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欣洁:新时代全球史的本体论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31 次 更新时间:2024-03-03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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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全球史从20世纪中期兴起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无论是从现实状况而言,还是从学术发展史而言,都已经走到可以并且应当进行系统总结、探索进一步的出发点的历史阶段。全球史在20世纪中期兴起的时代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世人的强烈冲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计算机等新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史的研究重点在于恢复被“欧洲中心论”长期遮蔽的西欧北美以外的广大地区和国家历史的应有地位。虽然全球史特别是西方全球史还不能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但在“放眼世界,展示全球”方面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在纵向上已经发展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横向上正在迈向包括各种群体组织在内的互联互通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变化,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新时代的全球史研究和书写再出发的立足点。

任何专业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对正在加剧演化的大变局视而不见。相应地,新时代的全球史自然而然要回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横向交往,分析今日世界大变局的由来、脉络与走向,更加充分地展现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能动性。这种本体论上的新探索,体现的是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如何形成并演化的新认知,既要说明全球何以成为全球,也要揭示世界形态的结构性变化;既在展现历史过程和传递历史资料,也在形成价值观和塑造社会信息。新时代的全球史应当如何在本体论上做出新探索,显然会进入学界的视野并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一、全球得以成为全球的动力及形态

一般而言,全球史是关于人类各种群体以往的生活过程(特别是横向交往过程)的研究,是一个直面人类社会生活如何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的专业领域。目前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将全球视为默认的先验前提,在这个默认前提下研究个体、地方和局部,以及各种主体或对象相互之间的互动现象与关系,即把全球背景化、情境化。“全球史上的”“全球视野中的”“全球视域下的”某项专题考察,就是此类研究的集中反映,并产生了大量的实证成果。但实际上,对全球史而言,全球何以成为全球,是一个首要的本体论问题。观察单一对象时可以将之置于全球情境,观察全球时显然就不能再先验地置于所谓的全球情境了。全球史特别是西方全球史研究中的微观和中观层面的跨文化互动理论,显然还不能解决宏观的本体问题。此时应当考察的是全球本身作为人类社会空间的发展动力和结构形态(而不仅仅是全地球的自然地理或物理空间)。

全球之所以成为全球,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能力与意识不断提升并深化的结果,它不仅不是一个单纯的先验前提,而且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共同成就的展现,同时体现人类社会生活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发展。究其根本,人类社会是人通过人的劳动创造的客观存在。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是建立在生产不断提高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其横向发展是建立在交往不断扩大基础上的各部分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进程;纵向发展对于横向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推动作用,横向发展对于纵向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生产与交往作为两种基本动力,不仅能够勾勒出人类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中的长期演化,而且能够揭示出世界基本形态的结构变化,是全球“史”演化的动力机制。全球史注重的对人类跨文化交往的研究,应当置于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展示。

对全球史具有根本意义的全球化概念,特别能够直白地说明全球得以成为全球这个基本的动力机制。所谓全球化,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方面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生产、投资、贸易、金融方面的经济全球化,更是以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基础,换言之,全球化是以生产为基础的人类横向交往的极大扩展。正如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主导范式,其本质特征是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的结果是,人们现在的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跨国意义和影响。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类各种群体特别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在互联互通互利上的基本需求,世人对全球化的理解也日益深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有可能暂时受挫,但并不会终结。所谓脱钩断链、碎片化的经济形态显然不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敷时代之用。历史已经表明,人类横向交往的演化方向,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日益一体化,并且不断向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民主化新进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今天,人类社会纵向上已经发展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横向上正在迈向包括各种群体组织在内的互联互通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社会生活在纵向和横向上的新进展,对全球史而言,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世界基本形态的结构变化,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以对亚非拉人民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为基础的世界横向发展,即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等范畴分类的中心与边缘性质的等级化世界空间及秩序,正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推动的世界各国、各地人民都能自主和广泛参与的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构成的全球空间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苏联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转型,即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成功,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推进人类横向交往和全球空间新发展的两种重要力量。

人类社会这种前所未有的文明实践,意味着已经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超越并克服了西方极力渲染的“国强必霸”和阵营对抗的狭隘思维,体现的是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昭示的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零和博弈、地缘对抗正在被广大亚非拉国家所摒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日益成为各国交往的基本共识。这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容。

