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Erlangen-Nürnberg）汉学系、历史系，以及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在北外共同举办了题为“东西知识的流动”的博士生论坛（The"East-West Knowledge Flows Doctoral Colloquium）。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历史系主任陶思墨（Simone"Derix）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赠送我一部她参与编写的大型学术著作——《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Deutschland：Globalgeschichte"einer Nation），全书连同附录共计九百三十六页，厚重而宏博。这部由德国历史学家、法兰克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德烈亚斯·法尔迈尔（Andreas"Fahrmeir）主编的著作，汇聚了一百七十二位作者撰写的一百七十七篇专题条目，堪称德国史学界近年来最具雄心的一项集体写作工程。在“全球史”成为新一轮史学重构的关键词之后，德国学界正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对国家史书写传统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对“德意志”这一概念在全球史视野中重新定位的学术诉求。这部著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坚持国家历史叙事的同时，赋予其全球连接的视角与解释力？
相较于传统的民族史或通史写作，《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既不是一部从内部视角讲述“德国自我成长”的线性叙事史，也不是一部单纯强调德国如何影响世界的外交史或经济史;它更像是一种“碎片化－拼图式”的全球史实践，强调节点性的主题选择、时空交错的史实编织，以及多重视角下的经验重构。这使它成为德国史学界首次尝试以“全球史”为组织原则来重写国家历史的开创性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写作方式也预设了某种“知识政治”的姿态，即在国家史高度政治化、欧洲身份危机频发、移民与殖民遗产再度成为社会议题的当下，如何通过新的叙事框架，去回应身份焦虑、历史修正与记忆政治等现实问题。因此，这本书不仅是史学方法上的尝试，更是回应当代德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一次学术介入。
二
作为一部尝试突破传统范式的国家史著作，《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它对“全球史”方法的自觉运用。这种“全球性”并非单指地理意义上的广域覆盖，也不是将德国放入世界舞台的一种“外交史升级版”，而是通过“关联性”“嵌入性”“跨界流动”等核心概念，重新建构“德国”这一历史主体本身的生成方式。这一方式探索体现在三个方面：主题编排的开放性、多路径的史料构造方式，以及“从边缘写中心”的实践尝试。
该书采取“专题条目"+ 时间坐标”的结构，每一条目都以某一年份为标题，并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人物、制度或观念展开。这种编排方式打破了传统通史以王朝或国家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习惯，而更接近于“网络化的历史呈现”。例如，从《公元九年：瓦卢斯战役》讲述“德国”如何退出罗马世界，到《一八九八年：青岛天文台》聚焦德国在东亚的气象建制，或《一九五六年：莱妮·里芬斯塔尔在非洲》展示德国人在战后如何通过文化方式重新“走向世界”，尤其是在殖民体系解体后对“他者”的再发现，都体现出作者试图通过“边缘事件”揭示历史进程中隐秘却关键的转折点。
尤其重要的是，本书所理解的“全球”并非单向度的“外部影响”，而是一个充满互动性的关系场。这意味着德国不仅是受影响者，也是主动输出者与协商者。例如，《一六八三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堡——勃兰登堡在非洲》一篇不仅涉及外交与殖民，还探讨了文化接触与物质交换的复杂路径；《二〇一五年：难民危机作为外交政策问题》则反映出后冷战秩序如何与德国的身份政治和欧洲构想纠缠。这种对“联系”与“相互建构”的敏感体现了“关联史”（Histoireconnectée）或“交织史”（Verflechtungsgeschichte）的方法影响，也显示出作者群体对全球史最新学术趋势的积极回应。
