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摘要】“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是受认知水准、文化形态、政治环境、社会发展等因素影响而不断演变的一种观念。不同文明早期的神话传说中都蕴含着对“世界”的思考和想象，与中世纪的神学史观以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共同构成了“世界史”的前史。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与帝国主义扩张促成了“世界史”书写以国家为中心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使“世界史”成为合法化自身扩张的工具。“二战”后，国际格局变动和全球化潮流，奠定了世界史的“全球史”模式。我们需要讲好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也需要讲好包涵世界的中国史，从而深入反思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与未来定位，这就需要构建自主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体系，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键词】“世界史”前史 神话历史 普遍史 全球史
在历史学视域中，“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实体，也是一种流动的观念，在不同文明的神话传说、中世纪的神学史观、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潮、19世纪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扩张以及20世纪人类交往日渐频密的背景下持续地被重新界定。对“世界”变化轨迹的探查，为反思中国在全球历史叙事中的位置提供了契机，因为构建自主的中国世界史知识体系，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史学传统的批判性回应，更是重塑中国历史叙事、彰显其全球价值的必要路径。
一、从神话历史到普遍史
居住在原初海洋中的诸神——造物主、塑形者、承载者、孕育者、湖之心、海之心以及有羽之蛇王——与从原初天空降临的诸神——天之心、地之心、新生雷光、骤然雷电和飓风——汇聚在一处。这两组神祇展开了对话，他们设想大地从水中显现，以及大地上植物和人类的生长。他们希望启动一个称为“播种”与“破晓”的进程。首先将种子播入大地，其萌芽即为“破晓”；其次播种太阳、月亮与星辰，它们艰难地穿越地下旅程后，将迎来自己的“破晓”；再次关于人类的播种——在子宫中孕育，随后在出生时进入光明；以及人死后归于大地的播种，其灵魂在黑暗中化作光芒闪烁之星时再次“破晓”。
读者或许想不到，这段描述了海洋与天空神祇所设想的“创世”进程的文字，出自古代美洲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2009年，考古学家汉森（Richard Hansen）在危地马拉埃尔·米拉多（El Mirador）的前古典玛雅遗址中发现了两块8米长的雕刻板，描绘了《波波尔·乌》中的各种场景。雕刻板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比古典玛雅文化的辉煌时期还要早500年左右，从而证明了《波波尔·乌》这一“创世”叙事的古老性。
人类试图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的努力，并不独属于某个民族或文明，不同文明都曾围绕世界“起源”与“中心”这类问题展开想象。佛教视整个大地为汇聚财宝的地方，中心在南赡部洲，这是人类所居住的世界，释迦牟尼诞生于此，因此，印度居于世界的中心。古代希腊人认为，德尔菲有一块肚脐石，象征世界中心，能够联系天和地。传说宙斯曾于这里放飞两只鹰，一只向东，一只向西，它们在德尔菲上空相遇，因此这里是地球的中心。这类说法，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于认识世界秩序的渴望；另一方面，说明“神话与历史关系密切，因为两者都是通过讲述某种故事来解释世界为何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然而在日常语言中，我们通常认为神话是虚构的，而历史则是真实的，或至少力求真实。因此，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否定他人的结论，往往会称之为‘神话’，而声称自己的观点才是真实的”。我们可称这类说法为“神话历史”（Mythistory），此种叙述自然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想象与象征，属于“世界史”前史——亦即在“世界史”成为一门自觉的学术领域之前——的一个阶段或一种类型。
这种根本性的关切，贯穿于人类宗教信仰、现实政治与哲学观念中。无论是神话的想象，还是政治的需要，抑或哲理的思辨，它们所表达的都是对人类与世界总体性理解的尝试——希望通过回溯起点以探寻发展轨迹，力图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往何处去”这类根本性问题。犹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这两者之间永远存在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人类想象与探索的空间，永无止境。
这类“世界史”前史是普遍存在于早期历史记述中的。这既包括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历史记载、宗教慰藉和哲学思辨。如《圣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博叙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年）的《论世界史》（1681年）等，后者是“针对近期攻击基督教历史基础的人所做出的辩护之作”；也包括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普世史”写作。如雷利（Walter Raleigh，约1552—1618年）的《世界史》（1614年）把历史描述为上帝天意的记录，表现出强烈的基督天命和道德训诫。在本质上“《世界史》是一部哲学式的历史著作，雷利在书中试图揭示关于上帝的角色与目的的基本真理，以及人类可以从过去汲取的教训”。这部未完成的世界史可能是英语世界最早尝试撰写“世界史”的代表。这些著述常以“神意”为线索，追求“宏大叙事”，带有强烈的宗教、哲学、伦理色彩。
