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一、引论

　　 本文旨在证明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存在，并且归纳出它的系统性。诠释学（hermeneutics）的理论，乃是对诠释（interpretation）实践的反思。这种分辨极为重要，然而目前尚未获得充分自觉。例如有学者说：“我要讨论的儒家‘经典诠释学’，不是指诠释学的理论形态，而是指早期儒家编定、解读、诠释文本并将之经典化、权威化的行为、表现及其经验。”[1] 这就容易导致“诠释学”与“诠释”概念的混淆。严格说来，我们可以说“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诠释史”[2]，但显然不能说“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诠释学史”。

　　 孔子有丰富的经典诠释实践，这是毫无疑问的。仅据《论语》所载，便有他对《诗》《书》《易》《韶》《武》等经典文献的诠释，学界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孔子是否有经典诠释学的思想乃至理论系统？这似乎还是一个问题。有学者说：“孔子对古代经典只是进行解释”，但并没有“诠释学”[3]。这个判断恐怕过于轻率。其实，孔子思想不仅是儒学的创始、儒家经典诠释实践的创始，也是儒家经典诠释学理论的创始。本文的分析将证明这一点。因此，有学者将“孔子诠释理论”视为“中国原有诠释理论的典型代表”[4]，笔者深以为然。发掘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对于构建中国诠释学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经典诠释学的任务

　　 当然，中国古代没有“hermeneutics”这个名目；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代没有诠释学。这就正如中国古代没有“philosophy”和“metaphysics”之名，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和形而上学之实。[5] 然而，有学者说：“中国传统的资源多半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形态，不能和当代诠释学同日而语。”[6] 这显然是混淆了“诠释学”与“当代诠释学”的概念，因为：正如西方诠释学也有其从古代形态、近代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化发展一样[7]，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当代”诠释学的形态，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诠释学的古代形态。事实上，这些年来，学界也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由此可见，中国诠释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绝非脱离传统的凭空构造，而是固有的传统形态的当代转化。汤一介先生较早提出了“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8]，似乎中国诠释学尚待“创建”[9]；但他又指出，中国不仅“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了若干不同的对经典注释的原则和方法”[10]。那么，这些“经典注释的原则和方法”，岂不正是“经典诠释学”的范畴，而不仅仅是“经典诠释”？因此，笔者认为，学界提出的“创立我们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诠释学”[11]，这个提法并不十分恰当，因为中国诠释学所需要的不是“创立”，而是“转化”，即从传统诠释学形态转化为当代诠释学形态。

　　 在这个问题上，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二）儒家经典诠释学的开创

　　 翻开《论语》，首篇首章首句，便直接切入了经典诠释学问题，即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12] 分析如下：

　　 学什么？经典。孔子论“学”，所涉甚广，但首先是诵习经典。何晏注：“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邢昺疏：“学者而能以时诵习其经业”。[13] 所谓“经业”，即指儒生诵习经典的学业，例如东汉郑玄“隐修经业，杜门不出”[14]，北魏谷浑“晚乃折节受经业，遂览群籍，被服类儒者”[15]。清代黄式三《论语后案》指出：“‘学’谓读书，王氏及程子说同。朱子注……引程子说‘学’为读书，‘时习’为既读而时思绎，则此章之正解。……此篇‘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虽曰未学，必谓之学’，下篇‘学’‘思’对言，‘学’‘问’对言，‘好学’‘忠信’对言，‘博学’‘约礼’对言，‘文学’‘德行’对言，‘学《易》’‘学《诗》’‘学《礼》’，皆谓读书，而又斥‘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佞。盖学者，所以学圣人之道，而圣人往矣，道在方策（典籍）也。”[16] 可见“学而时习之”之“学”乃是指诵习经典文献。

　　 如何学？讲习，亦即经典诠释。前面所谓“诵习”，其实是“习”的含义之一：讲习。“习”有二义：讲习、践习。此处乃指讲习。邢昺疏：“有同门之朋从远方而来，与己讲习，不亦乐乎？”[17]“讲习”一语，出自《易传》：“君子以朋友讲习。”[18] 孔子十分重视经典讲习，他说，“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这是因为“学须讲习”[19]，“学必讲而后明”[20]。讲习之际，当然伴随着思考、理解，所以朱熹引证程子对“时习”的解释：“时复思绎，浃洽于中。”[21]（此“中”指心）这显然是经典诠释学的范畴，即是对经典的理解与解释。

