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视野·心态·精神——如何与汉学家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9 次 更新时间:2011-01-10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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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汉学家,平等相处,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们警惕

最近几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很强调跟海外汉学家对话。像北大每年一次的“北京论坛”,请了很多著名的外国学者,高规格招待,每回的开幕式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上海则有“世界中国学论坛”,也很壮观。这回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世界汉学大会2007”,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现在,各个大学对此都很重视,花大力气引进,最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文学没有诺奖,别的大奖也行,反正要的就是“国际著名”。我赞赏这种开放的心态,但我更关心:请来了“大牌学者”,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跟他们对话,用什么样的策略跟他们交流。我曾经说过,即便“国际学界”成为一个整体,别的专业我不敢说,人文学永远是异彩纷呈,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标准。不管以哪个为主导,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标准,都不是好事情。在我心目中,所谓学术交流,主要目的是“沟通”,而不是“整合”。缝隙永远存在,“对话”只是有利于消除误会,也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学问境界。

接下来,我想具体讨论一下“对话”中可能面临的三个问题。

首先,与汉学家对话时,应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我们必须意识到,“汉学家”并不等于“国际学界”;相反,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与其本国学术对话的欲望与责任。过去,我们将汉学家作为中国人与其他国家主流学术对话的桥梁,而今天,由于旅行、留学以及译介的突飞猛进,很多学者已经能直接(或借助译本)跟国外第一流学者(或者说人家的主流学界)对话。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汉学家。问题在于,哪些是我们潜在的对话者——或者说,哪些汉学家更值得我们关注、学习、追摹?请记得,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其中包含着选择,因而涉及趣味与立场,还有自家以及他人都可能有的“傲慢与偏见”。汉学家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受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资讯传播的途径、语言障碍的大小、文化交流造成的人际关系、译本出版的态势等等。其中,留学生的派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直接促成了“海外中国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清末民初之取法日本,五六十年代之借鉴俄苏,八九十年代之转向美国,都并非学者们自作主张,而是“别无选择”。所谓的学术交流,其实包含某种拿不上台面的“算计”——说白了,有点“势利眼”。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汉学家,平等相处,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们警惕。

去年秋天,北大召开题为“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的专题研讨会,在“引言”中,我曾提及:2006年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Jaroslav Prusek)诞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国内外共举行了三次纪念活动。第一次,9月份,为《中国,我的姐妹》中译本出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第二次,10月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加并发表专题论文;第三次,也是10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学者聚集一堂,追念普实克的学术贡献以及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在场的捷克大使很感动,说他绝对想象不到,事隔多年,中国人还这么怀想一位外国学者。在这个会议上,有人重提陈年往事,说当初普实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哑口无言”。我当即表示,这说法很不恰当。夏先生也是国际著名学者,其专业成绩早就得到学界的公认,而且,不久前刚当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要说对于中国学界的影响,夏先生比普实克还大。其实,这两位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学者,他们之间的争论,代表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背后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你可以选择,也可以批评,但不能采用情绪化的表述方式。不过,这件事也凸显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所谓“海外汉学”,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复杂得很。

今天我们谈“海外汉学”,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美国汉学”。因为,懂英文的人多,译得也快,因此,大家比较熟悉。当然,不否认美国学界力量很强。可用法语、德语写作的中国学著作呢,为什么译得不多?我们都知道,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有很悠久的汉学传统,可似乎大家更关注美国的中国研究。就说日本吧,日本的中国学水平很高,实在不该被忽视。以前我们有个误解,以为日本学者擅长的就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其实不然,就拿我熟悉的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吧,从竹内好到丸山癉、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他们都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不是纯粹做资料的。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的著述基本上被忽略了。记得1980年代我读谢曼诺夫的《鲁迅及其前驱者》,感觉很好。现在,除个别专业外,大家都不学俄语了,也没人译俄罗斯学者的中国学著述,这很可惜。目前,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著里,引英文书的很多,引俄文书的极少,在我看来,这不正常。

第二,与汉学家对话时,应保持平和的心态。虽说中国在崛起,但中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依旧很不平等。这样一来,所谓的“交流”与“对话”,处于低处者,不免显得吃力,也有些许的夸张与造作。时至今日,还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阐释中国的,已经很少了。起码在表面上,大家都会承认海外汉学家的贡献。当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俗话说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海外中国学家,有“洞见”,也有“不见”;有优势,也有劣势。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展开深入的对话。在我看来,不同学科,国际化的程度不一样。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很早就国际化了,同样在《科学》、《自然》上面发文章,对学问的评价标准大体一致。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容易“接轨”。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因此,在我看来,人文学研究,完全“与国际接轨”,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大概是最难“接轨”的了。

具体到我们专业,中外学者的差异,除了学术思路及语言隔阂外,更重要的是,外国文学研究与本国文学研究之间,其对象、方法及宗旨,有很大的距离。说到底,日本学者也好,美国学者也好,所谓的“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都是外国文学。就像我们北大英语系、日语系,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福克纳或川端康成,但对于整个中国学界来说,他们的声音是边缘性质的,不可避免地受主流学界的影响。同样道理,理解美国的中国学家,他们为什么这么提问题,必须明白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也就是说,他们也受他们国家主流学界的影响。本国文学研究不一样,有更多的“承担”——研究者跟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联系,希望介入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里面去,而不仅仅是“隔岸观火”。在这点上,本国文学研究确实有其特殊性,可能显得有点粗糙,但元气淋漓。