相应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全球史研究者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生活和全球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探讨人类交往的历史脉络,展现不同时期世界基本形态的结构变化,说明不同时期各种交往现象的区别和联系,揭示以往很少受到关注的人类社会演化的空间格局(及相应的历史书写的空间框架)的更迭及意义,在人类社会演化的时间框架(即历史分期)和空间框架的共同基础上,动态展现人类能动的生活过程。新时代的全球史研究和书写,只有从首要的本体论问题出发,从全球得以成为全球的动力与相应的形态变化出发,才能辩证地认识和把握包括个人、国家、文明、区域在内的各种主体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能动性。这将使全球视角真正落到实处。就此而言,全球史的研究和书写的不断发展本身,是人类文明事业不断进步的重要成果。

二、全球空间中的西方的历史定位

全球史从20世纪中期兴起以来,在研究宗旨上最为标榜的是积极打破“欧洲中心论”及其扩展版本“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公正地展示和评价世界各地区、各国人民的历史贡献。到目前为止,惯常思路是强调西方以外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在与西方国家互动中的历史能动性(特别是在殖民时期,强调殖民地人民与殖民者的互动),或者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所说将欧洲“地方化”。这两种研究思路当然各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在实践中显然也各自显露出问题,历史认识相对化并不是万能灵药。这两类研究都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全球空间中认识和把握西方及其历史定位,这对于如何界定1500年以后发生跨文化互动的双方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直面全球空间中的西方,将西欧北美地区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历史优势,还原到人类社会纵向的时间框架和横向的空间框架的具体结合点上,将有利于研究者辩证分析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阶段性和局限性,“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只是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意识形态附生物。

西方学者如迈克尔?温特尔(Michael Wintle)曾经归纳指出,“欧洲中心论”中的“欧洲”在地理上扩展到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在20世纪,因此“欧洲中心论”实际上成为“西方中心论”(Westocentrism)的一种形式。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指出的,“欧洲”加上“北美”,变成了“西方文明”。“西方中心论”的突出表现,就是不仅片面强调西方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业革命上的率先突破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能动性,而且企图在此基础上,将西欧北美地区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特定阶段的历史优势,固化在所谓从古代以来的“永恒的西方”的话语中。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兴起,被置换成西方从文明历史源头的兴起。

西方一些学者对此并不讳言。前述的迈克尔?温特尔就提出,西方的历史叙事以最欧洲中心的方式解释了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它将所有的能动性和进步都美化为完全来自欧洲和西方,从而不可避免地、霸权性地将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而且,此类叙事之中,假设了从古人到欧盟或者从柏拉图到北约的一条完整的发展线。这些自我无限放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即使在西方学界也屡遭质疑。例如,有学者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关注的是地中海,而不是大西洋,也不是欧洲;这两种文明对后来欧洲的自我形象都很重要,但它们实际上被视作现代欧洲的祖先而被吞并了。还有学者认为,这样做是沉溺于一种自恋形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一种本体论的帝国主义(ontological imperialism)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人类历史都是从欧洲和西方的角度来看待的(并在欧洲和西方达到了顶峰),将“历史”等同于西方及其帝国征服的谱系将不再可行。而且,早在1973年石油危机那一刻,西方文明传统的“无忧无虑的霸权”就终结了。

虽然受到质疑,但西方学界还是有将西方的起源推得更早的样例。例如,《全球西方:联系与认同》(第三版)这本教科书认为,西方文明始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都在政府和法律、经济发展、技术、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表达等方面为西方文明作出了根本性贡献。它的作者们强调,该书前两个版本的标题“制造欧洲”(Making Europe),是在暗示西方历史的全球维度,第三版则用新标题《全球西方:联系与认同》来明确这一含义;该书将西方视为人类众多文化单位之一,因此采用了将西方的全球情境化(the global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West)作为核心方法。他们对西方的定义更为宽泛,要使读者了解东欧、西亚和非洲的发展情况,借此来表明西方并不同质,而且代表着文化的多样性。

