一些因素,这两本书的出版推迟了十年之久。

一九八三年我去德国留学,不再译书,翻译却没有中断。刚开始的时候语言比较差,哲学专业水准也不行,听课有些吃力。晚上回到宿舍以后觉得很累,看书很难进入,效果极差,于是我做翻译。这些翻译没有什么想法,就是随意看书,顺手把看的一些内容翻译出来。我不强求自己,无所拘束,看什么翻译什么,译到哪里算哪里。精神好的时候可以翻译一两页,差一些时翻译几句是几句。我把这看作读书,为的是心安理得:自己没有偷懒,没有耗费时间和生命。翻译成品未见,却形成了一种翻译方式,持续多年。后来回国以后我以这种方式翻译了奥卡姆的《逻辑大全》。成书时我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样的翻译开始时轻松惬意,最后统稿校对的时候非常吃力:译文拖的时间长,一些译语甚至前后都不一样;漏译错译也不少。我觉得这种方式不是为了研究,有些像为了翻译而翻译,最终放弃了。

我的翻译随意性较大,但是也有与研究相结合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编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在我的译著中,这一本费时最多,重点在编和译。刚刚拿到这一选题时,我对弗雷格已经有了一些阅读和了解,但是还谈不上研究。由于这本来也属于我的研究计划,于是我开始研究弗雷格。我首先完成了《思想》和《论涵义和意谓》的翻译:以前在德国已经翻译过一部分,现在补齐(好像几乎是重新翻译了一遍)。与此同时,我全面阅读了弗雷格的著作,并且翻阅了已出版的几种弗雷格著作德文本和英译本。通过对弗雷格著作的阅读和理解,通过对已出不同著作和文集的参考,我确定了翻译目录,然后逐篇翻译。随着译著完成,我对弗雷格的认识也不断加深。我给该书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序,谈到我的一些认识。该书出第二版时我对译文做了修订,还增加了一个序,其中已有句子图式的雏形,显示出自己对弗雷格思想研究的进步。我给自己的译著写的序一般较短,这本书的序有些长,它们确实不是单纯翻译的产物,而是与研究相结合的结果。

从编的角度说,我选择的文章有弗雷格生前发表的,也有遗著。由于弗雷格说他的手稿中“有金子”,我也相信这一点,因此仔细阅读了他的遗著。比如我选的第一篇是《概念文字》的开始部分,这是弗雷格的第一部著作,是他建立现代逻辑的著作,包含他思想的来源,非常重要。我又从他的遗著中选了《逻辑》和《逻辑导论》两篇。字面上看,内容似有重复之嫌。但是我认为,弗雷格在《逻辑》中开篇即谈及“真”,并直言“‘真一词表明逻辑”,这与它在《概念文字》中的说法不太一样,但是与晚年《思想》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说明“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却是一致的。这些著作显示出弗雷格以不同的方式谈论逻辑,应该予以重视。把这样的文字提供给读者,对学界学习和研究弗雷格的思想无疑是有益的。

从译的实践看,我对弗雷格的翻译与我以前的翻译完全不同,区别就在于与研究相结合。在一些重点和要点,特别是一些理解的困难之处,我时常参考英译本,而且还要阅读一些研究性文章来帮助理解。通俗地说,就是开始琢磨了。比如“Sinn”和“Bedeutung”是德文中两个日常用语,弗雷格却用它们来说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并且做出重要的区别,形成著名的理论。对于“Bedeutung”一词,我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将它译为“意谓”,而不是译为“所指”,同时我将Sinn译为“意义”。十年以后该译著出第二版,我向哲学所好友江怡研究员征求修改意见。他建议我将“意义”和“意谓”改为“涵义”和“指称”,他说:“我们都是这样用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将“Sinn”(意义)改为“涵义”,但是依然保留了“意谓”。我认为,Sinn译为“涵义”和“意义”,不会影响对弗雷格思想的理解,但是Bedeutung不能译为“指称”。弗雷格是在语义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没有“指”的意思。中文“指称”(所指)一词最初译自英译文“reference”,含有对弗雷格的误解,当然也就容易造成对弗雷格思想的误解。

奎因的《真之追求》和戴维森的《真与谓述》大概也可以算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我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很早就认识到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将truth译为“真”,而不是译为“真理”。一九九六年我发表了《论真与真理》,这篇文章谈论真,主旨是说明我国哲学研究中将truth译为“真理”是不对的,应该将它译为“真”,应该在“是真的”意义上理解它。表面上看,我是在讨论真,其实是在为讨论being问题做准备。我认为,在西方哲学中,“是”与“真”是两个核心概念,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但是国内对这个概念的翻译是有问题的,这反映出认识上的问题。特别是“存在”这一译语误导极大,影响至深,根深蒂固。《真之追求》这本书看似很薄,其实是奎因以最简单的方式书写其一生的哲学认识。我不专门研究奎因,但是喜欢读他的著作,他的书我差不多都读过。我翻译奎因这本小书,将它译为“真之追求”,而不是译为“真理的追求”,既有“实践”的意思,也有借奎因之名阐述自己相关认识的意思:我为该书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内容与《论真与真理》的基本思想相当。好像是那个时间前后我还翻译了戴维森的一篇文章《真之结构与内容》,发表在《哲学译丛》上,用意也差不多。这是戴维森成名以后的一个讲座。后来他把它与另一个讲座结合成书《真与谓述》,篇幅不大。我看到以后,补译了后一部分,成书出版。这两本书都是名人的著作,又很薄。我读过以后觉得非常好,翻译也没有什么負担。

