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Beaney:表达、对话、可译性

——传话游戏和哲学翻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5 次 更新时间:2018-08-24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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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Beaney  


一、表达清晰、思路明晰


如果一个想法是值得思考的,那么,这个想法也值得清晰地言说;而且,如果这个想法被清晰地言说了,那么,它会让其他人的思维更加清晰。正如我在我的《分析哲学:一个简单介绍》(Analytic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书的前言中所说,上述观点深深影响了我的教学和写作。但是,“清晰陈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清晰”与话语语境相关,尤其是与预期或者预想中的听众有关。的确,如果清晰表达是为了让他人思路明晰,那么思路明晰的程度就成了评判表达清晰度的标准。

如何让人思路明晰呢?我(在<什么是分析哲学?>一文的第 25 页里)首次提出了本文的第一句话,以此给亚历山大·蒲柏在《批评论》(第二卷,第二部分,297-300 页)中的名言做了注解:

真正的智慧是保持自然最佳状况,

思想平常,但无人表达得这么恰当。

我们发现有些真实东西一看就信服,

因为它与我们脑海中的形象无误。

关键是要把他人曾经有过的、但从未被很好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清晰表达出来——这种方式会让人们立即意识到,自己曾经有过这种思想,但是却没有以恰当的方式清楚表达出来。 “结晶”这一绝妙隐喻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包含了类似的过程:我们的思想就如液体一样,其中所有想法和思考以一种初期或者半成熟的状态到处流动,这就要求加入合适的晶种使其结晶,使思想更为成熟。“真正的智慧”就是为结晶过程提供晶种,这是达到“清晰” 的一种方式。

该隐喻的使用预先假定:形成结晶的晶种和液体元素“相匹配”或者二者存在某种同质性(homogeneity)。传达我们想法和思考的媒介是语言,那么液体就是一种特别的语言。真正的智慧能够让同种语言使用者的思想变得更为明确。那么我们如何让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思想相通呢?答案当然是通过翻译。对于母语一致、文化相同的人来说,要想明确他们的思想,找到正确的词语描述即可;而对于说着不同语言,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来说,要想找到正确的词语来明确彼此的思想,这比前者难上好几个数量级。然而翻译工作却被大大低估了,不仅 在学院哲学如此,纵观全球也是如此。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字典、“专业”译者和(近来出 现的)在线翻译工具的存在是理所应当,他们可以不用“真正的智慧”就能或多或少、自然 而然地做好翻译工作。


二、谷歌翻译


全球在线翻译工具的典范是谷歌翻译。世界哲学大会有七种官方语言:英语、德语、法 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中文。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把这篇文章的开头语依次翻译为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和中文,然后再译回英文,会是什么效果。2017 年 12 月我第一次做了这样的尝试,得到了如下结果:

If an idea is worth thinking, then it is worth saying clearly; and if it is said clearly, then it will crystallize thinking in others.

Wenn eine Idee es wert ist zu denken, dann ist es wert, sie klar zu sagen; und wenn es klar gesagt wird, dann wird es das Denken in anderen kristallisieren.

Si une ide?e me?rite d’e?tre pense?e, cela vaut la peine de dire clairement; et quand il est clairement e?nonce?, il cristallisera la pense?e chez les autres.

Se un’idea merita di essere pensata, vale la pena di dire chiaramente; e quando e? chiaramente affermato, cristallizzera? il pensiero degli altri.

Si una idea merece ser pensada, vale la pena decir claramente; y cuando esta? claramente establecido, cristalizara? el pensamiento de los dema?s.

Если идея заслуживает того, чтобы ее задумали, стоит сказать ясно; и когда он будет четко установлен, он будет кристаллизовывать мысли других людеи?.

如果一个想法值得怀疑,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明确的时候,就会明白别人的想法。[Ru?guo? yi?ge? xia?ngfa? zhi?de? hua?iyi?, na?me zhi?de? yi? ti? de shi?, mi?ngque? de shi?ho?u, jiu? hui? mi?ngba?i bie?re?n de xia?ngfa?.]

