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根本思路在于从本体论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三大关键词的实质内涵：它们都将关注点集中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等事务上，同时要确立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行为机理。事实上，经济学说和理论逻辑只有嵌入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之中，才可以经得起现实和理论这两大问题意识的检验，才可以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这两大层次进行推进和成熟。同时，只有真正搞清楚了人们的行为机理以及行为互动所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才可以寻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补共进的内在机制，进而才可以实现市场竞争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由此才可以构建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正因如此，这三大关键词根本上也就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问题，只有通透理解这些元问题才能构建出普遍性的学说体系而不为各种社会具象所迷惑。
一、引言
一般地，好的社会科学学说体系必须具有坚实的微观逻辑基础，它源于日用人伦而又超越经验层次，由此塑造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质要求。相应地，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说体系就必然根基于这样两大问题意识：（1）理论问题意识，它强调理论体系必须具有自成一体的逻辑关系，因而注重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2）现实问题意识，它强调理论必须来自经验事实且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以及指导日常生活，因而体现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同时，这两大问题意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一方面，通常是由现实经验与理论推导的不一致带来对理论的反思并由此严密化逻辑；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思辨逻辑的考问不断优化理论体系并由此重新解读社会现实。此外，受这两大问题意识的促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审视一个具体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和逻辑关系，由此来不断提高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
基于这两大问题意识展开审视，我们就可以且需要深层次地洞察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一方面，在理论问题上，它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假设并运用严格的数理逻辑进行推理，这明显地忽视了行为逻辑与数理逻辑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在现实问题上，它基于严格的形式逻辑来获取分析结论并应用于现实，这明显地忽视了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不一致。为此，在过去几年里，笔者基于严格的学理性系统地审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供求均衡价格、最大化原理、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萨伊定律、劳动负效用论、资源稀缺性假说、时间偏好利息说、收益流贴现资本价值说、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科斯中性定理、比较优势原理、帕累托优进理论、社会总效率理论、显示性偏好理论、消费者主权理论、现代租金理论等。进而，基于这两大问题意识的不断追问，我们就深刻揭示出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如果现代主流经济学没有根本性缺陷，能够经得起两大问题意识的检验，又何须费力地探寻中国经济学范式呢？
由此，我们就可以清醒地理解探究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而积极探寻适合当前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学范式。这意味着，有效探索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一条基本路径就是沿着现实问题意识和理论问题意识这两大维度展开。正因如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就需要思考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学所面对的两大问题意识？从本体论上讲，这就需要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个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刻理解和认识这三大关键词的真正内涵。这三大关键词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现实问题意识，由此确定公共领域这一基本研究对象及其特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理论问题意识，由此导向公共领域中社会事务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思维。
最后，对这三大关键词的理解实质上也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问题，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元问题就主要体现它的研究对象、主要议题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上。一般地，只有对这些元问题有深入而通透的辨识和理解，我们才不至于为各种具象性制度安排、各种经验性的成败案例以及各种计算性的数据关系而遮蔽，才可以深入表象背后去探究普遍性的基础理论。这意味着，对这三大关键词的深刻解析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性基础：一方面，这有助于搞清楚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应然”特征，进而充分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洞察当前中国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进而避免为中国社会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现状所迷惑和困扰。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的系统剖析，本章对三大关键词的解析就为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和范式奠定了根本的逻辑基础和框架体系。
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
要从“中国特色”一词上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根基，根本上就在于紧扣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两大意识，而这又集中体现在所关注的社会基本问题及其行为机理基础这两大方面。其逻辑在于：一方面，理论问题意识强调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这一逻辑又集中体现为微观层面的行为逻辑，就此而言，经济理论就应该以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为基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意识则强调理论推断与现实经验的一致性，这些经验事实又集中体现为当前社会经济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此而言，经济理论致力于关注和解决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应该突出体现在这样两方面。一方面，理论问题意识要求对中西文化展开系统的梳理和比较，进而辨识和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高次元精神，由此不仅要揭示儒家对理想社会的认知和追求，而且还要提炼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所诉诸的认知思维和行为机理。就此而言，可以诉诸行为实验以及行为经济学展开更细微的辨析，由此来为中国经济学范式提供微观行为基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意识则要求关注当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广泛议题（如城乡统筹、土地制度、产权改革、产业发展、国际贸易、财政金融、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价格规制等），进而洞察和辨识这些社会性议题的公共性质，由此来探寻适用于公共事务的研究方法。就此而言，需要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进行深层剖析，由此来为中国经济学范式提供经验事实支持。也就是说，为构建真正“知成一体”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提炼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和探寻公共领域的研究方法应该成为两大基本切入点。
首先，就理论问题意识而言，之所以需要提炼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关键就在于，理论和现实这两大问题意识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并交织在一起。这在当前中国社会就非常明显，由此造成中国人的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基于强烈的“入世”精神，中国人通常会采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处世态度，会为提升个人、家庭乃至子孙的此世福祉而抓住一切资源和机会以寻求利益最大化，进而也就拥有了积极进取、勤勉耐劳和节俭持家的美德。这意味着，在“私人领域”，中国人的行为具有相当的理性，从而用不着经济学家来教导他们如何采取理性行动。韦伯就说，儒教是如此理性，以至于除边沁的伦理系统以外，还没有一个伦理系统能与之相比。[①]另一方面，基于深厚的亲亲原则，中国人通常又只是在小规模的缘共同体内采取得体的社会合理性行为，而一旦突破这个缘共同体就会成为陌生人，进而在缺乏抽象性的一般规则下往往就很难进行有序的社会互动，甚至不惜通过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方式来获取个人利益，由此就造成了公共领域的混乱和失范。这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行为往往会处置失当，从而需要形塑更为健康有效的社会规范来引导人们的行为，而不是现代经济学所宣扬或鼓吹的那种经济人行为。林语堂就写道：“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悉的人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②]正是基于这两大特质，公共领域的无序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相应地，要对公共领域进行有效变革，就不仅要考虑中国社会的价值和理念，而且也应根植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之中。
