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斯年曾经提出中国人研究的中国学是“汉学”，而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做的中国学是“虏学”，而“汉学”与“虏学”是中国学的两个不可分割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傅斯年提出西方的Sinology其实与我们理解的“汉学”并不是同一件东西，它与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国学”更加贴近。回顾西方Sinology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Sinology形成时期所面对的是大清统治下的中国，所以，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专注于研究汉语文文献和古代历史文化的汉学，而是研究清代中国汉、满、蒙、藏等多种语文及其古代历史文化的“中国学”。通过对法国和德国早期汉学发展史的回顾，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欧洲早期的Sinology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汉学”和“虏学”的结合，它是涉及中国多民族语文和古典文明研究的“中国学”。傅斯年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即是对中国古代多民族语文和历史文化的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是近现代中西方之“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学术核心。

一

傅斯年的“汉学”“虏学”之说，在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很大，对研究西方汉学史也具有启发意义，至今还常引起人们的讨论和思考。特别令人深思的是，“汉学”和“虏学”这样典型的中西学术差别今天依然存在，中西学术仍然各擅胜场，没有克服这种差别。值得强调的是，傅斯年的“汉学”“虏学”之说只是形象地标示了中西中国学之间的典型差别，它既不是对西方汉学的否定，也不是要把“虏学”另立为一个独立于西方汉学，或者与西方汉学对立的新学科。

其实，中学的“汉学”和西学的“虏学”，本可以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中国学”，“汉学”和“虏学”本来就是世界中国学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学。傅斯年主张中国的国学研究，必须要突破传统国学或者“汉学”的范围，效法西方中国学的“虏学”传统，以在中国学界形成“汉学”和“虏学”两面一体的真正的“中国学”。

二

傅斯年的“汉学”“虏学”之说，是在一个“世界中国学”的框架下提出来的，说的是中国国学以“汉学”为重点，而西方中国学的强项是“虏学”。他不同意把中国的“国学”“中国学”与西方的汉学、“支那学”、Sinology看成同一样东西。西方的Sinology，从一开始就不是狭义的“汉学”，而是一种原始的“中国学”。从西方人文科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西方汉学属于德国语文学传统中的“新语文学”（Neuphilologie）范畴。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东方学研究”蓬勃兴起，他们对与西方（Occident）相对的东方（Orient）诸地区、国家、民族和族群的研究，形成了与西方新语文学对应的众多东方“民族语文学”新学科，如伊斯兰学、埃及学、亚述学、突厥学、伊朗学、印度学、中亚学、西藏学、蒙古学、日本学等，而汉学则是西方东方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西方汉学从其一开始就不是一门只从事汉语文、文本和历史文化之专门研究的学问。尽管Sinology作为一门“民族语文学”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语言、文献、历史和文化，可是，西方Sinology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时代西方世界所面对的中国不是一个汉人统治下的传统中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此即是说，Sinology诞生的时代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同步，而清代中国不是一个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它的统治民族不是汉族，而是满族，所以，在那个时代形成的“民族语文学”/“汉学”，与它所对应的那个民族不是单一的“汉族”，而是大清统治下的一个由众多民族（族群）组成的“中国”，研究清代中国之语文和历史文化的“民族语文学”就不可能是单一的“汉学”。换言之，形成时的Sinology的研究对象是清代中国诸多民族语文之文献、历史和文化，所以，它更应该与“中国学”对应，而不是现在我们认知中的狭义的“汉学”。

欧洲早期的“汉学”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主要以研究汉语文文献和历史为主体的狭义的“汉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更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民族语文文献和历史文化的“中国学”研究。欧洲早期汉学家们所具备的这种兼擅“汉学”和“虏学”的学术素养，于今天看来，表明欧洲汉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中国学”的学术性质。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对汉语文文献和经典的研究，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所研究的这些汉语文献都程度不等地带上了受亚洲其他文化的语言和文献影响的烙印，所以，他们不把中国看成一种纯粹汉族的、自我封闭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种在整个亚洲，甚至在整个欧亚文明不断互动、交流的语境中形成的高度发达的文明。

