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随着海洋自身重要性的逐渐增强、海洋意识的日益提升以及海洋文明的逐步发展，海洋军事、海洋历史、海洋文化等与海洋发展息息相关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21世纪也被称为“海洋的世纪”。然而，在漫长的文学与艺术传统中，海洋本身往往被固化成为人类情感投射的客体，其作为“物质”的能动实在性被文化编码与话语象征体系遮蔽，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洋塑料垃圾涡流等人类世界景观的出现，海洋凭借强大的施事能力与生命能量以“非人类”的姿态重新进入了人类视野，宣告了传统主体诗学在处理物质现实时的失效。面对这一理论危机，应超越文化象征式的海洋符号研究，转向物质本体论的海洋诗学研究。通过引入物质转向理论视域下的“活力物质”“纠缠”等概念，解构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重构海洋作为具备内在能动性与独立运作逻辑的本体论地位，探索从意义阐释转向物质铭写的全新诗学实践，在日新月异的物质世界中重建人类与海洋的伦理联结。
文化编码：作为话语的海洋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批判继承英美新批评派思想提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是那些属于同一种形成系统的陈述集合”之后，后现代理论的发展明显出现了一个“话语转向”（the discursive turn）的趋势。福柯式话语理论认为，作为权力运作载体的话语是知识和真理生产的工具，话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权力关系下建构了知识单位、陈述主体、概念、策略等认知对象。话语理论对后现代认识论革新的贡献在于，以一种被米歇尔·福柯命名为知识型（épistémè）的关系集合颠覆了主体以语言为媒介指涉对象的模式，重新审视和分析对象的真实性和可知性，并将道场重新归置在“经验主义认识论”（empiricist epistemology）的历史视野中。由此，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现实被揭示为一个并非先验存在，而是被话语定义和建构的历史实践现场。在这样一种披露了建构性规则的话语实践中，海洋被置于宗教、政治、生物、技术、文化等视野中广泛地象征一种人类实践活动与精神想象空间，或许是由帝国主义话语建构的“畅达的全球贸易通道”和“被国家权力分割的领土”，或许是由社会治理话语建构的“人类共同遗产”和“功能性保护区”，或许是由民族意识话语建构的“海上游牧民族流动的民族志”，又或许是由科学话语建构的“生物遗传基因数据库”，等等。而在涉海主题的文艺作品中层出不穷的海洋意象，同样也是文化所赋予海洋的种种身份，海洋在自然神灵、国家领土等身份的重重迷雾中被建构成为人类文化认识与想象的投射对象。
海洋在文艺作品中的身份与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历史的变迁不断被解构与重建。在西方海洋文学历史上，存在着由神、人类、技术与自然4个象限相互共振和渗透所生成的海洋世界图景（maritime world pictures），基于“神—人类—技术—自然”这一构型背景，索伦·弗兰克（Søren Frank）在《海洋诗学史：文学与海洋现代性》一书中将西方海洋诗学表征史划分为神权中心主义（Theocentrism）、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技术中心主义（Technocentrism）和地球中心主义（Geocentrism）4个阶段。以近代以前的诗学表征为例，15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农业社会生存环境恶劣，人类因落后的生产力和贫瘠的生产资料在生存上受制于深邃莫测的海洋力量，在文化思想方面又深受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的影响，因此这一阶段的海洋被视为神本主义（Theocentrism）神圣意志的表达，象征着“无物超乎其外”（Non plus ultra）的世界神秘边界、混沌诡谲的神明栖息之地。基督教经典《圣经·旧约》中有多处描写海洋的可怕和神秘，《创世纪》篇章中描写创世前原始宇宙的景象“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识在混沌黑暗的深渊水面盘旋，不存在任何能超出海水边界的地方。《出埃及记》篇章中多次描写埃及人和兵马被神指使的海水淹没如同石头坠到深海的情境，被认为是西方海洋文学发端的古希腊英雄史诗《奥德赛》中有众多描述奥德修斯在海上与海神艰辛搏斗挣扎的场面，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长篇叙事诗《劳作与时日》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tius）的诗集《颂歌集》更直言“航海即原罪”（autical original sin），由此可以推断，“凡人英雄与神圣海洋之间的斗争，广泛成为了英雄与混沌神明间冲突的象征”，在神权思想盛行的中世纪试图理解海洋的奥秘近乎等于亵渎神明不可侵犯的神圣领域，试图探索海洋是风险巨大而后果不堪设想的。