其次，就现实问题意识而言，之所以需要探寻公共领域的研究方法，关键就在于，当前中国社会问题无法采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加以认识和解决。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在将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应用于中国实践时需要思考：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理顺公共领域的关键在于要素投入还是制度变迁？制度完善应该基于博弈均衡还是嵌入社会正义？答案显然是后者。另一方面，公共领域不是一人世界，也不是二人世界，而是多人世界；相应地，任何公共事务都不是孤立个人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也不能化约为二人间的对策互动，而是众多人进行社会互动和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组织和制度等公共事务的变动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特性：一方面受到所有成员之行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每个成员所施加的影响力又不相等；其中，力量大的强势者所施加的影响力往往更大，从而就可以更大程度地将自己的偏好和意志渗入到公共事物的形成和变迁中，以至于有些公共事务的处理也就嵌入了明显的长官意志。同时，长官意志在公共领域的制度设定和变迁中究竟会起多大作用，往往又与组织结构和成员特性有关。譬如，如果一个大学的学院存在某些资深教授，而这些资深教授又具有很强的学术理念，那么，在课程设计、奖惩和晋升规则制定时，院长通常就会听取学院教师尤其是这些资深教授的意见；相反，如果这个学院没有任何资深教授，那么，绝大多数事务就是院长说了算，学院各项规则通常只是将院长意志合法化，因为各个委员会成员往往只是扮演着附庸表决的角色。此外，在社会交往和公共领域中，无论是普通成员的行为和选择还是权力独大的上位者如何贯彻起个人偏好或抑制，通常都会深受其心理意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相应地，不同社会中组织制度的现实形态和变迁方向通常就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所体现出的异化程度也存在很大不同。正因如此，以公共领域为根本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就需要关注这样两点：一是引入马克思经济学的异化观和权力结构分析，二是要嵌入中国社会尤其是儒家的行为机理和社会规范。
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学应该关注公共领域，而研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又不能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而将现实合理化；相反，需要看到现实与理想以及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偏差，从而就需要引入异化思维并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展开解剖。由此也就可以更深刻地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它将理性选择思维引入公共领域分析，由此就产生出公共选择理论这一重要结果；但是，几乎所有的多数票选举都内含着投票悖论，民主选择的结果通常就取决于投票规则的选择、议案的确定、投票的程序和选区的划分等，进而也与互投赞成票、偏好强度等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会进行策略性投票，强势者更是致力于幕后操纵；由此也就导向了民主悖论：基于简单多数的民主选择结果通常并不会带来社会最优，更不一定会真正有利于弱势者。即使在按照股权进行投票的公共决策中，由夏皮罗-舒比克权力指数所决定的实际权力与由实际股权所决定的应有权力之间也存在脱节，进而导致少数强势者在权力碎片化的放大效应下可以获得不成比例的控制权。这些都会导致现实制度安排和收益分配朝有利于少数强势者的方向发展，而这就是社会异化。然而，迄今还没有多少经济学人真正认识到应该将制度作为探究和构架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元问题，更没有考虑如何将儒家行为机理和社会规范嵌入经济理论体系之中。相反，不少经济学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集中精力办大事”的作用；相应地，他们也就致力于总结和提炼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而不是去找问题，进而倾向于从具象性社会实践而不是根基于高次元精神来打造和寻求中国经济学范式。
其实，影响社会大众之行为方式的根本因素，与其说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不如说更主要是关系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的具体制度安排。这可以从各种报道、事例及评述中获得充分感知。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50年代论述美国问题时就曾写道：“在美国，危机最典型、最引人深思的一面常常发生在教育领域，至少在过去的十年间，教育已经变成了一个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几乎每天占据着报纸版面。……当然，如果谁把教育危机拿来和二十世纪其他国家遭遇的政治经历相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相比，与集中营和灭绝营相比，甚至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弥漫于欧洲的深刻隐忧（尽管有着表面繁荣的假象）相比，大概很难把教育危机真正当回事，给予它应有的重视。”[③]显然，对当前制度的认知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鉴于此，另一些学人就根本否定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理由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独特的，而且中国迄今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总结或夸说的良好经验。更进一步地，这些经济学人还提出质疑：既然当前中国公共领域的混乱之源就在于中国人的行为及其社会互动，那么，又如何基于中国人行为这一微观视角来解决这些宏观社会问题呢？确实，当前中国社会最大问题就是公共领域的混乱，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着眼点。关键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乱象？要知道，中国在过去2000多年塑造了全世界最为稳定的社会！根本上说，当前的乱象就在于传统文化及其制度没有跟随社会环境和形势变化作适应性改造和转化。譬如，根深蒂固的亲亲原则塑造出了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性的缘关系，进而在公序良俗崩溃后就滋生出了各种裙带关系；但是，亲亲原则的高次元精神就在于，形塑出导向合作性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进而通过提升人的亲社会性来促使“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践行和扩展，由此实现社会合作和正义。正因如此，我们就需要致力于辨识现实生活中那些失去生命力的具象性行为方式与潜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高次元精神及其认知思维，通过深入剖析具象性行为的问题和原因来发现公共领域混乱的根源，进而引入并发扬儒家高次元精神来根本性解决当前的社会乱象。[④]
总之，“中国特色”根本上体现在主要议题的公共属性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行为机制。相应地，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范式的基本路向就在于，通过发扬儒家文化的高次元精神来解决当前所面对的公共领域问题。就此而言，应该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嵌入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和社会认知之中，进而以中国人的人性观和社会认知来审视和改造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学说体系；相反，不应该简单地照搬或运用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现象，更不能将经济学研究退化为利用流行理论来讲述所谓的中国故事。[⑤]其原因在于，（1）根本上说，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是人的行为及其互动产生的，因此，经济学就必须关注“人”，必须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性及其行为方式；（2）人类行为往往受制于特定的心理意识和文化传统，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也就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经济理论必须为周边的现实问题服务。尤其是，鉴于中国人的特殊主义关系及其带来的公共失范，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的不是向经济学子或社会大众鼓吹如何逐利的行为和策略，而是要寻求防止克服个体的逐利行为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显然，这些都属于公共领域的议题，从而也就不能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分析范式。所有这些都表明，简单地将适用于西方社会的经济理论和思维范式拓展到文化很不相同的中国社会，就必然就会潜含着各种悖论和谬误（如工具主义谬误）；更不要说，囿于科学至上主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学说本身已经远离了社会现实，已经因追求“理性的真理”而远离了“事实的真理”，它所根基的经济人假设已经遭受了各方面的批判。[⑥]相反，只有从中国人的人伦日用中提炼出有助于促使社会交往和合作的行为机理，才能为中国经济学范式夯实微观的行为基础。[⑦]
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要从“社会主义”一词上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根基，关键是要从学术上而非政治上对概念的内涵加以解析，而这又集中在如何认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一般地，社会主义将人置于社会共同体中来认识，由此来关注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直接联系，从而就会同时关注生活世界的福祉水平和社会正义，并致力推进效率和公平这双重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之类本质的不断升华，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深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弗洛姆就说：“社会主义必须是彻底的，所谓彻底就是抓住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人。”[⑧]这个“人”不是抽象的，无论是人性还是行为方式都来自共同的社会活动（生产和生活）。就此而言，对社会主义就可以从本体论和起源学这两大维度加以深刻认识：一方面，在本体论上，社会主义所展示的社会和谐和大同根本上就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理想，并且也就成为人类长期致力追求的根本目标；另一方面，在起源学上，社会主义思潮就不是晚近才出现的，甚至还要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尽管马克思将社会主义视为在资本主义之后并替代它的一种生产关系。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就表达了一种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思想。所以，熊彼特说：“社会主义学说中某些根源大概和最早言之成理的思想一样古老。”[⑨]
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只是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的一种思潮及其相适应的制度形态。不过，两者的差异根源于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由此才衍生出不同取向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性差异就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上而不是在单一的政治体制和所有制上，相应地，社会主义可以承继并借鉴资本主义所发展出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由此就可以得到这样两点推论：第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因为个体与社会间的关系从完全对立到完全融合之间呈现出连续性谱系，如福利国家就是一种中间形态；第二，一国率先步入社会主义还是全世界共同进入社会主义这一所谓的卡夫丁峡谷之争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社会文化的差异本身就会导致社会关系存在差异，从而也就没有一种不变的社会主义形态。譬如，熊彼特就认为，瑞典等北欧国家实行的也是一种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不是由于原则或意向的任何特色，而是由于造就瑞典民族的材料和她特出均衡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说，其他民族试图抄袭瑞典的榜样是十分荒谬的原因；要抄袭她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请来瑞典人，让他们执掌主权。”[⑩]在很大程度上，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所面对的课题。
