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知道陈康先生，是年轻时读他的译著《巴门尼德斯篇》，看到序中他关于信达雅的论述，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对他关于做学问方式的说明似懂非懂，只觉重要。后来每年春节去看望汪子嵩先生，常听汪先生谈起他，加上学习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思考他对一些术语的解读和讨论，对他的生平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甚至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我想集中谈一谈他的学术理念，也可以说是他的哲学理念，当然，这只是我所理解的一种学术理念或哲学理念。
我最初接触哲学是在“文革”中，读的主要是毛泽东的著作。上大学以后，哲学书读得更多了，尤其是读了马恩列斯著作，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哲学理论写了一些批判性文章，所以一九七八年读哲学系研究生，觉得自己很懂哲学。但是在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后，我对哲学产生了困惑，因为读不懂他说的那个being，它与我学过的哲学根本不同。好在有导师指导，研究生毕业不久即出国学习，通过不断努力逐渐树立起哲学的认识。回想起来，二○○○年我出过一个小册子《寂寞求真》，其中谈到读书体会时引述了陈先生的许多话，这说明陈先生对我的哲学观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尽管也许只是众多影响中的一小部分，只是潜移默化的。
陈先生说：“哲学决不是拿一枝笔、一卷纸，春蚕吐丝式地写文章、著书立说；它需要学习，和数学或其他严格科学同样的，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学习。”（《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二○一一年版，609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这话讲的是如何做哲学，体现的却是一种学术理念：哲学是科学。这一观念是颠覆性的，即使在今天，也不见得会得到普遍赞同。人们可以承认哲学是关于精神的反思，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哲学是无用之学等等。但是说到哲学是科学，立即会遭到反对。即使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在这一点上也不会有一致的、明确的认识。原因很简单：没有经过专业学习和训练的人绝不会称为科学家，却可以称为哲学家，“哲学”一词可以在媒体上任意使用，而其他科学的名称就不能这样使用。所以在一般人眼中，哲学作为科学或学科似乎天生就是“软”的。
字面上看，陈先生的话只是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关于科学的说法充其量也只是类比而已，并没有说明哲学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关于哲学的正确认识，这样的话是说不出来的。好好学习谁都会说，类比的方式人人都会，但是将哲学与数学和严格科学并列，却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倒是从罗素的说法，哲学是处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可以品味出几分相似。在陈先生看来，“严格意义的哲学也只是万有论、认识论或玄学”（560页），但是，“玄学是价值很低的学科，也许我们称它为一种intellektuale Romantik（智力空想）格外合适些。然而这只限于名实相符的玄学，至于那些无问题根据的玄思玄想，即使很精巧，也不过是Gedankenspiel（思想游戏）罢了”（560—561页）。所以严格意义的哲学“只是万有论和认识论”。这些话明显表现出对许多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不屑一顾，也显示出他对哲学的独特认识。他非常明确地说：
如若哲学不但可以成为一个学科，而且它还有很大的价值，那么万有论和认识论也皆是如此，因为它们从哲学成为学科以来，即是哲学。如若学说方面讲正统，那么在它们中间万有论是protei philosophia[第一哲学]唯一合法的后继。……即使全部哲学史全是些谬论，哲学——即万有论——仍是可能的。（561页）
万有论即ontology，或通常所说的本体论。这说明，在陈先生考虑的哲学中，有亚里士多德说的第一哲学，后人所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而最主要的是本体论。陈先生不用“本体论”而用“万有论”一词，也许有更多的考虑，但是“protei philosophia”（第一哲学）的提及使人自然想到亚里士多德说的“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being as being）”，由此可见陈先生眼中的哲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看出，为什么陈先生将哲学看作一门科学，看作与数学和严格科学并列的学科。
我赞同陈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是科学。它所研究的乃是先验的东西，它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也由此而来。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在于，其他学科研究的东西是后验的。如今人们谈论哲学总是讲到八个二级学科，因而会有形而上学与其他哲学或加字哲学的区别。“加字哲学”是我近年来的一个提法。顾名思义，所谓加字哲学即在“哲学”前面加字，从而形成“××哲学”，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或者文化哲学、教育哲学等等。加字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在于，由于加字，它们与经验相关，因而不再是先验层面的研究。由此可以形成明显区别，因而可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另一种是，哲学不只是形而上学，还包括加字哲学，但哲学史主线上的是形而上学。应该说，我的看法与陈先生大同小异。在《寂寞求真》中我没有引上面那段话。也许是那时没有看到，也许是看了但理解不够。今天重读陈先生的话，获得共鸣，感到神交的快乐，与陈先生似乎又亲近了许多。