1450—1850年期间，欧洲远洋殖民扩张和地理大发现催生了西方文化根本性的“海洋转向”（oceanic turn），这一转向引发了西方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如何在一个如海洋这般以“越界”（transgression）不断挑战固有秩序的、充满“偶然性”（contingency）的空间中锚定自身生存的位置和方向，这一阶段的海洋肩负起为人类寻找栖居之地的人本主义重任，从中世纪的世界边界转换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欲望舞台、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财富宝箱。中国文学史上的海洋诗学同样多将海洋作为文化的隐喻和想象的载体，如先秦时期以《山海经》为代表的海洋创世神话，海洋孕育着中国古代先民对海洋种种自然奇观的想象与憧憬。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和航海活动的繁荣催生了开放的海洋精神，由此催生的文化自信推动了当时海洋文学的蓬勃发展，如苏轼的诗作《登州海市》，描绘海神信仰的洪迈所作《夷坚志》中的《泉州杨客》和《浮曦妃祠》，刘斧记录海上志异的《青琐高议·异鱼记》等作品都展现了当时人们对航海贸易安全的愿景与对浩瀚海洋的崇敬情怀。当代海洋文学以展现我国海洋文明发展新风貌和人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为主，将海洋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构建一片蓝色的精神海洋。如许晨的纪实文学“海洋三部曲”、蔡崇达叙写闽南沿海小镇故事的小说《命运》、林森关注海南岛以海洋人文社会变迁的作品《海里岸上》《心海图》等。
由此可见，中西文学作品以隐喻对海洋所作的诸多核心建构，例如神话与史诗中海洋的神秘与混沌之喻、宗教文学中海洋的生命与死亡之喻、航海文学中海洋的劫难与地狱之喻等，都是对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传统进行重新编码与诠释的结果，其本质是以海洋的无限、神秘、流动等性质作为激发人类主体理性的对象，并促使人类主体主动为海洋赋予意义的意识活动，海洋作为沉默的他者只有在人类主体的意志、需求投射其上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这即是以主客二元论为核心的思维模式，预设了表征与被表征之物的二元分离，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语境下，其目的是人类出于“自我捍卫”（Selbsterhaltung）而控制和支配从外在自然延伸到社会及人自身的客体。而在所有事物都视为可被统治的普遍物化（Verdinglichung）逻辑框架之下，海洋即是人类主体理想的工具理性载体，从外部世界中被残忍切割并询唤到人类话语世界以兑现与人类主体间交往的有效性（Geltung）要求，最终成为文艺史上被动、沉默的海洋母题，其文化源头有迹可循且历史脉络清晰可辨，被用以承载人类的精神、道德和社会观念。
然而，将对象化、客体化、工具化的海洋视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与特殊集体文化的隐喻，虽然能够唤起连接人类文化、情感和历史的美学传统，却很有可能忽视了海洋本身作为物质其内在的价值、活力与能动性，“海洋虽然成为了被凝视甚至被赞美的对象，但它作为实际的生产和交流场所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海洋因此沦为了一个能够被轻易解构的编码，一种在拉图尔意义上被人类在与其交往过程中“折叠”（fold）到自身内部的纯粹符号属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仅仅作为被表征与被赋予意义的对象存在，它本身所独具的、物质的历史却被忽略了。乔治·马里亚尼（Giorgio Mariani）在《〈白鲸〉与美国研究中的“海洋转向”》中借助后现代理论资源，试图揭示海洋隐喻背后的不合理的矛盾建构。马里亚尼认为，《白鲸》文本中叙述者以实玛利讲述的海洋既被视为一个存在于社会之外、无法被控制的野生自然空间，同时又无法摆脱将海洋领土化的人类欲望。小说中呈现的这种海洋观念还与当代全球海洋政治息息相关，马里亚尼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中的“专属经济区”制度实质上继承并强化了《白鲸》中南塔克特人的海洋霸权野心，这意味着当代海洋研究延续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单一民族国家叙事视角而同样视《白鲸》为美国社会的缩影，当代海洋政治也将殖民逻辑从陆地扩张到了海洋。尽管马里亚尼揭示了海洋在历史和意识形态上如何被建构、挑战了将海洋视为自由意志隐喻的简单化叙事，但他与他所借助的理论一样，仍然使建构的问题聚焦在符号、叙事和意识形态等“语言转向”带来的意义系统上，海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隐喻的表面被话语书写，仍然是“与新兴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海洋霸权建构相重叠又有所偏离之地”。
内在能动：物导向视野下海洋的本体论重构
针对海洋研究过度隐喻化的研究现状及其背后隐含的象征主义倾向，海斯特·布鲁姆（Hester Blum）提出了“海洋不是一种隐喻”的宣言，菲利普·斯坦伯格（Philip E. Steinberg）也主张将海洋的流动性、导声性等物理特性视为构成海洋集合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呼吁以海洋为本体重新构建关于海洋历史、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方法和价值理解。这不仅将海洋研究的话题场域重新带回了自启蒙时期以来逐步奠定近代哲学理论基础的经验形而上学问题当中，也彰显了后结构主义之后“从主体性、认识论和话语（subjectivity，epistemology，and discourse）转移至客体性、本体论和物（objectivity，ontology，and material things）”的理论批评转向。