（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源于反抗和打破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及其带来的人身依附。为此，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就呈现出这样两大特色：一是突出人的自主性，二是推崇人的理性。其中，前者将个体视为独立并先于社会的存在，进而推崇不受干涉和支配的个体自由，推崇“物竞天择”的自由竞争机制；相应地，孤立的个体之间就没有直接联系，而只有通过市场和交易才与他人发生联系。后者则将个人理解为完全成熟的人，具有自己的利益、规划的能力以及追求快乐和欲望的欲望，而这些能力和特征都先于社会和国家的形成；相应地，国家就被视为仅仅是保护私人主动性和私有财产的工具，由此产生出财产的观念和所有权主张，进而导向了个人主义的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事实上，在身份制的封建社会，通常只有成年男子才被认定为“个人”，而女性及儿童则被视为家庭或社群的依附物，不能享有独立的经济和法律权利；与此不同，资本主义将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视为独立个体，视为具有自主能力的行为主体，进而被赋予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甚至子女对父母的依赖也只是短期的。显然，这一转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这里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在社会形态上，资本主义激发出的个人主义以及对经济生活的偏重塑造出了与“封建社会”相对立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般地，封建社会基于身份制而将个体置入不同社会等级中，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组织和管制的社会，并嵌入在身份不平等的个体所达成的原始契约关系之中；市民社会则由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民所构成，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组织和管理的社会，并嵌入在由身份平等的个体所达成的社会契约关系之中。这意味着，“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而言的：在社会形态上体现为作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个体之联合，在政治体制上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来对抗政治压抑并确保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显然，不同于根基于社会等级和身份制度的封建社会，“市民社会”赋予了人们以平等的公民地位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权利，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化则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基于同样的逻辑，只有当一个读书人不为稻粱谋的时候，只有在不靠学术吃饭的时候，他的思考才是独立的，才不会受到权力、金钱以及流俗的影响；进而，才能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取得真正的独立，才能成为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承担者，才能成为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者，进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真正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以l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为标志。
不过，马克思认为，这种在国家层面所建立起来的“平等”公民共同体掩盖了市场社会里不平等的个人之间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竞争，而这种竞争又会导致社会分化，由此就使得“市民社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其理论逻辑在于，随着市民社会对世俗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的追求，不仅财产出现了持续而快速的壮大和积累，而且财产的分布不均也加速了社会分化，其中那些拥有大量生产资料的人就可以雇佣那些逐渐失去生产资料的人；相应地，前者从市民社会中独立出来而被称为资本家，后者从市民社会中独立出来而被称为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势下，原本用来称呼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工商业者“bourgeois”一词就逐渐被用于称呼那些拥有庞大资产而地位日益显赫的社会阶层或阶级，即“资产阶级”。这反映出，“资本主义”一词主要是从经济关系尤其是从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权上而言的，主要体现为以资本为关键生产要素所构建出来的一种生产关系以及由这种生产关系所孕育出来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从生产要素角度上讲，由市民社会所孕育出的“资本主义”对应着此前由封建社会所孕育出的“土地主义”以及此后由共产社会所孕育出的“劳动主义”；更进一步地，由于生产要素根本上体现了生产力的来源和发展水平，从而又可以基于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角度更直接地使用“资力社会”和“地力社会”等相对应的概念。
其次，在经济活动上，资本主义撇开了人人之间的直接联系，进而将经济活动、物质生产和市场交易打造成社会交往的中轴。熊彼特就刻画到：“资产阶级社会是从纯经济模子铸造出来的：它的基础、梁柱和指向完全用经济材料制成。建筑物面向生活的经济方面。奖励和惩罚用金钱来衡量。上升和下降的意思就是赚钱和亏本。”[11]相应地，在资本主义视域下，经济学就具有了这样两大基本特征。第一，它突出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我依赖性，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尽管教育早在古希腊就被视为城邦共同体的责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被归为私人的事务。譬如，亚里士多德就指出，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情就是青少年的教育，这包括从7岁到青春期以及从青春期到21岁这两个阶段，而在7岁之前应该在加重抚养以免耳闻目睹而染上不良习气；[12]但是，早期资本主义却认为，孩子到4-5岁就可以且应该被雇佣去工作了，而且通常一天还要工作14-15小时。第二，它认为人与人之间除了物的依赖关系外就再没有其他的联系和关注，由此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人们只关注自己的（绝对）利益而不在乎别人的多少，以至于相互冷淡的经济人就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相应地，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背反结果：一方面，它打碎了封建制度的锁链，将人从地方共同体、个人效忠以及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由此促进了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个人在摆脱传统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并且毫无防备地面对盲目的市场机制和资本家的巨大权力，由此又陷入新的枷锁之中。[13]
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批判说：“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14]“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5]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无视乃至刻意消取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性联系，由此就塑造出了一种无情而剥削的社会。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道：“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作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只能勉强活命”，“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点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些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16]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主旨
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逆反思潮，源于对资本主义所塑造的冷漠抽象的个体主义所展开的反思和批判。为此，社会主义的早期思想先驱就致力于这样两点思考：一是将眼光投向共同体，二是突出人的非成熟性。就前者而言，社会主义思想先驱认识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强调社会成员的责任承担以及在权利和义务上的统一性，进而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进，以至于人们几乎都会在乎他人的得益状况而不只是自己的收益大小；显然，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关注源于直接的联系和互动而不需借助“物”这一媒介才能相连，由此也就关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重视社会上出现的贫困和分化现象。就后者而言，社会主义思想先驱认识到人类正是通过共同体的生活而逐渐培养出这些能力，离开社会共同体则不会有充分发展的个体，进而也就突出了个人理性的发展过程及其不完善性；相应地，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就不会必然导向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不会必然导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就致力于批判性审视自我依赖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取向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人类社会以及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首先，就社会形态和发展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就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7]在这里，第一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嵌入在以身份体制为基石的特殊关系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着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第二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体现在以社会契约为基石的普遍关系中，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第三阶段“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则存在于共存共荣的社会共同体中，对应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则是其中的发展阶段。
同时，从学说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的内涵也经历了如下的演变：（1）莫尔倡导的与个体主义相对立的平等合作主义；（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与竞争主义相对立的相互依赖主义；（3）马克思、恩格斯等面向共产主义目标的社会运动；（4）最后到20世纪初演变成了一种生产方式和共同所有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如英国的基特尔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法国的工团社会主义、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德国的讲座社会主义、拉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所以，熊彼特说：“社会主义一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普洛丢斯。”[18]第二，基于面向共产主义目标的社会运动上的理解，社会主义逐渐被理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其社会形态以公有制占主导和共产党领导为基本特征。正是由于将社会主义与公有制和共产党联结在一起，当公有制的运行以及共产党的治理出现问题而偏离大众期待时，连同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安排都会遭遇合法性危机。