二、“世界史”前史的第二阶段
就19世纪之前的欧洲而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可谓是“世界史”前史的第二阶段，但历史书写也在发生缓慢变化。14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试图摆脱中世纪以神学为中心的世界观，转而关注人性与理性，强调人之尊严与自由。历史书写因此发生变化，关注实证与考据，追求对人类行为动因的理解与解释。这为近代史学的兴起奠定了一定基础。比如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1488—1552年）的《宇宙志》（1544年）是最早用德语描述“世界”的著作。作者试图描述人类世界的整个历史，并分析其地理、历史、人种、动物和植物的构成要素，但全书是以德意志民族为中心来秩序化世界的。
“文艺复兴”欧洲对“世界”的认知逐步扩展，一个重要来源是游记。这些作品记录了旅行者的域外观感与想象，不仅激发了欧洲人对异域的兴趣，也为历史书写积累了珍贵素材。被称为“奇迹之书”的《马可·波罗游记》（约1298年）是欧洲了解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最早文献之一。该书不仅是故事的宝库，也是其他创作者借鉴其丰富异域风情构建自己想象力的平台，从而激发了无数欧洲人对东方的好奇和向往。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约1300—1372年）的《曼德维尔游记》（约1356年）以奇幻笔触描绘作者从耶路撒冷通往印度、中国等地的旅程，尽管真实性饱受质疑，但高超的文学技巧和想象力使这本书广受欢迎，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有关其他一些地区的旅记也出现了。例如卢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约1215—1295年）的《东方行记》是有关蒙古帝国的宝贵资料。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约1286—1331年）的《鄂多立克东游录》系统描述了作者在中国、印度、波斯的见闻。威尼斯商人康提（Niccolò de’Conti，约1395—1469年）的《15世纪的印度》（1857年首次英文版）则带回了那时鲜为人知的印度内陆、缅甸、爪哇、婆罗洲等地的信息，成为早期欧洲认知东南亚的重要文本。尽管许多游记仍掺杂虚构与夸张，却反映出欧洲逐步走出了以《圣经》和古典传统为中心的封闭世界，世界的范围在不断拓展。
在发现世界的过程中，伊斯兰史学传统对欧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被誉为“社会历史哲学奠基人”的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年），他视历史学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现象的科学，它寻求原因和影响、探究人性的复杂性。赫勒敦认为经济、社会、政治、心理、环境因素是所有国家兴衰的关键，可以研究一般规律并预测未来趋势。这些观念是超前的，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汤因比这样称赞赫勒敦及其《历史绪论》（1377年）：“一位阿拉伯天才……其视野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纯粹的思想力量，可与修昔底德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媲美。赫勒敦的光芒更加耀眼，正因为它是在一片黑暗的背景下闪耀出来；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克拉伦登都代表着辉煌时代与地域的杰出人物，而赫勒敦却是他所在世界那片天幕上的唯一亮点。”此外，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约1304—1377年）的《游记》、马苏第（al-Masūdī，约896—956年）的《黄金草原》、塔巴里（al- Ṭabarī，839—923年）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史》、比鲁尼（al-Bīrūnī，973—1048年）的《印度志》等史地著作亦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世界知识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蒙古人的扩张改变了亚欧大陆的面貌，他们所建立的几个政权逐渐与所征服的文明融合，自身也在发生变化。这一切都体现在彼时的历史书写中。13至14世纪蒙古的兴起与强盛时期的历史，在波斯文方面最重要的史料是志费尼书、瓦萨甫书和拉施特书。在这三部史书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成书最早，所记述的史实大部分是著者亲见亲闻的，因此它是最原始的，也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史料。志费尼（Ata-Malik Juvayni，1226—1283年）是波斯史学兴盛时期的第一位杰出代表人物，他的《世界征服者史》是研究蒙古帝国崛起与征服时期最珍贵的波斯文史料之一。不像后来的拉施特——他的语言极其简朴，志费尼是那种已成为运用传统波斯散文体的大师。