后结构主义者讨论语言、知识和权力等话题，旨在揭示其背后掩盖的总体性结构（total structure）暴力，如德里达对语言稳定性做出的延异（différance）批判，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真实与符号关系的诘问，以及拉康以分裂主体（split subject）对结构无意识发出的质疑等，这一系列的思考已经隐含着对种种二元对立思维以及人类是唯一主体观念的颠覆。米歇尔·福柯将现代主体和权力问题纳入书写和建构历史过程当中的研究路径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一路径反思的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大多数哲学家都将“主体与意识等同起来”的哲学迷思，瓦解了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始直至尼采“上帝已死”都始终占有至高特权的先验主体。在先验主体失去其中心与权威之后，长久以来在人类认知中居于被动、边缘、沉默的“物”掀起了一场本体论革命。阿多诺认为“自然界不单是存在物……大自然并非存在于美的维度之中”并借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联性论述“自然美不可复制”，发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为自然的自在状态保留其本体论地位的先声，昭示以主客体关系为核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衰竭。德勒兹的内在性哲学则是从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向后人类主义的活力本体论过渡的理论桥梁，他以“欲望机器”（Desiring-Machines）概念批判精神分析将欲望戏剧化和表征化的倾向，提出“装置”（dispositif）、“块茎”（rhizome）、“事件”（event）等概念作为话语秩序的替代模型用以描述异质元素间动态的连接和生成过程，描摹了一个外在于人类而潜力无限的物质宇宙。到21世纪新物质主义理论思潮兴起，以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能动现实主义”（agential realism）观念为代表的“衍射物质主义”（immaterialism），以及以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观念为代表的“非物质主义”（immaterialism），各自成为思考人与物质世界间复杂关系的两条批评进路，凭借对一种非人的、有自主动能和生产力的、动态活跃的物质力量的关注与强调，新物质主义理论不仅清扫了后现代以来语言转向、文化建构论带来的认识论思想沉疴，还试图更彻底地动摇传统科学哲学语境中以人类为中心、以物为客体的本体论根基，为主体性问题、知识的生产、人类与非人类伦理关系等新时代命题寻找理论出口。
于是，在二元论思维逐渐消解的基础上，我们对于物的理解范式发生了巨大迁移，关于物本体的问题也迎来了根本性的思考转向：“物的界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从实指性界定到述行性界定，二是从实体性界定到关系性界定。”新物质主义的核心理论家之一凯伦·巴拉德对“物质应如何被界定，物质又何以成为物质”的问题作出了总结性的回答：“物质并非一种固定的本质；相反，物质是在其内互动（intra-action）中生成的物体实质（substance），它不是一种事物（thing），而是一种行动（doing），一种施事性（agency）的凝聚。”继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之后，巴拉德也将展演性（performativity）视为一种替代表征论的方案并进一步将其推进到重构物质本体论的工作当中，她认为展演性作为一种物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展示了物质世界自身的动态过程，物质不是一种话语行为的产物也并非在固定属性中获得意义，其意义与身份需要现象（phenomena）经由具体的施事性内互动（agential intra-action）生成并最终表达出来。此外，凯伦·巴拉德明确提出关系性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强调物质并非独立自足的先在实体，而是在现象中通过特定的内互动涌现而出的非先在关系项，因此物质的边界、属性、意义都需要在动态关系中确定下来，这也为物质在与人类的交往互动中显现自身的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方法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凯伦·巴拉德类似，简·本内特（Jane Bennett）承袭自德勒兹用于描述事件空间及其结构类型的聚合体（assemblage）、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强调人类与非人类共生关系的赛博格（Cyborg）和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等概念，都以极具过程哲学和关系哲学色彩的理念，反映出从传统的描述现实转移到实践、行动、互动上的当代物质理论思潮，挑战了主客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和被动物质观。
