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雁，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

摘要：“道”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一以贯之地存在于孔子学说体系中。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孔子之道已成为海外汉学界研究的热点。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毕生专治孔子思想，被誉为“莫斯科的孔夫子”，其对孔子之道的解读在俄罗斯汉学界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基于贝列罗莫夫的儒家思想研究，从译名、起源、内涵及性质四个维度，系统析论他对孔子之道的体认。贝列罗莫夫立足于他者视角生成的学术观点，不仅深化了海外儒学研究的理论维度，也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跨文化研究范式。通过考察贝列罗莫夫的孔子之道研究，有助于把握海外汉学界对儒学核心范畴的接受与诠释特征，进一步推动孔子思想的国际传播与对话。

关键词：俄罗斯汉学；贝列罗莫夫；孔子之道；人道；君子；嵇辽拉

发轫于春秋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孔子之道，贯穿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伦理政治理想之中，成为其思想范式的核心认知基石，影响至今已两千余年。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孔子之道的海外传播与研究渐成显学。孔子之道究竟所指为何？海外学界对此不断追问，并取得一定进展。

在西方汉学界，郝大维（David L.Hall）与安乐哲（Roger T.Ames）曾就孔子之道阐发观点：安乐哲指出，“道”对于诠释孔子思想来说至关重要^[1]1；二者提出孔子的道从根本上说是人道^[2]177，“道”的内在结构是可变的“礼”^[3]292；该观点与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所谓“‘道’的概念与孔子的中心概念‘礼’十分相近”^[4]17的论断既有契合之处，又产生学术争鸣。海外汉学三大重镇之一的俄罗斯汉学，亦在漫长的儒家文化接受史中形成了对孔子之道的独特理解与阐释传统。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曾指出：“对于孔子而言，‘道’是一种开端，它从日常的、虽本身高尚的现象中，在灵魂中有机地生发出来，例如这里所说的家庭中的长幼尊卑秩序。因此，‘道’只生于根本，这些根本可以是真正具有人性的事物，这人性正是孔子学说的根本理想。”^[5]166俄罗斯知名汉学家卢基扬诺夫（А.Е.Лукьянов）解读“儒家之道”为：“君子作为儒家宇宙的创造者，参与儒家之道的生成。道的根基由君子在家庭关系——孝悌（孝敬父母与敬爱兄长）中奠定。”^[6]7

可见，海外学者对孔子之道的阐释路径各异、关注重心有别。本文聚焦于被誉为“莫斯科的孔夫子”的俄罗斯汉学家列·谢·贝列罗莫夫（Л.С.Переломов，汉语名嵇辽拉，以下简称贝列罗莫夫），系统解析其对孔子之道的体认。作为俄罗斯汉学界颇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孔子研究专家，贝列罗莫夫具有典型的个案分析意义。本研究尝试解答以下问题：贝列罗莫夫如何深入《论语》语境而得“道”之译名“Дао—Путь”？在他者视域下，孔子之道的起源、内涵及特点分别呈现为何种面貌？通过对他乡“夫子”孔子研究的深度剖析，本文旨在为儒学核心范畴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参考，同时与国内学界形成学术对话及视域互补，共同推进维度更为广阔的孔子研究学术共同体之构建。

一、贝列罗莫夫其人其著

贝列罗莫夫（1928—2018）出生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父亲为中国人嵇直，母亲为俄罗斯人。他自幼在俄罗斯成长，浸润于俄罗斯文化，同时承续着父亲传递的中国文化根脉。受家庭影响，贝列罗莫夫早年即对中国文化、历史与哲学产生浓厚兴趣，这为其日后立足于中国立场的学术取向奠定了基础。他精通古汉语，毕生致力于孔子思想研究，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不亚于俄罗斯文化。作为中俄血缘与文化双重融合的体现者，贝列罗莫夫身上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深厚积淀。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与其学术研究之间形成深刻关联，使他在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两方面均具备探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独特的文化身份赋予他对儒学的天然亲近感以及在俄罗斯传播儒学的内在使命。他不仅在理论研究中建树卓著，亦积极推动儒家文化的实践传播，曾长期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出任国际儒学联合会俄罗斯分会会长等重要职务。¹