其次，就经济学科的理解而言。社会主义视域下的经济学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1）社会经济就不再是纯粹私人领域的事，而是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并归属于公共领域，从而就需要寻求探究公共事务的基本思维；（2）行为主体也不再是孤立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动物性本能和亲社会性的结合体，由此就需要寻求和提炼更为现实的人性假设。不过，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社会主义主张重新将个体置于社会共同体中并由此强调个体责任和社会关怀，但不是要回到资本主义之前的官僚等级和身份制社会中，因为社会主义根本上也是嵌入在由平等而独立的个体所组成的市民社会中；第二，社会主义批判相互冷淡的原子式个体主义，但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个体理性和个体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体的“善”既包括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善，也包括个人行为的善，后者显然涉及个人的合理决策。[19]
同时，基于本体论视角，社会主义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一方面，由于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就应该基于公众利益来对资本、土地、资产和产品等进行管理、控制和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效率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以社会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为研究对象，从而就需要关注社会分工和收入分配，这是组织（共同体）在有效性和道德性上的体现。正因如此，早期社会主义者大多希望用不同的制度安排来代替根基于市场的竞争性斗争，尽管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存在某些争论。其中，有人认为私有财产是罪恶的，另有人则希望保存私有财产；有人主张合作而非竞争的组织以建立劳动人民的合作社，另有人则依赖工联运动以把讨价还价的权利从雇主转向工人。
显然，基于上述考察和对比，我们就可以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差异。其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就在于，基于联合劳动者这一概念和维度剖析劳动者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而增进人民福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念，[20]进而建立以效用或福利原则为导向并偏重供给侧管理的生产体系，由此来推进社会劳动之间的分工和协作。[21]与此不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是以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为出发点，这些劳动者仅仅通过资本或者物质利益才发生联系，由此构建出以收益或利润原则为导向的需求型生产体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基础。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旨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揭示和批判，由此寻求一种更为优良的替代体系；与此不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致力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化和合理化，由此构建一整套的解释性的学说体系。
事实上，自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社会哲学大师如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都对资本主义中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进行了批判并致力探求人与世界的统一，社会主义则应该努力将所有这些思想统一起来而建设全面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取向中窥见一斑：随着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苏联的后期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全世界公众，全世界共同体”还是中国的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强调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都努力从差异中寻求共性，致力于基于“共同价值”来构建国际合作和发展的基础；与此不同，无论是早先的美国总统里根还是后来的特朗普等人都坚持美国优先，都致力于扩张美国势力和维护自身霸权，并以本国文化和制度为“普世价值”而推向全球，进而以瓦解其他相抗衡力量尤其是社会主义为根本目标。
最后，需要指出，上述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可以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极端化发展：社会主义注重人与人之间在生活上的关爱和在生产上的联合，进而关注收益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和组织管理上的社会民主；与此不同，共产主义则试图建立一个由中央控制和中央计划统一起来的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强调“公有”而非“共有”，在生产联合原则上强调“统一”而非“自愿”，在生产组织目标上强调“公意”而非“众意”。相应地，社会主义有各种形态，而共产主义则只有一种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自认为是在推行社会主义，却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同时，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共产主义则属于不可见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的存在和优化，而不应囿于哲学层面而就共产主义展开无休止的“主义”之争。事实上，即使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定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从而由“社会”来决定生产资料的使用、产品的生产以及成果的分配，也可以且需要深层次讨论，“社会”具体采用何种组织，资本的配置和产品的分配采用怎样标准等问题。
（三）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学
上面的溯源和界分表明，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的，但并不等于共产主义。宇泽弘文就写道：“社会主义这个词比资本主义更早被人使用，但人们在使用它时含义并不相同。……（但）经过多种多样的概念变迁，一些共通的要素延续了下来，简单说，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通过将生产资料置于社会管理之下，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收入得到公平分配的经济制度，或朝着这种理想的经济制度发展的制度。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各种矛盾，包括人对人的剥削、贫困、不平等、商业主义文化等，是一种让所有人都能自由且有尊严地生活的制度。”[22]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本体论理解，我们就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和诉求展开深层考察，反过来又可以对现代主流且正统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展开批判性审视。[23]
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根本主旨就在于促进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穷人福利水平的提升，为此，它高度重视社会贫困现象和民生问题，在产权安排和政策规章上都体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人本理念；[24]同时，为了实现这一密度，社会主义在社会规范和制度上就尤为注重权利与责任间的对称性，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融的自律性自由。譬如，正是根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弗洛姆就赋予社会主义以人道主义本色。弗洛姆指出，奠定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就在于：“每一个社会体系和经济体系都不仅仅是物与各种制度之间的特殊关系体系，而是一种人的关系系统。任何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实践都必须依据它们是否有益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标准来加以检验”，相应地，“所有的社会计划都必须有益于克服人的异化和人性的畸形发展，必须使人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独立。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联系，在这个联系中，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人全面发展的条件”；这样，“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是，人高于物，生命高于财产，因而劳动也高于资本。权力来自创造而不是来自财产。决不能由环境来主宰人，而要由人来主宰环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决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25]
另一方面，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崇自然秩序和自发市场，进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成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相应地，它高度推崇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实现个人贡献和价值，所有的制度安排也就基于对竞争的促进这一目的。正因如此，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强调人们应该拥有不受干涉和支配的个人自由，应该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经济自由，从而积极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问题是，自发市场能够给每个人带来（同等的）自由吗？这就涉及对自由内涵的辨析。其实，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将自由视为一项基本价值，进而将自由与快乐和幸福脱钩；这样，你可以是一名幸福的奴隶，也可以是自由的失业者。问题是，经济学所致力于解决的不正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相关的幸福吗？[26]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所着眼的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证的既有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从而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学范畴。
其实，从本体论上讲，经济学的主旨就在于，通过探究人类行为及其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来把握其内在的发展规律的探索，由此促进人们生活质量或福利水平的提升。这在从斯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家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都将经济学视为富国裕民之学，并且几乎都将穷人的福利水平放在优先地位；其原因就在于，穷人的生活水平限制了整个社会普遍福利的提高，穷人的生活状况也是滋生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27]如何提升穷人的福利水平呢？主要途径无非有二：一是做大蛋糕（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合理分割蛋糕（实行有利于穷人的分配方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8]邓小平这句话显然就反映出这两方面内容。由此来反思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它认定市场机制既高效又公平，从而根本否定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9]这里面临的问题是：既然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此推崇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那么，自由市场竞争果真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福利尤其是穷人的福利水平吗？