海洋是实践这一物质理论转向的理想场域。托马斯·内尔（Thomas Nail）在《海洋唯物主义》（“Marine Materialism”）一文中明确拒绝将海洋视为人类知识的隐喻、类比或者转喻，以及将人类视为世界的旁观者或隐喻性模仿者的观念，他转而提出“迭代”（iteration）的概念试图构建一个以海洋为中心的本体论—认识论框架，论述世界的物质原初模型以及人类是物质世界自我展演、认知的一种迭代形式，从而揭示人类认知活动的物质（material）和展演（performative）特性。如果说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操演理论作为消解主体的工具所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塑造了自然的身体，那么托马斯·内尔的世界展演关注的则是自然作为物质过程如何通过身体来思考自身，托马斯·内尔借助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1920年的诗歌作品《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将“太阳掠过海面”这一抽象的海洋戏剧（marine drama）分解为具体的、可分析的水（波浪的生成与破碎）、风（风的节奏与搏动）、土（固态与液态间的地质循环）、火（正午太阳的运动）4种物质性要素和动态过程，并将它们一一对应到人类认知的特征上，4种要素分别迭代成为人类认知中的“感觉与个体性的生成”“思维的节奏与结构”“认知的生成与消散”和“对抽象概念的虚构”。托马斯·内尔将人类认知中最抽象并最引以为豪的部分，如形成概念、追求永恒等，都反向迭代成为一种身体的、物质性的、具有转化规律的展演，而这套展演行为的原初剧本就是太阳与海洋进行相对运动产生的海洋戏剧：“水、海洋、雨等水文现象并非发生或作用于在地球上的现象，水本身就是地球，水文现象完全内在于地质学……正如氢氧元素经火山作用减压时会从晶态转变为液态，表面与深度之间、矿物与水之间，或地球、海洋与天空之间，没有本体论上的区分。因此，正是‘大海！大海！’的周期性重复促使在正午阳光下转瞬即逝的、看似静态的离散状态得以显现，海洋即是地球物质过程的直接体现。诗歌重复‘大海！’以呈现迭代，诗意的重复不仅是对语音的重复，更是对海洋行为的迭复。”这样的迭代强调的是同一模式或过程在不同尺度（scale）或组织层次上的重复性展开，类似于德勒兹意义上的差异与重复，这种重复不是机械地重复，而是每一次都带有适应其自身尺度的独特差异方式来执行原初剧本的重复，由此，托马斯·内尔将世界定义为一个以海洋戏剧为原初模型的、多尺度的、持续迭代的物质性行动过程，并将人类的认识行为定义为海洋物质运动过程在人类尺度或者说层级上的迭代与重演。人类的认识活动不再是对世界的纯粹表征，知识与真理也不再是抽象的、静态的，而是物质世界中一种动态的、由展演迭代而来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如同水、风、土、火的循环般具有周期规律。这样一来，海洋成为构成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基础结构，不仅是物理实体的存在，也不是只在人类已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论中增加一个名为海洋的主题，而是以海洋自身衍生出的行为生成逻辑重写了这些哲学的基本范畴——在这样的视野下，本体论不再关于存在是什么而是关于存在如何运动，认识论从传统的表征走向一种物质性的展演和实践，存在也不再是超越自然而是源自并深嵌于地球的海洋物质过程。为了避免陷入新神秘主义和传统精神分析的漩涡，托马斯·内尔强调海洋戏剧迭代的生成逻辑并不是诗意的类比，而是能够扩展到宏大宇宙层面的哲学宇宙学（cosmologie philosophique）基础视角：“我们的太阳和其它恒星一样，都停泊在虚空的深渊中。”地球上发生的太阳和海洋之间的运动，同样也只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恒星—虚空”间关系的一种局部迭代，而人类作为地球自然的产物，其认知自然的行为是内在于地球的海洋戏剧迭代当中的，德尔斐神谕、密涅瓦神话、弗洛伊德描述的宗教所追求的“海洋般的合一感”（oceanic oneness）都已经证明，不存在一个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或“上帝”，所有的存在和知识都内在于宇宙的、非人类的、展演性的物质过程中，人类早已无意识地感知到正是这样的物质过程塑造了自身的认知结构与范畴。斯坦博格（Philip Steinberg）提出了“湿本体论”的观念，认为海洋以冰、雾、气等多种物质状态，气味、声音、味道等感官体验和想象性存在方式持续渗透并重构人类对空间、物质与存在的理解，尤其强调海洋是多态、多尺度、多感官的扩展性存在，是一个不断转化、混合且超越自身纯粹性的物质系统。关于海洋乃至水的物质性生成问题，阿斯特里达·奈伊玛尼斯（Astrida Neimanis）在《水体》（Bodies of Water）中的思考更为深刻，她提出人类的身体是物质的水体与水作为概念形象交织构成的，人类在此意义上与动植物、雨水、海洋等水体相互依存、相互构成。