If an idea is doubtful, then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when it is clear, you will understand the ideas of others.1

最终的结果很棒。“an idea being worth thinking”变为了“an idea being doubtful”(是只有令人生疑的想法才值得思考,还是值得思考的想法才会令人生疑呢?),“the aim of crystallizing thinking in others”变为了“the aim of understanding their thinking” 。我尤其喜欢这一点:通过试图阐明我自己的想法,我能够理解其他人的想法——的确,阐明一个存疑的想法,我就能理解所有其他人的想法了!这很值得一提。(现在我理解了莱布尼兹的单子论。)

之后我几次在谷歌翻译里输入我的句子,得到了不同的结果,示例如下:

If this idea is doubtful,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when it is clearly established, it will form ideas in other areas.

If an idea is worth thinking about, then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when it is clearly stated, it will reflect the thoughts of others. 我可以说,以上所有结果都没有抓住要领——更别说比我希望自己能阐述的有更好的表达了;这些结果在明确其他有趣的想法时,其错误的智慧产生了趣味,但这无所谓。不过谷歌翻译在很多情况下都显示,欧洲语言间的翻译结果几乎很少变化,至少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间的翻译是这种情况。而在俄语翻译时出现了较大变化。不出所料的是,欧洲语言和中文的翻译中结果变化尤其大。的确,如果我们直接将英语句子翻译为中文,然后译回英文,会得到如下结果:

If an idea is worth thinking about, then it is worth saying clearly; if it is clear, then it will reflect the idea in others.

这表明,“结晶”(crystallize)这一隐喻的翻译是关键难点。人们一般认为,术语的隐喻使用尤其难以翻译。


三、传话游戏


孩提时期,我喜欢玩“传话游戏”(Chinese whispers,直译为“中文耳语”)。我们会站成或者坐成一圈,一个人开始对着下一个人的耳朵轻声传话,这个人再把自己理解的信息传下一个人,以此类推,直到我们都听到最后一个人所得到的信息。结果总是令人捧腹,与最初的信息大相径庭,相差千里。这个语言游戏有很多版本,当然在不同文化和语言里有不同的名字。在法国,它被称为“te?le?phone arabe”,德国叫做“stille Post”,在意大利称为 “passaparola”,还有些别名,比如“断线电话”(broken telephone),或者就叫“电话”(telephone)、 “信使游戏”(the messenger game)、“秘密传闻”(grapevine)、“俄罗斯丑闻”(Russian scandal)。可能有的名字流露出了种族主义倾向,不过“Chinese whispers”这一说法对我来说听起来没有什么恶意,就像一个人搞不明白的时候会说“这个我可一窍不通”一样。该游戏玩法要将 信息连续翻译为不同的语言,而英文和中文的翻译又尤其困难,所以我在本文使用“Chinese whispers”这一术语。

传话游戏的各种版本表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非常容易受到曲解,或者在翻译中被遗漏。不必多言,这十分常见。但我们可以用传话游戏给“清晰”定一个标准:成功完成传话游戏的就算清晰。既然我们应该允许“清晰”可分成不同的等级,我们可以这样做:思想表达要清晰到可以容易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程度。分析哲学一向十分重视清晰(即使不是所有的[分 析哲学的]从业者都展示出[“清晰”]这一美德)。分析哲学在全球广受欢迎,大获成功,我对此给出的一个(社会-语言学)解释是:其中许多关键的文本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翻译成其他语言,或者是其英语原文(或德语原文)比较容易让非母语人士所理解。人们只需要将伯 特兰·罗素(或戈特洛布·弗雷格)和黑格尔、海德格尔的著作进行比较,就可以理解他们的思想了。


四、重 述


这与我在教学中强调的一点有关:你对所听和所读的内容要理解透彻,透彻到能够在之后场合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的程度——以你的理解,用你的话转述出来,解释给你的母亲听, 在评估时进行复述,在考试时对其重新进行描述,等等。仅仅重复老师的话语或者书里的语句并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例如,我对短信里“我现在到这了”这句话的理解,只有在我能换个说法的时候才算理解了这一句,比如告诉自己,我的女儿哈丽特已经到提林舍内费尔德机场了。当然,我刚刚试图阐释的道理(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是我认为儒家里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你能教授或者践行所学,才是真得学透彻了。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让人心满意足呢?