哲学是科学，自然讲究研究的方式。陈先生对这方面多有论述。比如他说：“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是在写抒情诗，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作诗和研究，二者悬殊，它们的方法也必然不同。”（Ⅷ页）这说明研究不是写文章。所谓束缚，指的是有一些程式化的东西，即专业性的要求。李玉刚可以得到观众的欣赏，但是得不到梅葆玖的承认，就是因为他没有京剧的规矩，也没有梅派所要求的那些程式化的东西。哲学研究的方法乃是哲学这门科学所要求的基本要素，不是想当然就可以把握的。
对于哲学研究的方法，陈先生论述很多，印象至深的莫过于他说：对于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在历史里寻找前人至少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对于它的直接的解答或前人的学说里有关本问题的解答的部分。……这一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对于一个问题如若前人已有圆满的解答，我们即接受它，无需别出心裁，另求解答”（601—602页）。我过去对它的理解是，这里“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起码的要求，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要求。做到这一点至少迫使我们看大量的文献。不仅要看大哲学家本人的著作，而且要看别人关于他们的研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手材料。读第一手材料不易，读第二手材料同样不易”（《寂寞求真》，41页）。今天我还认识到，一手文献是研究的基础，二手文献则是研究的起点。不掌握二手文献，就不知道相关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取得哪些成果，哪些认识已经是常识性的，哪些认识还有分歧。国内学界普遍重视一手文献，但是对二手文献重视不够。缺乏二手文献固然可以写出文章，但是，由于不知道自己所说是不是已被说过，自以为正确的见解是不是早已被批判，因此在我看来，这样的文章充其量只是读后感，实在算不得研究。陈先生说：“本着个人的天才——搞哲学的人常常是这样自负的——运用我们天赋的能力以解答那些俯拾皆是的哲学问题。这是多么自然，多么方便的事！然而不幸，这只是一个错误的假设——许多搞哲学的人缄默的假设。”（608页）我的解读是，有了对一、二手文献的把握，不一定能够提出新的见解，没有则肯定不行。因此，大量地认真阅读文献，对于研究哲学来说，乃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工作。
对于文本，陈先生要求仔细而客观地阅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句一句地读……逐步分析其中的思想，以求了解著者思想的运行……不掺杂己见于其中。最容易渗入的乃是自己对书中思想的评论，思想未经训练的人读书往往人我不分。……这一点我们必须避免”（610页）。我在课堂上总对学生说，要认真阅读文献，要注意三个层次：一是读懂说的是什么，二是读懂为什么这样说，三是读懂说的对不对。第三个层次是专家水准，不必考虑。注意前两个层次就可以了，而其中第一个层次则是重点。当然，为了读懂这个层次，常常要考虑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二者能够区分清楚，读书的本领就上了一个台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知识结构，有一些知识储备。它们会在人们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起作用。最容易做的就是按照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储备，从一些预设的概念出发，对阅读的文献引申发挥，不求甚解，甚至说三道四，一如陈先生说的渗入自己的评论，“人我不分”。所以我总是强调，要努力让已有的知识结构成为促进和帮助自己读懂是什么的要素，而不要让它们成为自己进步的阻碍。说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建立起这样明确的认识，对陈先生这段话似乎也没有多少记忆，但是再次读到它的时候，如遇知音，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陈先生的西方哲学研究中很重要一部分是翻译，尤其是他翻译的《巴门尼德斯篇》，出版得早，影响也大。他关于信达雅的论述一直是讨论的话题，他说的让西方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巴门尼德斯篇》，8页）备受国人称道。我对他关于信达雅的论述一直很在意，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实质包含着对西方哲学以及两种不同语言转换的认识，用我的话说，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