托马斯·内尔和奈伊玛尼斯的论述带有十分鲜明的新物质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现象学的理论色彩，两者实际上都是以海洋作为物质的生产性角色为起点，赋予海洋能动性、历史性和构成性地位，从而将海洋从被动、沉默的背景中解放出来的理论成果，对物质、话语、能动性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哲学重构。这种重构是一次重塑海洋物质本体论的深层次尝试，而重塑物质本体论是为了应对赋予物质灵性、精神乃至生命所可能导致的“弱泛心论”（weak panpsychism）或“陆生泛灵论”（terrestrial animism）困境，本内特认为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她在《活力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中指出，传统批判理论的祛魅方法虽然意识到了去神秘化的必要性，但总是将物的表象还原为被掩盖的人类关系、意图或者权力，而这种将所有政治能动性都简化归结于人类所属的做法反而强化了其原本想挑战的人类中心权威，忽视了“物质所具有的活力状态”。另外，正如巴拉德所说，“与传统人文主义的思路不同，（物质）能动性与人类的意向性或主体性并不相契”，如果只是将人类意义上的主体地位简单地平移到物质身上，且将物质的力量与潜能视为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投射，与忽视物质自身活力同样都是在本体论层面对物质力量及其历史的遮蔽。为了应对这种局限，理论家们纷纷呼吁一种反本质主义、反还原论的方法，不再将对立和分裂视为物质本体论的基点，本内特主张一种积极的、感性的替代方案，不将物的力量还原为另一种类似精神或者人类意图的东西而是将其作为原始现象予以平坦的承认和描述，拉图尔（Bruno Latour）以“非还原性”（irreducibility）反驳现代人对实体和非人造真理的自我欺骗式追求，哈曼（Graham Harman）也通过重新定义客体的方式批判仅以其构成成分或者结果影响来界定物质的“双重还原”（duomining），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则提出“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s）更彻底地拒绝人类的主体性特权并批判编码社会的思维和模式。
这样一来，实践了本体论革命的物质不再是传统哲学观中被动的、被话语象征的、沉默的客体之物，而是“具有内在性、能动性、自创性的活力之物、能量之物、生成之物”。在这条清晰线索的勾勒下，物质转向尝试对20世纪语言学转向过度扩张的现象作出回应，试图挑战以人类为中心的实体论、机械的二元论以及反思传统本质主义，同时，当代思想理论的批评模型和人类生存的时代命题导向了动能、生成、关系与非人类中心的领域，要求我们不仅关注物质如何被言说，更要关注物质自身如何施事。而“海洋戏剧”“湿本体”“水体”等概念乃至海洋物性观念的提出，体现了海洋在物质转向理论版图中作为极具生产性的理论模型的优势，海洋天然就是一种无法被划界的、流动的、彻底异质的物质存在，具有显化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物与现象之间关系脉络的理想条件。
转译、纠缠与关怀：海洋物质诗学实践
挣脱了隐喻话语的牢笼，完成了对海洋物质性本体论的重构，海洋以其自身的能量和历史拒绝了符号的驯服，切实让我们与一个尊重物质自主性的理论起点相遇了。海洋成为与人类共生的能动实在（agential realism），但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齐泽克未完成的追问：物质现实的“裂隙”（fissure）究竟是如何涌现的？——当海洋终于不再仅仅作为象征的载体，而是作为海平面上升的物理现实，作为万千深海生物的栖居地，作为塑料垃圾全球流浪的推手，海洋在与人类共同生活和交往的环境下，究竟凭借着何种底层物质秩序完成了怎样的自身书写？
这个问题直面的是海洋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在探寻不同尺度上动态实践过程之间的关系。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 Landa）将德勒兹用以强调异质元素间复杂动态连接状态的“装配”（agencement）概念应用到具体的历史社会形态分析当中，形成了极具历史唯物主义色彩的“层级结构”（hierarchy）和“网状结构”（meshwork）模型，前者指的是将物质和能量强行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分类（sorting）和编码（coding）的机制，后者对应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表示异质元素在相互作用中自发生成的机制。在此意义上，海洋基于自身物理、化学、生物等法则的客观运作逻辑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网状系统，而人类文明试图通过均质（homogenization）与整合（consolidation）的形态发生学方式将海洋分层（stratify）为层级结构并深度掌控海洋，尽管这是海洋与人类间传统关系的根本张力，但这对海洋而言则是一种领土化无边界海洋、固化流动性海洋的反直觉暴力过程。然而，海洋的物质—话语实践本身天然具有反推的能量，如海水腐蚀船体对人类划定航道行为的反抗，洋流蕴含规律又充满变数的运动对人类划定无塑料污染物安全区的反抗等，人类世这些以海洋生态危机形式带来的预警便是鲜明的例证。需要承认的是，正是在这般控制与反抗、冲突与对话的生成关系中，人类与海洋共同被纳入“物的模仿律”中形成了纠缠（entanglement）互渗的深度联结，共享同一套世界运行的基本假设，而海洋物质诗学的任务就是充分认识海洋本体的物质能动，捕捉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去层级化”（destratification）野蛮生长瞬间，从而应对传统诗学的客体框架面对海洋能动力量与人类实践活动并进时展露的局限。