在这部强调联系性与系统构造的全球史著作中，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并未被忽视。许多条目以普通人的经验、情感、消费选择等“微观事实”为切入点，将宏观结构性的变化具象化为个人层面的生活转折。例如，《一八五五年：只有在异乡才成为德国人——美国的德国社团》《一九〇三年：青岛啤酒厂的建立》《二〇一七年：通往巴比伦的桥梁——德国的双国籍伴侣》，都将迁徙、殖民、跨文化认同等议题具体化为人的选择与身体体验。
这类条目往往避免宏大叙述中的抽象化陷阱，而是在微观层面上展现“全球”如何作用于个体命运，从而使国家史与社会史之间产生更为复杂的对话。例如，讲述德国人跨大西洋移民的条目并非仅关注移民数量，而是描绘他们如何在文化心理上重新定位“德意志性”，进而形成一种“漂移的民族认同”；而记录女作家文学创作的条目，则触及多语写作中语言、性别与民族身份的交织问题，体现了全球史的“情感转向”与“主体性研究”的结合。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并未试图通过“全球化”来淡化德国历史中的黑暗篇章，反而有意识地将三十年战争、殖民扩张、纳粹主义与种族灭绝等“负面遗产”纳入全球史框架之中。这不仅是一种道义立场，也是一种史学方法论选择，即通过放大结构性暴力的跨国逻辑，揭示“现代性”与“灾难”并行的制度性基础。
以《一九三三年：〈帝国逃亡税法〉与犹太人的移民》为例，条目不仅呈现了纳粹政权下犹太人受迫害的德国现场，也将其置于当时国际法、各国移民政策与犹太人跨国逃亡路径之中。又如《一九〇五年：赫雷罗战争》，作者将德国殖民政策与非洲原住民遭遇联系起来，揭示了德国“科学现代性”与殖民暴力之间的深度勾连。这种写法突破了“罪责民族化”的狭隘模式，试图从“制度全球史”的角度理解德国现代性的困境，其批判性姿态令人尊敬。
三
在充分肯定《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在写作理念、方法路径与史料实践上的探索之后，也必须指出其在理论建构与实践层面上所暴露出的一些张力与盲点。这些问题并不削弱本书的价值，反而恰恰体现了“全球史”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史学范式，仍需在具体的国家叙事中不断接受检验与修正。
尽管本书打破了德国史写作中长期以来以国家中心、帝国疆域或德语文化为基准的叙述逻辑，但其作者阵容与学术参照系仍显出某种“内循环”的惯性。在一百七十二位撰稿人中，绝大多数为德国学者，尽管他们通常具备国际研究背景，却较少来自真正的“他者视角”，即非西方世界或移民社群内部的史学声音。
这一问题也体现在资料选择与问题设定上。书中虽设有“德中关系”“德非关系”及“德国与奥斯曼世界”等条目，但其叙事重心仍倾向于德国如何向外扩张并对他者施加影响，较少涉及他者对德国在知识、制度或情感层面的反向输入与重塑。例如，《一八九八年：青岛天文台》的叙述重点在于德国如何在东亚殖民背景下建立气象观测体系，却对中国本地知识结构的回应与重构几乎未予提及；又如《一九六二年：联邦总统卢布克的非洲之行》主要呈现西德对非洲的外交姿态与现代性想象，却忽略了当时非洲国家对此“发展目光”的批判性回应。这种“单向互动”模式暗示了某种“德国仍在中心”的隐性立场。
作为国家史，本书在篇幅结构上极为平均地覆盖了从公元前数世纪直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各个阶段，唯独在德国分裂时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九〇）对东德（DDR）的关注明显不足。少数涉及东德的条目也多聚焦于“冷战”时期的国际结构、经济援助或反文化运动，而未能深入呈现东德社会本身作为“另一个现代性实验室”的复杂性。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史在“冷战”语境下本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记忆模式，而东德的“反殖民姿态”与“国际主义政治”曾在全球南方留下深远影响。该书若仅以统一后的“联邦德国视角”来构建“德国的全球史”，难免造成历史叙述的失衡。例如，未能充分讨论东德与莫桑比克、安哥拉、古巴等国家的劳工与教育交流，也未触及东德时代对全球南方的意识形态输出与文化重构。这种忽视实际上遮蔽了一条重要的全球史路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非资本主义全球化”。