比较而言，近二十余年来备受中国学界瞩目和批评的北美新清史家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像欧洲早期的汉学家们那样，把清代中国看成一个多民族和多种语文、文化组成的有机的整体，而坚持要把它拆分成一个“汉人的帝国”和一个“内亚的帝国”，一方面不把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作为当时中国的核心，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清朝统治之有别于汉族统治王朝的“内亚特性”，不承认清代汉、满、蒙、藏等各民族之间于宗教、文化上有着很深的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事实，把“汉化”与“内亚性”作为理解清代历史的两个截然对立的层面，过分地强调汉、满、蒙、藏等民族之间于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这样的中国观显然远远落后于早期欧洲汉学家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的认识。

三

傅斯年于1928年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距清朝败亡已经16年，于中华民国统治下的中国的国学，与清朝中国的国学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是西方的汉学，还是中国的国学，此时都处在一个相应地向更传统的汉语文和汉族传统文化转变的过程之中。此外，中国学术当时还纠结于如何于中西两种人文学术传统中找到一条圆融并举的道路，而傅斯年则坚定不移地站在西方汉学和中国学一边，反对中国的国学回归旧式之经学和汉学的道路。傅斯年完全接受了欧洲早期汉学家们从与大清帝国的交往中所得出的这种今天看来相对先进的中国古代文明观，自然地把它作为其构建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学术传统的基调和模板，还把它用于他为建构中国和中华民族之身份认同的积极努力之中。傅斯年是最早提出“中国学”这个名称的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先驱者之一，他明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不只是狭义汉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虏学”的研究对象，汉学和“虏学”兼修圆融，才是“中国学”应有的面貌。傅斯年强调现代人文科学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不是一种以注疏四书五经为主的传统的经学和哲学研究，也不是文章家、伦理家所做的那种官样文章式的历史研究，而应该是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进行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时代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传奇，四大导师及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后人不可超越的历史丰碑。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清华国学院和四大导师身体力行的学术研究与中国旧传统中理想的“国学”毫无关系，国学院名不副实！虽然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但他们中没有一人是传统国学的经学或者儒学大师，相反，他们都是反传统和反“国学”的历史学和语文学大师，王国维和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任职期间所做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虏学”。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典型的现代语文学精神，其学术实践突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研究。陈寅恪所说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是傅斯年所说“虏学”的另一种称呼，它亦古亦今，亦中亦西，是将中国之“汉学”与西方之“虏学”完美结合的典范。陈寅恪留学欧美时的学习经历，都属于西域和佛教语文学范畴，他学习了梵文、藏文、西夏文、蒙古文和满文等多种非汉语的中国古代民族语文，为他今后从事“虏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学基础。陈寅恪于清华十年的学术研究重心在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都属于“虏学”范畴。他没有专业地从事藏学、蒙古学和满学研究，而是学习伯希和，将他的“虏学”知识和技能，运用于他的“汉学”研究，取得了传统的中国的“汉学”家们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

四

与所有“民族语文学”或者“东方学”的分支学科一样，不管是“汉学”，还是“虏学”，它们首先是一门语文学（philology）的学科，分别是对汉语和“胡语”语言和文献的语文学研究。后人有直接称“汉学”为“汉学语文学”（Sinological Philology）者，就像欧洲早期的“东方学”常常被人与“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陈寅恪等常将它译作“东方古文字学”）等而视之一样。狭义的汉学即是对汉语语言、词义、文献和经典的研究，包括字源学、语法、批评、文化史、文学史和语言史等，而广义的汉学就是中国学研究，它是以中国古代多民族语文的经典、思想和历史为中心的中国古典文明研究，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学、历史和哲学思想为核心的人文科学研究。