由于人类在水下不能呼吸，海洋基于物理、生物、化学等底层秩序的原始数据对人类感官而言是无法直接对话的，因此物质诗学实践若要使海洋在不回避主体性问题的前提下自由地在场，其首要任务是重建一套认识论的框架从而彻底地解放海洋，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界面”（interface）的重要性。梅洛迪·朱（Melody Jue）提出了一种潜水式的人文学科方法论：“潜水并非一种视觉层面的阅读诠释学，而是要求我们思考本体感觉与界面之间的关系——感知身体如何响应那些使水下沉浸成为可能的空气技术，从而产生一种与时间相关的感性认识论。”尽管梅洛迪更关注浮力调整器、压力表等潜水装备在人类介入海洋方面的独特作用，但她提示了技术中介在融汇人类与海洋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与物质导向海洋本体论的诞生类似，数字技术发展衍生的数码物（digital object）作为新时代的媒介表达与工业成果，基于自身从模拟到数字技术的演进、数据的结构化描述、对人类世界带来的改造关系等秩序，同样迎来了一场物质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的全面革新。许煜在《论数码物的存在》中论述，数码物并非康德意义上的经验客体或者胡塞尔意义上的直觉客体，而是在逻辑、关系和数据所经历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过程中获得自身存在的特殊物质，尤其在机器内部，作为对象的数码物因能够产生因果互动而具有物质实存：“在机器中，这是不可否认的。它们不仅是概念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可以计算并交互。”数码物的诞生在文艺领域催生了新的审美范式，这套审美范式与物质导向的海洋本体论共享物质互动、世界动态生成、人类与非人类纠缠联结的逻辑秩序，因此，数码物成为沟通人类与海洋的理想界面，数媒时代以代码、传感器、数据流等数码物为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率先捕捉到了海洋身上的活力与生命，将海洋本身的物理活动进行了一场从数据到感知的物性转译。
热衷于数字技术创作的哥伦比亚艺术家菲托·萨格雷拉（Fito Segrera）创作的装置艺术《实时 海浪 转译》（Realtime Wave Transcoder）彰显了这种无形的海洋力量。这件作品依托代码转换技术和跨媒介表达的机制，通过网络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也即API）实时、随机地提取全球海域传感器收集到的海浪高度、潮汐周期等监测数据，将监测到的数据流转译成金属小球在圆盘装置上滑动的特定频率，以求模拟海浪的声音与建构海洋原型在场的海洋叙事空间。土耳其裔美国媒体艺术家雷菲克·阿纳多尔（Refik Anadol）同样醉心于转译海洋原始数据的智媒艺术探索，呈现了许多以海洋环境及海洋生物为主角的艺术作品，如动态数据雕塑《人工现实：珊瑚》（Artif icial Realities：Coral）和《黑海》（Black Sea），人工智能数据绘画作品《太平洋》（Pacif ic Ocean）等，在长宽12米的LED媒体墙上，雷菲克·阿纳多尔用人工智能创作的数据雕塑《博斯普鲁斯》（Bosporus）对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每30分钟被高频雷达收集一次、长达30天的海面活动数据进行了诗意的粒子动态可视化展示。与视觉上的数码转译不同，挪威声景艺术家雅娜·文德伦（Jana Winderen）关注的是深海、冰层或者人耳捕捉不到的声音频率范围等人类在听觉上难以进入的声觉环境。她展出的多个声音装置作品如《来自水下边缘的呼唤》（Call from the Edge：Underwater）、《邂逅水下原住民》（Meet the Locals：Underwater）、《聆听水下的艺术》（The Art of Listening：Under Water）等，借助水下麦克风、实时水听器等技术媒介转录了特定海域水下鱼类、甲壳类动物、珊瑚礁等寻常难以触及的隐秘之声，在多个声道和水听器的翻译下，在震动、频率的波长之中，海洋自身的物理秩序和生物活动形成了一个非人世界的社群，也构成了人类感知世界的喧闹声景。这些对海洋非人书写的媒介转译将传统科学技术层面的数据转译拓展为一种感知重构和空间诗学的生成过程，不再是用油彩、音阶模拟海浪的光影声韵，而是让海洋的数据流在运算中自行完成物质化过程，驱动粒子运动使海洋在现象中附身于光学、声学的技术媒介而重获无器官的身体，将远在千里之外的海洋动态原型转写为人类能够感知的视听体验，鲜明呈现了海洋物性在人类感官世界中实时在场的具身化展演，而艺术家在这场海洋物质诗学实践中的任务，就是建构各种界面，让我们得以进入海洋在场的物性世界。
数码物对海洋非人书写的转译通过技术媒介让我们感受到了海洋的内在能动，但海洋的物性并非只在认识论层面上借由技术转译视听感观而在场，更体现在本体论层面上与人类产生的深刻肉身纠缠与联结。毛里齐亚·博斯卡格利（Maurizia Boscagli）通过区分“物品”（objects）与“东西”（stuff）两个概念论述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纠缠关系：“由人与物之间重新定义的关系所确立的物质性概念，……我称之为东西（stuff），这是一种与人类密不可分地产生出来的、具有可塑性与转化潜力的物质。”被博斯卡格利称为“东西”的新概念物质是从客体形式中挣脱出来的物品，一如发芽的土豆、枯萎的鲜花、侵蚀礁石的海浪等，正是因为它持续在流动的、不稳定的、打破形式的事件当中投诸对人类的反作用力，所以人与物双方始终处于相互纠缠的关系当中，也即唐娜·哈拉维援引生物学概念提出的“共生功能体”（holobiont）。而斯黛茜·阿莱莫（Stacy Alaimo）提出的“跨身体性”（trans-corporeality）补充说明了双方纠缠的方式：“跨身体性坚持认为人类始终是物质世界中混乱、偶然且不断涌现的混合体的一部分”，也即承认人类与非人类两者都是“东西”的一部分，海洋与人类的纠缠并非入侵和破坏，而是原始意义上物质的回归。因此，海洋物质诗学的实践也没有止步于电子屏幕与扬声器，它以一种隐秘、激进却势不可挡的事实原则，跨越技术中介实现了人类与海洋身体相互渗透、相互确认的无边界纠缠。