伊儿汗国时期最早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是拉施特（Rashīd al-Dīn，1247—1318年）。他的著作将蒙古的历史纳入了世界历史的叙述之中。以往中古时代穆斯林史家中，只有拉施特一人克服了他们思想上传统的狭隘性。伊斯兰教以前“从亚当到穆罕默德的世界历史，仅仅被看作伊斯兰教的前史，即伊斯兰教之前的国王和伊斯兰教之前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先行者（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等人）的历史；伊斯兰教纪元后世界的历史则仅仅被看作伊斯兰世界各国的历史，非穆斯林民族的历史被忽略了。同时，伊斯兰教以前的世界历史，也是完全按照穆斯林的传统来加以解释。拉施特的《史集》突破了这种思想上的局限，“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是当之无愧的当时亚欧历史的百科全书”，堪称第一部世界史。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通常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期”。尽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是一个“非历史性的”世纪，但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并不成立，也不可能成立。1932年，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年）在其著作中为18世纪正名——这是大卫·休谟本人称之为“历史时代”的时期，卡西尔借此批判了自19世纪以来对这一世纪的种种贬低。比如，启蒙思想家对批判性推理和促进人类进步有着不同的诉求，深刻改变了当时的历史书写。甚至有当代史家认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世界史真正的形成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尤其是在伏尔泰的影响下”。他的《风俗论》（1756年）是第一部用“文化史”方法撰写的世界通史著作。伏尔泰认为：“西方人所写的关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东方民族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几乎全都不像是真的；我们知道，在历史方面，凡是不像真事的东西，就几乎总是不真实的。”这种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体现了启蒙时代的新史学观念。与伏尔泰并肩的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论普遍史》（1750年）强调人类理性、进步以及历史发展的一致性：“由于人类拥有更发达的理性和更自由的行动能力，他们与同类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多样。人类拥有符号的宝库，并有能力将其几乎无限扩展，借此不仅可以确保自身对已获得观念的保存，还能将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人，并作为不断增长的遗产传递给后代。这种持续的进步，与人的激情及其所引发的事件不断交织，构成了人类历史；在这历史中，每个人不过是一个庞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也如个体一般，有其童年与发展的阶段。”这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是19世纪进步史观的前身和基础。
博学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年）预言了达尔文的观点，即所有有机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的，并逐步向人类这一最高生命形式进化。赫尔德提出了一种三阶段的历史发展观。他设想了一个由原始诗人主导的时代，他们的意识被浓缩在史诗中。随后是一个散文的时代，标志着人类的成熟，但只有到了“成熟”的时代——这一阶段不可避免地在比喻上与“衰老”相联系——语言才变得足够精确，适合进行哲学反思。他“特别强调抛弃文化史观点中的欧洲中心说。他竭力教育读者要尊重亚洲人民，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赫尔德强调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反对西欧中心史观，这对19世纪浪漫主义史学与文化史影响深远。
三、帝国主义思潮下的世界史书写
然而，正当赫尔德及其追随者努力提倡世界文化的多元与平等时，历史书写却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历史目的论。约翰·洛克曾声称：“最初，整个世界都是美洲。”这句话被理解为：所有人类最初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启蒙时代的普遍历史观认为，所有民族都可以被置于一个历史叙事的连续谱上，从这种原初状态出发，朝着一个终点推进，这个终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这就为后来的文明等级观念和帝国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哲学基础。伴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进程，欧洲国家开启了面向全球的扩张，殖民浪潮席卷各地。欧洲不仅掌控了物质层面的全球秩序，也逐步确立了叙述历史的主导权，帝国主义似乎取代了一切。在此过程中，世界其他文明的自主发展被打断，原有的记忆体系遭到破坏，各具特色的历史书写也随之中断、扭曲乃至被殖民主义重构。