根本上，这就涉及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个认知误区：一是如何认识人类理性，二是如何认识市场机制。一方面，就人类理性而言，它根本上体现在对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实现上，从而包含了认知力、意志力和亲社会性这三大内容，这三大内容的不断丰富也体现了理论的成长过程。[30]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根基于行为功利主义而简单地将理性等同于每次行为的功利最大化，进而想当然地基于“无形的手”而将每次功利最大化等同于最终整体功利的最大化，却无视其中深深嵌入的合成谬误，这充分体现在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呈现的囚徒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就市场机制而言，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是效益原则而非效用原则，逐利的厂商倾向于生产富人需求的能够带来更大收益（更高交换价值）而不是穷人需要的具有更大效用（更高价值）的产品，进而利用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而诱导大众追求这些高级产品的消费。[31]为此，弗洛姆指出，“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去研究人类需要的本性，去探寻区分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综合的需要的标准，真正的人类需要的满足使人更有活力和敏锐，而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综合的需要则使人日趋衰弱，使人更为消沉和烦恼，使人成为他贪求一切的欲望的奴隶。”[32]
总之，“社会主义”的特性根本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民主集中体的政治体制等都只是特定时期的具象性政治经济制度；相应地，就不要将这些具象性政治经济制度先验化和固定化，更不要将多元化的现实社会主义混同于单一化的未来共产主义。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言，社会主义将个体纳入社会共同体中，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关怀，而这种直接联系和相互关怀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相应地，社会主义经济学就应该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通过增进社会合作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福利水平，尤其通常促进相互关爱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和生活问题。所以，熊彼特强调，“社会主义意味一个新的文化世界。为了这个目标，一个人即使相信社会主义安排可能在经济成就上较差，可以想象他仍然是一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33]显然，这与根基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根本性不同。布哈林写道：“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他的动机与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人的动机是迥然不同的，因为对于第一种人来说，它的外部环境仅仅是自然界，物质世界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中。对于第二种人来说，外部世界不仅仅是‘物质’，而且还包括特殊的社会环境。只有经过这个社会环境才能从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转向社会。”[34]
当然，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往往并不是良善的，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异化形态。譬如，在市场外部性的激励下，人们热衷于相互攀比，热衷于炫耀性消费，由此激发出不断膨胀且无尽无垠的欲求；由此就耗竭了社会资源，制约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还阻滞了社会福祉和幸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对个体主义的推崇和宣传加剧了这一趋势，过度的竞争严重限制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有效利用；相应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形态，社会主义就致力于缓解这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并从社会整体利益来利用社会资源和现代技术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就此而言，如何塑造良善的社会关系对社会主义来说就至关重要，这种“良善”社会关系突出体现在社会关爱、信任和合作上，充分体现在整个社会组织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上。其中，组织的有效性体现为生产领域的分工协作及其带来的较高生产力，组织的道德性则分配领域的公正合理及其促进的应得权利。对此，阿尔弗雷德•韦伯就指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存在由自由精神构成的生产领域的形成形式的社会主义化，并且存在对自由经济循环过程的社会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不仅以考虑提高和分配已经创造出来的福利为目标，而且应以生产为目标，这一目标要符合最大可能的充分就业要求。”[35]根本上说，社会主义不是先验之物而是人类创造之物，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由人类行动所塑造；相应地，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要为人类行动提供重要的理论先导，作为人们的共同知识而掀起具有强大动力的集体行动。
四、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
要从“政治经济学”一词上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根基，根本上需要从本体论上而非流行观上来辨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内涵，而这就需要探究其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核心议题和研究方法等元问题。一般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公共领域的“大众之事”，从而也就集中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以及行为互动所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其实，尽管经济学科的现代名称是经济学（Economics），但无论是从起源学还是本体论上，它更为恰当的名称都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方面，从起源学看，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组织，是对组织的管理和规范，进而探究组织的效率；相应地，“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科诞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一直是经济学科的通行名称，而且也与早期社会环境和研究议题相适应。另一方面，从本体论上看，公共性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现象的根本特性，一切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部性，权力等因素也致使社会现象与其本质发生不同程度的偏离；相应地，“政治经济学”一词本质上就与“经世济民”这一学科诉求相应和，它关注的生产、分工、分配以及社会制度等议题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现象也凸显了显著的社会属性。[36]显然，基于起源学和本体论这两大维度，就可以深刻认识和揭示经济学科的本质特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混同于国民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更不等同于政府经济学或政党经济学。第一，政治经济学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关注资源配置的工程学内容或者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个体行为，进而将行为主体还原为没有任何亲社会性的原子个体或经济人，从而可以恰当地被称为“自然经济学”。第二，国民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则是与世界经济学或企业（家庭）经济学等相对的：国民经济学侧重关注的是国家层面的经济运行以及国家整体利益，世界经济学关注的则是普遍经济规律并突出个体利益的意义（古典经济学也被历史学派归属为世界经济学），企业（家庭）经济学则研究企业（家庭）等微观组织的运行、治理和竞争。第三，政府经济学是与市场经济学相对的，注重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有为政府、创新型政府、企业家型政策等；政党经济学则可以归属于公共选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将政党当做一个行为主体并关注它在集体决策中的角色以及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显然，政治经济学覆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因为几乎所有社会经济现象都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从而也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相反，国民经济学则将研究对象内缩在国家组织这一层面上，政府经济学和政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则进一步缩窄。
正是着眼于公共领域这一范畴，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就包括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安排；相反，根基于国家组织内部的经济联系，国民经济学集中探究国家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经济活动。兰格就指出，“‘政治经济学’一词在法国和英国主要被用来代表不单单是国家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管理的科学。这是由于‘政治的’一词广义解释不仅是指‘国家’，而且也指‘社会’。”[37]由此可以明白，斯密经济学具有更为本原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因为它侧重的是生产以及分工；但后来萨伊等人却构建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部门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就逐渐滑向了国民经济学，并最终催生出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同时，正是由于突出关注的是公共领域问题，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全方位考察对这些问题产生影响的社会性因素，在评估一项决策时则需要考虑收益和成本在不同主体间的具体分担，因而需要引入权力结构的分析；进而，由于集中关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学又需要了解该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进而需要考察该国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安排，因而又需要引入历史和制度的分析维度。[38]因此，基于本体论视角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就可以真正明白社会制度研究的重要性，可以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学集中理顺公共领域的意义。