贝列罗莫夫的汉学研究始于中国古代史，后转向法家思想研究并译有《商君书》。早年间，贝列罗莫夫对儒家学说已有涉足，自苏联科学院远东所成立“中国政治传统研究室”后，他便专治孔子思想，并在该领域深耕细作。在数十年儒学研究中，贝列罗莫夫最突出的成果当数《论语》译著及相关研究性著述。20世纪90年代，出版孔子研究“三部曲”：《孔子言论》（1992）、《孔子：生平、学说及命运》（1993）以及俄罗斯历史上首部《论语》学术性全译本——《孔子：〈论语〉》（1998）。进入21世纪，又推出儒学研究系列著作：《儒家〈四书〉》（2004）、《儒学和当代中国的战略政策》（2007）、《孔子与儒学》（2009），使其孔子研究形成完整体系。

贝列罗莫夫经由重构孔子生平、译介《论语》展开对孔子思想的讨论，逐渐形成了其儒学观。他基于数十年孔子思想研究，从自身对儒学的体会出发，阐发孔子之道这一命题。探索孔子之道是儒学研究细化与深化的体现，是把握儒学核心思想的重要途径。贝列罗莫夫对孔子之道的探索，一方面是对俄罗斯汉学界既有观点的回应与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其作为“莫斯科的孔夫子”，积极参与孔子思想研究国际学术对话的集中体现。

二、孔子之道俄译名引发的学术思考

自帝俄时期以来，典籍翻译即成为儒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它不仅是汉学家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更是其学术思想的直观载体。有学者指出：“典籍翻译中的术语译名又似于基本建筑材料，单位虽小，却可以决定整个翻译文本的思想内容。”^[7]107在儒家典籍中，“道”“仁”“礼”等范畴作为义理之“名”，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术语，却在文本建构中承担着类似功能。正因如此，贝列罗莫夫将其性质界定为“术语”（термины）。这些核心范畴构成了译者阐发其学术思想的基本依托。通过对“道”之译名的细致分析，可清晰窥见译者在其中所植入的学术理解与思想立场。

孔子之道内涵丰沛，在《论语》中除少数动词用法外2，大多作名词用，承载着孔子学说的核心义理。综观贝列罗莫夫的《论语》译著，他将具有名词意义的“道”多译为“Дао—Путь”，如“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吾道一以贯之”（《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等章。仅在确指具体空间路径时译为путь、дорога，如“中道而废”（《雍也》）、“任重而道远”（《泰伯》）、“道听而途说”（《阳货》）。

可见，贝列罗莫夫对“道”的译名相对统一，译名的两部分均以首字母大写，凸显了其术语性特征。其中，第一部分（Дао）采用音译法，最大化“保留了概念在原文本中的声音模式所产生的意象内涵”^[8]112，此即中西学术界在翻译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词汇时普遍提倡的策略3；第二部分（Путь）则意指具象道路，对应《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之本义，即“有方向的路”，后引申为思想、路线。贝列罗莫夫所论之“道”，正是指这种有迹可循、实实在在的儒家所重之“道”，以“Путь”译之，可谓恰到好处。

从“Дао—Путь”这一译名组合来看，贝列罗莫夫理解的孔子之道，既与老子之“道”（Дао）存在渊源，又凸显其现实指向，故以“Путь”加以限定。这一译名究竟如何得出？尚需从其对孔子之道由来的理解入手加以考察。

三、孔子之道的传承与超越

（一）承于道家之道

为厘清孔子之道的渊源，贝列罗莫夫首先对“道”的起源加以追溯。他将“道”界定为“中国古代哲学和伦理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9]68，这与国内学者对“道”作为中国哲学本体概念的理解基本一致。贝列罗莫夫指出，在中国哲学语境中论及“道”，首推《道德经》及其作者——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老子与孔子同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其思想于同一时代背景之下，必然存在相通之处。由此贝列罗莫夫推断，《道德经》对孔子之道当有所启示。

贝列罗莫夫进而指出，以孔子之智慧，定能体悟到《道德经》的中心思想——“道”为天地之母、万物本原，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进而孔子发现，“道”的核心乃“永恒的思想”^[9]69。阿列克谢耶夫和康拉德（И.И.Конрад）对“道”的解读引起了贝列罗莫夫的关注。