当然,现在出现了“第三条路”——在美国学界表现得尤其突出。那就是,很多华裔学者同时用双语写作,既用英文在美国教书,也用汉语在大陆或台港发表论著,影响当地的学术和文化进程。比如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他两边都写,英文好,中文也好。对于这批华裔学者来说,“中国文学”既是外国文学,也是本国文学。

记得三十年前,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台静农曾告诫他的学生林文月:你要出国留学也行,但别进东亚系;东亚系培养出来的博士,我们台大不要,因为程度不够。这是三十年前的事。台先生那一代人相信,别的专业如物理、化学等,美国确实比我们强;但要说中国文学研究,国外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肯定不如我们自己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留学生——不管什么专业。这么说,丝毫没有嘲讽的意思。

第三,所谓的学术交流,应尽量从资料、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资料以及技术层面的互相帮助,是题中应有之义。资料上互通有无,这是学术交流的起点,也是最早的动因,直到今天,也还很重要。不管是私人层面的,还是公家层面的,这都是最为实在的“文化纽带”。早年的象征性事件,可举出1909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启程返法之前,在北京向罗振玉出示从敦煌获得的唐人写本等资料,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对敦煌文书的兴趣。还有,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巴黎访书,也都对其学问的形成与发展颇有影响。今天,借助互联网,信息传递很容易,而交换各自制作的专题数据库,依然重要。因为,双方交换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物件,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信任”与“友情”。

不同学科不同课题,对于新技术的要求其实不太一样。以前,中国很穷,从图书资料到技术手段都很落后,对于国外学者优越的学术环境十分羡慕。现在,这个差距在明显缩小。因此,我必须谈及问题的另一面:在学术交流中,过于强调资料上的“互通有无”,有时是包含着某种潜台词,那就是,对对方的眼光与趣味不太信任。我在《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中谈到: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对于日本学者之发掘珍藏、重刊佚书有极高的期待,对其鉴定版本的能力也大为赞赏。实际上,《游仙窟》、“三言”及元刊全相平话等小说的重新发现,确实使得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大为改观。孙楷第、马廉、董康的日本访书,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长泽规矩也、盐谷温等日本学者的贡献,更是为中国的小说史家所关注。学者们之格外推崇日本的中国学界,尤其关注其“书志学”方面的工作,其实隐藏着一种偏见,即,不大信任中国学家的理论眼光与欣赏趣味。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此前四十年(1940—1970年代)译介的少得可怜的小说史论,大都属于版本考辨或史料甄别。

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有位德国教授非常直率地告诉我——也只有德国教授才会这么做,他说,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我只买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多多益善;至于理论,我们自己有。其实,不少汉学家都有这种想法,即,自信其眼光、见识、学术训练都在中国学者之上,只是资料不够而已。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逐渐参加到国际上关于“什么是中国”这样的讨论里面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对话,国外学界对我们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同时,我们对西方汉学的看法也在转变,既不一味拒斥,也不再盲目崇拜。

正因此,我才再三强调,所谓的学术交流,应尽量从资料、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我在北大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丸山癉、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学者的论文集,记者问我为什么,我的答复是:他们的研究背后有情怀。这三人都是战后进入大学,在竹内好的影响下,开始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面对新中国的成立,思考战败国日本的命运,进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这是丸山这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动力。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与其专业研究,更与其精神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关注鲁迅早期思想根源,侧重鲁迅与尼采、与日本明治文化的联系;而借讨论《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战现代中国的启蒙论述,更是意蕴宏深。闲云野鹤般的木山英雄,着重探究的是鲁迅的诗性及其哲学,故以《野草》为中心,展开深入细腻的论辨。政治意识浓厚的丸山癉,更欣赏作为“革命者”的鲁迅,着重研究鲁迅晚年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我们也译介了不少很精彩的日本学者的专业著述,那些都是功力很深的“专家之学”。但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内心的挣扎与精神的历险。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逐步接近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种阅读以及写作的姿态,很让我感动。时过境迁,好些论文的观点已被超越,但我欣赏这些专业著述中隐藏着的精神力量。不仅仅是技术操作,而是将整个生命投进去,这种压在纸背的心情,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也就是说,汉学家并非都是“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这些,我们同样应该关注与体贴。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差异,也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但讲究“和而不同”的学术交流,必须上升到如此层面,才有可能洞幽烛微。这一对话,有时甚至与具体的专业论述关系不大;但有没有这种精神层面的对话,决定了学术交流的质量(自然科学家另当别论)。

中外学界之从“对峙”转为“对话”,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在技术手段、理论方法以及精神层面,保持良好的接触与交流,这很重要。但我想强调,说到底,本国研究与外国研究,各有各的立场,也各有各的盲点。因此,我们与汉学家之间,很可能是:各有各的学术趣味,也各有各的广阔天地。而且,同在一个地球上,就会有竞争,尤其是在如何“诠释中国”这个问题上,多少会有“话语权”之争。只说“和谐”还不够,还需要“同情之了解”,以及“不卑不亢”的辩难。所谓的“对话”,并非走向“世界大同”或“舆论一律”,而是尽可能地完善自家立场。

  

2007年3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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