到1900年，在欧美白人看来，世界是围绕着他们旋转的。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美国等西方国家，它们以占全球总面积的2%领土，占据了美洲和澳大利亚全部领土、波利尼西亚的99%、非洲的90%以及亚洲近50%的土地。殖民主义者同时将西方的语言、宗教、法律、制度、技术和价值观输出至全球几乎所有的土地、民族与文化，并深深改造了与之长期接触的那些非欧洲社会和文化。这段历史绝非尘封且与当代无关的往事。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的大多数曾经是西方帝国的殖民地。其中很多殖民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时期获得独立的。但这些国家仍然保留着殖民地的边界、殖民地的语言，在许多情况下还保留着殖民地的名称。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几乎抹去了几个世纪的历史。
造成这一历史断裂的，不仅是殖民主义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也与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所建构的“世界史”叙事密切相关。这种叙事通常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将“世界”纳入自身历史框架之中进行书写与解释。法国、德国、英国等在不同历史阶段都编写过“世界史”，核心是突出本国的历史作用或文明使命。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的“世界史”强调欧洲国家的发展，法国民族史将法国革命描绘为世界历史的中心事件，等等，均是一种帝国视角的世界史。“世界”成为民族国家塑造自身合法性的镜子，往往有强烈的文明等级论色彩。在世界被帝国划分之时，世界史书写也来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的扩张曾被描绘为高尚的事业，而非对东方世界土地、资源、劳动力与文化的剥夺。这类看法已经遭到普遍反对与驳斥。如美国历史地理学家詹姆斯·布劳特认为，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表现为四种形式： 1.宗教：欧洲人（基督徒）崇拜真上帝，上帝在历史进程中引导他们不断前进； 2.种族：白人天生优越于其他种族； 3.环境：欧洲自然环境优于其他地区； 4.文化：欧洲人很早以前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具有进步性和创新性的文化。这些理论常常被以不同组合方式使用。19世纪初，宗教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历史学家在解释时也毫不犹豫地将种族、环境和文化作为上帝的工具。后来，公开的宗教解释逐渐失宠，欧洲优越性主要被归因于种族、文化和环境。如今，种族主义已经被否定，而当代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只剩下两条支柱：环境和文化。我们被告知，欧洲之所以崛起并征服世界，是因为其环境和文化优越，使得欧洲比其他任何社会发展得更快、更远。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既是虚假的历史，也是糟糕的地理学。
历史的本质，不仅在于对过去事实的追溯与编纂，更在于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照。诚如马克思所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意味着世界历史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亦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但几个世纪以来，亚非拉各族人民一直是世界历史的旁观者、被动的参与者，似乎既没有参与创造历史，也无法拥有历史书写权。这种悖逆常识的观念，理应被彻底颠覆。无论如何，正如历史本身所昭示的那样：“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
由此，世界史的书写进入大国主导历史话语权的时代。德国、英国、法国、美国都在构建自身的世界史书写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思过往的经验与教训，以期构建更加合理的世界史。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晚年兰克致力于撰写《世界史》，该书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兰克虽然“身体抱恙，他在82岁高龄时仍开始撰写自称最重要的著作——一部通向15世纪的《世界史》。如此，兰克实现了他年轻时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讲述‘普遍历史的故事’。这部作品既非严谨考证的研究成果，也非历史与哲学的思辨之作，而是一部内容宏阔、旨在描绘文化演进的叙述性著作，从古希腊延续至拉丁日耳曼民族。实质上，它是一部欧洲史，非欧洲世界即使出现，也仅占据边缘地位。他写作这部作品时，坚信文化的和平演进已免于革命的威胁，而人民主权与君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也已尘埃落定，最终由君主制获得胜利”。这一转向标志着他从早年侧重“个别国家政治史”的研究，虽然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但毕竟在逐步向更宏观的“世界历史”迈进，成为他留给后世的思想遗产。因为在他看来：“直到17世纪，人们的世界史认知还停留在先知书中所记世界四大君主国的水平；但随着日常生活的进步，这一印象已在18世纪遭到质疑。通过这种观念的颠覆，世界史的概念也随之被世俗化。一系列冠名‘世界的历史’的民族史在英国得以出版，随后被德语学界纷纷效仿，在此推波助澜之下，旧有的世界史观再难立足。”可以说，兰克的《世界史》为后来的全球史理念埋下了种子。
伴随大不列颠的扩张，英国史学界出现了强烈的“帝国意识”。弗里曼（E. A. Freeman，1823—1902年）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弗里曼从1884年起担任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擅长政治史、宪政史与历史地理，是维多利亚时代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阿诺德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诺曼征服英格兰历史》（6卷，1867—1879年）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他的《欧洲历史地理》（1881年）在本质上是对“英格兰种族”命运的焦虑，尤其是对美国这个他称之为“有所不同的英格兰”国家的焦虑，书中所散发着种族主义的气息，至今仍值得思考与批判。