在分析哲学范畴,我们常常被教导说,只有将命题(表达思想的语句)以逻辑(量词逻辑,在必要时还可拓展)的形式展现出来,才能达到清晰的表述。命题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 展现了它的逻辑形式,而理解逻辑是理解命题的必要条件。但逻辑语言需要学习,就如学习其他语言一样;要达到清晰,我们只需要理解逻辑形式。意识到形式化本身就是一种翻译, 能帮助我们理解:每一种翻译,无论是译成形式化的语言还是另一种自然语言,都能让命题的含义更加明晰。在英语国家的很多大学学院里,基础逻辑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我十分赞同这一做法。不过我还认为,所有哲学系学生应该学习至少一种外语,或者提高运用这一外语的能力,二者同样重要。思考如何将语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也可以让人进一步理解其含义;来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差异越大,从中获得的启发也会越大。如果我们来到下一个十年,西方世界终于认可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意义,想必在那时中文学习就是哲学系学生的必修课了。虽然现在还不会实现,但无论如何,这是我 2020 年的愿景。


五、哲学翻译


然而,学外语学到流畅掌握的程度还不够。就像我们教人们如何用富有逻辑的形式表达语句和论点,我们也要教人们学会翻译,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多多练习。哲学翻译尤其有技巧上的要求,它探索深层的哲学问题,而我不知道哪里有这样教授哲学翻译的。在第一次翻译弗雷格的《弗雷格读本》(The Frege Reader,于 1997 年出版)时,我开始尝试哲学翻译,收获颇丰。回首当年,我意识到当时自己对翻译的看法很天真,现在才发现哲学翻译十分困难,要采取以及要运用的翻译原则也很难判定。我知道其他人亦有类似经历,但却鲜有人探寻哲学翻译以及相关哲学问题的本质和实践。我自己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弗雷格作品中 “Bedeutung”的翻译:翻译史和翻译哲学中的案例分析及警世录>。在这篇论文里,我基于自己翻译弗雷格作品的经验,探讨了过去 120 年里“Bedeutung”有哪些译法,以及为何有这么多种译法。

当然也有例外,最出名的是 Vocabulaire europe?en des philosophies: Dictionnaire des intraduisibles(译者注:《欧洲各国哲学术语:无法翻译的词汇辞典》)。这本巨著由芭芭拉·卡 桑编辑,于 2004 年出版;后翻译成(是的,翻译了!)英语(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英译本里有所增删,于 2014 年出版。译本刚出版不久,我就在剑桥一家书店偶然发现了它,并把它买回了家。《辞典》有三种词目:一是“基于词语”的条目, 如“不可译”(例如 Geisteswissenschaften、phrone?sis)以及术语,例如呈现概念网络的“理智”;二是“主题”条目,例如翻译主题;三是“指向型”的条目,例如“时间”方向上的就会指明其他与此相关的条目。卡桑在前言里写道,离别“反映的就是哲学翻译的困难”(2014, P17)。词典里的 150 万个词语足以穷尽一生去研究。


六、“道”的翻译


原版《辞典》关注的是欧洲语言。英译本的书名抹去了欧洲指向,为之后的版本带来了更多可能性,扩大了范围(2014,P9)。本文将会呈递给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那我就举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例子,来阐释这一辞典给人带来的思考和启发。我已经提到过儒家奠基之作《论语》的开篇了,现在我再来分析一下道家两部奠基之作之一——《道德经》的开篇:

道 可 道 非 常 道。名 可 名 非 常 名。

da?o ke? da?o fe?i cha?ng da?o; mi?ng ke? mi?ng fe?i cha?ng mi?ng.