英国雕塑艺术家杰森·德卡莱斯·泰勒（Jason deCaires Taylor）开创的水下博物馆邀请海洋的生物群落、盐度、水深和洋流参与了一场旷世的人—海合作艺术探索。杰森·德卡莱斯·泰勒采用pH值为中性而对环境敏感的材料塑造雕塑素坯并将其沉入海底，接下来漫长的岁月里，珊瑚、甲壳生物、藻类植物沉积在雕塑上恣意生长，洋流重新削刻雕塑表面的沉积物、线条与光影，海盐和微生物持续腐蚀和降解雕塑的里里外外，海水中悬浮颗粒对阳光的模糊折射更为这和谐的海底生态社群罩上了一层深邃的朦胧之美。属于人类社会的房屋、钢琴、餐碟雕塑不再是人类陆地叙事的复制品，它们在海洋的再创作中获得新生转化为了海洋系统中的构件，而海洋在这个过程中也完成了自身的反拟人叙事。在呈现海洋强大的施事能力方面，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鸦片”三部曲《罂粟海》（Sea of Poppies）、《烟河》（River of Smoke）、《烈火洪流》（Flood of Fire）等多部小说都展现出了极大的魅力，尤其是作品《饿潮》（The Hungry Tide）全方位地展示了海洋在人类生命活动与文学叙事方面的强大动能。《饿潮》的故事发生在具有季风性气候的“潮乡”孙德尔本斯群岛上，星罗棋布的岛屿、崎岖密集的水道、绵延百里的红树林等这些换到其他地方都需要漫长时光形成的海洋景观，在潮水的故乡里，它们的生灭只在潮水狂暴席卷的须臾之间。吞噬一切的海洋活动并非背景，它成为小说中几乎所有情节发展的动因，学者皮娅追寻海豚时从冲锋艇上掉落到泥泞的河里并非意外，是因为海平面上升导致河网错综复杂难以预测。皮娅来到海豚聚集地也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听从了聚集地另一种长住居民、向导弗吉尔维持生计的手段——螃蟹的指引：“螃蟹主宰着皮娅命运的潮汐。”海洋活动还决定了小说的叙事内容，“潮乡”当地居民的生计、迁移、社会结构的规律都需要顺应而非征服海洋；决定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渔猎、建造新庇护所、寻找海豚、躲避风暴等几乎所有情节里，人们都是在意外与焦虑中等待着海洋发出引信的。类似的情节在中国台湾作家夏曼·蓝波安的《天空的眼睛》《冷海深情》《老海人》《航海家的脸》等作品中也有体现，黑潮的到来让当地居民整个部落的祭祀和社会运作停摆，传统渔船拼板舟作为渔民身体在海上的延伸其建造也需要用身体感受木材的纹理。另外，不同地域间海洋文学作品的海洋意识、叙写内容与美学风格之间的区别，也反映了海洋物性对人类叙事逻辑的影响。与《饿潮》描述的季风性风暴不同，大西洋和太平洋开放而广阔的海面、深邃神秘的海底所孕育的海洋文学没有焦虑的等待，却有俯仰天地只觉沧海一粟的虚空与宁静，美国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Moby Dick）、苏格兰的巴兰坦（Robert Michael Ballantyne）的《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等作品刻画的海洋与生活是开放的、安静的、纯粹的，到了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海洋又换上了一副漠然旁观的刽子手行头，北极海域千年不化的极寒冰层、冻结的航道上寸步难行的破冰船催生了被隔离的伦理空间、凝滞的社会关系，所以被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怪物孑然徘徊于茫茫极地，其所作所为也难被常人容纳。面对具有强大施事能力的物质性海洋，文学艺术交出了物质性言说与行动的观察报告，其中消解了主体与客体、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边界，海洋的盐度、洋流、深度、风暴等物性特质决定了何种故事将被讲述，塑造了沿海居民的时空感、风险意识、社会组织和宇宙观念，而人类的生产实践决定了自身在各式的海洋叙事中将会成为何种角色。由此可见，海洋与人类都是具有施事能力的叙事讲述者，两者同为世界叙事的共历者，彼此间纠缠互渗，亲密无间。
最后，海洋与人类在技术中介下的认识论在场以及本体论上的跨身性物质渗透，并不仅仅是一种新时代的浪漫主义幻想，当我们承认潮汐涨落与人类呼吸之间具有尺度迭代的互通之处，又认识到了海洋与人类唇齿相依的意义时，就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生态伦理问题。海洋并非被动的承受者，而是一个具有反馈能力的能量庞大的生命系统，人类对海洋的每一次干预都会通过层层延宕的方式重新回归和影响人类生存的根基，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哈拉维、阿莱莫等理论家都认为，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20世纪晚期人类、非人类与世界都已经开始普遍处在毒性身体（toxic body）当中：“如今人体内已经被检测出了空气、水体和土壤所含有的化学物质，我们身体的化学构成正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恰恰反映出日常环境的变化……环境中的毒素问题如今已与我们体内的毒素问题密不可分。”而且，这种负面的影响正随着陆源排污、邮轮溢油等生态破坏事件的持续发生而不断扩大，海洋正在成为蒂姆·莫顿（Timothy Morton）所说将使人类社会变得伪善、意志软弱和残缺（hypocrisy，weakness，lameness）而人类却难以把握的“超物体”（hyperobjects）。海洋与人类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传递拉响了现代人类社会海洋生态危机的蓝色预警，面对当下的危机我们不能忽视扁平本体论（f lat ontology）导致的权责不对称和价值判断缺失，因此，海洋物质诗学实践的关键任务是关注人类与海洋生态关系的物质纠缠网络，在文本中合理地重新分配责任，构建互动性物质世界的责任伦理与应对策略，“一种跨身体伦理学要求我们设法在物质、经济和文化等地处要害却积习难改的体系中寻找新的出路”，这也是海洋物质诗学自觉从美学走向现实伦理批判的责任担当。