就当前来说，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核心议题就在于剖析和解决收入分配和制度安排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经济问题大多与这两者密切相关，而且还因为这两者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雅思贝尔斯写道：“正义的要求不仅涉及到劳动负荷的方式，同样关切到可自由支配的劳动产品的分配”，“根据正义的标准否定特权，建立在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秩序之上的每一个观念、每一个倾向以及每一个计划，今天都被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的普遍趋势，它将劳动和所获得的份额进行组织，从而使所有人有可能获得自由。”[39]那么，如何合理化收入分配呢？基本考虑是，不仅要使得每个人的所得能够体现其贡献，而且还需要解决因个体不平等所带来的矫正正义和补偿正义。[40]进而，又如何优化社会制度呢？基本要求是，不仅要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更重要是要保证制度的公正，这就需要充分引入法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等有关公平和秩序的探讨。[41]丹尼尔•贝尔指出，“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必须证明它的分配原则是合理的；它必须证明自由和强制的兼而并用对于推行和实施它的分配原则来说是必要的，是天经地义的。”[42]显然，分配状况取决于一定的分配规则，分配规则则受制于一国的社会制度，进而，任何社会的制度都根植于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又需要做中国制度演化史和比较制度研究。
同时，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后，也就可以进一步探索相对应的研究方法。第一，要对公共领域的制度变迁等进行实然描述和解释。显然，这不能简单照搬适用私人领域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而应该引入权力结构和异化思维的分析。其原因在于，（1）公共事物并不是特定个人或群体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作用的结果；（2）不同主体作用在组织、制度等公共事物上的力量大小往往存在差异，这导致公共事物往往会朝强势者所偏好的方向发展并体现其意志和利益，由此就会造成这些公共事物的异化。第二，要对社会制度等公共事物的好坏和异化程度进行应然性评估。显然，这不能囿于狭隘数据的局部实证分析，而必须挖掘其本质作为理想的参照标准。其原因在于，（1）为了考察社会制度等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就需要集中剖析典型案例以揭示其对行为的激发和约束机制，从而不适于使用流行的数据统计或计量分析；（2）为了揭示社会制度等公共事物衍生出的社会性影响，就需要逐层和周全地考虑一连串的连锁效应，从而不适于使用基于当事人之间互动的局部均衡分析。[43]这样，通过系统而深入地辨识政治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科的基本问题，我们就可以确立整体性的框架体系和一系列的基本原理，而不至于为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现状以及学术界为众多话语权的各种解读所迷惑和困扰。
总之，“政治经济学”根本上体现为研究对象的公共性并形成一套与此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经济学科关注的根本对象、核心议题以及使用的主要方法等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不断变化：（1）早期经济学关注生产、分工、分配以及社会制度等公共议题，现代经济学则集中研究交换和消费的个人行为；（2）早期经济学更多地嵌入在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中并倾向于做交叉研究，现代经济学则偏好于使用数学工具和计量手段进行技术分析；（3）早期经济学关注国计民生问题而致力于提升社会福利，现代经济学则关于个体理性行为问题而致力于提升个人享受。这也意味着，早期经济学属于关注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则忽视权力和社会结构问题而蜕变成“个体经济学”。丹尼尔•贝尔就写道：“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约翰•洛克到亚当•斯密，传统道德哲学都未曾割裂经济学与道德的联系，或宣称财富创造的本身即是目的。相反，他们都把物质生产看作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但“现代经济学却变成了专为个人多变要求服务的‘实用科学’，它之作为一种‘手段’科学，仅仅只是用来指导在个人利益纷争条件下对财富施行合理分配”；问题是，“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才相对合理”，显然，这就涉及“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而）在这个领域里，群体价值超过了个人价值，前者是经济政策合法的依据。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至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份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而防范疾病的措施。”[44]
五、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分析为探索和构建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指明了清晰的方向和途径，进而就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强调的理论自信夯实基础。一般地，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必须具有时代性和本土性，需要怀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事实上，任何学科或学说体系的构建都首先要确立其基本范畴，这包括它的基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议题以及相应的思维方法，进而对高次元分析思维进行提炼和系统化并由此打造出一条简明的研究路线和分析框架。同时，研究方法和思维与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内容和议题等又是相对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首先是要确立基本研究对象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研究议题，其次要针对这些研究对象和议题提出适当的方法思维以及作为微观逻辑基础的行为机理。就此而言，就需要从本体论上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内涵，而这三大关键词都指向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两大核心议题，进而规定了时下经济学人的两大基本任务：第一，要从中国社会的人伦日用中提炼出真实的行为机理，从而为中国经济学范式夯实微观行为基础；第二，要集中探究社会制度等公共事物的形成机制，从而为中国经济学范式确立基本研究对象和方法。为此，笔者的《经济分析的行为逻辑丛书》就集中考察前一个议题，《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丛书》则集中关注第二个议题；进而，以两者为基础，笔者展开了《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丛书》的探索。为此，接下来从两方面来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元问题做一总括性阐发。
（一）理论逻辑上重视行为机理
要为中国经济学范式和学说体系夯实理论逻辑的微观基础，关键在于从人伦日用中提炼出真实社会关系下的行为机理，由此才可以系统剖析和认识由行为互动所衍生出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来说，根基于个体行为逻辑的微观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普适性，因为人性中嵌入了共同的本能而表现出理性的最大化；与此不同，根基于特定社会结构的宏观经济学却呈现出强烈的具体性，因为社会关系本身就体现在具体情境之中而呈现出历史性和本土性。既然如此，又如何实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间的沟通呢？根本上在于探究与历史发展保持逻辑一致性的人性及其行为机理：一般地，普适性的个体行为经过具体情境下的不同组合就会产生出特定时空下的宏观经济。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就可以深刻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所赖以建立的经济人这一基石，因为它根本上将人性视为先验并且永恒不变的。那么，现代经济学为何会有如此的人性假设呢？一个重要视角就是从18世纪提出经济人之时的社会背景去审视。柯林伍德就写道：“18世纪渴望着一部普遍的历史，一部人类的历史；但是一部真正的人类历史就必须是一部人类怎样变成为目前状态的历史，而这就蕴涵着把人性，即实际上存在于18世纪欧洲的人性，认为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然而，它却被看作是任何这类过程之永远不变的前提。”[45]
同时，基于历史进程和文化特质的差异，中国人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方式与西方人存在明显不同：儒家社会更为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更为重视人类社会的交往合理性。这意味着，即使西方经济学家偏好运用理性经济人框架来分析西方社会那些根基于个人主义文化的微观行为和宏观现象，中国学人也不应该简单地将之套用到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以及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上来。相反，基于儒家社会的行为和实践，中国学人可以从中提炼出更为丰富且更加符合现实的“为己利他”的行为机理。[46]进一步地，“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来自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的理想诉求，从而也就有助于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相联结。正因如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就体现为儒家社会的高次元精神和文化传统。相应地，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就需要将这一行为机理嵌入到现代经济学之中，由此来打造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当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仅仅体现了儒家社会在行为方式上的高次元特质，而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究竟会采取何种行为则取决于他的亲社会性水平以及整体的社会环境。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静态而固化地看待“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而是要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丰富内涵中考察其在具体实践中被践行的深度和广度，由此才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各种层面的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儒家思想已经与封建体系产生了共生性并衍生出一系列坚固的社会礼仪、习俗以及规章制度等具象，这种具象不仅遮蔽了真正的儒家精神，也造成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脱节，进而严重扭曲了社会成员的人性及其行为方式。为此，我们就必须透过那些社会具象去辨识其背后的高次元精神，努力掀起一场强大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冲击以瓦解这些在漫长时间内塑造出的社会具象，进而推动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切实转化，由此来服务乃至创造出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