此外，书中对后殖民理论及其批评传统的回应亦较为有限。虽然个别条目（如《一八八四年：非洲的主导与德国的领土占有》《一九〇五年：赫雷罗战争》）确有深刻的殖民批判视角，但这些案例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反思框架，也未能将“殖民经验”纳入德国自我认知结构中的历史构成因素。这使得本书虽在方法上趋近“全球史”，但在理论建构上仍与“后殖民史学”的深层批评存在距离。
最后，本书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最具争议性的，正是其副标题所提出的“一个国家的全球史”这一表述。这一表述本身即带有张力：全球史是否仍需以“国家”为单位？“国家”是否只是空间治理单元，还是文化与身份的承载者？“德国”是一个历史连续体，还是一个不断重构的地缘概念？
该书未在导论中系统阐明“全球史”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未对“全球史”本身的定义与界限加以反思，而是通过具体条目的叠加来展现其写作理念。这种方法虽具有直观性，却在理论层面留下了若干空白。例如，“全球史”是否等同于“全球化历史”？传统的“内在发展”逻辑是否已经完全失效？“联系”与“交织”的多元事实是否足以替代“因果-结构-过程”的历史解释模式？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回应，全球史就容易陷入“主题堆砌”或“视角错置”的困境。
因此，这部书的确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写作实验”，但其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圆满地解决了所有方法论问题，而在于它将国家史的叙事带入一个更加开放、复杂、相对主义的解释框架中，并在这一框架内测试传统史学叙述的边界。
四
作为“一个国家的全球史”的实践成果，本书若干聚焦于中国经验的专题条目，尤其体现出“微观全球史”的叙述潜力。它们通过具体人物、机构与物质对象的跨文化流动，揭示德国历史在帝国扩张、知识建制与全球消费体系中的互动轨迹。其中，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阿梅龙（Iwo"Amelung）教授撰写的《一八九八年：青岛的天文台》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群艺副教授撰写的《一九〇三年：青岛啤酒厂的建立》这两则条目，不仅呈现了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与文化交流，更在叙述方法上体现了全球史写作中的两个关键面向：殖民知识的建构机制与物质文化的跨界转译。
阿梅龙的条目聚焦于一八九八年德国在胶澳租借地设立青岛天文台的历史。这一天文台表面上是一个技术设施，实则深嵌于德意志帝国的地缘战略、海军规划与全球气象网络之中。作者指出，从建台初衷到日常运行，青岛天文台承担着远不止于“记录天气”的任务：它是一种空间控制的象征，也是一种“测量性权力”的体现。
该天文台不仅为德国远东舰队提供预测资料，也在“国际气象协定”的框架下，积极参与东亚气象数据交换网络，与东京、徐家汇等观测点构成多边互动关系。德国通过这一科学平台输出标准、设定节奏、组织全球知识系统，从而在非传统军事方式下实现了“技术性殖民”的嵌入。更具启发性的是，当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德国被迫退出胶澳，而日本保留并扩展了天文台原有制度，显示出科学基础设施作为“帝国遗产”的延续性。这一案例凸显了全球史研究如何通过对具体技术设施的微观考察，捕捉制度迁移、知识流动与权力嵌入的深层结构。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刘群艺的条目则以青岛啤酒厂的建立为线索，揭示德国消费工业如何嵌入中国市场，并借助殖民地作为实验场发展出一种带有异域适应性的“味觉帝国主义”（Gustoimperialismus）。该厂由“日耳曼啤酒公司”（Germania-Brauerei）出资兴建，融合德国工业标准、水源技术、品牌形象与营销策略，意图将“德式啤酒文化”转化为在地可接受的现代消费品。
条目不仅展现了技术转移与资本输入的过程，也指出了文化认同在殖民经济中的作用——啤酒既是饮品，也是文明标志、民族象征、身份认同的媒介。初期，消费人群主要为德侨、外籍官员与在华上层人士，真正进入中国市场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其逐步转化显示出全球商品在不同文化中的再语境化过程。至一九四九年该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归国有，成为国家工业体系的一部分，青岛啤酒也转化为一种“被继承的殖民资本主义遗产”。