“道”显然是道家里的核心思想,而在《道德经》的第一句话里,“道”既是名词(第一个和第三个“道”),也是动词(第二个“道”)。名词“道”在英语里很自然地被译为“way” (我很快会讲道这点),但动词“道”有“说”、“讲”、“传达”和“交流”的含义。“可”是 “可以”,“非”是“不是”,“常”是“恒常”。第二句的“名”也既做了名词,又用做了动词,就像英语里的“name”一样,“name”用于翻译此处出现的“名”是完全匹配的。不过,在翻译这两句话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翻译汉字,而在于如何展现不存在的东西(这是个有趣的道家式反讽)。众所周知,中文没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名词可以理解为单数,也可以是复数。所以第一次和第三次出现的“道”到底是一种道,某种道,还是多种道呢?与之类似,“名”是“一个名”,“某个名”还是“多个名”呢?下面是《道德经》开篇两句话的三种译法,分别由刘殿爵(D. C. Lau)(1963)、菲利普·艾芬豪(Philip J. Ivanhoe)(2001) 和雷敦和(Edmund Ryden)(2008)翻译:

(1) The way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constant way;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constant name.

(2) A Way that can be followed is not a constant Way. A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a constant name.

(3) Of ways you may speak, but not the Perennial Way; by names you may name, but not the Perennial Name.

(1)加上了定冠词,(2)加了不定冠词,(3)让第一个“道”和第一个“名”成为了复数,然后给第三次出现的“道”和“名”加上了定冠词。

罗素在其分析哲学的奠基之作之一——《论指示》(1905)里首次提出摹状词理论,我们由此了解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区别在逻辑上的重要意义。这一区别不仅仅关乎语句正确逻辑形式的理解,它还有形而上学的含义。译法(1)和译法(2)用的是“某种道”,这表明, 存在这么一种基本的“恒常的”道,我们道不明说不清。诚然,《道德经》后面的篇章看起来确实在讲“某种道”,它不可名状、神秘莫测、不可言喻、让人费解,好似暗涵深刻的宗教或者精神真谛。但同样,单从这两句话来看,讲的也可以是更普通的道理;换言之,但凡我们能说出来的道都不是“恒常”的道。(可能的解释是:任何名的使用都可能很快被扩展至相关命名活动中原本没有指明或者设想的情况)对道家的解释涉及到对“神秘主义”的理解:道家究竟是自然、普通、日常的神秘主义还是超自然、非凡、异常的神秘主义。上面两句名言的不同翻译就有此体现——加不定冠词 a、定冠词 the 还是用复数,实则反映的是不同理解。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言就是很好的例子:“大片哲学之云能浓缩成语法之雨滴”(“心理哲学-碎片”,§315)。

我们确实还可以进一步浓缩。译法(1)和(2)(3)之间还有个区别容易被忽视——“Way” 的首字母是否大写。首字母大写的“Way”相对来说赋予了“道”更崇高的地位,让我们好奇“道”到底指的是什么。在基督教传统中,我们将“God”首字母大写,那么在道教里是出于精神的合理性而将“Way”大写吗?(还是说应该写成“W-y”)对于“恒常的名”来说, 这尤其有趣。哲学是否可以企及,可以用终极表达使别人的思想更加清晰(是否有可能)? 当然,德语中所有名词都是大写。我一直想知道,德国哲学听起来更加高深,是不是就是因 为德语名词都是大写的。构成哲学之云的云滴正是大写。而我们所致力于的表达不仅限于大写,那么暴风雨和飓风又在酝酿什么?这真是一个谜。

翻译时为了让哲学听起来更加高深,还有比大写更有效的做法,就是不翻译,这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以下是《道德经》开篇的第四种翻译,出自詹姆斯·理雅各(1981):

(4) The Dao that can be trodden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D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nduring and unchanging name.

虽然把“道”英译成“way”最为自然,但是不翻译反而能显得更加神秘、妙不可言。“道” 的概念显然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不仅在道教如此),而西方哲学里没有对应的说法,所以不翻译是合理的做法。


七、翻译之道


2018 年是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诞辰 250 周年。施莱尔马赫在其经典论文《论翻译的 方法》里,对比了我们后来熟知的“归化”和“异化”翻译:也可以称其为翻译的两种道。第一种方法“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第二种方法“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 让读者靠近作者”(1813,p.9)。施莱尔马赫(他的名字可以译为“面纱制造者”)倾向于异化,因为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丰富目的语读者的语言。如果核心概念出自于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与其交织的理念和实践也不同,那么异化处理会比较合适。引入新术语有助于明晰新思想,进而帮助理解不同的哲学传统。

就《道德经》开篇的翻译而言,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现有的(或者尽可能多的)翻译有助于人们看到对此句的解释,进而可以更加了解其真正内涵。当然我们也需要重视全文, 以及更宽泛的文本背景。与此尤其相关的是大家对道教语言特点的普遍怀疑(例如《道德经》 32 章和整篇《庄子》所言)。出于这种考虑,我基于自己对句意的理解,倾向于这样翻译开篇的句子,仅供参考:

A dao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a constant dao; a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a constant name.