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道”是本质，是某种绝对静态之物，是圆的中心，是超越认知与度量的永恒之点，是唯一正确而真实的东西。……康拉德所持观点与之类似……“道”作为普遍的日常存在状态，不可名状……“道”中蕴含着“无”。“有”处于永恒流变之中，而“无”则恒常不变。“道”本身不会改变，故其存在方式并非运动，而是寓于平静之中的永恒物质。因此，它不是有限的，而是永恒常存的。^[9]69

贝列罗莫夫所述“永恒的思想”与二者颇有呼应之处。他曾指出：“‘道’与‘自然’本身的概念相近”^[9]69，即“道”近似于自然界中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恒定规律——此即天道。循此思路，贝列罗莫夫所论孔子之道传承于道家之道，其内涵中包含了天道这一维度。

（二）超越天道而指向人道——“天人合一”

“道”虽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却并非道家专有名词。贝列罗莫夫关注到“道”的多面性，他强调：“在中国古代哲学或伦理政治思想典籍中，任何一部作品的作者都无法回避‘道’这一概念。”^[9]68的确，“道”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极具普遍性的核心范畴，在儒家思想中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尤重此“道”，皆以求“道”为毕生追求，孔子更是持有“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根本立场。“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那么，孔子毕生所求之“道”究竟所指为何？

贝列罗莫夫认为，孔子之道传承自道家之“道”，并将其核心即“永恒的思想”熔铸于儒家思想体系中，进而超越了“道”的天道层面。他指出，孔子对“道”的理解异于老子：老子之道无以言表，属于形而上概念；而孔子则赋予“道”以人文主义与实用主义色彩，将其应用于儒家学说的构建，使“道”由“天道”延伸至“人道”，最终成为天道秩序在人间的体现，达致“天人合一”之境。儒道之分合，乃中国思想文化史发展的重要脉络，儒家修身治国之“道”正是践行道家自然之道的具体表现。由此观之，贝列罗莫夫所持孔子之道“承于天道，发于人道”的学术观点既有理论基础，亦为其译名“Дао—Путь”提供了学理依据：以“Дао”呈现作为自然规律的天之道，以“Путь”体现具有现实意义的人之道，二者并用，既昭示了“天人合一”观念的递进层次，亦彰显了孔子之道的传承与超越。

（三）人道之维：孔子之道的实用主义与人本指向

贝列罗莫夫强调，孔子将“道”与人紧密相连，其深刻之处正在于将“道”引入对人性的讨论之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这段论述清晰地揭示了人性之实：人皆追求富贵而恶贫贱。贝列罗莫夫就此阐释道：“如果人们可以坚定不移地遵循为他们设定的道（即孔子之道），就能实现自己的志向，甚至摆脱令人憎恶的境况。”^[9]68他进一步指出，倘若孔子仅旨在以“正当原则”或“合宜方法”追求财富功名，完全可诉诸“礼”或“法”等概念，然而孔子偏偏选择用“道”。这一选择本身即表明，“道”所指的并非适用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局部真理，而是人在社会中行事方式的根本统称，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之“道”。孔子在此以“道”立论，正是因为当人的自然欲求与理想追求产生冲突时，唯“道”能够引导人克制“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人心之中、人性固有的欲望”^[9]70。

此外，贝列罗莫夫将孔子视为实用主义的拥护者，认为孔子对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本体论和认识论并不感兴趣”^[9]70。在贝列罗莫夫看来，孔子并非注重纯粹理性、概念式的哲学，而更多关注生命的体验。孔子之道正是在教化人性的过程中唤醒隐藏于人内心深处的善良本性，使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孔子学说中理想人性的代表——“君子”。贝列罗莫夫据此推断，孔子认为凡人皆可得“道”。这一推断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苏联汉学界对于孔学具有社会倾向性和阶级性的固有认知框架，凸显出孔子之道的另一超越维度——普适性与实用性。

（四）天人之辨：对贝列罗莫夫“人道”阐释的再审视

基于贝列罗莫夫对孔子之道的解析可见，他反复强调“孔子仅将其‘道’与‘人’的话题联系起来”^[9]70“人是孔子学说的中心主题”^[9]70，此类观点使孔子之道聚焦于社会人文领域，呈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性质。贝列罗莫夫认为，这一判断可从子贡的论述中得到印证：“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子贡认为，孔子将“文章”作为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而关于“性”与“天道”却很少提及。然而“性”与“天道”是否完全不属于孔子之“道”的范畴，尚需进一步辨析。