我的译著很多,最看重的是《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通过它,我的学术视野和能力得到提高,对翻译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我的第一个认识是,翻译的基础是理解,最主要的是如何理解弗雷格的思想,如何将自己的理解用语言表达出来,并且通过自己的表达将自己的理解传达给读者。多年以后,在关于being问题的讨论中,我将这一认识理论化,明确提出翻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语言的转换和思想的呈现。在正确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将外语转换为汉语,并且使外语中的思想在汉语中呈现出来。比如,关于being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语言转换:将being译为“是”或者“存在”,这属于语言转换层面。另一个是呈现其所表达的思想:比如认为它有系词含义,认为它有存在含义。将being译为“是”,就使其系词的含义及其思想得以呈现,并保留了讨论其存在含义的可能性,而将being译为“存在”,则消除了其系词的含义及其思想。所以我说,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问题。当然,这还只是一般性的认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认识是,关于being的讨论与“是什么”这种认识的方式相关,它涉及哲学的根本问题,涉及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的问题,而将它译为“存在”,则削弱了关于认识方式的认识,削弱了关于哲学的专业性和学科性的认识,使哲学的讨论很容易转到思想和文化的层面上去。

我的第二个认识是,翻译是一项事业,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投入充分的精力。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提高,需要努力学习和不断进步。因此翻译要有选择,要殚精竭虑,要孜孜不倦。研究需要投入全部精力,翻译同样是如此。不管是谁,无论外语和专业水平如何,拿来就译是根本不行的,读不懂就译也是不行的,希望通过翻译来读懂原文同样是不行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没有外语和专业水准如何能够读懂原著呢?读不懂原著如何可以翻译呢?这样翻译出来的东西又如何可以使读者读懂呢?“读懂”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的翻译与以前的翻译不同,进行得很慢。我认识到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体会到了翻译的艰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重访德国,在与我的老师谢波斯教授(H.Schepers)的交谈中,我问他为什么不写研究莱布尼兹的论文。他说,他相信自己对莱布尼兹的理解非常好,但是由于把时间都用在编辑出版莱布尼兹的著作上,无暇看二手文献,因此无法写论文。这使我对研究有了新的认识:一手文献是基础,二手文献是起点。当时这一看法可能只是直观的,以后才慢慢形成理论的认识。但是我确实有了一个明确的观念,这就是要认真读论文。对于研究来说,一定要读论文。不读论文,研究无法走到前沿,不读论文,研究一定会落后。我忽然觉得翻译太耽误时间了,一本二十万字的著作,无论如何也要一年多的时间,这样就无暇看论文。所以翻译完《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和《算术基础》之后,我就产生了一种意识:以后不能再做翻译了。

想归想,后来断断续续还是又出了一些译著。应该承认,做过翻译的人,久不翻译有时会“技痒”。但是在我,更多是外界的原因。起初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吉人找我,让我推荐分析哲学著作翻译选题,我推荐了一些,其中有达米特的《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起源》。《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是一个大部头著作,是达米特的代表作,也是名著。它大概是我读得最多的著作之一,一九八八年我曾翻译并发表过其中首尾两章。一九九二年我拜访达米特教授时还送给他一本载有译文的《哲学译丛》杂志。他也赠送我一本书,就是《分析哲学的起源》。我和出版社的合作完全看心情,小张很真诚也很热情,极力让我翻译。实在推托不过,我就选择了一本小的,翻译了《分析哲学的起源》。与小张的合作很愉快,后来我还向他推荐并翻译了戴维森的《真与谓述》和达米特的《思想与实在》。前一本上海译文出版了,后一本遇到一些麻烦,后转到商务印书馆,于二〇二二年出版,也成为我的最后一本译著。其间还有一些出版社找过我翻译,我都谢绝了。

实话实说,我的翻译也有一些“功利”的产物。学兄翁绍军很早就与香港道风山基督教研究所合作,帮助那里做一些翻译。他建议我也这样做,并向那边做了推荐。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本来我以为可以到那里做一下访问研究,于是答应翻译两本书:吉尔比的《经院辩证法》和邓·司各脱的《第一原理》。这两本书虽然是道风山让我翻译的,但与中世纪逻辑和哲学相关,都属于我的研究范围。后来访问不成,我还是信守承诺,完成了两书的翻译,但是不再为他们翻译其他著作了。

说来惭愧,功利性的翻译其实不止这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我以“伊早”为笔名,给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翻译了许多节目。这些翻译属于短平快:翻译快,采用快,稿费也快。虽然不能说没有兴趣的驱使,但主要还是为了“养家糊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有了“不务正业”的感觉,就不再翻译这些东西了。