在信达雅三个层次中，陈先生最重视的是信。在他看来，信乃是翻译的“不可动摇的基本条件”（同上，9页）。做到信，结果就是直译，“直译不但常常‘不雅’，而且还会有‘不辞’的危险”。在文辞和义理无法兼顾之处，陈先生的原则是：“宁以义害辞，勿以辞害义。”（同上）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尤其是涉及与being相关的翻译中，他使用了多种译语，如“是”“洒殷”“有”“存有”“存在”等等。而在《巴门尼德斯篇》中，他主要使用的乃是“是”，尤其是关于“一是”的论证部分，并且他对为什么应该这样翻译做出了详细说明。人们对陈先生的译文可以有多种解释，比如可以认为，它们充分体现了在不同语境下采用不同的翻译，也符合陈先生所说的直译。不能说这样的解释没有道理，但是毕竟过于简单了。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陈先生。从理论层面说，陈先生重视“信”，并告诫不要以辞害义，这说明在他看来，翻译涉及语言转换：通过语言转换使对象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在译语中传达出来。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时常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是重大困难。所以他说：“如若一个在极度满足‘信’的条件下做翻译工作的人希望用习惯的词句传达在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同上）他还强调，“这决不是主观的偏见”（同上）。我认为，这样的认识非常正确。关于being的讨论国内已有多年，可以为陈先生的观点提供说明。人们反对以“是”来翻译being及其相关用语，提供了很多理由。比如有人说中文中的“是”不能做名词，比如有人要求中译文要符合母语语感，比如有人说中文词的习惯表达是双字，单字不是词，等等。所有这些说法以及类似说法都在强调中文，其结果无不忽视了陈先生所说的“以辞害义”。相反，我在批评这些看法的过程中，总是强调从理解西方哲学出发，强调通过语言转换能够传达出being及其相关概念所表达的东西。我反对将being译为“存在”，实际上就是在反对“以辞害义”。所以，在有关西方哲学的翻译中，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以陈先生为楷模，谈论他的相关思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认真领会他的思想，并没有对他关于信达雅的论述深入细致地思考和把握。应该承认，在思想层面上，即使在今天，许多人的认识与陈先生也依然是有不小差距的。
从实践层面说，陈先生有关于“是”的思考，也有翻译实践，但是没有一“是”到底。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陈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求真精神，二是这个问题的难度。Being的传统译法是“存在”和“有”，陈先生显然没有延续这个传统，更没有以取巧或偷懒的方式“参照”已有翻译，而是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翻译。陈先生绝不是想标新立异，这从他的相关翻译，尤其是与“如若一是”和“如若一不是”相关的那六个论证的解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说明他有自己非常明确的、深入研究后的理解。陈先生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招致反对。他知道，“如若一是”和“如若一不是”这两句话是别扭的中文，它们“不是中文里习惯的词句，因为自从有了中国语言文字以来，大约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10页），而改为“如若有一”或“如若一存在”，就会“是两句投合一般人的口味的译文”（同上），但是他宁可采用前者，因为后者“所表示的不是原文中的意思”（同上）。在他看来，人们的指责不可怕，“最可怕的乃是处事不忠实；为了粉饰‘文雅’不将原文中的真相，却更之以并不符合原义的代替品转授给一般胸中充满了爱智情绪而只能从翻译里求知识的人们，那是一件我们不敢为——且不忍为——的事”（同上）。陈先生的态度不可谓不中肯，用语不可谓不婉转，但是传达的批评也极为深刻。通俗地说，以“存在”来翻译being，不是老实的做法，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这遭到陈先生的断然拒绝。
在一个或一些地方认识并指出being应该译为“是”，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是认识到应该一“是”到底则不是那样容易。这需要对being问题有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知识结构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完好的知识结构不仅包括外语和文献的把握，还有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对相关学科的把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逻辑对于理解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它，从而使它在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自巴门尼德以来直至柏拉图，人们一直有类乎逻辑的思考，这些思考一直伴随着他们关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并为亚里士多德建立逻辑和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应该承认，在逻辑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方面，老一辈学者是有缺陷的。所以，即使像陈先生这样高学术水准的哲学家，也未能在有关being的问题上做到尽善尽美。尽管他有突破性的甚至是独树一帜的见解，一如《巴门尼德斯篇》中的翻译及其注释，但是他没有能够把这样的洞见贯彻始终。我认为，对于前辈我们不必求全责备，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则应该严格要求，应该树立更高的标准。也就是说，陈先生的做法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他那种洞见，那种获得洞见的理论依据，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和大加赞扬，而他那种求实求真的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学习和发扬光大。
陈先生早年出国学习，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做的是西方哲学。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把一生献给形而上学研究，仅凭这一点，他就是我心中的偶像，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