毛子水曾言：“文章指孔子修己、经世、济众、安人的志行讲……天道，似是指世间一切非人力所能为，或非常人知识所可明晓的事理讲。”^[10]70据此，“文章”乃孔子教授弟子的主要内容，而“性”与“天道”则择人而传，属部分学生需深刻体悟方可感知的义理层面。二者作为孔子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递进性与整体性。孔子施教虽因材而异，对不同内容、不同对象有所区分，但“天道”并未因此付诸阙如。康有为主张：“孔子之道本天，以元统天”^[11]565“孔子之制度必本于天”^[11]595，足见“性”“天道”与“文章”同为孔子之道的呈现形态，唯孔子较少论及而已。杨伯峻亦曾指出：“孔子不讲天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取存而不论的态度。”^[12]66然而，“存而不论”并非“存而不在”。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本末兼备，无处不在，既与“人”的话题密切关联，亦与“天”存有深层贯通。若仅论人道而遗天道，则贝列罗莫夫对孔子之道仅具人文主义性质的判断，恐有未周之处。

然而，他者视角所生成的观点自有其内在合理性，不妨换一角度分析。孔子所言“天道”，并非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简单因袭，而是通过人在“礼”的约束下不断内在自省与道德修养所呈现的具体形态。孔子为“道”注入了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形成了注重人文教化、绵延不绝的孔子之道，这一“道”超越了传统“天道”的既定意义，更多地指向“人道”，并在此过程中积极探索“天人合一”的理念。由此而言，贝列罗莫夫的问题意识并未侧重于孔子思想中“天道”的维度，而是以重视“人道”的阐释策略作为理解孔子之道的基点。在其视域下，孔子之道呈现出鲜明的人文性与实用性，相较于“天道”层面，他更为关注孔子之道中属人的那一部分。这一阐释虽有其侧重，却也为理解孔子之道的多维面向提供了可资对话的他者视角。

四、孔子之道的内涵

贝列罗莫夫将《论语》中的“道”归纳为“孔子思想、原则、方法的整个综合体系，即孔子学说的全部实质”^[9]70。孔子之道与其思想体系的每一个子系统都密切关联。孔子本人从未明言“道”，亦未对其加以定义。那么，在贝列罗莫夫视域下，孔子之道的内涵为何？下文将从其核心及价值体系两个维度，勾勒贝列罗莫夫对孔子之道的认知轮廓。

（一）孔子之道的核心：“忠恕”

《论语》不仅记载孔子所论之“道”，亦收录孔门弟子对“道”的理解。贝列罗莫夫尤为关注孔门弟子的言论，他在《论语》译著副文本中指出：“儒家学派存有一传统，由孔子本人确立，即将某些核心思想择机传授于能力出众的门人。孔子相信，优秀弟子能够体悟并表达其思想深意。这一做法的深层用意在于，借由弟子的理解与传承，确保其学说得以被真正接受，并准确无误地传之后世。”^[13]296由此可知，《论语》所载“子曰”仅为孔子思想的部分呈现，并非其思想全貌。曾子作为孔门最优秀的弟子之一，其相关阐释必然有助于察知孔子之道。

曾子在受到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启发后，得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里仁》）的结论，这看似是对孔子之道的正面回答，但“忠恕”是否足以完整概括夫子之道，尚需审慎辨析。贝列罗莫夫指出，“忠”“恕”是儒家传统核心范畴，与其他儒学文化词类似，具有多义性且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译词。为此，贝列罗莫夫采取分释法，将“忠恕” （чжун — верность и шу — снисхождение）视为两个并列概念，并分别予以解析。他指出，“忠”包含诸如“信念、忠诚、保证、诚实”^[9]77之意，具体所指需视搭配而定；“恕”同样如此，可指“宽容、同情、宽恕、关心他人”^[9]77。孔子本人也曾为二者下过定义：“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基于此，贝列罗莫夫进一步揭示“忠”“恕”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忠’是‘恕’的正面体现”^[9]78。这一见解与杨伯峻所言“‘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12]54基本一致。《中庸》载“忠恕违道不远”^[14]275，其对“忠恕”与“道”之关联的揭示，与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理解异曲同工。由此可见，贝列罗莫夫所持“‘忠’‘恕’‘仁’‘义’构成一以贯之的‘道’，并贯穿于孔子整个学说中”^[9]78的观点，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