　　 不仅如此，“不亦说（悦）乎”还蕴含着经典诠释的存在论意味，正如朱熹所说：“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22] 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被诠释对象的意义方面，通过诠释者“时复思绎”而达到“浃洽于中”（融汇于心），实则是生成了经典文本的新的意义；一是诠释者主体方面，“其进自不能已”，即其“日新其德”[23]，获得新的主体性。当然，经典诠释的这种存在论意义，《论语》本章尚未鲜明地展开；而在《论语》的其他篇章里，孔子明确地论述了经典诠释的这种存在论意义。

　　 总之，《论语》开宗明义，便是讲习经典的问题，即典型的经典诠释学问题。经典（classics）是传世的权威性文本，包括孔子所诠释的《诗》《书》《易》等；诠释（interpretation）不仅是对经典的注释（annotation），而是更为广义的理解（understanding）与解释（explanation），正如唐代颜师古所说：“先圣设法，将不徒然，厥意如何，伫问诠释。”[24] 这是“诠释”一语的汉语出处。

　　 （三）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深蕴

　　 孔子不仅有其经典诠释学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有其独具的深邃性。

　　 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远不止于古代“汉学”模式或“宋学”模式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25]（正如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事情就是在存在论神学上思存在者之为存在者”[26]，中国自秦汉以降，儒家哲学的所思也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也不止于目前学界通俗理解的“经典诠释”[27]，而是一种“存在论诠释学”，即：经典诠释活动不只是“主客”架构之下的书斋之中的文本注释工作，而是一种“前存在者”（pre-being）、“前主体性”（pre-subjectivity）[28]、作为存在（Being）的生活方式。此“存在”如唐代孔颖达所说的“知礼乐所存在”[29]（这是“存在”的汉语出处），此“生活”如孟子所说的“民非水火不生活”[30]（这是“生活”的汉语出处）。[31] 这里，作为主体的诠释者的新主体性，与作为对象的经典文本的新意义，都是在这种诠释活动之中生成的，故笔者称之为“注生我经”[32]。这种深邃的思想视域，是目前为止的中国经典诠释研究罕有触及、然而确属孔子所固有而为后儒所遮蔽的。

　　 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当然不是西方诠释学，例如不是目前学界热衷的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33]，而是中国的儒家诠释学，自有中国儒家的问题意识、话语体系。[34] 例如，有学者根据德国诠释学家舒尔茨（Gunter Scholtz）对当代西方诠释学的三种类型划分[35]，认为技艺诠释学关注“正确理解”，诠释哲学关注“理解何为”，而哲学诠释学则致力探究“理解的条件”。[36] 显然，他们所关注的共同点是文本意义的“理解”问题，而不是意义的“生成”问题，更不是主体的“生成”问题。如伽达默尔说：“所有的再现首先都是解释，而且要作为这样的解释，再现才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再现也就是‘理解’。”[37] 在笔者看来，这不能说是真正彻底的“存在论诠释学”，因为“再现”着眼于旧意义的呈现，而不是新意义的生成，更不是新主体性的生成。

　　 笔者的理解，“存在论诠释学”不是ontological hermeneutics，而是hermeneutics as Being theory：这里的“存在论”不是“ontology”（或译“本体论”），而是“Being theory”[38]；这里的“诠释”（interpretation），作为“存在”，不是作为本体的形而上“存在者”（the metaphysic Being），而是作为前存在者情境的“存在”（Being）或“生活”（Life）[39]。这就是说，不论“形而下者”还是“形而上者”[40]，不论被诠释对象的新义还是诠释者的新主体性，都是由作为存在或生活的诠释活动生成的。[41]

　　 本文将证明：以这样的视域来理解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绝非什么“过度诠释”。

　　 二、经典诠释活动的前存在者性质

　　 按照经验主义的“常识”，经典诠释的对象是经典，而经典是一种文献。孔子谈到了“文献”（这是汉语“文献”的最早出处），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42] 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43]“文”指典籍，“献”指贤者，这是“文献”的古义，今则泛指典籍，因为：“献”其实并不是指贤者其人，而是指贤者之言；把它们记录下来，也就成为一种文献，这是“文献”今义的内在根据。所以，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4] 可见不仅贤者的这些 “话”“言”本身是对经典的诠释，即“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而且它们既经“采而录之”，本身即成为一种文献。

引证文献，如所谓“引经据典”，其实是一种诠释。朱熹说“征，证也”，即“征”是引证的意思。他译解孔子语：“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