我的译作基本是独立完成的。合作翻译大概只有两次。一次是哲学所王炳文老师找我帮忙翻译施泰格米勒的《当代哲学主流》,我翻译了其中一章。另一次是和好友苏福忠合译《学校来信》,这是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校长约翰·雷基于长期教育实践写的一本小书,讲述关于青少年教育的看法,很有意思。小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南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英语和文学都很好。我对合作翻译一直持谨慎态度。在清华带学生读达米特的《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学生写报告时会将所报告的内容翻译出来。几次下来,有人提议将该书翻译出来,最后由我统稿出版。我说,你们愿意翻译可以自己做,我不参与。商务印书馆武维琴先生曾建议将方书春等老先生的译稿交给我,由我校对统稿,出版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我没有答应。后来家龙师也找我谈起此事,说老武找他做,他希望我可以一起做,我也谢绝了。这事看似简单:《工具论》是名著,我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还有专著和译著出版,把现有译稿统校一遍,似乎顺理成章,工作量也不太大。但是我不这样看。这里涉及对翻译和学术的理解和认识,对自己和他人能力的理解和认识。直观上说,翻译是认真严肃的工作,我可以对自己的翻译负责,但是无法对他人的翻译负责。一些名著有名人署校,我总觉得不太靠谱。

我认为翻译是一项事业,是严肃的学术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现行国内学术评价体制却不重视译著。作为学者,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比如现在通行的学术评价机制有一现象:重论文,轻专著。这是套用工科评价机制的做法。专著都不重视,更何况译著?!工科重视论文是有道理的,至少有一点我明白,这就是时间性。但是这一点在人文学科是不合适的。所以,将工科的评价机制推广到文科,在我看来,这也是不懂学术的表现。一个专家,超出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就不再是专家了。更让人无法认同的是,一些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也会表现出对翻译的轻视。有人曾和我谈起弗雷格,自称只读原文,意思是不看我的译著。我说很好,心里却在笑:即便是真话,你说的“原文”也是英译文,那也是翻译啊!我曾与许多外国朋友说过,国人学习和了解弗雷格,大多数都是读了我的译著,我为此感到骄傲。老外会对我的工作表示钦佩和赞许。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被称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之父,他的著作在西方学界受到极大重视。国内对逻辑和分析哲学的重视和研究不如欧陆哲学,更不如一些加字哲学,所以对弗雷格思想的重视程度不够,研究水准也不高。但是,《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自一九九四年在商务出版以来,如今已经出了第三版。这就说明,他的思想在国内是得到接受的。我相信,相关研究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翻译的东西并没有都发表,有一部译稿还遗失了。当年学兄苏国勋告诉我他们有一套思想文化丛书,我有译著可以给他。于是我给了他两部译稿:《方法论导论》和《通往思维之路》。结果前者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后者没有出,原书和译稿也没有返还。老苏后来对我说,没有办法,不只我这一本书,许多书稿都丢失了。我無奈,也只能安慰自己:好在那是一本小书。长期研究亚里士多德,我翻译了一部分《形而上学》和《后分析篇》,有完整的章节,也有不完整的,断断续续。这些翻译不是为了出版,好像有过翻译成书的念头,但只是一闪而过,后来干脆不做了。但是,它们经过语言转换,属于我的翻译,是我哲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我学术生活的一部分。

有朋友曾说我翻译太过随意,好像有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建议我最好翻译名著,要有系统地翻译,特别是要翻译一个大部头名著,这样会“成果显著”。我当然知道区别。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翻译完《康德全集》,如今又在翻译康德书信集。我当面说他“左手端着二锅头,右手翻译康德!”这是对老友的调侃。实际上,这也是我对老友的尊重,对翻译工作和翻译家的尊重。我常说,若不是秋零兄的翻译,康德著作我是不会读那么多的。我不是翻译家,不以翻译为职业。我喜欢做一些翻译,也觉得翻译很有意思。不知这是不是和我学外语出身有关系,是不是与我有很长的翻译“史”有关系。我翻译的书不少,篇幅都不大,想来潜意识中一直不愿意让翻译占用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总体上说,我的翻译是与自己的研究同步的,没有怎么影响研究工作。

近年来自己有一个变化,再不想做什么翻译。翻译中断了,读书依然继续。我忽然发现,我的研究依然会与翻译相关,也会常常涉及翻译。我讨论being问题已有二十多年。一开始的时候,我要看一些中译文著作,对照原文指出其中一些翻译问题。这样做时常会有一种“麻烦”的感觉,我将这样的工作称为“力气活”。现在不这样了,就是读书,思考。也许是有了进步,我觉得读书容易多了。读外文,看到一些与being相关的论述,特别是一些要害处,我会想到,这里的中文一定是如此这般翻译的,是错译,常常是一查一个准。读中文,看到一些关于“存在”的论述,我也会想到,这里的原文大概是being,是如此那般表述的,需要时就找来原文看一下。这样的阅读有趣,轻松愉快:心里会出现语言的转换,但是不必书写,不会停顿,思想碰撞激荡,认识流动升华,自然而然地,思如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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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4年5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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