（二）践行孔子之道的理想人格：君子

贝列罗莫夫指出，尽管人人皆有得“道”的可能性，但孔子并不相信每个人都会领悟其“道”。因此，孔子依据得“道”与否划分出三类人——“君子、人、小人”^[9]70。积极践履孔子之道的乃是君子，相反，违背孔子之道的则为小人。君子作为儒家理想人格，其一系列行为标准实质上构成了孔子之道的完整价值体系。

君子行“仁”道。贝列罗莫夫提出，“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和基础。“如果不理解孔子学说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仁’与‘文’，那么君子的道德品质就不是完整的。”^[9]72-73的确，“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如果缺少“仁”，则不是真正的君子。贝列罗莫夫根据“仁”的词源学信息指出，该字结构“二”“人”隐含意义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社会层面的概念。正如《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仁”即“爱人”，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贝列罗莫夫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仁”日益充盈人性的色调，如今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仁爱”的代名词。

君子行“文”道。“文”最早记于殷商时期甲骨文，初具宗教意义，意为“纹身、着色、纹理”。人身上的“纹身”表明人们向往神秘的自然力量，相信神灵具有某种魔力。贝列罗莫夫认为，正因如此，《易经》中“文”与“道”的思想胶葛难分。“由‘道’产生变化及位移，由此生成象征着阴阳的卦象，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不同卦象有不同价值，由此产生事物和现象，二者相互转化并形成花纹——‘文’。”^[9]79贝列罗莫夫指出，自孔子时代起，孔子以“文”的原始内涵——“纹身”为出发点，为“文”注入了新的生命元素，使之与“文化”“文学”的概念建立联系。因此，贝列罗莫夫将“文”所获社会精神文化意义归因于孔子。《论语》对“文”有明确解读：“文”是人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每个人都应竭力掌握先人遗留的精神文化。但贝列罗莫夫同时指出，孔子告诫世人在学“文”的同时不要过分迷恋“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如果人将全部精力都用于学文，则难以融入世俗生活，凡人追求自然的情感与欲望，而只学文之人则会丧失生命的活力。由此贝列罗莫夫体认到，人应把自然的天性与所学知识融通结合，此非人人所能为，唯有理想人格——君子方可企及。

君子行“和”道。凭借对《论语》的深耕细作，贝列罗莫夫得出结论：“孔子塑造了君子形象，但并非局限于‘仁’与‘文’这两个价值标准，还有一个与‘仁’‘文’同等重要的要素。”[9]81他认为，孔子把“和”作为评判君子的价值标准之一，并以“和”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原则，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贝列罗莫夫将“和”译为единство через разномыслие ，意为“经由不同意见融合而达成的一致”。他强调，“和”的特征在于，它能够在发生冲突及存在分歧时发挥作用，并协调达成一致。为政者应作为“和”原则的积极参与者，并基于“和”原则管理国家，帮助执政者走上正确的为政之道。“和”原则作为君子之道方法论的核心，最为深入人心。

综括而言，在贝列罗莫夫看来，孔子终其一生，将其“道”付诸理想人格——君子身上，要求君子具有“仁”的德行、学“文”的能力、“和”的行事方式，在个人修养和社会生活中弘扬并践行孔子之道。