从历史上看，儒家思想已经经历了多次转化，这可以从儒学创始人孔子身上窥见一斑。从西周社会的封建结构和实践中，孔子辨识了礼仪秩序等理想成分并将之发展和扩大成为人类应有的普世伦理。不过，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由孔子提炼并积极促进社会发展构建的伦理和秩序又再次高度形式化和具象化，进而日趋停滞和内卷；尤其是，值此衰败之际又遭各种内外力量的严重冲击，由此导致儒家得不到正常转型的契机。迟迟没有社会发展。这样，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否定和破坏以及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冲击，儒家的高次元精神就遭到了刻意的忽视和曲解；相应地，原本具有高度自觉、自我改造和批判性反省的高次元精神和文化传统逐渐蜕化为缺乏自我批判而因循守习并趋于保守的具象性风俗习惯，甚至蜕化成现代社会中庸俗性的大众娱乐方式。譬如，中国人通常在节日（如除夕、清明节、重阳节、中元节）时祭拜祖先，有供品、叩拜、烧纸等仪式，这些就是具象性活动，从而往往会被一些“现代人”贬斥为迷信活动。但实际上，这种慎终追远传统的精神在于表达对先人的感恩和尊敬之情，进而体现为代际关怀和责任承担的传承；其原因又在于，正是由于先人生产出了大于其消费的财富，这种无私付出使得后人得以过上更为美好的生活，由此也就塑造出中国人关怀子孙后代的责任文化。
不幸的是，由于儒家的高次元精神隐藏或淹没在各种横流于世的恶行和劣迹之背后而得不到社会的认识和传播，当下一些学人尤其经济学人就极力否定儒家学说而热烈拥抱西方文化和经济学教义，进而接受并鼓吹无节制的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人行为方式。更为甚者，为了给“西方文化中心观”的信念提供支持，一些经济学人还热衷于运用实验和案例剖析的方式来挖掘或刻画现实儒家社会中的那些具象性的社会风俗和行为方式，却无视或看不到在这些具体事象背后所潜伏的有助社会秩序稳定和有序发展的高次元精神和文化传统。当然，由于受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国社会迄今还处于转型期间；此时，儒家文化及其高次元精神通常就处于伏流状态，隐藏在日用人伦和礼仪规章的背后。同时，我们说儒家文化处于伏流状态，并不意味着它对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制度不产生影响，而只是说它的影响似乎是隐性的，更主要体现在深层次的结构层面，但这个也正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基础。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学者就应该努力探索和挖掘这一“伏流”并使之喷涌而出，由此为重塑健康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夯实文化基础；进而需要再次对儒家高次元精神及其文化传统进行挖掘并做现代化发展，尤其需要提炼出根植于中国人心底的意识及其行为机理。由此所构建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才能与当前社会经济形势相适应，才能实现微观行为和宏观理论的逻辑一致，才可以打造出一整套“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说体系。
（二）现实问题上关注分析思维
中国经济学要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并致力于“改造世界”这一目的，关键在于系统考察现实世界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由此来深刻洞察和辨识公共领域中的诸种问题及其成因。就此而言，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本不适合于分析公共领域的社会事物，因为它根基于还原论思维而缺乏权力结构分析，无法揭示社会事物的异化发展；与此不同，包含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以及美国老制度经济学等大体上都致力于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都属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从而更应该成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重要养分来源。但同时，考虑到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的这一现实基础，又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变异形态，不能简单地从马克思经济学说中提炼出一套有别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事实上，中国经济学范式必须根基于微观的行为逻辑而不是基于某种政策或命令，而这又需要且可以积极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开发的思维和工具，因为毕竟它的核心研究领域就是市场经济。
不过，不同于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我们还需要面对并思考中国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现实市场为何不像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扬的那样有效？根本上说，这就关乎人性及其行为方式。一般地，只要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以及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那么市场失灵就必然具有持久性；同时，尽管人际不平等会引发信息失真以及利益争夺等问题，但问题的严重程度通常又与社会规范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道德有关。为此，中国经济学范式就需要致力于剖析真实世界的市场运行机制，尤其要集中剖析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带来的公共领域问题。就此而言，一方面要积极引入政府等其他机制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必须建立良好制度安排来确保有为政府做它该做的事并且做好它该做的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应该关注这样两大重要内容：一是要系统考察市场失灵问题并由此引入政府功能，二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的制度体系以防政府失灵。[47]
因此，针对社会现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需要集中于这样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借鉴和运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剖析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性思维以及相应的分析工具，二是有效拓展和运用马克思经济学洞悉社会经济问题的批判性思维和高次元研究路线。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经济学中嵌入了强烈的人本主义关怀，这为中国社会制度和市场体制的建设确立了基本方向；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具有严格的科学主义思维，这为理解当前社会经济现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手段。[48]在这个意义上，“马经为体、西经为用”也就应该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基础，其中的“体”主要是指研究路线，“用”则是指分析工具。但无论如何，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两方面的考虑，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需要依赖这样一批经济学人：他们出身于现代经济学专业但又不满现代经济学的现状，他们拥有现代经济学的深厚素养但又积极进行反思和革新，而不是出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以此为支点而集中甚至停留在对现代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构和彻底批判的层次。
总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应该围绕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和公共事物的形成机制这两大基础展开，由此才可以将理论和认知建立在系统而严密的逻辑之上，进而才可以深入认识当下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特色”就应该着眼于特定的国情，“社会主义”和“政治”也都不是表达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是真正的科学词汇。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是要解决当下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这充分体现在对内和对外这两大社会目标的实现上。一方面，在对外关系上，需要关注并追求国家利益。基于这一目标，就不能固守某种不变的规则或者所谓的自然秩序，而是需要引入法术势相结合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照搬根基于个人主义的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简单地基于比较优势原理来进行国际贸易和产业发展，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形而相机抉择地采取因地制宜的产业和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在对内关系上，需要重视并实现社会稳定。基于这一目标，就不能只看到短期利益或者特定时期的主要目标，而是需要关注政策带来的全局效应和长期效应。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学不能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来简单地合理化社会现实，尤其不能简单地根据所谓的多数意志来推行社会经济政策，而是需要充分照顾少数人以及弱势者的利益和诉求。正因如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时，就不要将与事无关的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引入以解释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为宗旨的科学之中，更不能以所谓的“特色”来为某些明显背离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行为、政策和现象辩护，而是要真正洞察现实社会的问题并不断加以改进；否则，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难以引起社会大众和青年学子的共鸣和认同，反而会因为偏于为现实政策辩护而由低级红变成高级黑，最终必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久稳定。
六、结语
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发的经济人分析框架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之间存在某种相适应性，甚至也与西方社会推崇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相适应性，但是，将它简单地移植到当前中国社会就存在着严重缺陷。一方面，这种囿于个体理性分析的技巧不能满足当前中国致力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全体成员福利提升的需要，因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无法导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里潜含着一个合成谬误；另一方面，根植于个人主义的市场竞争并不能合理解释更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根本问题，因为公共领域的问题根本上源于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互动。陈寅恪就指出：“中国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据最高之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49]有鉴于此，基于两大问题意识来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就是时代的要求，是当前中国经济学人的重大使命。
同时，既然要探究和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意味着，既有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存在着根本性错误。为此，我们就不能囿于既有的流行范式和分析框架而撰写一篇篇现象解释性论文，或者只是对流行范式和分析框架做零星而孤立的批判。相反，我们需要潜下心来对各类文献做全面的爬梳，对流行的各种学说做系统的考问，尤其是对一些核心的元问题做深刻的辨识；这样，基于批判性思维就可以发展出革命性学说，进而将这些革命性学说契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与时代背景相适应又自成逻辑体系的系统著作，由此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以及有效指引社会经济政策，这就如斯密、马歇尔一样。由此来审视当前经济学就可以深刻认识其中的弊端：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界极度偏重论文的写作和发表，而且这些论文写作几乎都是囿于既定主流范式的雕虫小技，由此就造就了只有“章句之学”而无“问道之学”的局面；另一方面，一些“异端”学人则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致力于构造新的经济学范式，试图撰写出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教科书。其实，教科书表达的是迄今为止作为特定科学综合成就的一个范式，而那些革命性学说必然在这些教科书之外，乃至从未出现过；但同时，没有革命性学说的探索和发展，也根本不可能构建出新的科学范式！基于上述分析就能够明白，我们根本无法在既有的学说理论和认识上构建出中国经济学范式，同时也无法在研究工作还未深入展开并且还没有取得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中国经济学范式。