弗里曼极其重视历史普及与教材编写，他的那些“日耳曼文明对西方世界历史”的主导性观念自然体现在这些著述中。他的《欧洲史大纲》（1872年）、《欧洲史》（1876年）一度成为英国中学与大学的标准读本，先后再版多次，影响很大。这些读物后来传播到美国，被改编为“弗里曼历史课程”，由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于1874年开始出版。扉页是如此说明的：“本系列的目的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在最小的空间和最便宜的形式中，清晰地呈现正确的历史观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涵盖欧洲和美洲所有主要国家的简史，并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呈现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所有卷册均在弗里曼先生的监督下准备。”该系列共8本，分别是《历史概要》《英国史》《苏格兰史》《意大利史》《德国史》《法国史》《希腊史》《美国史》。该丛书“目的是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对文明世界的历史，即欧洲和从欧洲获得其文明的土地的历史，进行一般性的概述”。可见，作者试图构建一种“希腊—罗马—日耳曼—现代欧洲”的线性叙述模式，将“文明世界”限定为欧洲及其殖民扩张地区，非西方历史几乎被排除在外。在帝国主义扩张背景下，这些教材可能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认同、文明等级与帝国合理性的传播工具。
建国后美国的历史教学主要是使用或改编前宗主国英国的历史教材，很长一段时期内还谈不上有历史研究。美国早期史学家多受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历史思潮影响，到19世纪末，盛行的是所谓“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强调盎格鲁-撒克逊的“高贵”与“优越”。他们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把“日耳曼人的政治遗产”的“生源”（germ）带到了5世纪的英国，后来英国的清教徒又把它传到了北美，最后体现在美国宪法中。他们还试图证明美国政治等级与古代日耳曼部落之间的联系，以寻找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依据。这就是美国文明的“欧来说”之一种——“生源论”。弗里曼自然对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世纪后半叶，英美两国的史学关系可用“英导美随”一词来形容，美国在教材、教学理念上广泛借用英国资源，但美国史学也在逐渐建立自主的历史研究传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等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强调史料重要性，开始推动更“科学”的史学研究。美国历史研究的专业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启动的。美国历史专业化的奠基人、美国历史协会重要创始成员亚当斯（Herbert B. Adams，1850—1901年）就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他回国后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美国培养了诸如特纳、威尔逊这类知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丛书扉页的题签是弗里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美国，不仅在史学方法上努力向“专业化”迈进，也面临如何建构自身历史话语权的问题。至于这一问题本身，则属于另一个更为广泛的研究主题。
如果说整个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高涨时期，那么自19世纪末到“一战”前夕，西方世界实际上已经开始暴露出深刻的裂痕和帝国的焦虑。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文明中心的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彻底摧毁了这种中心的道德合法性。反思欧洲历史的理性声誉开始出现，比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由各种不同的“高级”文化组成的，这是“人们在摸索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最具轰动效应的尝试”。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好象跟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是一种在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有限度的现象。西方文明是“浮士德式”的，因为其无穷无尽的野心最终将导致文明的衰败。汤因比的世界史观同斯宾格勒一样也把世界历史视为文明逐步发展的过程，他试图将全部人类历史整合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这一目标充分反映了他的特点。在汤因比看来，人类的贪婪与战争带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无论如何，斯宾格勒与汤因比还是处于思辨阶段的世界史，尚未完全建立在系统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