因此,该书提出,现代历史学家定义的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出现在古代近东、美索不达米亚(现代伊拉克)和埃及;到公元前1500年,最重要的古代西方文明位于近东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地区,其他的文明中心后来出现在地中海东海岸的黎凡特、克里特岛和希腊。而在从印度延伸到地中海的复合的希腊化文化时期,是西方世界在文化上的统一时期。按照该书的叙事线索,近东的铁器时代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铁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从西亚向西扩散到欧洲。欧洲在1648—1789年的国家构建与欧洲国家体系中,集体认同的形式从宗教转向了民族共同体。1848年的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848年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想被广泛接受为一种政治规范。1870年至1914年间,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对全球大片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公司已成为美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整个欧洲的同质性越来越强。即便按照该书的上述思路,将西方的起源和范围尽量放大,根本落脚点显然还是论证欧洲本身。在这个叙事逻辑里,西方的兴起不是被理解为全球故事的一部分,而是其他地区和文明的发展被理解为西方的一部分,所谓西方的全球情境化,演变成了全球的西方化。《全球西方:联系与认同》的存在,恰恰说明了西方的“全球史研究中持久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结构”。

《全球西方:联系与认同》这种借亚非古国为西方文明开道的做法,即作为文化单位的“西方”从古代近东写起,并不是新鲜事。周谷城早在1961年的《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一文中,就对世界史书写中的此类“欧洲中心论”乱象予以系统梳理和批判。他具体指出:“欧洲历史发展较晚,没有资格构成中心。资产阶级学者著世界史只好以亚洲古国如巴比伦,非洲古国如埃及冠在欧洲史上,以为开端;称之为近东古国。范围广一点的,加上中国、印度,曰远东古国”;“亚非诸国,出现较早,应该先讲。但欧洲资产阶级学者,受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的支配,对这些国家的叙述,不是单纯把他们作为亚非古国叙述的,而是把他们作为欧洲史的开端叙述的,因之加上了近东、远东、古代东方等称谓。自己站在欧洲,把这些古国的历史冠在欧洲历史之前,造成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非加上这些称谓不可。字只有几个,表现了一种特殊思想”。吴于廑1964年在《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一文中,对这种乱象的概括同样言简意赅:“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它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前述两位历史学家对此类问题的真知灼见,六十年后读来仍然熠熠生辉。

在全球空间中把握西方及其历史定位,同样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在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演化历史中,已经涌现出众多的文明实体,也就是众多各具特色的生产与交往汇聚的中心。它们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成就,都是人类文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和交往在各个地方结合的程度与态势,构成了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就存在于这些具体化情境之中。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的每一阶段的总和,都构成社会生活过程当中的一种具体形态,标志着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西方正是这些生产与交往所汇聚的众多中心当中的一个,其时代意义在于,西欧率先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领域即西欧农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商品化方面实现了突破,以及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谓西方的兴起,是人类社会演化进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历史阶段。西方的独特性实际上是人类历史已经展现出的众多独特性之一,正如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组织中的晚近阶段之一,状态之一。西欧北美地区经由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和殖民掠夺转嫁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代价而累积的历史优势,鼎盛阶段主要是在19世纪。

资本主义并不能垄断人类的社会实践,更不存在“向着资本主义方向的普遍进化”。资本主义在上升期创造出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以亚非拉地区几百年的被殖民被掠夺为代价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西方列强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不仅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形成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垄断,企图继续使发展中国家陷于依附状态。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正在制约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善和生产潜能的释放。从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进程来看,此类现象都是不可持久的,任何剥削性质的霸权都会消弭于世。现有研究表明,由七个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1985年其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65.1%,2000年为65%,2010年降到49.8%,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45.2%。西方的衰落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压力。包括美国在内的G7成员国,应对之法是坚持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将全球1万多家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清单,运用国家力量全面打压特定企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冲击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这显然是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而动,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已经日益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结 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全球史的本体论探索,是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史研究和书写进一步发展的必要环节。西方全球史研究在本体论上的瓶颈,已经是严重制约其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全球史研究从20世纪中期以来建立了良好的理论分析框架,即把横向交往置于人类社会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的基本关系中考察,但仍然需要细化理论阐释和深化实证研究。新时代的全球史研究和书写,从首要的本体论问题出发,从全球得以成为全球的动力与相应的形态变化出发,能够辩证地分析各种主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能动性,这将使全球视角真正落到实处。在此基础上,运用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因素分析全球空间中的西方的历史定位,能够深刻反映出西方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阶段性与局限性。全球史的本体论探索显然是新时代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应有之义。

而且,人类文明的基本宗旨在于共享实践成果和自由平等的发展权利。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人类横向交往的演化方向,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日益一体化,并且不断向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民主化新进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新时代的全球史如果要避免“自娱自乐”“只能夸夸其谈,不能付诸实践”之讥,显然应当在为寻求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人类文明消除贫困摆脱压迫的进步事业中发挥应有的学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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