当然，一些学人会争辩说，中国社会还没有提供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社会经济事实以及广为认可的经典范型，从而也就无法基于经验的观察和提炼而构建系统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和学说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当下那些国内课题组通常都致力于总结和宣扬中国（成功）经验，进而努力从制度上提供合理性解释的理论框架体系，相应地，由此所推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往往就会被批判为缺乏足够学理性的牵强附会之说。问题是，即使还没有充足的成功范型，我们就不能进行中国经济学范式探索了吗？其实，学科体系和理论范式的探索和构建通常可以两种方式和路径展开：一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二是对现实问题的学理性考问和解析。显然，第二种路径侧重于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根本性成因，其中，根本性问题引发现实问题意识，而根本性成因则促生理论问题意识。因此，基于第二种路径，我们就可以基于两大问题意识对中国经济学体系展开先驱性探索，这就如李斯特构建国民经济学体系的路径一样。更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将所获得的有关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粗略认识再返回去对庞杂的社会议题展开具体分析，由此来不断深化和优化中国经济学范式和学说体系。就此而言，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必然是一个极其艰巨又具挑战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对流行的各种学术进行系统的审视和辨识，而且更需要对现代问题做深入的剖析和认知，这些都有赖于真正学者做长期的探索和学术沉寂。
最后，正如钱穆指出的：“破坏旧的，人尽同意。一谈到建设新的，则意见各别。各有理想，各有图案。遂使近代中国，多破坏而少建设。”[50]当前经济学界也是如此，都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问题，但在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上又无法一致，于是就各说各话，出现不少口号式文章。正是基于这一情形，本章致力于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元问题思考，力图先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核心假设出发来凝集共识，然而再对具体认识、相关定理和命题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沿着这一路径就可以减少各种浮气和虚言以推进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实质构建。只要思路是清晰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群真正学者的探索、交流、争论和合作。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众多志士同仁的学术信念和努力，也是当下真正学者的学术使命。我们需要深记：真正的学术在于长期的精心思考而不是对热点的追逐，根源于对自身认知的提升而不是向他人的展示。诚如是，我们就可以跳出传统智慧的窠臼，摆脱流行意识的束缚，跳出西方思维的框架，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这一历史性使命就可以在我辈手上达成。最后指出，本章主要对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纲要做一勾勒，这也是建立在笔者二十余年的思考和探索之上，主要目的就是力图将不同领域的研究串联起来；这样，学术同仁的研究也就大体能够在此中国经济学框架下找到其位置，从而也就便于今后的思想交流和学术合作。
本文主要内容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逻辑框架：基于三大关键词的元问题思考》，《人文杂志》2023年第1期。
--------------------------------------------------------------------------------
[①]韦伯：《儒教和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页。
[②]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③]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④]朱富强：“儒家高次元文化传统的辨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
[⑤]朱富强：“否弃故事编造，探究经济机理”，《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⑥]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假设特性及其问题：‘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假说之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⑦]朱富强：“主流经济学的西方心理基础与中国经济学的思维本土化：经济人假设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探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6期。
[⑧]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毛泽应、刘莉、雷希译，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5页。
[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3页。
[⑩]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0页。
[11]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3页。
[12]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275页。
[13]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30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1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8页。
[19]关于社会主义中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分界，这实际上可以从古希腊城邦中获得启示。其原因在于，古希腊城邦根本上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具体问题，并且集中在希腊城邦这一公共范畴，由此来兼顾公共善（集体理性）和个人善（个人理性）。
[20]相较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时下兴起的“人民经济”一词带来明显的困惑：“人民经济”所对应的是什么呢？难道还有“非人民经济”？
[21]朱富强、孙晓冬：“经济内循环下的消费政策：兼论供给侧管理的效用原则”，《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22]宇泽弘文：《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李博、尹芷汐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版，第33页。
[23]国内学人往往20世纪70年代后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neo-liberalism”翻译成“新自由主义”，它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改造，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24]朱富强：“产权的人本共进与国有企业改革：基于理论与实践维度的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
[25]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毛泽应、刘莉、雷希译，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4-115页。
[26]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27]朱富强：“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及其实现途径：主流经济学的演化和反思”，《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7期。
[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9]朱富强：“主流经济学为何无视收入分配问题：兼论共同富裕理论的现代缺失”，2018年，未发表。
[30]朱富强：《经济分析的行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05-406页。
[31]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心理-权力框架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审视”，《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
[32]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毛泽应、刘莉、雷希译，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页。
[33]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1页。
[34]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7页。
[35]阿尔弗雷德•韦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沈越译，载沈越：《市民理论与中国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页。
[36]朱富强：“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37]兰格：《政治经济学》（第二卷），王宏昌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07页。
[38]朱富强：“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逻辑：七大基本思维”，《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9]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页。
[40]朱富强：“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41]朱富强：“制度改进的基本思维：演化动力和优化原则”，《财经研究》2012年第4期。
[42]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9页。
[43]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分析思维及其研究路线”，《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44]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第21-22页。
[45]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5页。
[46]朱富强：“自然主义思维、经济人假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化”，《人文杂志》2014年第5期。
[47]朱富强：“市场失灵视域下的政府功能”，《人文杂志》2021年第5期。
[48]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研究”，《经济纵横》2009年第2期。
[49]陈寅恪：《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50]钱穆：《民族与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