上述两则案例条目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德国-中国关系史”的填补，更在于它们通过微观切口揭示全球史如何落地为具体经验、具体技术与具体物品的流动与再造。它们代表着全球史写作中两种关键路径：其一是以制度与知识体系为线索的“结构性微观史”路径，例如青岛天文台在全球气象体系中的嵌入；其二是以文化物质性与消费模式为核心的“生活实践微观史”，如青岛啤酒所承载的审美、经济与象征的多重价值。二者共同指向一个重要命题：全球史不仅是外交、战争、资本的宏大叙事，更应关注“物”“人”“空间”如何在跨文化背景中构成历史的日常肌理。通过这类条目，我们看到“德国”并不是孤立发展的主权体，而是不断与“他者”互动、协商、再定义的历史体。
五
在“全球史”成为当代史学潮流的背景下，《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范例型尝试”。它一方面表明，国家史并非与全球史根本对立，反而可以成为检验全球史方法的实验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任何“全球性”的叙述，都需要具体的叙述主体、情境逻辑与问题意识。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拒绝将“德国”作为一个自明的历史统一体来书写，而是试图在多元的全球接触中重新探问“德国”为何物，为何时，为何地。
这部书的副标题“一个国家的全球史”本身即构成一种张力结构。在此结构中，“全球性”要求我们关注跨国流动、非对称联系与知识迁移，而“国家”仍是组织材料、界定主语的基本单位。这一结构性张力并非矛盾，而是挑战，也是潜力所在。本书通过一系列以年为单元的“节点化”条目，将“民族”书写嵌入全球历史网络之中，使“国家”既不是唯一主角，也不是被消解的空壳，而是历史上多重力量交汇所形成的暂时性结晶。
该书在操作上并未放弃“德意志”作为地理与文化标签的意义，但通过不断嵌入“他者”——中国、奥斯曼帝国、非洲、加勒比、“冷战”两极乃至当代移民社区——来揭示“德国”的形成其实一直是全球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与其说该书试图摆脱民族史，不如说它重构了一种“关联性的民族史”：一个在不断接触、冲突、协商中生成的历史主体。
中国经验在本书中的出现尚属零星，但意义重大。青岛的两个条目（天文台与啤酒厂）不仅揭示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实践，也揭示了德国自身如何通过殖民边地来锚定现代性话语。但我们也必须反思：这种叙述是否足以代表“中国”？它是否再现了中方的主体经验？它是否将中国仅作为德国历史的“镜像”或“接收者”？这一批评提醒我们，全球史的真正挑战不在于题材是否“海外”，而在于是否实现了真正的“多方视角构造”。
从中国史学界来看，《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参照系，即如何在坚持“国家”作为研究单位的同时，不陷入“民族中心主义”；如何通过“他者的参与”来反思“自我的建构”；如何以“微观全球史”的写作方式，丰富宏观结构的解释维度。它也提示我们，若要开展中国史的全球史写作，应不仅仅满足于将“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中国技术外传”作为“光荣传统”的展示，而更需探索“流动中的权力关系”“制度传播的失败与偏差”“外来物质的再语境化”等更复杂也更真实的历史过程。
这篇书评并不旨在为《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下一个结论，而是希望以它为例，进一步提出问题：全球史是否仍以国家为起点？微观与宏观如何共存？“非西方视角”如何不被同化为边缘声音？历史解释是否还能在联系与因果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问题不仅是对德国史的挑战，也应是我们撰写中国全球史时必须直面的方法门槛。
或许我们正处在一个“去中心化”与“重新组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国家史的未来不在于它是否消失，而在于它能否以更加开放的结构承载多重声音；全球史的意义，也不在于它的覆盖面多广，而在于它是否提供了新的理解坐标。在这一意义上，《德国：一个国家的全球史》是一种实验，也是一种召唤：它召唤我们重新理解国家与世界、自我与他者、历史与现在之间的复杂关系。
（Edited by Andreas Fahrmeir， Deutschland： Globalgeschichte einer Nation， C.H.Beck，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