英语使用者日益倾向于将名词动词化(中文就是如此),那么可以将翻译更加异化:

A dao that can be daoed is not a constant dao; a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a constant name.

如果(但愿不会如此)我是雅克·德里达,虽然庄子喜欢玩文字游戏,但我会受不了插入的小“t”:

A dao that can be daoted is not a constant dao; a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a constant name.


八、表达、对话、可译性


不论最佳翻译是什么,我们在《道德经》开篇看到的思想,与本篇论文开头阐释的思想实则相反。可以对此换个说法:

A thought that can be crystallized is not a constant thought; a formulation that can be formulated is not a constant formulation.

如果本篇论文诠释的是传话游戏,那么我们有很好的例证证实翻译后的含义会与初始含义相去甚远。我们最开始探讨的是具有分析哲学特点的观点——存在一种清晰表达能让别人思路清晰。不过在道教看来,不仅是所谓的规范表达,任何思想的表述方式都不可靠:永远无法充分地表达思想。表达可能是分析哲学和道教共同面临的问题,二者间可以就此进行建设性对话。但这两种哲学传统似乎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导致无法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

调和两种立场的关键在于儒家理念,正如之前提到的——你对某事越了解,你越能用自己的话进行阐释,并传授给他人。但这并非说不存在一种规范表述或者多多少少受欢迎的表达,它在所有其他表述方式里占据中心地位,在考虑、进行表述时使思想变得凝练、具体化,尽力做到了准确、贴切。矛盾的是,你考虑越多其他表述,你会发现最佳表达的高明之处也愈发明显——就像你看了一篇文章不同的翻译版本一样,我希望这会帮助你找到最合适的译法。

本文将被译为其他六种语言。我期待看到自己清晰的表达(若有的话),以及在思想和表达之道上的进步和收获。当然我知道,我还设置了一些有趣的挑战,我很好奇论文的翻译会是什么样子。砰砰!救命哇!我曾暗示(开个玩笑哦),本文自身可能被解释为一种传话游戏,但读到文末,其实本文讲的只有一种道:如果该想法值得思考,那就值得被翻译出来; 如果翻译巧妙,就能助力跨文化交流。


( Michael Beaney:Expressibility, Dialogue, Translatability: Chinese Whispers and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译者:周一帆)

REFERENCES:

1. Beaney, Michael, ed., 1997, The Frege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 ____, 2013, ‘What is Analytic Philosophy?’, in M. Beane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9.

3. ____, 2017, Analytic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____, forthcoming, ‘Translating ‘Bedeutung’ in Frege’s Writings: A Case Study and

Cautionary Tale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in P. Ebert and M. Rossberg, eds., Essays on Frege’s Basic Laws of Arithmet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3–51.

5. Cassin, Barbara, ed., 2004, Vocabulaire europe?en des philosophies: Dictionnaire des intraduisibles, Paris: Le Seuil; tr. E. Apter, J. Lezra and M. Wood as 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Ivanhoe, Philip J., tr., 2001, Laozi (“The Daodejing”), in P. J. Ivanhoe and B. W. Van Norden, eds.,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2nd edn., Indianapolis: Hackett, pp. 161–205.

7. Lau, D. C., tr., 1963, Tao Te Ching, London: Penguin.

8. Legge, James, tr., 1891, Tao Te Ching, London: Trubner.

9. Pope, Alexander, 1711, An Essay on Criticism, London: W. Lewis.

10. Russell, Bertrand, 1905, ‘On Denoting’, Mind, 14: 479–93.

11. Ryden, Edmund, tr., 2008, Daodej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Wittgenstein, Ludwig,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 G. E. M.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4th edn. 2009, tr. rev. by P. M. S. Hacker and J. Schu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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