因洋流运动而聚集在一起形成环流或者涡旋（trash vortex）的海上塑料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为生态循环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但这并不是海洋自发造成的自然现象，其背后隐匿着人类技术物勾连的政治经济结构，海洋物质诗学应该意识到这被遮蔽的工业—消费—海洋垃圾链条中的人类责任。当代实验诗歌试图通过创新独特的形式策略介入海洋生态危机的伦理反思，如加拿大诗人史蒂芬·柯林斯（Stephen Collis）的作品《塑料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lastic）模仿化学聚合物分子链的结构，通过链条的隐喻将化学分子结构、塑料物体、死去的海龟身体、人类社会以及世界的尺度串联成一张生态关系网，揭示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普遍性干预。另一位加拿大诗人亚当·狄金森（Adam Dickinson）的诗集《聚合物》（The Polymers）以关注海洋塑料的诗歌《问候》（Hail）为开篇，诗集的整体布局模仿塑料的分子式结构，每一个诗节和诗歌标题分别对应一种常见塑料原料和相应原料分子结构中的一个特定原子，这种将化学组织原则转化为诗学组织原则的文本形式，本身就蕴含着对海洋塑料如何影响人类及其他生物的自觉思考。
与诗歌对语言层面的关注不同，美国环保艺术家克里斯·乔丹（Chris Jordan）的系列摄影作品《中途岛——来自环流的信》（Midway-Message from the Gyre）关注了北太平洋中途岛上信天翁鸟群的事实惨剧，打火机、瓶盖、牙刷柄等塑料完好无损地躺在肉身消弭的信天翁体内，人类社会生产的塑料物置换了信天翁的骨骼，这并非自然现象或者人海温情的共生，而是背后从商品变成垃圾的物质谱系对血肉的寄生。广东作家陈楸帆的小说《荒潮》将人类物质文明的消极影响集中展现在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名叫硅屿的垃圾岛上，海洋在小说中既是被掠夺、污染的生态资源也是被迫输送资源的管道和平台，镀着油膜虹彩的废水潭、塑料燃烧的臭味和泛着白色泡沫的黑色海水……小说用最残酷的物质证据展示了最触目惊心的现实伦理。中国台湾作家吴明益的小说《复眼人》中直接将太平洋垃圾涡流塑造成一个复仇的恶魔，不仅关注海洋垃圾与人类身体跨身体的毒性纠缠：“小小的塑胶分子的作用就像海绵，会吸住许多流到海洋的人造危险化学物质如碳氢化合物及DDT。接下来那些东西会进入食物链……人类垃圾进入海洋，再进入海洋动物体内，最后则重现于人类的餐盘。”更通过描写垃圾涡流撞击瓦忧瓦忧岛造成的灾难事件揭示了消费主义沉痛的物质性代价。巍巍然耸立在海上的垃圾涡旋不是等待人类去审美的壮观风景，而是人类欲望建成的“第八大陆”，当大海无法用语言诉说苦难时，物质诗学通过描写海洋中的物质状态替海洋及其自身的系统完成了创伤控诉。
除了海洋能量的反馈，海洋自身的非人类生命体验为人类带来的生存焦虑同样挑战着人类中心的感知与伦理框架，重庆作家韩松的科幻小说《红色海洋》将海洋塑造成匮乏和残酷的物质环境，将人类异化为退居到海洋中生活的水栖人，试图引起我们对后人类本体论问题的伦理审视。而河南作家王晋康的科幻小说《海人》回应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新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伦理冲突，给出了退行大海、融合大海、更新人类生态逻辑的积极方案。两部小说思考的是科幻世界“旧人类”与“新海洋”之间的潜在冲突，展示了一种容纳矛盾的认识方式，也即哈拉维和巴拉德推崇的“衍射”（diffraction）模式，布兰登·琼斯（Brandon Jones）分析水母在人类世界海洋中的生态矛盾性时将其概括为“允许不同的知识模式、存在方式和伦理立场相互干涉，在不消除矛盾的前提下，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容纳威胁与共生的多物种共存伦理”。承认物种多样性和纠缠互渗的伦理规范，意味着伦理的关怀不能只针对人类或非人类海洋中的任何一方，还需考虑整个生态关系的纠缠网络，最终实现和谐的生态伦理愿景。
海洋物质诗学通过对海洋文化编码解构与内在能动的建构，完成了从文化象征向非人书写核心的理论跨越，当海洋不再是沉默的文化符号而是具有本体论尊严的活力物质时，它成为和人类并肩奋斗而紧密纠缠的世界叙事者与亲历者。在这样的本体论建构与诗学实践中，人类的身份也已经完成了隐秘的转变，从原本的见证者、书写者、创作者转化成为如今的对话者、转译者、策展人。承认海洋的物质能动性并非激进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为了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人类世寻找一种能让宇宙万物和谐共生的可行路径，这也是海洋物质诗学超越纯粹美学范畴的独特所在。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