四、从世界史到全球史
直到“一战”后，世界史才真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学术子领域出现——这一新兴领域仍然涵盖了一些通识型学者的工作，但已不限于此。这一“新世界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项目与研究机构的迅猛发展。这些机构划定的研究区域（如东亚、中东、拉丁美洲、南亚与东南亚、非洲等）与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世界史学者所界定的“文明”大致相符。各国政府、基金会和大学纷纷资助语言学习与相关研究，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关于全球各地区的知识，也促进了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世界史研究范式的形成。
布罗代尔早在1949年出版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开启了通往世界史的路径。这部两卷本巨著为世界史做出了两项重要贡献：第一，它选择的研究区域并不是法国，甚至也不是欧洲，而是涵盖北非至阿尔卑斯山、大西洋至黎凡特的广袤区域，以地中海为中心。这一选择引导后来的历史学家从民族史转向区域与跨区域的研究，探索海洋与沙漠如何在广阔范围内整合不同文化；第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其更为明确的世界史著作《文明与资本主义》为世界史研究引入了“长时段”视角。他在每部巨作的开头都会从最长的历史过程——地质、地理、气候——谈起，然后逐渐过渡到较长的社会过程——食物、衣着、居住等。布罗代尔由此强调这些过程所发生的广大地理区域。这种方法强调地理空间与历史节奏的复杂交织，对传统的事件史提出了挑战。无论是法国的布罗代尔、德国的斯宾格勒、英国的汤因比，还是20世纪初年开始出版的“剑桥三史”，其所追求的都是宏大综合叙事，但却因其本质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而遭受批评，人们转而从别的角度重新研究世界史，美国则在这一转变中逐渐掌握了世界史书写的话语权。
美国人对世界史的真正兴趣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为了说服士兵参战，有必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所继承的“西方文明”而战，因此出版了专门的教材供士兵阅读。“二战”后的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基本完成，西方世界的“文明使命”观念遭到致命打击。整个世界范围内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加深，要求人们以总体的、关联的眼光审视历史显得愈发重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年）、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1913—2004年）等史家积极构建世界史书写新模式，为世界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麦克尼尔坦言，在撰写《西方的兴起》时，他仍深受汤因比的影响，虽然注意到了一些互动的例子，却并未将关注点从各个文明的独立历史上转移开来。欧亚大陆（最终也包括非洲，然后是全球）是一个普世整体，包含所有文明和未开化的民族，并彼此互动。这一观念是极其缓慢地逐渐浮现出来的。直到他在撰写《权力的追求》（1982年）一书时，他才确信中国的商业扩张推动了公元1000年后拉丁基督教世界贸易的突飞猛进，之后他才与沃勒斯坦和邓恩（Ross E. Dunn）一样意识到，一部正确的世界史应首先关注普世世界体系的变化，然后再将各个文明内部的发展，乃至国家与民族等更小单元中的演变，纳入这一不断变化的整体格局之中加以考察。这种转向，标志着世界史书写需要“大写”、需要“互动”、需要“第三世界”正在成为一种广泛共识。
柯廷（Philip D. Curtin，1922—2009年）的非洲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便是一例。人们通常把大西洋视为一道巨大的障碍——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文化和自然层面——将“旧大陆”和“新大陆”分隔开来。但柯廷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他而言，大西洋是一座桥梁，而非鸿沟。非洲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非洲的形象，主要是在欧洲被塑造出来，以满足欧洲的需求——有时是物质需求，更常见的是智识需求……这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柯廷揭示了西方如何通过塑造非洲来构建自身，打破了非洲为外部所书写的传统，开辟了非洲史走向世界史的通道。这种批判精神影响了后来诸如法洛拉（Toyin Falola，1953年—）、库珀（Frederick Cooper，1947年—）等非洲史研究者。
再比如，美国著名的伊斯兰史家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1922—1968年），他在20世纪50、60年代也开始把伊斯兰史放在全球视角中加以审视。他提出了“作为非洲-欧亚边疆的西欧”的概念，认为：“在这个庞大的历史体系中，西欧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直到中世纪中期之前，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罗马人始终在文化上向东方看齐。即便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成就——罗马法，也与其说是‘意大利的创造’，不如说是‘地中海的创造’，尽管这一法系长期以来以拉丁语书写。直到中世纪盛期，西欧人才真正开始接近那些核心文明区域的创造性水平。十字军东征初期，在医学、化学技术等领域，西欧人相较于希腊人或阿拉伯人，仍显得粗陋无知；他们甚至还未掌握阿拉伯人所用的‘希腊火’。而到了十字军结束时，拉丁人（西欧人）才首次在大致意义上成为东方人的‘同等对手’”。这类研究大大促进了世界史研究的全面性、平等性与合理性。