西方现代人文科学一再强调它们是一种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而不是一种神学的和哲学的研究。在现代科学的人文主义学术语境中，所有人文科学学科，包括哲学和神学，都必须是一种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否则，它们就是不科学的和不学术的。从这个视角来看，傅斯年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所，他主张的将“汉学”和“虏学”合二而一的中国学研究，就是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核心。20世纪20年代末，傅斯年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认为只要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把史料整理好，历史就跃然纸上了，而这就是史学的全部。在傅斯年的那个时代，人文学术中对文、史、哲等学科的划分还远没有像今天一样如此壁垒分明。当时的文史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互不分家的。傅斯年所说的“历史研究”更接近于西方现代人文科学强调的任何人文学科都必须是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中的那个笼统的“历史研究”，而不是今天被界定为区别于文学和哲学的历史学学科。正因为人文科学的任何学科都必须是一种历史学的学科，都是对一个文本的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所以，历史学和语文学二者是不可分的，对一个文本（史料）的研究必须采用语文学的方法，而语文学家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历史学家。“语学即史学”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傅斯年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理基础就是“语学即史学”。它与西方的人文学术研究必须是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的准则同出一辙。

“史料即史学”的历史观并不是傅斯年的创造，而是19世纪欧洲史学主流兰克学派的核心主张。兰克把客观地重现历史作为史学之最崇高和最核心的任务，他拒绝一切历史哲学，反对对历史做概念化、理论化和一般化的处理。兰克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尽可能全面和彻底地发现和利用一切可能的历史资料，并对它们做专业的文本整理、编辑、翻译和比较研究，进而能全面、准确和客观地重现历史。傅斯年“史料即史学”的历史观与兰克史学一脉相承，他指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作客观的史料学”。“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的等一般的事业。” “史料即史学”的宗旨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来做“客观的史料学”，将历史研究做成生物学、地质学一般的自然科学的事业。

傅斯年这里所说的“语学”“古文字学”指的都是“语文学”，他竭力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就是一种将历史学和语文学合二而一的学术方法，它的研究对象不只是狭义的历史，而是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思想在内的整个人文科学。“历史语言研究”是人文科学最基本、最核心的学术方法。既然史学是比较不同史料的语文学，历史研究是对不同史料的文本语文学研究，那么，推而广之，文学、哲学、艺术和思想研究也都是一种文本语文学的研究，要在于其本来的历史的和语文的语境中来准确地还原其历史的、文学的和思想的意义。它们与纯粹的历史研究的差别仅在于其所处理的文本的类型不同。语学的关键是要研究直接史料，而不是经中间人改动过的间接史料。科学的历史研究是要充分利用直接的史料来订正间接的史料，而其手段即是语学，比较不同的文本是传统文本语文学的经典做派，所以，“语学即史学”。面对众多不同的文本，文本语文学通常会选择一个现存的或者流传的文本作为基础，充分发掘和利用与这个文本相关的一切更早的、不同来源、不同传承的文本，从语言的和历史的角度对它们做细致的比较文本研究，以对前者做厘定、改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种更可靠、更正确的文本。文本研究是如此，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后者无非就是比较各种不同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史料，以准确地重现历史，达到对它的一种更可靠和合理的理解。用语文学的方法来处理史料，研究历史，这就是傅斯年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

总而言之，傅斯年主张的“史料即史学”秉承的是兰克史学的科学史观，而“语学即史学”是他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的核心，遵循的是现代西方人文学术的主流思想，它融合“汉学”和“虏学”，是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核心。近百年来，世界人文科学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文学不再是人文科学的主流，人文科学内部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致，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越来越分明，而历史学的学科性则越来越不明确，古典的中国学与当代的中国研究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学科，傅斯年当年倡导的“历史语言研究”已经成为陈年往事，人们不复理解他所谓“史料即史学”和“语学即史学”的学术意义。可是，语文学基础训练的普遍缺失显然是影响今天中国人文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虏学”依然是中国学者至今无法克服的学术短板，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当下建构和实践一种超越西方汉学和东方学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学的学术研究。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和“语学即史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和理解他所说的“汉学”“虏学”与中国学的关系和意义，对于倡导和建设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沈卫荣，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摘自：《国际汉学》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