五、孔子之道的性质

基于对孔子之道内涵的系统把握，贝列罗莫夫提炼出孔子之道的三重性质。分别指向其社会功能、思想创见与传承机制。

其一，孔子之道具有社会性。贝列罗莫夫指出，“理解‘道’意味着踏上认识真理之路”^[9]70，“借助‘道’孔子试图引导人走向正道，管理他、感化他”^[9]70。最终建立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他将孔子之道由个人修养层面延展至社会治理层面，指明孔子之道不仅对个人内修具有指导作用，更内蕴一套涵盖君、臣、民各阶级应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对社会的和谐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孔子之道具有开创性。贝列罗莫夫认为，孔子之道的终极追求在于“教育新人”^[9]70。此所谓“新人”，并非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在现实人际关系中获得新的生命意义、超越原始欲望之人。孔子学说正是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局面的创造性回应，孔子主动筹划着理想人格、理想社会及理想国家的新模式，敢于开创新路，以其“道”引领更多的“新人”融入他所创建的范式之中，最大化地发挥“新人”的弘道作用，恰如《论语》所云“人能弘道”（《卫灵公》）。值得关注的是，西方汉学界对孔子之道的创新性亦有共鸣。郝大维、安乐哲曾就此维度指出：“一直以来对孔子思想中此一⁴连续性的热情与关注，压制了对同样处于其思想根本层面的另一品格的感知与欣赏——那就是‘道’所固有的创新性与独创性。”^[3]285-286可见，贝列罗莫夫对孔子之道之开创性的阐发，与西方汉学界的相关研究形成了跨文化的学术呼应。

其三，孔子之道具有传承性。贝列罗莫夫对孔子之道传承性的体认，实则是对孔子思想生命力的创新性阐发。在他看来，《论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传诵不绝的经典，其意义不仅在于记录了孔子与弟子的言谈交流，更在于使后世学人得以跨越时空，不断追溯并再现孔子的人格精神。正如贝列罗莫夫所言，这体现了“传统的深层本质——并非传递某种知识或经验，而是在于师者人性的再加工”^[9]99。他进一步指出，孔子不仅是一位生动的精神典范，其本身即是思想内容的载体。借助《论语》这一文本，孔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世代相传，并在不同时代的学人心中得以反复重现。当后辈学者真正领悟到孔子的精神内核时，孔子之道便在这一刻获得了真正的传承。

结语

基于数十年的孔子思想研究，贝列罗莫夫所参悟的孔子之道是超越了传统“天道”意义而聚焦于“人道”的学说，是以“忠恕”为核心的“一以贯之”之道，亦是集君子价值体系之大成的理想境界。通过对孔子之道具体内容的层层揭示，贝列罗莫夫完成了对孔子思想具有社会性、开创性及传承性的系统论证。

反思贝列罗莫夫所论孔子之道，其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康有为坚称，六经皆孔子所作，应该以六经而不是以《论语》为经典来领悟孔子之道的具体内容。”^[15]53《周易》《春秋》亦是理解孔子之道的关键文献，参悟孔子之道时皆应将其作为重要参考。若仅以《论语》为语境来领悟孔子之道，则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孔子之学的思想视域。由此可见，贝列罗莫夫解读孔子之道所依凭的儒家文本仍有待进一步拓展。面对海外汉学家难以真正做到全面解读中国文化的客观事实，我们应深刻反思其中缘由。综观海外汉学研究成果，《论语》作为凝结孔子思想最为重要的儒家典籍已受到了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但相较之下，《春秋》《易经》等其他儒家经典的外译、研究与推广仍存在较大局限。由此，我们亟须认识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内容与路径多元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这将为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启示。国内学界应主动搭建有效学术对话平台，鼓励海外汉学家在各国积极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尽管受限于种种因素，贝列罗莫夫的论述很难做到周全，但总体观之，他乡“夫子”对孔子之道的诠释是精到且有创见的。我们对汉学家研究的质疑不等于否定，贝列罗莫夫以受过儒家熏陶的他者视角审视孔子之道，独具“莫斯科的孔夫子”之“儒者”气质。他对孔子之道的认知、认可与认同体现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注。贝列罗莫夫从他者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孔子之道，与西方汉学界及我国孔子思想研究形成呼应的同时，也构成了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方面的差异与特色。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外学界对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解，有助于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背景下，更加深入地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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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魏义霞.孔子之道是什么：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何以成为教主.人文杂志，2011(2).

注释

(1)贝列罗莫夫生平经历参见嵇钧生：《莫斯科的孔夫子嵇辽拉——记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列·谢·贝列罗莫夫》，《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4期，第68—78页。作为贝列罗莫夫的中国亲属，嵇先生为本文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使本研究得以深入展开，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动词意义的“道”，如“道千乘之国”（《论语·学而》）、“道之以政……道之以德”（《论语·为政》）、“乐道人之善”（《论语·季氏》），显然非孔子之“道”，故在此不做对比分析。

(3)参见汤一介：《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第5期，第29—32页；杨平：《〈论语〉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2期，第61—63页。

(4)笔者理解，“此一”指的是“道”的“一以贯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