“二战”后，去西方中心的历史书写还有两种潮流。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建国之初就高度重视历史学的政治功能，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服务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苏联科学院所出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旨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人类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的著作。编写这样一部著作的时间已经成熟了。历史家现在已掌握了多少世纪中所积累的大批事实材料。由于许多代学者的钻硏，历史的实际逐渐摆脱了神话和杜撰，摆脱了宗教的幻想、天真的迷误和蓄意的歪曲。先进的历史科学在研究各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和世界通史的各个时代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在历史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中，仍有不少未经解决、未经钻硏的问题，可是现在已经可以从现代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综合和概括最重要的历史科学的成就了。”该书不仅体现了苏联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独特理解，也深刻反映了其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对史学话语权的追求，是20世纪苏联学术界组织的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历史集体编撰工程之一，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前的那个充满乌托邦意味的时刻，世界主义在联合国的新国际舞台上首次亮相。在联合国运作的最初几年里，代表和官员们将世界公民身份描绘为通向永久世界和平的道路，以及人类从部落到国家、从各自的民族意识到共同社会的进步的必要步骤。“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从其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它承担着两方面的使命。一方面，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必须服务于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而这些目标从长远来看，是世界性的，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必须在最广义的层面上，促进和推动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的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推动《非洲通史》《中亚文明史》《拉丁美洲史》《加勒比通史》等项目，探索世界史叙事的新模式。这些项目推动了对西方中心历史叙事的纠偏，为跨文明对话奠定了根基，促成了人类共同文明的分享。
“二战”之后的世界，民族国家事务、国际事务与跨国事务呈现出并行或同步发展的多重历史轨迹。即便我们出于论证需要，接受“冷战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初压倒一切”的说法，也得承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跨国力量便逐渐积聚自身的动能，并最终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冷战所剩无几的跌宕起伏。即使冷战在名义上仍在继续划分世界，跨国力量却已稳步促成了一个不同的新世界。跨国史视角正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而这种意识的形成，正是过去二十年来史学领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世界史书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进入“全球史”书写阶段。全球史并不是平铺直叙世界各国的历史，而是聚焦于人类社会如何在跨区域的互动中连结、碰撞与演变。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全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20世纪后半期逐渐发展成熟，并成长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与传统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叙事不同，全球史从跨国、跨界、跨洲、跨文明等视角理解历史事件与发展进程，把人、事、物放在全球互动的网络中去思考，以联系、互动和结构的角度理解人类历史，视“联系”为核心范畴，强调多中心，关注非西方世界与边缘地区。全球史的目的在于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或“西方中心论”的局限，这是自近代以来世界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
所谓“全球化”，即社会过程从地方或区域层面向世界层面不断扩展的趋势。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是一个事实，全球史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和整体性的批判性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全球史在方法与问题意识上展现出与传统“世界史”的显著差异。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通常着眼于民族、国家、文明与宗教的发展脉络。而“全球史”强调“全球联动”“跨区域互动”“全球化过程”，不再是单纯的并列叙述；全球史不是讲“所有地区的历史”，而是探索这些地区被联系起来的过程与原因。全球史的研究时段多集中于1500年后，对全球化进程的研究是其与世界史的区别所在。全球史是联系史，犹如入江昭所说：所有历史都是“人类历史”，历史学家必须探索某一特定时刻是否存在一种“世界文化观”。联系需要采取全球比较视角，要比较就必须全面、客观、系统，自然会“打破学术历史研究对西方历史的认同，因为运用一种全球视角意味着要认真对待第三世界社会的历史”。这种方法因此赢得了广泛拥护与学术认同，诚如麦克尼尔所说：世界史是一种在学术上合法的史学研究形式，即便它并不以对原始资料的研读为基础——专题性的史学研究则通常必须那样做。1982年，“世界历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正式成立，提倡一种更加包容、联系性强、多中心的世界历史视角，旨在推动跨区域、跨文明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学会”于1990年创办了《世界历史期刊》（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亦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最早专门聚焦全球史、跨区域交流、比较文明研究等议题的学术期刊之一。
人们持续建造他们周遭的世界，这不是单纯的发现世界的过程，而是通过各种具有建构意义的活动创造“世界”。可见，人类在探索世界史书写中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构建出诸如神话历史、普世史、全球史等不同的世界史书写模式。这些成果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宝库，恰如柯廷所说：“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崛起并居于支配地位，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许多学者都从某种核心框架出发探讨这一现象，无论是以欧洲历史本身、经济史，还是世界体系为视角。每一个研究欧洲以外世界的人——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不得不正视西方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西方世界史的书写经验应当是学术史研究的重点领域。我们引进与翻译的目的，不仅是模仿与学习，更是为了研究与批判，进而实现发展与创新，为人类贡献新智识。
五、余论
讲好中国历史固然重要，讲好世界历史同样不可或缺，但尤为重要的是讲好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历史。当下首要任务是推动中国世界史学者从主体立场出发，重构世界史的叙述视角与分析框架。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很好的理论修养，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历史学实践，研究历史本体，撰写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历史作品。这就决定着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体现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以及它如何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与互鉴。如果说人们学习历史是满足精神成长的基本需求，那么学者为时代书写历史，则是国家文化发展的核心使命。历史本身不会改变，改变的是我们。每代人都必须以属于自己时代的方式，重新体验、理解并书写历史，尤其是作为共同人类经验的世界史。
人类拥有不同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并不会消失，文化差异也会永存。然而，每一种文化都在吸收越来越多的“他者”经验，并演变为全球元素。距离正在缩短，各地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正如诗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年）所说：“愿上天赐予我们这份恩典，能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由此可以想象，一个国家全球史书写能力的高度，体现着其历史话语权掌握的程度；一个国家能否提出令人信服的世界史理论与方法，标志着其历史思想的国际影响程度；一个国家世界史书写的开放程度，体现着道德的高度和仁慈的温度。因此，我们亟需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世界史书写的传统与现状，系统梳理世界史书写不同模式演进的内在逻辑与代表性成果。传统与现代、断代与通观、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普及、翻译与原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力图在此基础上梳理域外经验教训，希冀尽快构建自我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当我们回望玛雅人对世界的理解时，常觉其质朴而原始；但谁能断言，三千年后的人类不会以同样的目光审视我们当下的世界观与世界史书写？“世界”无限，对“世界”的思考亦无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